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積分：1分
文章編號：70923324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0925838
批判宋鴻兵●「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最近看到宋鴻兵這部影片覺得他歪曲的很嚴重
批判宋鴻兵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蒲魯東主義」，
把土地私有制和私有產權說成是平等意識根本是嚴重的歪曲，
私有財產權的平等不是人類的平等，相反的根據盧梭的觀點「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貴族之間的平等不是貴族和奴隸的平等，就跟羅馬共和國自由民和貴族之間的平等不代表奴隸和自由民真正實現了平等，
就跟美國在1960年代黑人沒有選舉權一樣，
而黑人在南北戰爭前只是美國奴隸主的私有財產而以，可以被買賣和交易的，
而白人和白人之間法權平等，這種平等是狹隘的，
並非是人類的平等，宋鴻兵所講的平等是資本或是土地的私有產權平等的一種狹隘平等，
財產權的平等不是人類的平等。要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才可能實現人類真正自由和解放以及平等，
但是要實現這一點以前必須先有一個統一市場和統一政府的形成，
在這個市場之內形成自由貿易才可能在這之後的社會發展生產力形成統一的社會主義政府，
但是列寧認為國家的存在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只有真正全球統一之後並在這個統一世界市場的基礎之上讓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
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和近一步發展市場分工，最後形成統一的世界政府，
並且透過無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成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
並且這個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政府也是一種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當實現共產主義的生產力，
「世界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政府的自我消亡」人類才可能真正全面自由發展和實現解放。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0926176
http://www.cssn.cn/sjs/sjs_lsjd/201508/t20150831_2142209_1.shtml
1215年6月，英格蘭一批反叛王權的封建貴族，以武力相威脅迫使英王約翰簽訂了載有其多項要求的著名文件《大憲章》。在《大憲章》誕生八百週年之際，如何研判它的精神價值與歷史地位，再次成為中外學術界所聚焦的熱點問題。一個多世紀以來，由於社會理想和學術理路的差異，史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對《大憲章》作了諸多詮釋，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管如此，學界中人常常傾向於凸顯《大憲章》的所謂「現代性」，即發掘其中現代社會所需要的諸如「自由」「權利」「民主」「法治」之類的現代思想內涵。事實上，如果以唯物史觀來做一「正本清源」，緊扣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語境來考量，就不難發現封建性構成了《大憲章》精神的歷史底蘊。
在唯物史觀看來，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任何觀念、意識只能是這一過程的「折射」與「回聲」。由此觀之，《大憲章》集中反映了英國封建社會盛期統治階級內部權益的矛盾與紛爭。諾曼征服後，英國封建君主與貴族締結起封君封臣等級制度，形成了約定雙方關係的封建習慣，如在封建騎士役徵調、封建協助金與封地繼承金的上繳等方面，都有「約定俗成」的一個界限。然而，隨著政治集權化的日益加強，英王不斷突破封建習慣的限制，對貴族階層已享有的封建特權構成嚴重威脅。這一狀況尤以約翰王時為甚。其時，英國與法國為大陸領地而展開戰爭，軍費很大，面臨嚴重財政危機，約翰王也就變本加厲地對貴族乃至城市、教士肆意徵調錢物，對敢於不遵王命者包括高級教士嚴加懲處。在此情況下，貴族階層起兵反叛，在教會的斡旋下，要求將國王的權力運作重新納入封建習慣的邊界內，恢復「祖宗舊制」「先王良法」。這一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文件締造者的身份，賦予《大憲章》以深厚的封建性的歷史底蘊。
無論是表述話語、思想框架還是訴求主旨，《大憲章》都彰顯了那個封建時代貴族階層所固有的封建性。《大憲章》肯定了封建王權的合法地位，將國王視為貴族權益的恩賜者，並聲稱保護國王人身不可侵犯的尊嚴。而在《大憲章》的63條條款中，佔據核心位置的有明確要求保障貴族及教會權益的條文約有18條，佔全部條款的28%以上，其內容涉及保證貴族財產、司法和政治各至關重要領域的特權。此外還有6條關於保障自由人財產、人身自由等權益的規定，佔據所有條文的約10%。這些條文事實上也是為貴族權益辯護的，儘管它們在理論上涵蓋了開始出現的市民階層，但實際上是貴族階層的代名詞。而對當時占人口大多數的無人身自由的農奴可言，這些條文毫無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從詞源學和語義學的角度來看，《大憲章》中所指的「特權」一詞常常被誤讀為「自由」，它實際上是指由國王授予貴族的某種特權或免於某項義務的特權、市鎮舊有的各項特權以及教會享有的自主的特權，這些都是多年沿襲下來的習慣。這些構成《大憲章》主基調的條款說明，多年來將這一文本稱之為「自由大憲章」無疑是不妥當的，它實際上是「特權大憲章」。
《大憲章》的問世，自然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標誌著中世紀英國封建秩序從無序化、隨意性走向法理化、制度化的開端。諾曼征服後，盎格魯薩克遜原始民主傳統仍然殘存，融入了大陸引進的「封建契約」之中。但由於「舶來」的封建制是隨著征服戰爭由國王通過顯赫的軍事聲威自上而下同步推進的，國王在與貴族之間的封君封臣私家關係中處於支配地位，雙方的權利義務只有「口頭約定」而無「文本契約」。因此，同時具有「一國之君」政治身份的國王為了拓展公共權威，必定在實施宗主權力時常常輕易突破「約定」的封建習慣的邊界，打壓、縮小貴族階層的特權空間。從這個角度講，《大憲章》是中世紀英國第一份文本化的「封建契約」，且是國王與整個封建貴族階層簽訂的。這一文本明確規定了國王與貴族之間權益的邊界，對於實現封建秩序的法理化與制度化十分重要。同時，由於不是與單個貴族而是與整個階層的「約定」且在名義上擴大到整個「自由人」群體的範疇，大憲章也就有了整個王國「憲法」的韻味。隨著日後市民階層的擴大和農奴解放進程的開啟，《大憲章》之「特權」所涵蓋的人群數量在理論上也必定隨之擴大。尤其是其中的相關條文約定，將「同意」和「代表」兩個政治原則貫穿其中，規定了國王徵收協助金與盾牌錢、財產需經同意；未經同儕合法裁判或王國法律判決，不得逮捕、監禁「自由人」；由25位貴族組成委員會代表王國「共同體」監督《大憲章》的實施，並擁有使用武力迫使國王改正錯誤的權利。這些訴求和規制雖然帶有自發的、樸素的色彩，但也顯示，《大憲章》的產生意味著封建君權的運作開始步入「憲政」（本意是「制度」）的軌跡，「王在法下」傳統的建構開始有了明確的法理依據。同時，也為後世新興政治力量的詮釋與闡發留下了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與寬泛的拓展空間。
