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可以有多窮?《三和人材市場》


abc003 wrote:
法國黃背心,土地私...(恕刪)


【林丹】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隨著越來越多歷史真相的被披露, 共產主義的謊言早已被揭穿,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本質的人們,紛紛退出邪惡政黨. 但有些人卻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是好的, 只是被共產黨給念歪了. 真是這樣嗎?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特別節目中, 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2005年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的第二部份《馬克思主義究竟是甚麼?》,讓我們一起來分辨一下馬克思主義這本「經」究竟是好, 還是「歪」。

  【辛灝年】我們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 這是毛主席說的話。可是我今天想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到底是甚麼東西? 我今天要鬥膽在社會主義最早出現的英國的土地上, 談一談一個中國普通知識份子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到底是甚麼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我受過社會主義的害, 我們遭遇過馬列的苦,所以我今天就要帶著一個逆反的心理, 非要來批馬克思主義不可。說心裏話, 在中國大陸像我這樣對馬列沒有好感, 對社會主義沒有好感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想批判馬列, 曾經批判馬列, 和為批判馬列送上了無數條性命的也太多了。當我們在摸索和探索的過程當中, 在思想靈魂上擺不開馬列的侵擾和糾纏的時候, 我們都曾經想認識過它。可是我們在這個「遍為馬列「的環境裏,有的時候是很難認識清楚它的。經過這麼多年中國大陸人民的反思, 經過這麼多年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 我們終於對馬列有了如下幾個基本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發展

  【辛灝年】第一, 我個人認為, 馬列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發展。首先是因為馬列和它的子孫們說: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了空想的社會主義,才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原理的, 所以我講的第一點就是, 馬列是從空想社會主義到暴力共產主義。

  那麼,甚麼是馬克思嘴巴裏的空想社會主義呢? 實際上是和平的社會主義。是因為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曾提出過兩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第一條是希望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第二條則希望勞動者和資本家聯手, 以建設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

  可是馬克思非要說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 因而要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階級鬥爭的方式, 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推翻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 推翻資產階級革命, 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 並且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夠叫作是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後這一百五十多年, 世界發展的歷史已經充分的證明了一條道理, 就是 深受了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原理之毒害的我們幾代的東方人, 今天都知道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個社會主義是暴力的共產主義, 不是和平的社會主義,更不是資本家和勞動者在「聯手建立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所以從這個觀念上來說, 從共產主義的標準上來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發展, 它把一個和平的社會主義, 變成了一個暴力的共產主義。

  第二, 我要說的是我自己的一點理解, 就是馬克思主義既然想要拿出個主義來, 就得有一套理論, 得有它的理論基礎。我以為,它是把黑格爾的帽子裏的東西, 裝到了費爾巴哈的靴子裏面去了。我不是個哲學家, 這只是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樸素的理解。

  我認識到一個問題, 黑格爾講的是絕對理念。他說, 人間的歷史,就是他的絕對理念在人間的辯證運動。也就是說, 人類世界的所有一切的發展變化都是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裏面規定好了的。我稱它為黑格爾的帽子, 因為它是天上的 。但費爾巴哈卻批判說, 「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就是上帝的同義語」。他指責黑格爾是唯心主義, 而他認為﹕上帝是人類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影子製造出來的;他相信物質第一,精神第二;他相信現實的人的生活才是真實的, 黑格爾講的不是真實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馬克思幹的是甚麼? 馬克思要搞的是一場人間的革命啊!人間的革命是不能講天上的道理的, 人間的革命必須把天上的道理變成地上的道理。這樣一來,他就要學著黑格爾,硬把人類歷史的發展說成是擁有「五大階段的歷史規律」。於是,黑格爾說, 歷史是絕對理念在人間的辯證運動;馬克思則說, 人類歷史發展有五大階段, 是按照所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樣排下來的,最終必然走向共產主義。所以我才說它不得不贊成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 「接過了費爾巴哈踩在地上的靴子」, 卻把黑格爾戴在頭上的那個絕對理念帽子裏面的東西,拿過來硬塞進費爾巴哈的靴子裏面了。這表面上看它是唯物主義的,實際上, 它是費爾巴哈哲學的黑格爾化即唯心化。

  第三,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所說的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 就是一個辯證統一關係。黑格爾認為,一個事物有它發展的過程, 即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由漸變到突變的過程, 由形式和內容的改變到性質和本質的改變的過程。它把這個變化的過程看作是辯證統一的過程,同時還要有一定的條件,才能夠促成這樣的轉化。馬克思承認了這個轉變的基本道理,卻強調轉化的一切過程都源於鬥爭、也就是絕對的對抗。而且不論是在變化的過程之中, 還是在相對靜止的狀況之下, 它都必須由對抗和鬥爭來解決問題。他把黑格爾的辯證統一的所謂合理內核, 變成了他自己的「絕對鬥爭和對抗」的理論基礎。

  大家要知道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一旦把辯證統一的轉化過程,全然地變成了對立和對抗, 甚至是絕對的對立和對抗,這就構成了階級鬥爭的思想基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理論。於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要用暴力,要用鬥爭, 在革命成功以後, 還是要用暴力, 來實現專政。也就是既用革命來奪取政權;又要用革命來維護政權。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 那些已經滅亡的, 還沒有滅亡的,哪一個不是這個樣的? 別忘了, 它是從黑格爾那裏來的, 是馬克思把黑格爾有關事物辯證統一的轉化過程之理論,變成了只有在絕對鬥爭和對抗的條件下才能實現這一轉化的錯誤理論發展。

  至於第四點, 我想不多講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錯誤的剩餘價值理論和絕對的分配要求。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在早期就提出過所謂的勞動價值論;所謂勞動者製造出一個產品,而這個產品的價值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所擁有的全部價值, 其它價值都不算。馬克思就是在這個本來就不正確的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把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物與物的關係」,變成了所謂階級社會裏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人與人的關係」。直到用政治鬥爭的概念來取代經濟發展的規律, 結果是甚麼? 結果就是政治凌駕在經濟之上, 政治必須是掛帥在經濟之上,政治操控了整個經濟和經濟的發展。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都搞得一塌糊塗, 甚麼道理? 就是它以「人與人代替物與物」, 以「政治代替經濟」。我想這一點, 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年輕人比我理解得深刻得多。

  我們想一想, 從以上四個方面而言,你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發展? 也許原來在歐洲產生了這個社會主義思想、這個辯證法的思想、這個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這個所謂的勞動價值論的時候, 它也許可能達到一個比較正常的順利的發展, 可在馬克思的思想領域裏面, 他卻把它們不論是對的, 還是錯的, 都引導向了一個非常的或絕對的錯誤的地步。 不要小視理論呦, 沒有這個理論, 就沒有階級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 就沒有暴力革命這樣一個思想的鏈條的出現。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歷史要求

  【辛灝年】第二點, 我想講的是,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歷史要求」。錯誤的思想發展, 一定是和歷史發展本身背道而馳的。大家想一想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個甚麼狀況? 我們在初中讀物理的時候, 大家都學過「參照物」這樣一個概念。看一個物體是不是處於運動狀態,我們一定要找一個東西去參照它。比如火車和站台的關係,因為站台往後去了,我才知道火車在往前走。

  那我今天也給馬克思主義找一個參照物, 就是要認識到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個甚麼樣的狀況? 甚麼樣的發展?在向哪裏發展?顯而易見的是﹕政治上,正在廢棄專制走向共和。應該說,今天全世界的民主主義的制度都是從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來的;都是從十七到十九世紀歐洲在政治上的民主進步、即推翻專制走向共和的艱難過程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可是,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所提出來的《共產黨宣言》,它說的是甚麼呢? 它說要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當時整個歐洲,特別是西歐正在擺脫專政走向「民主」, 馬克思忽然亮出旗子來﹕說我要搞無產階級的「專政」。1926年, 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說過一句話: 甚麼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 凡是專政都不是好東西,也都不是新東西。所以,它才是一種倒退。

  在座的朋友都比我年輕了, 我們在1960年餓得很痛苦的時候,看到生產大隊的大隊長手裏拿著一個瓢子──他願意在誰的碗裏多舀半瓢粥, 誰就多吃半瓢粥。他說這個人思想表現不好,今天就不給他吃, 他那一瓢粥就倒到別人碗裏或者他自己碗裏去了。我請問這個無產階級它掌握了這麼大的一個權力, 這個權力可以給你吃, 不給你吃;給你喝, 不給你喝;給你學習,不給你學習;給你上大學,不給你上大學;這個無產階級還叫無產的階級嗎? 它可是擁有了全社會的財富和政治權力呀。所以無產階級一旦專政起來比哪個階級都厲害。

  所以我才會說, 十九世紀整個歐洲、特別是西歐,都在向著民主的方向發展,但馬克思卻要提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那他到底是在順著歐洲歷史發展的進步方向走呢? 還是試圖在歐洲進步歷史發展的道路上實現倒退呢? 它當然是倒退的嘛! 這是在政治上。

  在經濟上, 自從英國共和革命成功──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 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 整個社會化大生產在全世界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了。在這個狀況下,整個歐洲的經濟正在試圖衝破封建專制權力的束縛, 衝破封建行會的束縛, 衝破權力對於經濟的控制,在明確要求保護私有制的前提之下,走向自由的經濟發展。即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

  然而,就在整個歐洲都在經濟上朝著自由的市場的方向去發展的時候, 馬克思忽然來了一個要「消滅私有制」, 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公有制」。 我想請問大家,十九世紀的馬克思所提出的消滅私有制,和提倡社會主義的公有制, 到底是順著歐洲經濟發展的方向向前走的? 還是逆著歐洲經濟發展的方向倒退的呢? 當然是倒退嘛!相較今天中國共產黨搞的改革, 雖然它搞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但它也在說自己搞的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就從反面說明,馬克思在經濟上追求的正是倒退嘛!

