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儒陰法”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 友善轉貼，王曉波先生作品。)

友善轉貼，王曉波先生作品。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5-11/30/nw.D110000gmrb_20151130_2-16.htm

“陽儒陰法”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作者：王曉波《光明日報》（ 2015年11月30日 16版）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大概從太史公開始，至少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儒家主張封建，秦漢以後有沒有封建？儒家主張井田制，秦漢以後有沒有井田制？都沒有。蕭公權就認為，儒家講仁義道德，法家講制度，秦漢以後整體上都是法家。所以我在《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一書的看法是“陽儒陰法”。倫理學是儒家，政治制度是法家。這是很奇妙的結合。“陽儒陰法”的製度，兩千多年曆朝輪替，但這個原則始終沒有改變。

　　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社會的有序性是最好的。美國的民主制度200年，中國的“陽儒陰法”卻已2000多年。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點，但我認為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其實際行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韓非子曾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為下雨遲到就要殺人，這符合人情嗎？這是違背人情的，不合人情的。秦始皇迷信法治，而法家是根據現實而製定法律的。不是法家有太多的問題，是秦始皇的政策問題。因此，歷代學者對法家的看法，大部分我是無法接受的。首先，中國社會是“陽儒陰法”，並非大部分學者所主張的“獨尊儒術”。其次，從胡適之到郭沫若，他們都認為韓非子主張性惡。然而在我看來，韓非子根本不認為有先驗的人性論。性惡也好，性善也好，這些都是天生的、先驗的人性論。韓非子所討論的始終都是人情，而非人性。好利惡害是人情，不是人性。我無法接受性惡論、性善論的說法。另外，一些學者，包括陳啟天在內，都認為法家是從管子開始的。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因為管子沒有鑄刑書。《漢書·藝文志》將李悝作為法家第一人，我也不能同意。

　　我認為無論從事蹟還是思想來看，子產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驅、第一人。首先，如果沒有公佈法，就沒有法家。其次，法家所主張的兩點：人情好利、嚴刑峻法。這些都是子產的主張。所以我認為法家是從子產開始的。這次會議交給我們的題目是“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我想起子產給叔向的回答：“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救世，這就要求變法。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從“吾以救世”開始的。所以我也許會與傳統學者唱反調，不但以子產為法家的第一人，而且認為子產開啟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請注意，我這裡沒有用“法家思想”，而是說法家之治。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經濟背景，而這正是唯物史觀。

　　子產為何要變法？子產的變法並非無緣無故，其所在之世已經維持不了了，所以他要救世。他所在之世為何維持不了了呢？我們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農業的問題。上海博物館挖出一條銅牛來，銅牛鼻子打洞，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在農業中使用畜力。在此之前，生產工具非常簡陋，如貝殼、石頭，因此，耕田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如《詩經》所言：“十千維耦。”要動員如此多的勞動力，只有通過政治手段。因此周初以來的封建制度，實際上是封民封土。君子居於國中，而民居於野。以魯國而言，被封之民為殷民六世。因此，只有了解這個背景，我們才能夠了解孔子在《先進》篇中所言“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的深刻含義。以今天的思維來看，我們很難理解孔子的這個觀點。但是，這裡所講的“野人”，實際上就是殷民。孔子也講得很清楚：“週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以，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其實也就是“先進於禮樂，殷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其實也就是“後進於禮樂，週人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實際上就是周喪失了禮樂，就到野中求之於殷人。在農業具備了牛耕和鐵器的條件下，就不需要動員龐大的勞動力來開荒。但是，新的問題產生了，即人口數量的幾何級膨脹。正如韓非子所言：“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耕地的數量有限，無法滿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面對這一壓力，人們只能選擇“闢草萊”。而這一選擇，逐漸地動搖了井田制度。這樣，我們就讀懂了孟子的言論：“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之所以反對開荒地，是因為其動搖井田制。隨著人口的增長與“闢草萊”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一批不繳稅、不納糧的私田農。隨著時間的發展，魯國開始實行“初稅畝”，即向私田農收稅，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相應地，私田制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另一部分面臨生存危機的人則到了國中，成為國人，給國都政治帶來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子產頒布了刑書。刑書的具體內容我們並不清楚，但我們知 道一個反面教材，即晉國大夫叔向對刑書的反對。叔向認為：“民知有闢，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人民熱衷於爭訟，名家也就隨之而生。後來晉國鑄刑鼎，孔子也加以反對。然而，法治的思想依然在不斷地發展。