「應然」並不等於「已然」。在中世紀後期，尤其是在愛德華一世、二世統治時期，儘管封建貴族時而援引《大憲章》以為其封建特權辯護，與王權抗爭，使得大憲章被不斷確認與頒布，並構成了議會君主制的思想源泉。但從根本上講，在人身依附關係為軸心的封建社會體制中，《大憲章》並不能有效地限制王權。從抒發貴族不滿心緒的詩篇《劉易斯之歌》，到規勸君主施行「仁政」的政論文《鏡鑑》，從自詡「法律在我胸中」的理查德二世的獨裁到爭奪王位的血與火的玫瑰戰爭，都堪可為證。《大憲章》中的條款能否兌現，從根本上說是由國王與貴族之間的政治實力對比決定的。而且，隨著教會法、羅馬法與希臘古典政治學說的傳入及其對英國哲人政治思考的影響，《大憲章》的影響逐漸減弱，並非像人們想像中的那麼重要。例如被西方史學界視為對英國近代憲政產生重要影響的15世紀著名法學家福特斯鳩的著作中，就絕口不提及《大憲章》。到了16世紀，在都鐸王朝比較專制的「新君主制」箝制下，大憲章的所謂「法治」精神更是處於沉潛狀態，難顯於世。當時的法學界在關注涉及臣民特權的問題時，時常考慮的是如何維護統治秩序和履行政治義務，「法治」始終是與服從現實政治權威聯結一體的。只是到了17世紀初，隨著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政治力量的崛起，《大憲章》才再度「重現天日」，被庫克等法學家及其後的輝格黨加以重新詮釋與闡揚，為其反對君主專制、建構資產階級憲政體制披上「古色古香」的傳統「合法」外衣，由此而賦予了《大憲章》以「自由」「權利」「民主」「法治」的「現代性」思想內核。
自19世紀以來，在西方學術界對《大憲章》的研究過程中，以「牛津學派」創立者斯塔布斯為代表的憲政主義歷史觀的闡幽發微，影響很深，更使得這一文獻的所謂「現代性」在「層累的歷史」中日益積澱和凸顯，其本身的中世紀曆史底色日漸湮沒，以至於它被視為西方人權的「權利之根」與民主憲政的《聖經》、「西方文明優越」的典型歷史例證。另一方面，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西方學者也不時通過文本語境和內涵的解讀，對「大憲章神話」進行「破譯」與質疑，尤其是對那種刻意以現實作為參照坐標去裁量歷史、重構歷史的「輝格模式」予以理性的學術批判，力圖復原《大憲章》固有的封建性歷史底蘊。
《大憲章》的流傳實際上是一部中世紀曆史文本的發現史與解讀史，其從固有的封建性到被賦予「現代性」經歷了一個曲折複雜的漫長歷史進程。正因為如此，就必須摒棄那種以現實為坐標對《大憲章》主觀曲解、進而「穿越」歷史將之與現實牽強附會、機械「對接」的做法，還原到社會背景和歷史語境中去揭示它真實的歷史底蘊，並從日後社會現實的變動中去揭示它的核心內涵的蛻變與翻新。畢竟，獲得歷史教益的前提應該也必定是對歷史本身的認知、敬畏與尊重！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38480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48131
這個節目是唯心主義的垃圾，還拿大衛休謨那種懷疑論者的眼光和純經驗哲學看問題，康德也批判過他，資本主義的危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原因在於用剩餘價值生產造成的相對生產過剩危機，債務週期和康波只是放大這種週期的槓桿而已讓他波動更劇烈，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危機並沒有這麼頻繁發生，在貨幣時代以前根本沒有這種經濟危機，馬克思早就發現這種危機是資本主義無法實現剩餘價值的危機是「G-W---P---W'-G'」產業資本和 「G-G'」金融資本這兩種運動模式共同造成的，最終發生的剩餘價值實現的鏈條斷裂，而不管是凱因斯還是新古典都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在顛倒和扭曲危機發生的因果關係。 至於那台大哲學教授根本沒考慮科學模型是可以預測的也可以重複做實驗檢驗證偽，也可以被實驗所推翻，因此才叫做科學，任何東西都有因果關係的。 金融資本和房地產本質是一種虛擬資本，並非是真實的資本，資產價格泡沫只是心理學現象並非是真實的物理原因(例如戰爭)消滅了資本，真實資本還是存在的。
邏輯分析
工資購買的價格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生活資料價格)，就是工資本身
勞動力的新增價值(產出)卻是 工資+利潤 工資+利潤 >大於工資購買價格本身
如果沒有任何詐欺的話，一個更小的購買價值，如何產生一個更大的價值？
資本家用一個比工人新增加值的更小的價值(工資)來購買他
這部分的價值增值就是利潤來源，利潤就是資本家無償佔有勞工的剩餘價值
那你可以反駁說資本自己可以創造價值阿？
很抱歉馬克思也分析批判過這種狀況 「資本的本體」
不是指名義的貨幣或是數字，否則政府只要印鈔無中生有財富，
而是具有實體的機器 設備 廠房 等等實體有用的東西 資本本體（capital proper），它由生產工具組成，
包括最原始的斧頭、刀、犁，到最精密的機床、
最大的發電機或粒子迴旋加速器，或者設備最先進的工廠。
固定資本消耗誰來補償？
簡而言之機器壞了要修理他的消耗誰來補償 、誰來創造出機器本身?
答案是工人的勞動 只有勞動能創造一切的價值，而勞動力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 答案很明顯了，工人的勞動創造出一切的資本，這是邏輯分析得出的結論
1.工資降低的確是資本主義的規律，在自由放任無政府干預的情況下
工資的價格要受到機器的價格競爭，還要受到再生產生活消費品的成本價格降低而降低
而機器體系本質本身是一種死勞動，是工人創造出來的「異化勞動」
機器本身只能能透過生產過程，轉移價值到新產品中自己不能無中生有創造價值，
所以生產要素的土地和資本本身都不是價值的泉源
公式1新產品的總價值=勞動力價值新增的量+轉移機器死勞動的量
公式2 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工資)，就是購買工人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是再生產工人生活資料的價值
這個交換價值受到生產成本的影響也受到機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競爭性的降低，
就跟半導體和工業品的價值會受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斷降低一樣。