  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 在歐洲還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 叫人性解放, 叫個性解放。我們今天普世的人權價值從哪裏來的? 那是與歐洲人民的艱難奮鬥分不開的,是與為人權, 為個性的解放的奮鬥分不開的。可是馬克思說甚麼? 十九世紀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強調的是階級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以所謂集體主義和階級性來壓迫個性的解放, 來摧殘人性的覺醒,實際上就是在強調封建性,因為只有封建才特別地強調等級,也就是強調階級。大家看, 它是進的還是退的? 是順著歐洲發展的方向走的? 還是逆著歐洲發展的方向倒退的?

  十九世紀前後的歐洲由於文藝復興的關係, 在文化上、思想上產生了多元化, 各種流派的藝術, 各種風格的文學都表現出著作家、藝術家們豐富的創作才能、創作風格和創作個性。可是,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一整套革命理論, 要求的竟然是一元化,因而在文學藝術上則要求堅持所謂「無產階級的美學原則」。列寧更發展了它, 它把無產階級的美學原則解釋成為「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毛澤東更加發展了它, 指示「無產階級文藝必須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

  中國從來就沒有希臘式的傳聲筒, 中國幾千年來,絕大多數文人既不為統治階級唱頌歌, 也不會為某個階級利益服務。可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來的這個文學藝術即思想文化活動上的單元化,跟歐洲十九世紀正在進步的文化多元化相比, 到底是向前走的? 還是向後退的呢? 當然是倒退的嘛!

  我想你們可能沒有我感受更深吧, 我因為在文壇待過, 那種強迫你只准寫這個,不准寫那個;反右不能寫, 文革不能寫;餓死人不能寫, 打死人更不能寫的日子不好過啊!。能寫的是甚麼呢? 能寫的一定是要對它有所歌頌的, 有所肯定的才行。

  所以從以上四個方面來看, 我說馬克思主義, 它是一個倒退的歷史要求。它在政治、 經濟、 思想、 文化、人性和個性的解放等等方面所提出的東西,都是和歐洲的總體的歷史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邪惡的政治鏈條

  【辛灝年】錯誤的思想發展產生了倒退的歷史要求, 倒退的歷史要求也就必然要產生一個邪惡的政治鏈條。為甚麼說是邪惡的呢? 暴力革命, 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這三者鏈接在一起,就真的是太邪了,也太惡了!說實話, 暴力革命不是馬克思發明的,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到今天為止,暴力都存在,甚至於曾經有過甚囂塵上的時代。不論東方和歐洲,殺人以固權, 殺人以奪權都是一樣的,不分彼此。因此單單說馬克思主義是暴力革命,那是說不倒馬克思主義的。而階級鬥爭這個概念,也是從英國產生的, 也不是馬克思最早的發明的。

  但是,可怕的是在於, 馬克思用近代科學的一些所謂的知識, 將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加在一起, 讓它成為了一個鏈條, 一個政治鏈條。大家想想看, 它的結果是甚麼? 結果就是,革命前為了奪取政權而要採用暴力革命, 而暴力革命的政治來由就是要搞階級鬥爭;革命後為了維護政權還要劃分階級,然後再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來進行暴力鎮壓,即一部人永遠要鎮壓另一部份人。

  我羨慕你們啊, 你們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幸運的一代青年人啊。我高中畢業明知自己是考不取大學, 我天天晚上還在那用功啊──那不過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罷了。為甚麼呢? 因為我成份不好, 成份不好是上不了大學,更別說留學了。其實,稍有年紀的朋友都會記得, 這個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怕鏈條是怎樣的將人心掌控在鐵鏈之下, 鎖鏈之下,掌控在那巨大的專制的機器之下的。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興的專制勢力

  【辛灝年】一個邪惡的政治鏈條必然產生一個東西, 那就是在整個世界, 特別是歐洲和後來的東方許多民族和國家在正要或走向民主共和的歷程中, 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復辟勢力, 也就是一個新興的專制復辟勢力。為甚麼說它是新興的? 因為它打著革命的名義,打著共產主義的名義, 描繪著共產主義的美好的前景和理想, 吸引了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識份子。

  然後, 它進行了一場把世界上一些國家、特別是我們中國1911年共和革命所創造的共和成果徹底推翻的「革命式復辟」。使我們中國人民在1949年以後喪失了1911年就已經得到的思想、文化、信仰、結社等等方面的自由。直到五十年之後, 當中國出現了一個煉功的團體 – 法輪功的時候, 竟然連煉功強身的自由都沒有。有人問我辛灝年 你是一個專家學者為甚麼要支持法輪功? 我回答得很簡單, 因為「我們同命運」, 他沒有信仰的自由,我沒有思想的自由;他沒有煉功的自由,我沒有寫作的自由;我們同病相憐,生活在同一個專制統治的鐵板之下。大家想一想看,它是個甚麼勢力呢? 如果在共和沒有誕生之前, 它就是一個專制勢力;在共和已經誕生之後, 卻由它推翻了共和重建了專制, 那它就是復辟勢力, 就是專制復辟勢力嘛。

  我為甚麼在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時候, 對「革命與復辟」這五個字, 想了足足有五年。在中國, 共產黨年復一年地教導我們, 今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明天要防止小生產復辟, 後天又要防止甚麼復辟, 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們這一代青年, 在背後就說過﹕共產黨就是封建專制復辟。只不過這個專制勢力, 因為它是打著革命的名義才迷惑了不少人, 使得很多人「錯把復辟當革命」。而我稱它為新興的專制勢力,是因為這個專制勢力是在共和國已經誕生之後, 共和革命已經成功之後,又重新和全面的復辟了專制, 所以我才稱它為新興的專制復辟勢力。

  這就是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很基本的、也很初淺的理解。在我們認識了這些基本的東西以後, 我們就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真的是與這二百年人類的追求背道而馳的, 與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對共和的追求是背道而馳的。

為甚麼要驅除馬列

  【林丹】馬克思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 當時是作為貶義詞被使用的, 直到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 馬克思主義一詞才開始被用于褒義. 無獨有偶, 列寧主義一詞開始也是由其反對者作為貶義詞使用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病故, 俄共中央在發表的《告全黨和全體勞動人民書》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列寧主義」。一九二四年六月, 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 首次把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 合稱為馬列主義. 在瞭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後, 讓我們再來看看馬克思主義,以及繼承和發展了它的列寧主義是如何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對中華民族進行侵略的。

  【辛灝年】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普通的兒女, 為甚麼要說驅除它呢? 我有三個見解, 一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對我們進行了瘋狂的思想侵略;二是馬列對我們進行了猖狂的政治侵略;三是馬列對我們進行了可怕的文化侵略。

  我必須說明我並沒有想把我們自己的責任都推給它。我也承認, 當一百年前馬克思主義從日本繞到中國來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正處在一個比較落後的狀況下, 在政治經濟各個方面都處於比較落後的、求變的歷史關頭。剛剛剪掉了辮子、脫掉了長衫、梳出了洋妝,、穿上了西裝的中國當時的知識份子們, 是換了衣服還沒有換心。這些換了衣服還沒有換心的中國知識份子們, 他們有對進步的追求, 他們有救國的願望, 可是對於歐風美雨, 對於從西方漸漸吹到東方的各種各樣的思想、主義和革命理論, 真的缺少判別和鑑定的能力和水平啊。

  今天在座的年輕朋友,你們今天看這些問題覺得很簡單, 可那個時候多難啊! 不知道西方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壞的? 甚至於認為凡是西方來的都是好的。因為人家的船堅炮利打敗了我們。我們一心要求變革, 卻分不清西方的甚麼思想才是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進步思想;西方的哪一種革命是適合我們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西方的哪一種文化可以和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相結合;西方的哪一種思潮實際上是和我們祖國正在復辟倒退的思潮一拍即合的。我們分不清啊! 正是因為分不清, 它才有了對我們進行思想侵略的契機。

