《龍藏經》：皇權・信仰・藝術的盛世交響 (I) (II)
2026-05-09
2026-11-08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館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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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龍藏經》（甘珠爾、Kangyur）相關的雕像、繪畫、唐卡、壁畫、攝影作品、展覽或親身參觀經驗，有哪些值得推薦的資料、照片、書籍、影片或研究文獻？
近期接觸《龍藏經》相關講座後，對其歷史文化、藝術表現及佛教意涵產生濃厚興趣，想進一步了解不同地區與傳承對《龍藏經》的保存、供奉及展示方式。
有限資訊如下：
現今故宮所稱的《龍藏經》，指的是清康熙年間在宮廷內抄寫完成的藏文甘珠爾系統，完成時間一般記為康熙八年（1669），其形成背景與清初皇室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宮廷工藝動員，以及滿蒙藏宗教政治關係密切相關。
文化意涵：造經功德與積累資糧
在藏傳佛教中，造經、校經與護經被視為「積累資糧」（Puṇya-saṃbhāra）中福德積聚最快的途徑之一。此舉在藏地的宗教語境中，連結著「世間福報」（現世安樂）與「出世間福報」（成佛資糧）。
參考文獻： 劉國威（2012）。清宮藏文《甘珠爾》的研究現狀。《故宮學術季刊》，29(4)，15–40。
說明： 劉國威教授長期研究清宮藏經，其研究指出，《龍藏經》不僅是文本，更被視為「法的實體」。清初宮廷對此經的崇敬與維護，反映了當時「政教合一」背景下，佛經作為保護國家與皇室之神聖符號的文化功能。
歷史背景與起源
《龍藏經》的修造始於清康熙七年（西元 1668 年），完工於康熙八年（西元 1669 年）。此經是由孝莊太皇太后發願，康熙帝支持，匯集當時宮廷頂尖工匠與高僧大德，針對藏傳佛教大藏經《甘珠爾》（Kangyur）進行編纂與書寫的御製泥金寫本。
參考文獻：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2011）。龍藏經：清康熙八年內府泥金藏文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
章節頁數： 導論及文獻考證篇，頁 12–25。
文化意涵： 此經書不僅是藏傳佛教教義的集合，更是滿清皇室政治文化中「崇佛護法」的象徵。透過此項浩大的國家工程，清廷確立了在蒙古與西藏地區的政教權威。
藏傳佛教之「甘珠爾」與「丹珠爾」架構
在藏傳佛教文獻學中，大藏經分為兩部分，這是《龍藏經》得以成書的理論依據：
甘珠爾（Kangyur）： 指「佛語」，收錄釋迦牟尼佛之教法（經與律）。
丹珠爾（Tengyur）： 指「論釋」，收錄後代印度祖師對佛語的解釋與疏釋。
參考文獻： 范晶晶（2010）。藏傳佛教大藏經目錄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章節頁數： 第一章「大藏經的起源與傳承」，頁 15–30。
內容說明： 該書詳述了甘珠爾與丹珠爾在藏傳佛教中作為「三寶」之「法寶」的核心地位，說明為何將這些經典集結修寫，會被認定具有累積福德的文化語境。
民國38年：甘珠爾帶來三分之一在台灣，三分之二在北平北京故宮？所以為什麼會有完整一套？（待確認真偽海峽兩岸在保存的經典）
七世福報 (源自, 就佛教信仰裡面來講, 見一切的佛經、抄寫一切的佛經、閱讀一切的佛經, 蘊含著七世福報的一說, 更何況能親眼見證故宮典藏《龍藏經》.) You accumulate blessings。答案：❌「見《龍藏經》可得七世福報」——目前未查得明確佛經依據。
看完龍藏經心得，離佛教很遠問題，佛陀講法難以言說目的？是為了方便，信眾不同語言與文字記錄不同版本。念原文或開放與他人互動是一種可能接近真理或真相的方式之一。
清朝在圖像：皇帝想當如來（皇權以龍為意象與意圖），中國詮釋。文獻待確認當中？緩慢更新
梁武帝問菩提達摩：「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摩答曰：「並無功德。」此一公案見於《景德傳燈錄》卷三，後世禪宗多以之說明：若修福而不離我執，所成者多為福德，未必即是解脫意義上的功德。釋道原（編）。（1924／原編約1004）。《景德傳燈錄》卷三。載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No. 2076，頁219a。
這段文字出自陳寅恪致其妹妹的信函，內容討論《金剛經》注解的誤解問題，並指出只有晉唐和尚能通梵文，其餘多是望文生義。吳宓主持《學衡》雜誌時得知此信，將其節錄發表：
「……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陳寅恪。(1923 年 8 月) 〈與妹書〉。《學衡》，第 20 期，第 18–19 頁。（吳宓得知此信後，將其節錄發表於《學衡》第 20 期）。
愣嚴咒消除一切罪孽，這是大乘佛教特徵滿足宗教虛榮心。（文獻待考證）
佛陀涅槃以前講法都是嘴巴傳播，佛陀已預知未來是末法時代傳授地子三法印，歷史意義： 佛陀在《大般涅槃經》等文獻中，均強調「依教奉行」是滅後佛弟子的核心修持。這標誌著佛教從「師徒口傳」過渡到「經典書寫與定本」的關鍵時期。
（佛陀滅後的「法」與「律」傳承）
佛陀入滅前，並未指定繼承人，而是囑咐弟子以「法」與「律」為師。這意味著教法的傳承從「佛陀本人的音聲」轉向了「經典的結集」。在歷史學術上，這一轉向確保了佛教教義在沒有佛陀本人在世時，依然能夠透過「結集」（Council）維持體系的完整性。瞿曇僧伽提婆（譯）（1927）。《增壹阿含經》。載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 冊，No. 125）。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原著譯於西元 384–385 年）卷四十四，〈十念品〉，頁 789c。
「三法印」（Three Marks of Dharma）是佛教最核心的教義基礎，用以印證何者為正統或正信佛法。「三法印」即：諸行無常（Anitya）、諸法無我（Anātman）、涅槃寂靜（Nirvāṇa）。其核心概念直接源於《阿含經》。瞿曇僧伽提婆（譯）（1927）。《增壹阿含經》。載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 冊，No. 125）。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原著譯於西元 384–385 年）卷十八，〈等趣四諦品〉第二十六，頁 640c。附註：經文中論述「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寂滅涅槃」，這是後世定義「三法印」的最直接經證。
離開展覽：
1880000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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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文化中，閱讀、抄寫、受持與恭敬經典，被視為培植福德智慧的重要因緣。歷代信眾相信，與佛法結緣能為生命帶來深遠影響。故宮典藏《龍藏經》不僅是清代皇家刊刻大藏經的代表作，更見證了佛教經典在東亞世界的流傳與保存。能親眼見到這部珍貴典籍，既是文化上的殊勝機緣，也是認識佛教智慧與歷史的重要契機。
可查證經典出處：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8，第235號（T8, No. 235）。
經中強調受持、讀誦、書寫與為人解說之功德。
《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法師品〉《大正新脩大藏經》卷9，第262號（T9, No. 262）。
記述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經典之功德。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卷10，第279號（T10, No. 279）。
強調聞法、受持與流通佛法之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