因為雇傭勞動制度的存在，工人本身沒有生產資料，
工資本身也同受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競爭的規律一樣而降低，
因為「勞動力已經被資本家異化為商品」 工資會不斷降低才正常，
但是我開頭也說了「自由放任的完全競爭市場和資本主義」並不存在
各國已開發國家都是實行所謂「帝國主義」的一種「壟斷資本主義」模式
這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利用意識形態把人民分割在所得不同的國家 然後限制人口自由移民，再利用政府干預和保護主義等手段，
給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貴族工人」高工資 維持內部龐大的中產階級
以阻止資本和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阻止在世界市場範圍內達到均衡，
阻止工人遷移到高所得經濟體內工作的一種制度
例如歐洲就會反對敘利亞移民，美國會反對墨西哥移民
而且對相關產業競爭的國家利用國家安全等理由 或是技術封鎖，
反企業併購等手段實行「壟斷」 而阻止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
但是這種模式還是要同外部輸入剩餘價值才有辦法運作
因此一樣是對全球市場有所依賴 美國、歐洲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在全球分工體系裡的地位類似享有經濟地租的地主，
而開發中國家是相對受到剝削和轉移剩餘價值的對象。
2.馬克思的資本論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矛盾
資本主義的「相對生產過剩」和工資成長的不匹配，因此產品要賣出去才可能實現剩餘價值轉化成利潤 相對生產過剩是對購買力而言，並不是真正的過剩，生產的產品可能還不能滿足這個社會的需求， 但是大部分人已經買不起了，這時候會導致資本家虧損。而絕對生產過剩是指生產的產品多餘社會需要， 就算人們在有錢也不會買了，是真正的生產過剩 產品賣不出去滯銷就可能就會產生「經濟週期」和蕭條 之所以是「相對生產過剩」不是「絕對的生產過剩」就是實現剩餘價值本身和工資的內在邏輯矛盾 因為工人勞動創造的新價值 等於 「利潤+工資 」 而工人的收入也就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價值」只有「工資」
「工資+利潤」永遠都大於「工資」
「工資+利潤」永遠都大於「工資」
工人永遠都不可能用一個更小的交換價值去購買工資+利潤的交換價值
因此資本主義是不穩定的體系，時常發生週期性的崩潰和蕭條 ，
這種蕭條不可能透過擴大消費解決，更不可能透過「凱因斯主義」所謂的消費和擴張財政赤字解決
因為這和資本用剩餘價值積累成長擴大生產力的邏輯相矛盾
3.我之前已經說過工資是一種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價值，但是一定小於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工資+利潤) 這是資本主義體系永遠的矛盾和經濟危機的基礎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48183
比例失調、消費不足、過度積累、利潤率下降不能是只看一部份的不相關連的片面分析
需要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總分配過程做總體的經濟學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與恩格斯的編輯工作
逃避《資本論》？：經濟、歷史與生態
一百多年來，從對《資本論》的討論、批評、辯護、重建當中開展出各家各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要完整評析《資本論》的經濟思想，勢必得回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歷史。本書當然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只能請讀者參閱既有的著作（見如Howard and King, 2003, 2014；顧海良、張雷聲，2006；姚開建，2010）。此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說《資本論》的著作已如汗牛充棟，我不認為可以透過本書再談出太多新意。 因此，這一章將只集中討論兩個問題：首先，恩格斯對《資本論》的編輯工作如何影響了後人對馬克思的理解，尤其是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其次，《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的心血，但為什麼最終沒能完成？是否真的像某些論者主張的，馬克思因為有某些無法解決的（理論）問題，使他不得不「逃避《資本論》」（auf der Flucht vor dem Kapital）（Vollgraf, 1994）？
「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與恩格斯的編輯工作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週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Marx, 2017a: 14）
在危機中——在恐慌時刻過後——在工業蕭條期間，貨幣固定在銀行家、證券經紀人等等的手裡，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貨幣也渴求投入的地盤，以便能作為資本來增殖。（Marx, 1998c: 8）
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經濟危機問題的社會科學家。討論經濟危機或商業週期問題，一般會追溯到法國醫生和統計學家朱格拉（Clément Juglar，1819-1905）於1862年出版的《論法國、英國、美國的商業危機及其週期》（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leur retour periodique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aux Etats-Unis）。 但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到：
只要指出在週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Marx and Engels, 2014: 109-10）
部分論者認為，1990年代以降的幾次重大經濟危機只是「金融危機」，而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沒有密切關聯。針對這種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寫的這段話，即使從今天來看也毫不過時：