馬列對中國的思想侵略

  【辛灝年】我今天不想和大家講資產階級到底革命不革命, 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可是不管資產階級革命不革命, 馬克思都要把那個曾經推翻了封建、創建了共和的革命定名為資產階級革命。都要把那個推翻了封建、建立了共和的國家稱之為「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思想等於是﹕我承認你,是為了推翻你。

  馬克思的主體理論就是否定資產階級革命, 否定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上的最高目標。這種思想恰恰是在中國滿清之後──辛亥革命爆發並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創建之時,東渡到了中國。

  我跟大家說一句心裏話,在一百年前, 講民主,講科學, 是很少有人懂的, 因為那是需要一些知識基礎, 歷史知識的。可是你忽然告訴我們中國的老百姓, 告訴中國正處在共和革命艱難關頭的一些知識份子們說,我們搞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了, 我們就能大碗喝酒了, 大塊吃肉了;我們就人人都能夠過上人間天堂的幸福生活了。 於是他就會和中國的《桃花源記》、就是和中國儒家知識份子在歷史上的那種思想追求一拍即合。

  當是,正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民主力量,處在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撲和顛覆的時代;正處在中國人民創建了共和、要捍衛共和而感到無比艱難的時代;正處在袁世凱公然復辟帝制、張勛公然復辟滿清、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時代。就在這時,忽然來了這麼一場革命, 而且它告訴我們﹕它在俄國勝利了, 俄國人民人人都走上了天堂, 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 人人都能吃上土豆燒牛肉了。你想, 對於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農民的中國, 它的誘惑力, 它的激發中國人民傳統思想的能量, 它對於解開中國知識份子痛苦追求的本領, 該有多大呀!

  在思想上, 它一下瓦解了我們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的歷程思想;它瓦解了我們對民主科學的艱難的反複的探索和追求。它把一塊牛排放在我們面前說,只要幹共產主義革命就人人平等了……這與中國兩千多年的農民革命和農民起義思想、行徑一拍即合。

  這種思想侵略,它的可怕之處就在於, 它瓦解了共和思想自身的免疫力, 它把我們走向共和的革命隊伍瓦解了和分解了。它分解出了一批仍然堅持要走民主科學之共和道路的仁人志士; 它又分解出了一批要走共產主義道路、反對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思想的知識份子。它把我們的辛亥革命說成了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 它把我們的大中華民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是必須推翻的, 是必須推倒的。 於是乎在這種思想侵略之下, 一股嶄新的專制勢力, 一股要推翻辛亥革命的成果、毀滅中華民國的這樣一種專制勢力, 在中國歷史儒家文化的溫床上, 在知識份子彷徨苦悶的追求中, 在小知識青年的狂熱的革命心理上, 在廣大農民要過好日子、上天堂的那一種普遍追求中, 突然迸發開來了。

  這種思想侵略對於中國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進程, 對於辛亥之後中國革命與復辟之反覆較量的時代, 該是多麼的可怕。 所以有人說, 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 我說, 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們, 罵倒了自己的大中華民國。 真的, 這是個事實, 是一種很可怕的思想侵略的惡果。

馬列對中國的政治侵略

  【辛灝年】 第二, 它把思想侵略變成了政治侵略。 在中國的國民革命為了捍衛辛亥革命成果, 為了捍衛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時候, 在中國人民在共和思想的推動和指引之下,推翻了袁世凱復辟帝制、解決了張勛復辟滿清,、正在和北洋軍閥企圖恢復專制的軍閥混戰進行殊死較量的時候, 蘇俄在1920年8月在中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並且已經建立了臨時中央。 在中國開始宣傳共產主義革命, 它把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革命截然的劃分開來了。 它說,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才是進步的革命,已經創造了共和並且正在捍衛共和的中國國民革命才是「反動的和倒退的」。它以混淆兩個不同性質革命的界限為手段, 混淆了兩個革命的根本分野, 造成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可怕分裂。

  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員全部加入國民黨, 全部走進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 以暗中誘發共產革命, 企圖把中國國民革命引向共產革命的方向, 這是它的第一個罪行。

  第二個罪行, 它製造了中國的國家分裂。 1911年辛亥革命創建了大中華民國。1927年到1928年的北伐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使得辛亥之後十七年的混亂的歷史陣痛, 在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之後, 終於平息,民主力量終於獲得了很偉大的勝利,使中國初步走向了和平和統一。 結果,斯大林直接命令並派人來到中國, 重新要求共產黨趁著 「九一八」日本帝國侵佔我國東三省的關鍵的國難時期, 在全中國發動暴動, 兩個月後的 11月7日,在中國建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甚麼叫蘇維埃? 蘇維埃在漢語裏面是甚麼意思? 在俄語裏面SOVIET是工農兵代表大會的意思。但在中國是甚麼意思? 中國的漢語詞典裏找不到蘇維埃這三個字聯成的詞。但是,前蘇聯卻命令中共以蘇維埃的名義,在我們中國人民國難當頭的時候建立了第二個中國。並且在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創建的憲法第十四條中公然宣佈: 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 各個地區都有權力脫離中國和獨立建國,或去參加現在世界上那個最民主的聯邦。它沒有說出口來的那個聯邦,就是蘇聯──他們所謂的工人階級的祖國。誰分裂了中國? 誰率先製造了兩個中國? 是斯大林命令的中國共產黨啊!它在中國人民走向共和、建設共和的艱難歷程中, 製造了中國的國家分裂, 致使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海峽兩岸分治分裂的狀況之下。禍首是誰? 就是斯大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第三個罪行, 它製造了我們衛國戰爭的分裂。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到1945年這八年的過程當中, 中國共產黨不抗戰卻在擴張。中國雖然贏得了反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雖然贏得了大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可是1945年當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 經歷了八年艱苦抗戰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兩個政權, 兩個國家。在所謂的國統區, 掛的是孫中山先生的畫像, 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中華民國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 吾黨所宗」的國歌。可是在共產黨的所謂解放區, 掛的是馬克思和列寧的頭像, 飄揚的是蘇聯鐮刀斧頭的黨旗, 唱的是 「英納雄納爾一定要實現」 的國際歌。這個歌的主人們是沒有祖國的, 也是不要祖國的。

  大中華民國對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成了聯合國的四大創始會員國之一, 三大宣言發佈國之一。可是中華民國已經被不抗戰、假抗日的共產黨分裂成了兩個政權,兩個國家。

  第四個罪行, 就是打著革命的旗號以復辟專制,製造種種殘暴的專制罪行。

  列寧有過一句名言, 叫作「以革命的名義」 。我很小的時候就看過這部電影, 列寧在那裏講演, 說的是在革命的名義下應該如何如何。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在革命的名義下, 偷吃扒拿都是有道理的。在革命的名義下甚麼罪行都可以犯, 因為我是在「革命」。

  所以他把一個實際上的新興專制勢力, 一個新型的專制復辟勢力, 在革命的名義下美化起來了。使得我們的人民在一個漫長的時間裏面不能夠認識到, 它不是革命的,它是專制的,它是復辟的,它是倒退的。

  各位留學生朋友, 和在座的朋友們, 我們中國人, 我們大陸的這幾代知識份子, 幾代的青年今天終於認識到了我們錯把復辟當革命了。我們是被拿掉了八千萬顆腦袋, 流出了無量的鮮血,才在這一場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的災難之中, 慢慢的甦醒過來。

  馬列就是用這樣一種政治侵略, 製造了我國近代史上面的四大混亂。 即國民革命的混亂,國家分裂的混亂, 衛國戰爭的混亂, 和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混亂。

馬列對中國的文化侵略

  【辛灝年】第三, 馬列對我們進行了文化侵略。 它用「反封建」這一句話,就把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和文化全部否定了;它用資產階級思想, 資產階級的精神污染, 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自由化, 杜絕了我們中國人要謙虛地去學習世界近代真正的文明進步思想, 和文明進步文化。它把西方的那個真正走向了共和、真正走向了繁榮、以及創造了那個繁榮共和的思想, 看成是精神污染, 看成是資產階級的糟粕,要拚命地去杜絕它。 這樣一來,我們中華民族, 我們中華兒女, 對上則不能繼承祖宗, 對世界則不能繼承優秀的思想文化, 從此被共產黨阻擋在倒退的死港之內。這種文化侵略,這種思想上的侵略, 它造成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被剝奪。這個族權,就是我們民族求傳承和求發展的正當權力。

  中華民族在發展到了三、四千年以後終於出了個孫中山, 他推翻了滿清, 結束了兩千年帝制,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中華民族要適應時代潮流的發展, 要在這個世界的大潮之下也建立自己的共和國 。 可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這個族權, 由於馬列的公然侵略, 由於中國馬列子孫在馬列思想的左右下, 推翻了我們已經建立的共和國, 阻斷了我們正在艱難進步的共和進程, 使得我們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艱難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的民族的族權被人剝奪掉了。 剝奪了族權, 就等於剝奪了我們獨立建國的權力和民主建國的權力;剝奪了我們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權力, 剝奪了我們發展中華民族明天的權力。