　　子產之後，又有李悝、商鞅、韓非等人。商鞅至秦國而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在這樣的情形下，商鞅被車裂。商鞅與吳起都因損害貴族利益而身死。吳起死後，變法不存；商鞅雖死，而商君之法仍存。隨後，沛公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形成了漢律，一直沿革到了《大清律典》。我們可以看到，法家之治的形成




= = = = = = = = = = = = = = = = = = =



http://www.guoxue.com/?p=32555

“陽儒陰法”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王曉波

( 編者按 )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農家、兵家等各個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盪，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文化大觀，豐富了當時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雖然後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長期取得了主導地位，但中國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發展的。”

多向多元而一體，是中國文化一個突出的特點。今天我們倡導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應有之義就是全面開展對諸子各家的研究，推動出現一個新諸子時代。在此基礎上我們期待通過會通融合，構建起多元一體的當代中華文化。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的“由禮到法——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許抗生、王曉波先生對法家的思想價值、歷史地位發表了看法，提出實事求是看待法家的主張。本刊現整理髮表，以饗讀者。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大概從太史公開始，至少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儒家主張封建，秦漢以後有沒有封建？儒家主張井田制，秦漢以後有沒有井田制？都沒有。蕭公權就認為，儒家講仁義道德，法家講制度，秦漢以後整體上都是法家。所以我在《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一書的看法是“陽儒陰法”。倫理學是儒家，政治制度是法家。這是很奇妙的結合。“陽儒陰法”的製度，兩千多年曆朝輪替，但這個原則始終沒有改變。

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社會的有序性是最好的。美國的民主制度200年，中國的“陽儒陰法”卻已2000多年。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點，但我認為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其實際行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韓非子曾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為下雨遲到就要殺人，這符合人情嗎？這是違背人情的，不合人情的。秦始皇迷信法治，而法家是根據現實而製定法律的。不是法家有太多的問題，是秦始皇的政策問題。因此，歷代學者對法家的看法，大部分我是無法接受的。首先，中國社會是“陽儒陰法”，並非大部分學者所主張的“獨尊儒術”。其次，從胡適之到郭沫若，他們都認為韓非子主張性惡。然而在我看來，韓非子根本不認為有先驗的人性論。性惡也好，性善也好，這些都是天生的、先驗的人性論。韓非子所討論的始終都是人情，而非人性。好利惡害是人情，不是人性。我無法接受性惡論、性善論的說法。另外，一些學者，包括陳啟天在內，都認為法家是從管子開始的。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因為管子沒有鑄刑書。《漢書·藝文志》將李悝作為法家第一人，我也不能同意。

我認為無論從事蹟還是思想來看，子產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驅、第一人。首先，如果沒有公佈法，就沒有法家。其次，法家所主張的兩點：人情好利、嚴刑峻法。這些都是子產的主張。所以我認為法家是從子產開始的。這次會議交給我們的題目是“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我想起子產給叔向的回答：“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救世，這就要求變法。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從“吾以救世”開始的。所以我也許會與傳統學者唱反調，不但以子產為法家的第一人，而且認為子產開啟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請注意，我這裡沒有用“法家思想”，而是說法家之治。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經濟背景，而這正是唯物史觀。

子產為何要變法？子產的變法並非無緣無故，其所在之世已經維持不了了，所以他要救世。他所在之世為何維持不了了呢？我們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農業的問題。上海博物館挖出一條銅牛來，銅牛鼻子打洞，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在農業中使用畜力。在此之前，生產工具非常簡陋，如貝殼、石頭，因此，耕田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如《詩經》所言：“十千維耦。”要動員如此多的勞動力，只有通過政治手段。因此周初以來的封建制度，實際上是封民封土。君子居於國中，而民居於野。以魯國而言，被封之民為殷民六世。因此，只有了解這個背景，我們才能夠了解孔子在《先進》篇中所言“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的深刻含義。以今天的思維來看，我們很難理解孔子的這個觀點。但是，這裡所講的“野人”，實際上就是殷民。孔子也講得很清楚：“週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以，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其實也就是“先進於禮樂，殷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其實也就是“後進於禮樂，週人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實際上就是周喪失了禮樂，就到野中求之於殷人。在農業具備了牛耕和鐵器的條件下，就不需要動員龐大的勞動力來開荒。但是，新的問題產生了，即人口數量的幾何級膨脹。正如韓非子所言：“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耕地的數量有限，無法滿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面對這一壓力，人們只能選擇“闢草萊”。而這一選擇，逐漸地動搖了井田制度。這樣，我們就讀懂了孟子的言論：“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之所以反對開荒地，是因為其動搖井田制。隨著人口的增長與“闢草萊”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一批不繳稅、不納糧的私田農。隨著時間的發展，魯國開始實行“初稅畝”，即向私田農收稅，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相應地，私田制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另一部分面臨生存危機的人則到了國中，成為國人，給國都政治帶來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子產頒布了刑書。刑書的具體內容我們並不清楚，但我 們知道一個反面教材，即晉國大夫叔向對刑書的反對。叔向認為：“民知有闢，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人民熱衷於爭訟，名家也就隨之而生。後來晉國鑄刑鼎，孔子也加以反對。然而，法治的思想依然在不斷地發展。