1843-1845年是工商業繁榮的幾年，這個時期的繁榮是1837-1842年幾乎連年工業蕭條的必然結果。像往常一樣，繁榮很快就產生了投機。投機常常是發生在生產過剩已經非常嚴重的時期。它是生產過剩的暫時出路，但是，這樣它又加速了危機的來臨和加強危機的力量。危機本身首先是爆發在投機領域中，而後來才波及到生產。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似乎爆發危機的原因不是生產過剩，而是無限制的、只不過是生產過剩之徵兆的投機，似乎跟著而來的工業解體不是解體前急劇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過是投機領域內發生破產的簡單反映。（Marx and Engels, 1998: 575，重點為筆者所加）
自1850年代起，馬克思開始比較密集地研究經濟危機問題，尤其關注貨幣、信貸問題與經濟危機的關聯。1857-5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更是馬克思撰寫《大綱》的直接背景。 他在寫作《大綱》的期間，同時準備了三本筆記（一般稱為《危機筆記》，收錄於尚未出版的MEGA²第四部分第14卷，相關研究見第二章表一），蒐集了美國及歐洲各國經濟危機的大量剪報、統計、官方報告，準備和恩格斯合寫一本小冊子，但後來未能出版。可以這麼說：整個1850年代，馬克思的筆記、手稿、書信、文章（尤其是他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文章）都貫徹了他對經濟危機問題的思考。
除了1850年代的著述外，1861-63年手稿、1863-65年手稿、《資本論》三卷等各處都看得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分析（儘管多數是雛形）。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已經成為最具爭議、但也最具生命力與政治意涵的課題之一，亦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不斷試圖將危機理論與經驗現實對話。在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四伏的21世紀，相信會有更多人對馬克思的危機論述感興趣，也更願意公正地評價或開展馬克思的危機理論。
簡單來說，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大致可以梳理或開展出四種著重「單一因素」的危機理論（可比較如Mandel, 1991: 176-81；Mandel, 1980: 165ff.；Carchedi, 1991: 179-84；Chattopadhyay, 2016: 114-21）。
首先，是比例失調（disproportionality）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與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的生產）的不平衡，從而無法順利完成《資本論》第二卷論述的「再生產圖式」。然而，這種危機理論有種傾向，就是以為「『只要』保持各部類間正確的『比例』（『平衡條件』），資本主義就能和諧地、無限地增長」（Mandel, 1991: 94），卻忽略了「生產和消費間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與資本主義競爭和生產（即投資決策）無政府狀態引起的兩大部類不平衡無關」（Ibid.: 177）。
其次，是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的產能與工人的購買力之間的落差，也就是從「總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這種理論的片面之處在於，似乎只要設法提高工人的購買力，便可避免危機的出現，從而得出凱恩斯式的結論。但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一種商品生產，商品必須出售，然後才能實現剩餘價值和積累資本。它還是為利潤而進行的生產。在危機的前夕或早期階段，當利潤率已經下降時，任何有利於工人的較大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都意味著通過減少剩餘價值率來使利潤率進一步下降……。在這種條件下，即使先前生產的消費品存貨的銷售量增長，資本家也不會增加投資。蕭條就會繼續下去」（Ibid.: 178-9）。
第三，是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理論：認為危機是由剩餘價值生產的不足所引起。也就是說，由於資本無法充分增殖，從而使投資削減、就業減少，直到就業的下降（可藉此提升剩餘價值率）和資本的貶值（資本總量減少，使利潤率上升）足以使利潤率回升。這種理論的弱點在於片面關注生產領域，而沒有考慮到價值實現的問題。從這種理論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只有實際工資被削減從而剩餘價值（利潤）自動地增加，危機才能得到克服，就業才能重新上升」（Ibid.: 174）。馬克思曾反駁這種論點：
這樣生產出剩餘價值，只是結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第一個行為，即直接的生產過程。資本已經吮吸了這麼多無償勞動，隨著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過程的發展，這樣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總量會驚人地膨脹起來。現在開始了過程的第二個行為。總商品量，即總產品，無論是補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部分，還是代表剩餘價值的部分，都必須賣掉。如果賣不掉，或者只賣掉一部份，或者賣掉時價格低於生產價格，那麼，工人固然被剝削了，但是對資本家來說，這種剝削沒有原樣實現，這時，搾取的剩餘價值就完全不能實現，或者只是部分地實現，資本就有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損失掉。進行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兩者不僅在時間和地點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Marx, 2017c：243-4）
Mandel（1991: 175n）、Callinicos（2003: 209）都曾以1970年代末的歷史經驗為例，說明這種理論的危險之處。在1976-1977年的西德與1978-1979年的西班牙，工會領導人都主張階級合作，因此為兩國工人設下了「巨大的工資限制」。雖然利潤與投資都因此增加，但卻沒有讓失業狀況好轉，而且投資幾乎都是「合理化」的投資，無法對失業狀況產生減緩的效果。總之，僅僅關注生產層面，企圖用削減工資來增加剩餘價值率、挽救資本主義的作法，不僅無法解釋現實，更可能對左翼運動造成深遠的傷害。