  大家想想看,歷史上曾經何等輝煌的中華民族, 這一百年特別是這五十多年, 我們到底在人心目中是個甚麼形象啊? 我們的族權被剝奪了, 我們的傳承權和發展權給阻斷了, 同時又剝奪了我們的文化權, 就是我們繼承祖國民族優秀文化的權力。

  所以,馬列入侵, 才是在思想上侵略了我們, 在政治上侵略了我們, 更在文化上侵略了我們。使我們中華兒女──當代的中華兒女,上不瞭解自己民族的輝煌歷史發展, 不瞭解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她的成就;下不瞭解我們前輩創建大中華民國的光榮歷史,不瞭解大中華民國曾經怎樣傳承民族文化和推進共和進步的艱難歷史。它使我們失去得太多,以致使得我們忘記了了自己是誰的兒女和子孫,甚至反轉來跟著共產黨一起來否定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文化,將一切的罪行推到我們祖宗的頭上。更於不知不覺之中,繼續地做著馬列的子孫。不是科學地自責, 而是自己誣衊自己;不是善意地批評自己的民族, 而是自誣我們民族具有不可改變的劣根性;不是批判我們自己文化中不好的地方, 而是「共雲亦云」地辱罵我們的中華文化是愚昧文化……可怕的文化侵略,就是這樣地將我們的一些中華兒女,變成了我們民族的「敵人」。這樣的文化侵略,它的危險,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嗎?而這一切,都是馬列對我們實行文化侵略的罪惡結果。所以,唯有做中華兒女, 不做馬列子孫, 我們才能重新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產生發自內心的深愛,才能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進行飽藏著真愛的批評,才能夠使我們的中華民族重新獲取傳承和發展的真希望。 謝謝。

  【林丹】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特別節目中, 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二零零五年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的第三部份《反思民族歷史, 找回民族的自尊》, 請您注意收看。

  透視中國網址:http://www.ntdtv.com/xtr/gb/aProgPage.jsp?prog=13
  透視中國信箱:insidechina@ntdtv.com
  (歡迎轉載, 請勿更改, 轉載請註明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
辛灝年教授從歷史學家的角度,結合他自己十幾年的科研成果,剖析了當今中華民族經濟衰落精神淪喪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馬列邪教從思想,文化和政治上對中國的侵略。

演講結束後人們久久不願離去,很多人表示要跟到牛津劍橋去聽完全套演講。一位中年男子說,辛教授把整個中國近代史梳理得十分清晰,讓人很容易從表像上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另一位西方人士讚嘆道,從沒聽過這麽精彩的演講,把中國的問題分析得如此透徹。下面是辛教授演講的大概內容。

馬列橫行中國的近代史

首先辛教授回顧了近百年的中國史,從滿清末年直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驅除過馬列,這也是馬列長期危害我中華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談驅除馬列,不是說我們觀點狹隘,容不下不同的聲音,歷史證明,我中華民族是最有包容性的民族,事實上,當馬列主義通過日本繞道登陸中國以來,無論是清朝末年,還是後來的辛亥革命,以及國民黨的反共時期,馬列著作都一直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中華大地上。甚至在國民黨想殲滅共産黨的時候,國民黨也沒對馬列進行圍剿,郭沫若還能在黨國的報紙上發表題爲“斯大林,我們的母親”這樣的詩歌就是個例子。

中共的馬列羊頭從來沒變過,也不可能變

共産黨執政後,馬列旗幟更是高高飄揚。有人提問說,當前中共的各種變革,比如“三個代表”的提出,大力發展私有制,允許資本家入黨,等等,這些現象是否說明共産黨已經拋棄的馬列主義呢?辛先生回答說,本質上並沒變,因爲馬列是共産黨存在的精神基礎,馬列是共産黨背後的真正邪靈。允許資本家入黨,這本身就是黨文化橫行的真實表現,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政黨,能象中共那樣無處不在的控制社會上每個細胞?說共産黨掛羊頭賣狗肉也好,這個馬列的羊頭他們是絕對不敢拋棄的,就是靠馬列這張招牌,中共才能愚弄百姓,欺騙人民。

馬列泯滅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

馬列帶給我們的是什麽呢?總體上說,馬列的入侵使我們喪失了民族精神。辛教授歸納爲四點:在民族意識上,現在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叫:死了去見馬克思。爲什麽我們中華兒女,死了不是去三皇五帝那報到,而是去馬克思那報到呢?這句話說明一個問題:當今中國人已經沒有中國人的意識了,他意識不到自己是中國人了。

馬列使人喪失民族自尊

在民族自尊上,許多人的民族自尊心早在破四舊的烈火中被燒光了,目前有些極端的文人,他們甚至提出中華民族是個劣等民族,是愚昧的文化,他們甚至極端的鼓吹台獨,分裂中國。

馬列使中國人喪失了民族信心

辛先生提到1986年他的一次演講,有人問,當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麽?他回答說:共産黨把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擋在了我們前進的路上,人們想繞開它,推開它都不太可能。共産黨一手殺人奪命,一手殺人奪路,讓中國人都覺得徹底失望了。

馬列使中華民族意志沉淪

2000多年前孔子就說:詩言志,可當今中國充斥的都是些什麽?馬列帶給中國的,一方面斬斷了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承傳血脉,把歷史上的一切都當成了反封建的對象,另一方面又隔斷了與真正西方文明的溝通,排斥一切不同學說,唯馬列獨尊,這樣一來就真正斷了中華文化的生路。

馬列是錯誤思想

馬列到底是什麽呢?簡單的說,馬列是建立在錯誤思想上的。馬克思說他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提出了共産主義理想,其實馬克思說的空想主義,就是西方社會倡導的和平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與資本家和諧的社會體系,而馬克思說的共産主義,實質就是暴力的共産主義;在理論體系上,馬克思是將黑格爾絕對理念的帽子塞進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他把天上的東西强行用在了地上;馬克思把辯證統一論的合理內涵,强行變成了絕對的對抗,從而爲階級鬥爭建立了理論基礎;馬克思錯誤的將剩餘價值論絕對化,用政治代替經濟等一系列做法,這些都說明馬列是建立在錯誤思想體系之上的謬誤。

馬列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馬列思潮與國際大潮背道而馳,體現在方方面面。政治上,17世紀以來的歐洲,國際趨勢都是“廢專制,走共和”,而馬列提倡的是無産階級專政,正如梁起超所說:凡是專政,都不是好東西。經濟上,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全球都在由封建行會向自由市場經濟發展,而馬列却提出要消滅私有制;在文學藝術方面,歐洲在尋求人性的解放,在提倡尊重人權,而馬列講階級性,推崇集體主義來壓制個體人性;在思想上,19世紀文藝復興提倡多元文化,而馬列搞一元化,毛澤東甚至提出文藝爲政治服務的洗腦方針。由此可見,馬列是歷史倒退的表現。

馬列的邪惡政治鏈條

從暴力革命方式,到階級鬥爭,再到無産階級專政,這個邪惡的政治鏈條一環緊扣一環,準確的說,馬列就是股新興的復辟勢力。它在全球都走想民主共和的時候,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專制復辟,這與200年來人類總體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馬列是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侵略中華民族的呢?

馬列傳播到中國時,當時的中國人是很難有鑒別能力的,馬列的人間天堂理論,與中國小農意識,儒家的大同世界,以及狂熱青年的焦慮情緒結合在一起,瓦解了孫中山先生剛剛創建的“大中華民國”的免疫能力,使其力量進一步分化,最終導致三民主義的失敗。

馬列的傳播還導致了國家的分裂,當時所謂蘇維埃紅色政權,實質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兩個中國;八年抗日戰爭,國統區掛的是青天白日旗幟,而解放區掛的是馬列肖像,唱的是不要祖國的國際歌。

馬列還給人帶來思想上的混亂。列寧說:以革命的名義如何如何,所有的罪惡都假以革命的名義而堂爾皇之,名正言順,馬列錯誤的把復辟定義成了革命,假革命外衣,行邪惡勾當。

在文化上,馬列一方面以反封建爲藉口,破壞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以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爲理由,拒絕向外界學習,從而使中華族權喪失了傳承性和發展性。當年上海青紅幫幫主還提出:衣食足,知禮儀,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道德日益沉淪,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

這一切讓我們意識到,惟有驅除馬列,方能還我中華,我們要做中華兒女,絕不做馬列子孫。

abc003 wrote:
中國城鄉貧富差距大...(恕刪)


請學習『民主、自由』的精神

不要再讓馬列的幽靈再次出現在世界上!!
LongDickApe wrote:
【林丹】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隨著越來越多歷史真相的被披露, 共產主義的謊言早已被揭穿,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本質的人們,紛紛退出邪惡政黨. 但有些人卻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是好的, 只是被共產黨給念歪了. 真是這樣嗎?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特別節目中, 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2005年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的第二部份《馬克思主義究竟是甚麼?》,讓我們一起來分辨一下馬克思主義這本「經」究竟是好, 還是「歪」。


連史達林主義和馬克斯主義都分不清 法輪功洗腦電視台=新唐人電視台

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好像說韓國統一教和,耶和華見證人會、摩門教 是正統基督教一樣荒缪

那麼宗教斂財的妙禪大師就是正統佛教了

我做這個比喻你是為了讓你這「法輪功和新唐人電視台的信徒」理解?