子產之後，又有李悝、商鞅、韓非等人。商鞅至秦國而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在這樣的情形下，商鞅被車裂。商鞅與吳起都因損害貴族利益而身死。吳起死後，變法不存；商鞅雖死，而商君之法仍存。隨後，沛公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形成了漢律，一直沿革到了《大清律典》。我們可以看到，法家之治的形成，其來有自。更有漢宣帝“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之言，這也說明中國社會向來是“陽儒陰法”。這也相應地佐證了中國的法家之治起源於子產，而子產的思想又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息息相關。




= = = = = = = = = = = =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主頁>孟子>離婁章句>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原文】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1。'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2，連諸侯3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4者次之。”

【譯文】

孟子說：“冉求當了季康子的總管，不能改變他的作風，田賦反而兩倍於從前。孔子說：'冉求不再是我的學生，同學們可以大張旗鼓地攻擊他。'從這事看來，君主不實行仁政，卻去幫助他搜刮財富的人，都是孔子所唾棄的，何況為那不仁之君努力作戰的人呢？〔這些人〕為爭奪土地而戰，殺得屍橫遍野；為爭奪城池而戰，滿城血海屍山，這就叫作帶領著土地來吃人肉，死了也贖不了他們的罪。所以能征善戰者應該受最重的刑罰，鼓吹合縱連橫者該受次一等的刑罰，〔為了替君主搜刮財富而讓百姓背井離鄉去〕開墾草莽以盡地利的人該受再次一等的刑罰。”

【註釋】

（1）“求也為季氏宰”至“可也”：
其史實可參《論語·先進》《左傳·哀公十一年》；求，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

（2）上刑：重刑。

（3）連諸侯：聯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流。

（4）闢草萊、任土地：闢，開墾；任土地，謂分土授民。
不過孟子所反對者，是統治者為謀私利，驅使百姓背井離鄉，奔波路途。




= = = = = = = = = = = =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1116/c40531-31931792.html

以唯物史觀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吳曉明

2020年11月16日08:1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核心閱讀


恩格斯是唯物史觀的創立者之一，也是唯物史觀的科學運用者和不懈推進者。在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深入研究其對唯物史觀的重要貢獻，進一步闡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時代意義，堅持以唯物史觀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基礎。恩格斯是唯物史觀的創立者之一，也是唯物史觀的科學運用者和不懈推進者。可以說，他畢生的事業都是緊緊圍繞唯物史觀展開的。在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深入研究其對唯物史觀的重要貢獻，進一步闡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時代意義，堅持以唯物史觀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唯物史觀是貫穿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第一次科學地回答了歷史觀的基本問題，即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又能動地反作用於社會存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唯物史觀具有世界性影響，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卓著貢獻密不可分。對於唯物史觀的創立來說，深入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領域即“經濟事實”領域，是十分必要的。當馬克思由解剖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而展開經濟學研究時，恩格斯也為批判地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進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唯物史觀的創立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前提，並通過這個前提將法、政治和觀念等上層建筑的討論引入“物質的生活關系”領域。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唯物史觀為基礎，隻有在這一基礎之上，經濟學的范疇、規律等才會被理解為是植根於社會現實的，是歷史地發展變化的。恩格斯不僅在這兩個方面均作出開創性貢獻，成為唯物史觀的創立者之一，而且在整個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對唯物史觀進行了廣泛運用和深刻闡釋。

唯物史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科學運用，突出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產黨宣言》中。這個劃時代的綱領性文獻，與當時其他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方案的根本差別在於：它將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置於科學基礎之上，而這一基礎就是唯物史觀。《共產黨宣言》關於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基本結論，揭示了西方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自我否定。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為《共產黨宣言》撰寫了多個版本的序言。他在其中一再強調的是：貫穿《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核心思想”正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認為，每一時代的物質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賴以建立的基礎。《共產黨宣言》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分析，是以此為理論立足點的。