最後，是與本章的討論最相關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理論。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的討論，在資本主義的競爭下，所有資本家都傾向於提升勞動生產力以賺取更多利潤。這導致的一項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就是使資本的有機構成提升，從而使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 利潤率下降的後果是什麼？馬克思說：
就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因為資本的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來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利潤率的下降在促進人口過剩的同時，還促進生產過剩、投機、危機和資本過剩。（Marx, 2017c: 241-2）
19世紀末以來，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理論一直飽受爭議。包括David Harvey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都不接受這套論述。Michael Heinrich（2012, 2013b）甚至認為馬克思在1870年代以後實際上放棄了利潤率下降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以利潤率下降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危機理論。但晚近利潤率下降理論卻大有復甦之勢，Alan Freeman、Andrew Kliman、Guglielmo Carchedi、Anwar Shaikh、Michael Roberts、Fred Moseley、Joseph Choonara、Esteban Ezequiel Maito等（政治）經濟學者都試圖在理論與經驗的層次上恢復這套理論的活力與解釋力（中文評述見如周思成，2010）， 並與Heinrich等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中文學界的評析見如謝富勝、汪家騰，2014；李亞偉，2018）。
《資本論》第三卷的十三、十四、十五章是馬克思針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提出的主要論述，其中探討了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本身」（十三章）、「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十四章）和「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十五章）。有論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唯一一種提供了「利潤率與利潤率長期趨勢的一般理論」的經濟理論（Moseley, 2003: 3），根據主要就是來自《資本論》第三卷。
然而，第二章提過，恩格斯對《資本論》二、三卷的編輯工作晚近受到一些爭議。許多研究者的看法是：恩格斯不只是「潤飾」了馬克思的手稿（如更動文句結構及修辭，以使文字更易閱讀），更在某些重要地方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以下我便以「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為例，說明恩格斯的編輯確實可能影響後人對馬克思的理解。
研究者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歷來大致有兩種詮釋方式。第一種是實證主義式的解讀，認為馬克思提出的是一種類似於動向（trend）的「趨勢」觀，換言之，「趨勢」指的是具體的「經驗結果」（利潤率長期而言會下降），因此是有預測能力的「規律」。法國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8年）的經濟學者Maurice Allais在獲獎感言中便表述了這種實證主義觀點：
一切科學的前提，就是存在規律性（regularities），而這些規律性能夠成為分析與預測的對象。天體力學就是一個例子，但對許多經濟現象來說也是如此。只要對之進行透徹的分析，就能揭示和我們在物理科學中發現的一樣驚人的規律性。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也是為什麼這門科學建立在和物理科學一樣的普遍原則與方法之上。（Allais, 1997: 7，重點為筆者所加）。
第二種是實在論式的詮釋，認為馬克思的觀點比較接近趨勢與反趨勢交互作用下的利潤率循環運動（cyclical movement），而不是利潤率的長期／動向式下降（secular, trend-like fall）。而這種觀點下的「規律」，不是實證主義傳統下的「經驗事實的恆常相連」（若A則B），而是指能夠發揮因果作用力（causal powers）的「生成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但機制啟動後能不能在經驗領域中產生特定效應（利潤率確實下降），則要看它在開放系統下如何與其他機制互動。也因此，《資本論》第三卷談到利潤率透過競爭而平均化時，馬克思才會說這種平均化「像一切經濟規律一樣，要當作一種趨勢來看（der Tendenz nach, wie alle ökonomischen Gesetze）」（Marx, 2017c: 179，重點為筆者所加）。
細究下，支持第一種看法的論者多強調第三卷的第十三、十四章，支持第二種看法的則比較強調第十五章。第一種見解，最有力的文本證據是以下兩句：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實際上利潤率從長遠來說（auf die Dauer）會下降。（Ibid.: 229，重點為筆者所加）
這個規律只是作為一種趨勢發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況下（nur unter bestimmten Umständen），並且經過一個長的時期（im Verlauf langer Perioden）才會清楚地顯示出來。（Ibid.: 237，重點為筆者所加）。
但比對馬克思原始手稿後，發現第一句其實是恩格斯的插入句，不是馬克思的原句。至於第二句，也可以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突出「經過一個長的時期」這句話，強調利潤率的下降遲早會出現，這是一種偏向實證主義的解讀。但比較妥當的解讀，是將「只有在一定情況下」和「經過一個長的時期」並舉。也就是說，只有當趨勢壓倒反趨勢（而這會經過一段長的時期），利潤率才會下降（見Reuten, 2004: 170-5, 2002: 174-83的討論）。持平來看，馬克思似乎比較傾向把「趨勢」理解為一種能夠發揮因果作用力的機制，而不是簡單將「趨勢」視為特定的經驗結果。