雖然這些宗教本質上都是唯心主義的,並非是科學是不恰當的類比




史達林主義和毛主義其實跟馬克思主義根本無關

我這裡沒法大段引用文章簡單說一下,國際共運歷史有三條路線,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托派),第二國際起初是恩格斯創立的路線和歐洲社會民主黨是一條路線,但是這條路線已經失敗,被列寧論證請看他的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這些列寧的書有說過,在一戰後已經證明歐洲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帝國社會主義,在歐洲和日本都有大量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家,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最近英國工黨的柯爾賓現象就是一例,你在看最近川普當選、脫歐事件、黃馬甲黃背心,這些本質上都是由經濟基礎引起的上層建築變化,瑞典的人民家園從墳墓到搖籃的社會福利,等等歐洲他們一直是很活躍的一派帝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是考斯基 伯恩斯坦這派雖然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第三國際是列寧創立,但是後來整個被史達林主義給歪曲串改,史達林發動大清洗殺光了老布爾什維克,連研究馬克思文獻的蘇聯圖書館長因為不配合串改馬列都被史達林清洗殺掉,西班牙內戰中為了討好希特勒沒徹底支持還殺拖派馬克思主義者,史達林和納粹簽訂互不清犯條約,還按殺托洛斯基,最後史達林在二戰中為了討好羅斯福和西方帝國主義合作,背叛了西方共產黨第三國際解散,因此只剩下第四國際和托派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路線


LongDickApe wrote:

  第三,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所說的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 就是一個辯證統一關係。黑格爾認為,一個事物有它發展的過程, 即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由漸變到突變的過程, 由形式和內容的改變到性質和本質的改變的過程。它把這個變化的過程看作是辯證統一的過程,同時還要有一定的條件,才能夠促成這樣的轉化。馬克思承認了這個轉變的基本道理,卻強調轉化的一切過程都源於鬥爭、也就是絕對的對抗。而且不論是在變化的過程之中, 還是在相對靜止的狀況之下, 它都必須由對抗和鬥爭來解決問題。他把黑格爾的辯證統一的所謂合理內核, 變成了他自己的「絕對鬥爭和對抗」的理論基礎。


黑格爾哲學是唯心主義的哲學 根本不可能看透過現象看清世界本質

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有用的,馬克思批判和改良黑格爾的辯證法

但是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唯物辯證法,跟黑格爾的建立再唯心主義上的辯證法不同


LongDickApe wrote:
 可是馬克思非要說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 因而要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階級鬥爭的方式, 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推翻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 推翻資產階級革命, 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 並且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夠叫作是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後這一百五十多年, 世界發展的歷史已經充分的證明了一條道理, 就是 深受了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原理之毒害的我們幾代的東方人, 今天都知道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個社會主義是暴力的共產主義, 不是和平的社會主義,更不是資本家和勞動者在「聯手建立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所以從這個觀念上來說, 從共產主義的標準上來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發展, 它把一個和平的社會主義, 變成了一個暴力的共產主義。


人類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上層建築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腐朽,

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時代生產關係,就會有革命,所以階級鬥爭是正面的

是被壓迫者尋求解放的道路,這文章的錯誤論點是以為中國在落後生產力條件下革命可以建成社會主義

然後受到毛澤東史達林壓迫,就以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

卻不知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 史達林毛澤東主義是不同的

孫中山推翻滿清、美國獨立戰爭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 、斯巴達克斯爭取脫離古羅馬奴隸制度 這些都是革命也是正面的

資產階級也革命過封建時代君主的命,這點恩格斯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早就說過

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和德國30年戰爭 本質上也是資產階級再革命封建地主和天主教的命

因為當時的經濟基礎早已發生變化,封建時代的制度已不適用 ,類似的例子還有法國大革命

馬克思再「共產黨宣言」也說過「資產階級革命」也曾經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

只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後來越來越反動

另外馬克思還為美國南北戰爭的解放黑奴做過貢獻

馬克思曾經再1860年代 寫信給美國總統林肯

當時林肯考量到解放黑奴會得罪許多蓄奴州, 因此林肯沒打算解放黑奴

後來林肯也受到馬克思這封信和再北美的國際工人組織的影響,加上政治情勢變化林肯才打算解放黑奴


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



本文為馬克思致美國總統林肯的公開信,於1864年11月22日和29日之間寫成。1864年11月8日,林肯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馬克思在信中為林肯「以大多數票再度當選向美國人民表示祝賀」。

1861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1862年9月22日,林肯發表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馬克思稱讚這個宣言是「聯邦成立以來的美國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今年是美國獨立戰爭《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發表151週年。觀察者網特此刊出馬克思致林肯的公開信,以饗讀者。

致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1]

馬克思 恩格斯

閣下:

我們為您以大多數票再度當選向美國人民表示祝賀。

如果說您在第一次當選時的適中的口號是反抗奴隸主的權勢,那末您在第二次當選時的勝利的戰鬥號召則是:消滅奴隸制!

自從巨大的搏鬥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難道引出這段壯烈史詩的領土之爭,不正是要決定,那遼闊無垠的處女地是應當由移民的勞動來享用,還是應當遭受奴隸監工的蹂躪嗎?

當30萬奴隸主的寡頭政權敢於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把「奴隸制」這個詞寫在武裝叛亂的旗幟上的時候,當大約一百年前最先產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地方,在宣佈了第一個人權宣言[2]和最先推動了十八世紀的歐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連不斷地炫耀它已經取消了「舊憲法確立時代的種種觀念」,聲稱「奴隸制是仁慈的制度,確實是解決勞資關係這一重大問題的老辦法」,並無恥地宣佈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廈的基石」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歐洲的工人階級立即瞭解到(甚至在上層階級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進行的狂熱袒護向工人階級發出了可怕的警號以前就已經瞭解到),奴隸主的叛亂將是一次財產對勞動所進行的普遍的十字軍征討的信號,在大西洋彼岸進行的這一大規模的戰爭關係著勞動者的命運,關係著他們對未來的期望,甚至關係著他們已經獲得的果實。因此,工人階級到處耐心忍受著棉業危機[3]帶給他們的困苦,激烈反對有產者當局竭力想採取的有利於奴隸佔有制的干涉行動,——而在歐洲的大多數國家裡,工人階級為了正義的事業已經獻出了自己的鮮血。

只要作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許奴隸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國,只要他們在那些不問是否同意就被買賣的黑人面前誇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賣自己和自己選擇主人的高貴特權,那他們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勞動自由,也不能支援他們歐洲兄弟的解放鬥爭;不過,這種進步道路上的障礙現在已被內戰的血浪掃蕩乾淨了。

歐洲的工人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一樣,美國反對奴隸制的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他們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先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

中央委員會代表國際工人協會簽署:

勒•呂貝——法國通訊書記;累布欽斯基(波蘭);艾米爾•霍爾托普(波蘭);讓•巴•博凱;海•榮克——瑞士通訊書記;莫里索;喬治•威•威勒爾;茹•德努阿爾;P.博爾達日;勒魯;塔朗迪埃;茹爾登;杜邦;羅•格雷;多•拉馬;塞塔奇;F.索魯斯特裡;P.阿耳多夫蘭迪;G.班尼亞加蒂;朱•方塔納——意大利通訊書記;喬•雷克;詹•巴克萊;喬•豪威耳;約•奧斯本;J.D.斯坦斯比;約•格羅斯密斯;格•埃卡留斯;弗裡德里希•列斯納;沃爾弗;卡•考布;享利希•博勒特;路德維希•奧托;N.P.漢森(丹麥);卡爾•普芬德;格奧爾格•羅赫納;彼得•彼得遜;卡爾•馬克思——德國通訊書記;亞•迪克;魯•沃爾弗;J.惠特洛克;詹•卡特;W.摩爾根;威廉•德爾;約翰•韋斯頓;彼得•福克斯;羅伯特•肖;約翰•朗梅德;羅伯特•亨利•賽德;威廉•沃爾利;布萊克莫爾;羅•哈特威耳;W.皮琴;本•魯克拉夫特;約•奈阿斯;

喬•奧哲爾——委員會主席;

威廉•朗•克里默——名譽總書記

馬克思寫於1864年11月22日和29日之間

載於1865年1月7日「蜂房報」第169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賀信原稿譯的,並根據「蜂房報」校對過

註釋:

[1]致美國總統阿•林肯的公開信是卡•馬克思於1864年11月22日和29日之間寫成的。11月22日總委員會根據委員迪克和豪威耳的建議決定致函林肯、祝賀他再度當選總統。

起草賀信的工作曾委託給本來為制定協會的綱領性文件而選出的委員會(見注1)。這個委員會在綱領性文件批准之後成為總委員會的常設執行機關,記錄簿裡稱它為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或小委員會(Subcommittee);它由下列人員組成:總委員會主席(直到1867年洛桑代表大會廢除這個職位為止)、總書記、財務委員和各國通訊書記。馬克思通過常務委員會領導了總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他作為德國通訊書記,是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馬克思起草的公開信得到常務委員會的贊同,1864年11月29日經總委員會一致批准,並通過美國駐倫敦公使亞當斯轉交林肯總統。1865年1月28日總委員會收到以林肯的名義寄來的回信,該信於1月31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並刊登在1865年2月6日的「泰晤士報」上。正如馬克思在1865年2月寫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樣,林肯在給他收到的各種團體的賀信的回信中,只有給國際工人協會的回信「不是單純從形式上證明他已收到了賀信」。

致林肯的公開信首先發表在1864年12月23日的英國報紙「每日新聞」上,隨後又發表在1864年12月25日「雷諾新聞」第750號和1865年1月7日「蜂房報」第169號,以及一些德國報紙上——1864年12月3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號附刊、1865年1月5日「柏林改革報」第4號和1865年1月7日「海爾曼」週報第314號上。

俄譯文是按寄給林肯的有總委員會全體委員親筆簽名的賀信手稿譯的,並根據「蜂房報」校對過。——第20頁。

[2]這裡指的是1776年7月4日英國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的代表在費拉得爾菲亞召開的大會上所通過的「獨立宣言」,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脫離英國成立獨立的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在這個文獻中表述了這樣一些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如個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主權的原則,等等。當時,當封建專制制度還統治著歐洲的時候,這些原則的宣佈給歐洲革命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影響很大。但是美國的資產階級和大土地所有者從一開始就破壞了宣言中宣佈的民主權利,他們把人民群眾排除於政治生活之外,並把剝奪了佔共和國居民很大部分的黑人的基本人權的奴隸制度保存了下來。——第20頁。

[3]造成棉業危機的原因是,由於美國內戰期間北軍艦隊封鎖了南部的各個蓄奴州,使得來自美洲的棉花供應中斷。棉荒發生在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夜,並同它交織在一起。歐洲大部分棉紡織工業陷於癱瘓,這嚴重地影響到工人的狀況。1862年間,英國3/5的紗錠和織布機停工,75%以上的棉紡織業工人接連兩三年陷於全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工人的貧困由於六十年代初期歐洲歉收而益形加重,歐洲的許多城市發生了真正的饑荒。然而,歐洲的無產階級不顧一切艱難困苦,仍然堅決地援助了美國北部各州。——第21頁。

出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另外馬克思再當時中英鴉片戰爭時 就在西方報紙上批判過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雖然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傳到中國)

馬克思希望中國和印度脫離殖民統治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跟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本質上是不同的

國父的三民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 是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烏托邦幻想

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從,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他也沒有看透不平等的本質是土地私有制

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漲價歸公」思想來源於美國的亨利‧喬治

Georgism

這是一個不成熟的美國左派思想,因為他沒看透 房地產和土地的價格是虛擬的,

只有地租才是真實的,只因為壟斷土地所有權就可以無償佔有,轉移地上生活的人勞動的所得

地租來源於土地所有權從實體經濟生產活動中無償轉移和佔有 轉移的剩餘價值,

馬克思認為 房地產和土地的價格就是根據地租率的價格來資本化出一個虛擬的價格 資本論第三卷都在論證這一點

因此許多小資產階級對馬克思這句話很不以為然「土地私有制如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所有權一樣是荒缪的」

土地所有權或房地產私有制,其實就如同黑奴隸制度一樣 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無償的佔有

他的權力來源於不平等的生產關係

私有財產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原始社會的人頭腦中是沒有這種概念存在的

隨著生產力發展才產生的私有制上層建族,當曾經是有用的制度現在卻顯得過時

這點馬克斯解釋過

比如黑奴隸制度,什麼叫做黑奴是私有財產?

黑奴就是黑色的人種

只有在一定「生產關係」之下「黑人才成為資本」

棉花紡織機也一樣,只是一台紡織用的機器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才成為資本

土地也相同 只有在封建農業社會土地私有制度的發展,他才成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只因為奴隸主努力存錢購買了黑奴,他就以為他不是不勞而獲的,如同一個人買了房地產再出租給別人


恩格斯有論述過科學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他跟以前歐洲的歐文 符力葉 和聖西門這三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是不同的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語: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作者為弗裡德里希‧恩格斯

馬克思說這本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5月4—5日)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

(1880年5月4—5日)



馬克思寫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354

  這第一本小冊子中所包含的內容是早先刊登在《社會主義評論》355上的三篇文章,它們譯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學中的變革》356[①]。

  弗裡德里希‧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發表在馬克思和盧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216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引起了注意。《大綱》中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在曼徹斯特(當時恩格斯住在那裡),他用德文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義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充分的估價。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國以及後來旅居布魯塞爾的時候,他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式機關報《北極星報》和羅伯特‧歐文的《新道德世界》報的撰稿人357。

  在他旅居布魯塞爾時,他和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產主義工人協會219,這個協會同佛蘭德和瓦隆的俱樂部保持了聯繫。他們兩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創辦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221。應正義者同盟設在倫敦的德國委員會的邀請,他們參加了這個最初由卡爾‧沙佩爾在1839年因參加布朗基的密謀而從法國逃亡以後所創立的團體。從那時起,同盟就放棄了秘密團體慣用的形式,變成國際性的共產主義者同盟220了。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該團體還必須對各國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倫敦召開的國際代表大會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託起草《共產黨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並且幾乎立即被翻譯成歐洲的各種語言[①]。

  同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於建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358的工作,這是一個公開的和國際性的團體,參加這個團體的有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和無產階級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後,恩格斯成了《新萊茵報》222的編輯,這家報紙是由馬克思在科隆創辦的,於1849年6月由於普魯士發生政變而被查禁。恩格斯參加埃爾伯費爾德起義以後,作為志願部隊指揮官維利希的副官參加了反對普魯士人的巴登戰役359(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倫敦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226撰稿,這個刊物是由馬克思出版並在漢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發表了《德國農民戰爭》,該文19年後在萊比錫印成小冊子重新出版並出了三版。

  在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以後,恩格斯成為《人民國家報》127和《前進報》360的撰稿人;這兩家報紙所發表的最重要的論文都是他寫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冊子:《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論住宅問題》、《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從曼徹斯特遷居倫敦以後,參加了國際193總委員會;他被委託負責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聯繫。

  他為《前進報》撰寫並諷刺地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最近的一組論文,是對歐根‧杜林先生關於一般科學、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所謂新理論的回答。這些論文已經集印成書並且在德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摘錄了這本書的理論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一部分可以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

寫於1880年5月4-5日前後

原文是法文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

  後面這篇論文是由1878年在萊比錫出版的我的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為我的朋友保爾‧拉法格把這三章彙集在一起交給他譯成法文,並增加了若干比較詳細的說明。經我校閱過的法譯文最初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上,後來於1880年在巴黎印成單行本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根據法譯文翻譯的波蘭文本於1882年剛剛在日內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書名為《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拉法格的譯本在說法語的國家,特別是在法國,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這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單行本出版,是否同樣有好處呢。這時,蘇黎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361編輯部告訴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傳小冊子,問我是否願意把這三章用於這一目的。我當然同意這樣做,並把我的著作交給他們處理。

  可是,這一著作原來根本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中進行宣傳而寫的。這樣一種首先是純學術性的著作怎樣才能適用於直接的宣傳呢?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作些什麼修改呢?