《共產黨宣言》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作過簡要批判，后來恩格斯更加深入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了使社會主義從訴諸抽象觀念的空想變為真正的科學，必須把它置於現實歷史的基礎之上，而這一基礎正是由唯物史觀揭示出來的。

科學運用唯物史觀研究解決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廣泛運用和深刻闡釋，使唯物史觀的原則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恩格斯強調，唯物史觀絕不是一些抽象的教條或公式，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指南。現實本身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以把握現實為主旨的唯物史觀，必然因應現實發展在理論上不斷得到推進和創新。由此出發，才能更好把握唯物史觀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引領意義。這種引領意義首先在於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使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歷史性實踐中充分地具體化。

恩格斯指出，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沒有什麼比實際地深入現實並把握特定對象的內容更重要了。恩格斯強調，隻要唯物史觀的原理被當成現成的公式用來裁剪各種歷史事實，它就立即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即唯心史觀。這啟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僅要求熟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且要求運用這些原理去把握社會現實，尤其是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

對原則或原理的抽象運用，一般稱之為教條主義，哲學上則稱之為“外在反思”。外在反思往往不理會現實本身的內容，而僅僅把抽象的普遍性強加到具體內容之上。隻有我們的學術徹底地擺脫外在反思，才會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為了使唯物史觀始終深入社會現實並在這個過程中持續推進內容上的具體化，恩格斯突出強調了唯物辯証法。在這裡，辯証法意味著對於既定的社會來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而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是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得以呈現的。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書信中指出，唯物史觀絕不是將抽象的原則先驗地強加到各種對象上去，而是在對特定對象的具體研究中，使對象之“自我活動”的辯証過程得到把握並且在科學上具體地再現出來。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來說，這應當成為重要的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以唯物史觀為引領的哲學社會科學，隻有在不斷推進和創新的具體研究中才能獲得持久的生機活力。換言之，隻有在面向現實的理論創新中才能不斷煥發生機活力。恩格斯將這樣的任務表述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堅持以唯物史觀為引領，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對於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光明前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著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任，必須面向火熱的社會現實、立足生動的社會實踐。這意味著，當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把握並科學運用唯物史觀研究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時，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就會獲得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宏大事業，就是對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最好紀念。而在這一宏大事業中，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

如何認識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社會歷史觀的重大課題。同唯心史觀相對立，唯物史觀第一次徹底解決了這個課題，提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以唯物史觀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

唯物史觀以前的歷史理論，至多只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從來沒有真正探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唯物史觀將歷史的本質置於社會生活尤其是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第一次讓人們能夠精確考察人民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歷史變更。對於唯物史觀來說，從社會現實出發，也就是從人民群眾出發﹔社會現實的觀點，就是人民群眾的觀點。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實踐是精神文化的真正源泉，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堅持唯物史觀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的引領作用，就意味著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有價值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應和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中作出更大貢獻，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隻有切合時代需要、滿足人民需求的學問才是真學問，才能寫進群眾心坎裡、發揮應有作用。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既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牢牢把握的一條基本原則。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0年11月16日 09 版）




= = = = = = = = = = = = = =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jiangjunyang/marxist.org-chinese-TinSu-2004book-1.htm


學習與思考 (一)
－－關於唯物史觀－－

田　淑


一、唯物主義歷物史觀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在社會思想史上對人類作出的偉大貢獻。恩格斯把這一發現比喻為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作出貢獻一樣偉大。在馬克思之前，在社會歷史的研究上，佔支配地位的是唯心主義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只從人的主觀意識方面去考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不能說明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其次，唯心主義歷史觀對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變化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並不重視，認為只有絕頂聰明的人物和智者才是創造歷史的英雄，馬克思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正好與唯心主義歷史觀相反，他批判了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謬誤，確立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在歷史科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簡要」說明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觀點如下(為了以後說明的需要，作者特意在馬克思提出的基本觀點前面標明數碼)：

　　（1）「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於其上，並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2）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使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3）「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宗教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它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決。」

　　（4）「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只能提出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任務本身，只有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中，才會發生。」

　　（5）「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胚胎裡，同時又創造出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史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以上所引就是馬克思本人闡述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觀點。引文見於《馬、恩全集》第十三卷8-9頁。