註釋
[1] 若讀者想瞭解《資本論》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引發的重大爭論，可參考這份新的選集：李建平、黃茂興、黃瑾（2017）。這份選集總共列出十四個主題，已相當完整：「《資本論》研究對象」、「《資本論》體系結構」、「《資本論》研究方法」、「勞動價值論」、「貨幣理論」、「剩餘價值理論」、「工資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流通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國際貿易理論」、「經濟危機理論」、「所謂『馬克思恩格斯對立』問題」。
[2] 朱格拉提出的8-10年的經濟週期後來稱為「朱格拉週期」。
[3] 1857年12月17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件中說：「危機使我極度地緊張。價格一天天下跌。而且現在危機越來越逼近我們」（Engels, 1972: 223）。
[4] 自1825年以來，資本主義已發生過至少二十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若根據Michael Roberts（2016）的說法，現代資本主義出現過三次長期蕭條（long depression），第一次是十九世紀後期（1873-1897），第二次是二十世紀（1929-39），第三次則是2008年以來的普遍衰退。經濟危機本身，已證明了並不存在「買和賣之間的形而上學的平衡」（Marx, 1998d: 492）。2009年法國出版了《資本主義的危機》（Les crises du capitalisme），編譯了馬克思1861-63年手稿中的危機論述，並由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Daniel Bensaïd（1946-2010）寫了長篇序言（見Marx, 2009i；Bensaïd, 2009b）。這表示至少有一部分出版社及公眾是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感到好奇的。
[5] 左翼經濟學界頗為流行的利潤擠壓理論（profit-squeeze theory），也是「過度積累」或「剩餘價值生產不足」理論的一種變形。利潤擠壓理論的經典，是由兩位牛津經濟學家合作完成的作品（Glyn and Sutcliffe, 1972；另見如Rowthorn, 1976；Boddy and Crotty, 1975；Glyn et al., 1990；Armstrong et al., 1991）。該理論的核心論點是：實質工資的增加（可能肇因於產業後備軍減少及工人組織程度提升）擠壓到資產階級的利潤份額，因此導致利潤率下降。如Rowthorn在討論美國經濟時，便認為工資的提升「可以解釋美國1965-1970年間所損失的所有利潤率」（Rowthorn, 1976: 67）。雖然馬克思曾指出，週期性的危機發生前，工資往往有提高的現象，但從實在論的角度而言，事件∕事態在時序上的相連不等於因果關係，更不等於因果解釋（Carchedi, 1991: 188）。
[6] 另見第四章註8。Cullenberg（1994: 3-12）為此爭議做了完整的介紹（但略顯過時，畢竟1990年代中期以降已出現不少新的討論，如第四章提過的TSS學派的興起）。利潤率的公式為：p=s/(c+v)（s為剩餘價值，c為不變資本，v為可變資本）。這個公式可進一步推導為：p=(s/v)/[(c/v)+1] 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利潤率與剩餘價值率（s/v ）成正比，並與資本的有機構成（c/v）成反比。據此，要阻擋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可以透過提升剩餘價值率的方式來實現。一方面，由於技術進步，勞動生產力提高，故減少了必要勞動時間，使剩餘價值率提高（即生產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另一方面，資本家也可以透過延長工作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削減工資（即生產更多的「絕對」剩餘價值）的方式來提高剩餘價值率。但前者必須大量採用新技術，因此意謂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後者則有其內在限制（工作時間無法無限延長；工人對減薪及提升勞動強度的反抗）。因此，整體而言，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無法超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相關討論見如Mandel（1991: 164-6）、姚欣進（2004: 76-7）、Rosdolsky（1992: 451-5）、岡本博之等（1993: 381-4）、Carchedi（2011: 85-101）、余斌（2014: 222-39）、薛宇峰（2015）、Roberts（2018: 37-45）。
[7] 中國學界當然也有政治經濟學者對利潤率問題提出了理論與經驗的洞見，見如孟捷（2018）。近來還有一份有趣的研究：魯保林（2016）的經驗研究證實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意謂什麼？就交由讀者自行判斷了。
[8] 受篇幅及主題所限，本章無法對危機理論提出完整的評述或重建。但這裡可以多寫幾句。我認為，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對危機理論的分析與應用，始終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不加批判地採取了「方法論民族主義」的立場。正如韓國經濟學者丁聲振（Seongjin Jeong）（2013: 37）所言，「即使面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即最典型的世界市場危機，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仍然堅持以『一國』的模式，尤其是美國，作為他們的分析單元」。若沿用馬克思在「五篇」或「六冊」計畫中的用語，或許可以這麼說：完整的危機理論，必須在「生產的國際關係」和「世界市場」的層次上才能充分開展，也才能掌握馬克思所謂的「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的綜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亦即「世界市場危機」（Marx, 2008a: 578）。
[9] 這很難說是恩格斯的刻意曲解，畢竟任何編輯工作某都難脫編輯者自己的「先見」（Vorurteil；pre-judgment），更何況恩格斯面對的手稿是高度複雜、尚未完成的理論作品。