  說到形式,只有出現許多外來語這一點可能引起疑慮。但是拉薩爾在他的演說和宣傳性文章中已經根本不避諱使用外來語,而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因此提出抱怨。從那時以來,我們的工人已經更多地和更經常地閱讀報紙,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來語。我只限於刪去一切不必要的外來語。那些必不可少的外來語,我沒有加上所謂解釋性的翻譯。這些必不可少的外來語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學技術用語,如果能翻譯出來,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歪曲這些用語的含義;它解釋不清楚,反而會造成混亂。在這裡,口頭的解釋會有更大的幫助。

  相反,在內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說,對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總的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對工人,比對「有教養的」資產者,困難要少得多,因為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條件。至於說到我在這裡加上的許多說明,那麼實際上我與其說是考慮到工人,不如說是考慮到「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馮‧艾內恩先生、樞密顧問亨利希‧馮‧濟貝耳先生以及特賴奇克之流的人物,他們為不可遏制的慾望所驅使,總是一再確鑿無誤地表明他們的驚人的無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對社會主義的巨大的誤解。唐‧吉訶德手執長矛同風車搏鬥,這是合乎他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們不能容許桑喬‧潘薩去做這類事情。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著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①]。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證法的記憶淹沒在一種無聊的折衷主義的泥沼裡,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證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

弗裡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於倫敦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362

  我曾經預料,這篇論文的內容對我們的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現在這個預料已被證實。至少從1883年3月第一版問世以來已經印行了三版,總數達10000冊,而且這是在現今已壽終正寢的反社會黨人法的統治下發生的事情。同時,這也是一個新的例證,說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現代無產階級的運動這樣的運動面前是多麼軟弱無力。

  從第一版印行以來,又出版了幾種外文譯本:帕斯誇勒‧馬爾提涅蒂翻譯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1883年貝內文托版;俄文本《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1884年日內瓦版;丹麥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載於《社會主義叢書》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1886年馬德里版;以及荷蘭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較重要的補充只有兩處:在第一章中關於聖西門的補充,同傅立葉和歐文相比,關於聖西門過去談得有點過於簡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處關於在這期間已經變得很重要的新的生產形式「托拉斯」的補充363。

弗裡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於倫敦

1892年英文版導言364

  這本小冊子本來是一本大書的一部分。大約在1875年,柏林大學非公聘教師歐‧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佈他改信社會主義,不僅向德國公眾提出一套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還提出一個改造社會的完備的實際計畫。當然,他竭力攻擊他的前輩,首先選中了馬克思,把滿腔怒火發洩在他的身上。

  這件事發生時,德國社會黨的兩派——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剛剛合併178,因而不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全力以赴地對付共同的敵人。德國社會黨正在很快成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為一股力量,首先必須使這個剛剛贏得的統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卻公然準備在他周圍建立一個宗派,作為未來的獨立政黨的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應戰,把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件事雖然不太困難,顯然也很麻煩。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有一種非常嚴肅的Grūndlichkeit,即徹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徹底精神,隨你怎麼說都行。當我們每個人在闡述他認為是新學說的那種東西的時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煉為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的基本規律之所以存在,歷來就是為了最後引到這個新發現的絕妙理論上來。在這方面,杜林博士已經完全達到這種民族標準了。整套的「哲學體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歷史的一應俱全;全套「政治經濟學的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巨著365,在外觀上和內容上都很有份量,這三支論證大軍被調來攻擊所有前輩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特別是馬克思,其實,就是企圖「在科學中」實行一次完全的「變革」——我所要應付的就是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唸到複本位制366,從物質和運動的永恆性到道德觀念的易逝性,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對手的包羅萬象的體系,使我有機會在同他爭論時用一種比以往更連貫的形式,闡明馬克思和我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我承擔這個通常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曾作為一系列論文發表在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360上,後來彙集成書,題為《Herrn Eugen Dǖhrings'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這本書的第二版於1886年在蘇黎世出版。

  根據我的朋友保爾‧拉法格(現在是法國眾議院里爾市的議員)的要求,我曾把這本書中的三章編成一本小冊子,由他譯成法文,於1880年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波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據這個法文本譯出的。1883年,我們的德國朋友用原文出版了這本小冊子。此後,根據這個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譯本。這樣,連同現在這個英文版在內,這本小書已經用10種文字流傳開了。據我所知,任何社會主義著作,甚至我們的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有這麼多的譯本。在德國,這本小冊子已經印了四版,共約兩萬冊。

  附錄《馬爾克》是為了在德國社會黨內傳播關於德國土地所有制的歷史和發展的一些基本知識而寫的。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當時黨在團結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經完成在望,又要著手進行農業工人和農民的工作。這篇附錄收入這個譯本,是因為人們對所有條頓部落都同樣有過的原始的土地佔有形式及其衰亡的歷史,在英國比在德國知道得更少。我讓這篇附錄仍保持原狀,就是說沒有涉及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說,按照這個假說,在馬爾克的成員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幾代人共同生活的龐大的家長制家庭公社(現在還存在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扎德魯加[①]可以作為例證)共同耕種的;後來,公社範圍擴大,共同經營已日益不便,就出現了公社土地的分割367。柯瓦列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還在討論中。

  本書中所用的經濟學名詞,凡是新的,都同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368中所用的一致。我們所說的「商品生產」,是指這樣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也是為了交換;也就是說,物品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的。這個階段從開始為交換而生產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也就是說,只有在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用工資僱用除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人,並把產品的賣價超過其支出的贏餘部分納入腰包的條件下,才獲得充分的發展。我們把中世紀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手工業,小手工業師傅帶著少數幫工和學徒,每個工人都生產整件物品;(2)工場手工業,較大數量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大工場中,按照分工的原則生產整件物品,每個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產品只有依次經過所有工人的手以後才能製成;(3)現代工業,產品是用動力推動的機器生產的,工人的工作只限於監督和調整機器的運轉。

  我很清楚,本書的內容將遭到頗大一部分英國公眾的反對。但是,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微注意一下英國「體面人物」[①]的偏見,那麼我們的處境也許更加糟糕。本書所捍衛的是我們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而唯物主義這個名詞是使大多數英國讀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論」也許還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義就完全不能容許了。

  然而,從17世紀以來,全部現代唯物主義的發祥地正是英國。

  「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問過自己:『物質是不是不能思維』?

  為了實現這種奇蹟,他求助於上帝的萬能,也就是說,讓神學來宣講唯物主義。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369。唯名論,唯物主義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於英國經院哲學家[②]中間。

  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來,自然哲學才是真正的哲學;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薩哥拉及其同素體370,德謨克利特及其原子,是他常常引證的權威。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運動,它不僅表現為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主要表現為物質的衝動、生機、緊張,或者用雅科布‧伯麥的術語來說,物質的『Qual』[①][『痛苦』]。

  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還包孕著全面發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質帶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詩意的誘惑力,以迷人的笑靨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學說卻充滿著神學中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義在以後的發展中越來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義系統化了。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失去了詩情畫意,變成數學家的抽象經驗;幾何學被宣佈為科學的女王。唯物主義開始帶有憎恨人類的傾向。它既然要戰勝對手,即憎恨人類的、沒有肉體的唯靈論,並且要在後者自身的範圍內戰勝,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慾,變成禁慾主義者。這樣,它就從感性的東西變成理性的東西;可是,它因此也就發展著理性所特有的不顧後果的全部徹底性。

  作為培根的繼承者,霍布斯堅決認為:如果人類的全部知識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麼我們的概念和觀念就不過是現實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學只能給這些幻影冠以名稱。同一個名稱可以用於許多幻影。名稱甚至還可以冠以名稱。但是,如果一方面認為觀念起源於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說一個詞的意義不止是一個詞,以為除了我們通過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個別的存在物之外,還有某種普遍的、非個別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無形體的實體,與無形體的形體同樣是荒唐的。形體、存在、實體只是同一種實在的不同名稱。不可能把思維同思維著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變化的基礎。『無限的』這個詞,如果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夠完成無限的相加過程,那就毫無意義了。只有物質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可以覺察的,所以,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毫無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確實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種有始有終的機械運動。衝動的對象就是所謂的善。人和自然都服從同樣的規律。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是他沒有論證培根的基本原則:人類的全部知識起源於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中對此作了論證。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義中的一些有神論的偏見;柯林斯、多德威爾、考爾德、哈特萊、普利斯特列也同樣剷除了還保護著洛克的感覺論的最後一排神學籬笆。無論如何,對實際的唯物主義者來說,自然神論371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①]。

  關於現代唯物主義起源於英國,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他這樣讚許他們的祖先並不十分高興,那真是太遺憾了。可是不能否認,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榮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學派的前輩,法國人在陸上和海上的歷次戰爭中儘管敗於德國人和英國人,但這些法國唯物主義者卻使18世紀成為一個以法國為主角的世紀,這甚至比圓滿結束那個世紀的法國革命還要早;這次革命的成果,我們這些身在英國和德國的局外人還總想移植哩。

  這是無可否認的。在本世紀中葉,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那時,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或者至少是很激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英國幾乎所有有教養的人都相信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奇蹟,甚至一些地質學家,例如巴克蘭和曼特爾也歪曲他們的科學上的事實,唯恐過分有悖於創世記的神話;要想找到敢於憑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問題的人,就必須去尋訪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當時所謂的「無知群氓」即工人,特別是去尋訪那些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