二、馬、恩對唯物史觀的解說

　　過去，有許多人對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觀做過闡釋的工作，這對理解唯物史觀的觀點無疑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眾多的闡釋中，兩沒有比馬、恩二人對唯物史觀的精義解釋得最透徹、最明了、最確切的了。因此，為了確切地把握唯物史觀的精義所在，我們從他們的著作和通信中引述如下。

　　（1）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給他的朋友俄國自由派地主、著作家安年科夫寫信，談了他讀普魯東的《哲學的貧困》一書的印象，認為這本書是「一本很壞的書」。他在信中批判普魯東的錯誤觀點的同時，也談及了有關唯物史觀的問題，他說：「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麼？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一定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態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的一定階段上就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這是普魯東先生永遠不會了解的東西。」

　　（2）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46本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關於唯物史觀有如下的話：「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

　　（3）恩格斯寫於1877年6月的《卡爾，馬克思》一文中說到馬克思使自己名字永垂科學史冊的兩大發現之一的唯物史觀時說，馬克思「在整個世界史觀實現了變革。以前所有對於歷史的見解，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找，並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是政治的變動，可是，人的思想究竟從那裡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又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沒有人過問。」「而馬克思證明，過去的全部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和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會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是由於什麼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當時存在的物質的、可以實際感覺到的條件，即各該時代社會藉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級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歷史學家卻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一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的方法來說明，而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同樣可以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生活的經濟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係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實基礎上，一個很明顯而以前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

　　（4）恩格斯在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寫成的《反杜林論》一書的第三篇「社會主義」中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在每一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長的認識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的基礎，每一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

　　（5）1883年，《共產黨宣言》出版第三個德文版本。這是馬克思逝世後出版的版本。恩格斯為這個版本寫「序言」，他又一次提到貫串《宣言》中的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他說，「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

　　（6）1885年恩格斯為馬克思《路易，邦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的第三版寫的「序言」中說：「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的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任何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種社會階級的鬥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衝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的。」

　　（7）恩格斯在1888年《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又一次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簡明的解析，他說，「這個原理就是：每一個歷史時代主要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

　　我們在上面引述的馬、恩二人對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解說僅僅是他們著作中小小的一部分，但這足以使我們明白唯物史觀的真諦所在了。馬、恩二人在他們一生的科學研究的著述中，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來研究人類社會過去的和現代的歷史變化發展取得的極其輝煌的科學研究成果。他們的主要著作如《德意志的意識形態》、《共產黨直言》、《資本論》、《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1848年至1851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邦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英國工人階級現狀》等等，都貫徹著唯物史觀的觀點。正因為這樣，他們的著作一直到今天，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經受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事變的考驗，證明馬、恩二人在這些著作中所闡述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戰略和策略等提出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從而使它們成為傳世的不朽著作。盡管這些著作直至今天仍然受到資產階級學者、自由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種種挑剔、攻擊、閹割和篡改，都不能掩蓋它們的光輝。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愈益顯示了它們作為先進的思想武器的偉大力量。人們要對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事件有個正確的認識並籍以推動社會的前進，還得從學習馬、恩的唯物史觀開始。

三、馬、恩告誡不要把他們的理論當成教條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一直諄諄告誡追隨者不要把他們的理論當成教條，而要本著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認真去研究過去的、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事件，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參與事件的各種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趨向，才能發現事件的客觀規律。對開這個問題，馬、恩二人都說過許多，我們在下而也摘引一些來加以說明。

　　(1)1877年11月，馬克思給《祖國紀事報》編輯部寫信，原因是該報在1877年10月號上發表了俄國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的題為《卡爾．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該文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觀點作了錯誤的解釋，它把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根據大量的客觀事實和資料，對面歐資本主義制度怎樣從封建制度內部發生和發展起來的論證，著作是「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來對待：以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馬克思認為這是對他「過多的贊譽」，也是「過多的侮辱」。他說：「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把萬能鑰匙」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越歷史的」，因而是抽象的。它只存在於具體的歷史事變的發展過程之中。所以，只有研究和理解了客觀歷史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才能把握相說明「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把萬能鑰匙」，而不是相反。

　　馬克思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他提到了古羅馬平民所遭遇的命運。他說：古羅馬的平民「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在古羅馬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這些農民被剝奪自己所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了除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人」，與此同時，古羅馬也曾出現了「擁有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古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現代的僱佣勞動者，卻變成了無所事事的遊民。那些擁有全部財富的人，也沒有成為現代的資產階級。整個古羅馬的發展進程只形成為奴隸佔有制，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所舉古羅馬社會發展的例子正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發生發展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且，正是出於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發展的道路及其形式也就大不相同，而表現為千差萬別的各具特點的客觀存在。比如英國的資本主義同美國的資本主義、法國的資本主義、德國的資本主義、沙阜俄國的資本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等等，各自都有其形成的歷史及不同的形式。但本質上，它們都是剝削僱佣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形態。