[10] 可參考實在論者對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批判，如Harré and Madden（1975）、Cartwright（1989）、Bunge（2006）、Kurki（2008）、Wan（2011）、Porpora（2015）、Sayer（2016）。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聯經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萬毓澤
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
理解為什麼馬克思今天仍然是重要的靈感來源！
《資本論》之所以具有經典的地位，正因為不論從哪個時代、哪個學科的角度切入，都能在書中找到對話空間，讀出前人未讀出的新意。
任何一部經典，都要紮根進當代的現實土壤，經過此時此地的重新閱讀、批評、繼承、開展後，才算獲得了生命。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經典都是未完成的，一切經典都等待著讀者參與它的重生。
萬毓澤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前半部介紹了《資本論》的創作史與版本問題、恩格斯的編輯工作、結構與邏輯、二戰後歐美的繼受狀況以及常見的誤讀。後半部則試圖從文學、政治、經濟、歷史、生態等多重視角閱讀《資本論》。透過作者細膩的梳理與論證，可幫助讀者建立一幅以《資本論》為核心的知識地圖，以及一套理解《資本論》的方法論。
《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不是三卷《資本論》的「入門」、「導論」或「要點整理」，而是試圖追溯《資本論》的寫作歷程、版本、結構與知識系譜，並從多重視角展開解讀。萬毓澤極嚴肅地將《資本論》當成「經典」對待，設法讀出新意。如果您已經對《資本論》有初步認識，相信您可以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這部經典的廣博、深刻與歷久彌新。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48263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89968
我要批判龐巴維克 維克賽爾等的貨幣利息時間價值論，時間不可能自己創造價值，
還看到他論述以為科技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改變利潤率下降長期趨勢
「貨幣的利息來自於貨幣租金」，而「租金是一種存量轉移價值」並非是時間自己讓貨幣無中生有創造價值，
如果沒有人類的勞動價值不會自己增值，例如你把100盎司黃金(貨幣資本)放到倉庫裡100萬年
他也不會自動增值變成101盎司，但是貨幣放到金融機構和銀行卻能產生利息，這是因為貨幣資本據有稀缺性，
貨幣資本可以產生租金因為金融和銀行資本運動過程是屬於「G-G＇」來源於產業資本「G-W---P--W＇-G＇」運動過程的價值轉移，
這是由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先轉移產業資本，在二次轉移給金融資本家的，金融和銀行資本才有利息可言
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存在瓜分了總利潤，而總利潤=產業資本+利息+地租
後兩種資本是會瓜分產業資本的利潤的，貨幣不可能自己無中生有產生價值
而是「價值增值」必須來自於勞動才可以無中生有的新增價值。
因此地租和金融資本，本質上都是「二次再分配」產業資本的結果，
如果把產業資本家比喻為小偷，那麼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地主就是 「專偷小偷錢的人」，本質上是二次再分配
而固定資本和生產資料等是可以轉移價值到新產品中，所以產品的價值由勞動新增的價值+加上轉移死勞動資本的存量價值共同構成。
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繆誤，沒有考慮到合成謬誤，局部的利潤率增加會造成整個經濟體的利潤率降低，
例如高科技產業的高利潤會導致傳統產業的利潤降低，因為他們是競爭關係而瓜分了剩餘價值總量，
例如亞馬遜的科技創新可以提高美國資本有機構成，而造成沃爾瑪傳統超市利潤率下降，
因為社會零售消費總額和可以剝削的剩餘價值總量是有限的，
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只是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變大了利潤率的分母
長期來看只是降低整個經濟體的利潤率而已。
在馬克斯的利潤率公式來說 利潤率P=(M/V)/((C/V)+1) 分母的C/V為資本有機構成，M/V為剩餘價值率。
個人積分：3185分
文章編號：71090084
wrote:
關於米塞斯他在1920年發表了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首次提出了【經濟計算問題】，以此來質疑共產黨政權的中央計畫經濟。那一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才結束不久，蘇聯都還沒成立，米塞斯就已經開始質疑中央計畫經濟了。
米塞斯這篇論文指出：中央計畫經濟必然導致市場的【價格機制】受損（徹底的中央計畫經濟會完全摧毀價格機制，部分的中央計畫經濟會部分地破壞價格機制）。在價格機制受損的情況下，負責制定經濟計畫的官僚【無法】計算出各種資源的有效分配情況。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經濟計算問題」。
「經濟計算問題」在學術界引爆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一邊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學者，另一邊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學者。
對於米塞斯的質疑，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爭辯說：可以通過建立一套完備的方程組，把社會中所有資源的信息和所有人的偏好都納入其中（成為方程組的參數），然後求解該方程組。
哈耶克也加入論戰，他反駁說：建立這樣的方程組需要收集的信息太多，很難做到；即使真的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也很很難求解。
由於那個年代的計算機技術尚未充分發展起來，對於方程組的爭論，雙方分不出勝負。
到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 Alexander Nove 指出，即使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用當時最好的計算機，也要花上百萬年。
俺想說的是：Alexander Nove 還是太天真了。不論是他還是早先那些企圖建立方程組的學者，他們顯然都不瞭解【混沌理論】。而人類社會恰恰是個典型的混沌系統。
這個作者還拿米賽斯和海耶克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來反駁計畫經濟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可以透過托洛斯基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來解決，
簡稱「民主計畫經濟」和史達林的「官僚集中式指令計畫經濟」相反
因為民主機制是一種分散式計算架構，
而計畫經濟不是只有史達林一種模式而已，
而且西方資本主義並非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本質上自己也是在採用政府的規則和計畫運作。
而關於混沌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很早就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正反饋系統，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會改變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之改變又會對上層建築產生作用力
而反作用力也是存在的，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來自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的趨勢，
也就是舊社會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斷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阻滯社會體制進步
慈禧太后反對火車和鐵路，狩獵採集部落反對農耕，資本家反對社會主義
這都是存在的，關於這種混沌理論和蝴蝶效應的產生機制
本質上是一種「正反饋的耦合系統」因此產生的混沌現象
數學家龐加萊發現的三體運動難以求解析解可以說是混沌理論的始祖之一，
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
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力發展和上層建築互相產生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矛盾運動的混沌系統。
計畫經濟的條件和方法
制定與執行計畫的機關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監督計畫的執行、並對計畫加以調整呢？要讓計畫獲得成功，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
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必須對下列三個方面進行一番簡短的分析：
（1）專門的國家機關，即由中央與地方的計畫委員會組成的體系；
（2）作為市場調節機制的商業；
（3）蘇維埃民主，即群眾對經濟結構進行積極而即時的調節的機制。
只有把國家計畫、市場與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論文《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繼續說道：
如果存在一個可以將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猜想中的普遍觀念——該觀念可以同時記下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進程、能夠量度它們運動的動態過程、能夠預測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先驗地擬訂出一個完美、全面的經濟計畫，上起小麥的畝產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紐扣。官僚機構常常設想只有這樣一種觀念才是可操控的，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擺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在對其精神資源進行評估時犯下了可怕的錯誤……
大量在經濟中活動著的參與者——國有的和私有的、集體的和個人的——必須要由計畫委員會的統計測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強制來正式宣告他們的需要及其相關力量。計畫是受到檢查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來實現。市場調控本身必須由其機制所引發的趨勢決定。部門擬訂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說明其經濟效益。離開了對盧布的控制，過渡時期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堅挺的貨幣單位，商業計算只能增添混亂。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著說道：
然而，工業發展和將農業帶入廣闊的國家計畫的層面讓領導層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質量問題被推上前台，官僚機構破壞了富有創造力的首創精神和責任感，沒有了這些，將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質性的進展。官僚機構的弊病在大產業中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它卻連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業、小規模地方工業，即所有那些與人民靠得最近的經濟部門……
按照一種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機構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廠是有可能的——然而，毫無疑問這要花費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發展，經濟就越是陷入與官僚主義如影隨形的質量問題不能自拔。蘇聯的產品彷彿都打著冷漠的灰色標籤。在國有經濟下，質量需要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一種批判和首創精神的自由——這些條件同一種恐懼、謊言和諂媚甚為流行的極權主義制度是不相容的。
個人積分：1792分
文章編號：71092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