　　(2)1890年6月5日，恩格斯給思斯特(1866-1933)寫信，同年10月1日又寫了《答保爾，恩斯特先生》一文。保爾，恩斯特在十八世紀80年代參加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是青年派領袖之一。他在《自由論壇》1890年5月14日的第十五期發表了題為《婦女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文。他自認為他是運用馬克思的歷史觀點研究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婦女運動的。他的文章招來了資產階級評論家海爾曼．巴爾的批評，為此，恩斯特要求恩格斯「用兩三句話談一談」他的觀點是不是「符合馬克思的觀點」的。已經是古稀之年的恩格斯對這位「青年派」的「同志」雖然並不贊賞，但仍然耐心地向他指出，首先他(恩格斯)並不認為巴爾所解析的就是馬克思的觀點，但認為巴爾指責恩斯特的觀點不符合馬克思的觀點是有理由的。因為，恩斯特把德國的「小市民階級」(即小資產階級──引者)和挪威的小資產階級等同看待是不對的。恩格斯說，德國的小市民階級是「失敗的革命的產物」，「具有膽怯、狹隘、束手無策、毫無首創能力的這樣一些畸形發展的特殊性格」，而「相反」，「挪威的農民從來沒有當過農奴，這使得全部發展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資產者是自由農民之子，因而比起退化的德國小市民來，他們是真正的人。」恩格斯認為，易卜生的戲劇裡所描寫的挪威小資產者人物都是「有性格和首創精神，行動獨立」的人，這同德國的小資產者是有「天淵之別」的。恩格斯還指出，「英、法等國的小資產者同德國的小資產絕不是處在同一水平上。」所以，恩格斯嚴肅地指明「如果不把唯物史觀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成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變成自己的對立物。」正如恩斯特「按照德國的樣子來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階層並把它搬到這個國家(指挪威－－引者)來，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這便證明恩斯特「對於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

　　（3）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給康，斯米特的信中說：「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需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但是，許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在襁褓中)盡速構成體係，就自以為了不起了。」

　　（4）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在給約．布洛赫的信中談了有關唯物史觀的問題，他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的因素是唯一的因素，那末，他們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過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鬥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戰勝的階級在獲勝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偶然再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結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的作用。」

　　在這裡，恩格斯舉了普魯士國家及其小邦國的發展史為例子，他說：

　　「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結底是經濟的原因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邦中，勃倫登堡成為一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所決定，……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要不鬧笑話是很不容易的。」

　　恩格斯把那些單純從經濟的因素來說明複雜的歷史變化的人叫做「書呆子」。

　　恩格斯繼續說：「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許多單個的意志在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而其中的每一個意志，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互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

　　因此，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弄清楚這「許多」社會「意志」是如何產生和形成的，其次要弄清楚處在「互相衝突」中的「許多」「意志」的相互關係，「衝突」的深刻程度和力量對比，以及「衝突」的發展趨向。這樣，我們才能把握歷史事變的整個發展規律。

四、唯物史觀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

　　恩格斯在1877年6月中寫的《卡爾，馬克思》一文，其中談到了唯物史觀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意義，他說：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証明了：過去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貫存在的，人類的大多數總是注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過著悲慘的生活。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是如此的不發達，以至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階級對抗的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來說只是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不得不為自己謀取微薄的生活資料，而且還得為特權者不斷增值財富。這種歷史觀以上述方法對以往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析。可是這同一的歷史觀還使我們得到這樣的信念：由於現在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人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根據，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裡已經消失；統治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但不能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一次的大危機－－和工業受壓抑的狀況就是證明。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的手中，轉到這個由於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用完全消滅任何階級統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剝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已的階級手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使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有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起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每一個成員不僅可以多加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制成的產品增長到保證每一個人的一切合理需要日益得到滿足的程度。」

　　社會主義的理論之所以由空想變為科學，就在於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客觀的批判研究的結果。人們要懂得什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首先就應當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今天人們借著蘇聯的瓦解企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把它視為「烏托邦」，這只能證明這些人根本不懂得唯物史觀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史。正如恩格斯所說，這些人應當從社會主義的ABC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