  但是從那時以來,英國已經「開化」了。1851年的博覽會372給英國這個島國的閉塞狀態敲響了喪鐘。英國在飲食、風尚和觀念方面逐漸變得國際化了;這種變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國的某些風尚和習慣能在大陸上傳播,就像大陸上的其他習慣在英國傳播那樣。總之,隨著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貴族才知道)的傳入,大陸上對宗教問題的懷疑論也必然傳了進來,以致發展到這種地步:不可知論雖然還尚未像英國國教會那樣被當作「頭等貨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幾乎和浸禮會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過了「救世軍」373。我時常這樣想:許多人對這種越來越不信仰宗教的現象痛心疾首,咒罵譴責,可是他們如果知道這些「新奇的思想」並不是舶來品,不像其他許多日用品那樣帶有「德國製造」的商標,而無疑是老牌的英國貨,而且他們的不列顛祖先在200年前已經比今天敢沖敢闖的後代子孫走得更遠,那他們將會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用蘭開夏的一個富於表現力的字眼來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又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完全是唯物主義的。整個自然界是受規律支配的,絕對排除任何外來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論者又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是否還存在著某個最高存在物。這種說法在拿破崙那個時代也許還有點意思,那時拉普拉斯對拿破崙的關於這位偉大天文學家的《天體力學》[①]為何隻字不提造物主這個問題,曾驕傲地回答:「我不需要這個假說」。可是如今,在我們不斷發展的關於宇宙的概念中絕對沒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說,在整個現存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最高存在物,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而且我以為,這對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種不應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認,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的感官向我們提供的報告為基礎的。可是他又說: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確反映呢?然後他告訴我們:當他講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時,他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這些他也不能確實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們對他的感官所產生的印象而已。這種論點,看來的確很難只憑論證予以駁倒。但是人們在論證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起初是行動」[②]。在人類的才智虛構出這個難題以前,人類的行動早就解決了這個難題。布丁的滋味一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我們關於能否利用這個事物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要想利用也決不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該事物的觀念,並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就肯定地證明,到此時為止,我們對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符合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我們一旦發現失誤,總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或者是與其他知覺的結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們把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行動只限於正確地形成的和正確運用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知覺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例子迫使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過科學檢驗的感性知覺,會在我們的頭腦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違背現實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著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者這時就說:我們可能正確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通過感覺過程或思維過程掌握自在之物。這個「自在之物」處於我們認識的彼岸。對於這一點,黑格爾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質,你也就知道了這一事物本身;這時剩下來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於我們之外這樣一個事實;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這一事實,你也就完全掌握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個著名的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了。還可以補充一句:在康德的那個時代,我們對自然界事物的知識確實殘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們已知的為數很少的各個事物的背後還有一個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於科學的長足進步,已經接二連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製造出來了;我們當然不能把我們能夠製造的東西當作是不可認識的。對於本世紀上半葉的化學來說,有機物正是這樣的神秘的東西;現在我們不必借助有機過程,就能按照有機物的化學成分把它們一個一個地製造出來。近代化學家宣稱:只要知道某種物體的化學結構,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製造出來。我們現在還遠沒有準確地認識最高有機物即蛋白體的結構;但是沒有理由說幾個世紀以後我們仍不會有這種認識,並根據這種認識來製造人造蛋白。我們一旦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同時也就製造了有機生命,因為生命,從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體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只要作出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義者了,實際上他也是唯物主義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物質和運動,或者如今所謂的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但是我們無法證明它們不是在某一個時候創造出來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場合下利用這種承認去反駁他,他立刻就會讓你閉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認可能有唯靈論,但是他不想具體地知道是否有唯靈論。他會對你說:就我們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並沒有什麼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對我們來說,物質和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在我們看來,思維是能的一種形式,是腦的一種功能;我們只知道:支配物質世界的是一些不變的規律,等等。所以,當他是一個科學家的時候,當他還知道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可是,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一無所知的領域中,他就把他的無知翻譯成為希臘文,稱之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把這本小書所概述的歷史觀稱為「歷史不可知論」。信教的人將會嘲笑我,不可知論者也將厲聲質問我是否在嘲弄他們?因此,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①]不致於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如果我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甚至對英國的體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們對我或許還會更寬容一些。我已經說過:大約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現在我就要證明,那時候的體面的英國中間階級,並不像有知識的外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傾向是有其緣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新興的城市中間階級[①]是歐洲的革命因素。這個階級在中世紀的封建體制內已經贏得公認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對它的擴張能力來說,也已經變得太狹小了。中間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不能同封建制度並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滅。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在儘管發生各種內部戰爭的條件下還是把整個封建的西歐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同鬧分裂的希臘正教徒和伊斯蘭教的國家相對抗。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階制,最後,它本身就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擁有天主教世界的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個國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個擊敗,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

  此外,隨著中間階級的興起,科學也迅速振興了;天文學、力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又活躍起來。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工業生產,需要科學來查明自然物體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學。現在,科學反叛教會了;資產階級沒有科學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參加反叛。

  以上只談到新興的中間階級必然要同現存的教會發生衝突的兩點原因,但足以證明:第一,在反對羅馬教會權利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第二,當時反對封建制度的歷次鬥爭,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頭首先指向教會。可是,如果說是一些大學和城市商人率先振臂一呼,那麼熱烈響應的必然是而且確實是廣大的鄉村居民即農民,他們為了活命不得不到處同他們的精神的和塵世的封建主搏鬥。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鬥爭,終於引發了三次大決戰。

  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對教會的戰鬥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性的起義:首先是弗蘭茨‧馮‧濟金根領導的下層貴族的起義(1523年),然後是1525年偉大的農民戰爭。374這兩次都失敗了,主要是由於最有利害關係的集團即城市市民不堅決,——至於不堅決的原因,我們就不詳述了。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為各地諸侯和中央政權之間的戰鬥,結果,德國在200年中被排除於歐洲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確實創立了一種新的信條,一種適合專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剛剛改信路德教,就從自由人降為農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敗的地方,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信條正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果敢大膽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論的學說,從宗教的角度反映了這樣一件事實:在競爭的商業世界,成功或失敗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活動或才智,而取決於他不能控制的各種情況。決定成敗的並不是一個人的意志或經營活動,而是全憑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的恩賜;在經濟變革時期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時舊的商業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發現,甚至最神聖的經濟信條即金銀的價值也開始動搖和崩潰了。加爾文的教會體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人間的王國難道還能仍然聽命於君王、主教和領主嗎?當德國的路德教已變成諸侯手中的馴服工具時,加爾文教卻在荷蘭創立了一個共和國,並且在英國,特別是在蘇格蘭,創立了一些活躍的共和主義政黨。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發現加爾文教就是現成的戰鬥理論。這次起義是在英國發生的。發動者是城市中間階級,完成者是農村地區的自耕農。很奇怪的是:在資產階級的這三次大起義中,農民提供了戰鬥大軍,可是農民這個階級在勝利後由於勝利帶來的經濟後果反而免不了破產。克倫威爾之後100年,英國的自耕農幾乎絕跡了。如果沒有這些自耕農和城市平民,資產階級決不會單獨把鬥爭進行到底,決不會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為了獲得那些當時已經成熟只待採摘的資產階級的勝利之果,也必須使革命遠遠超越這一目的,就像法國在1793年和德國在1848年那樣。顯然,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

  在這種極端的革命活動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也同樣超出它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限度[①]。經過多次動盪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了,並且成了今後發展的新起點。英國歷史上被體面人物[①]稱為「大叛亂」的這段輝煌時期,以及隨後的幾次戰鬥,以自由黨歷史家譽為「光榮革命」375的相當微末的事件而告結束了。

  新的起點是新興的中間階級[②]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間的妥協。後者在當時和現在均被稱為貴族,其實早已開始變成法國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後才變成的「王國第一流資產者」了。對英國幸運的是,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376中自相殘殺殆盡。他們的繼承人大部分是這些舊家族的後裔,但是離開嫡系已經很遠,甚至形成了一個嶄新的集團,他們的習慣和旨趣,與其說是封建的,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懂得金錢的價值,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戶趕走,而代之以綿羊。亨利八世賤賣教會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資產階級地主;在整個17世紀不斷發生的沒收大采邑分贈給暴發戶或半暴發戶的過程,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因此,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發展工業生產,反而力圖間接地從中獲益;經常有這樣一部分大地主,他們由於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願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人物合作。這樣,1689年的妥協很容易就達成了。「俸祿和官職」這些政治上的戰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只不過要充分照顧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間階級的經濟利益。這些經濟利益,當時已經很強大,足以決定國家的一般政策。當然,在細節問題上也會有爭執,但是總的說來,貴族寡頭非常清楚,他們本身的經濟繁榮同工商業中間階級的經濟繁榮是密不可分的。

  從這時起,資產階級就成了英國統治階級中的卑微的但卻是公認的組成部分了。在壓迫國內廣大勞動群眾方面,它同統治階級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廠主,對自己的夥計、工人和僕役來說,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們所說的那樣,站在「天然首長」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從他們身上儘可能取得儘量多和儘量好的勞動;為此目的,就必須把他們訓練得馴服順從。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著宗教的旗幟戰勝了國王和貴族;不久他又發現可以用宗教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他們服從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簡言之,英國資產階級這時也參與鎮壓「下層等級」,鎮壓全國廣大的生產者大眾了,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響。

  還有另一種情況也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這就是唯物主義在英國的興起。這個新的[①]學說,不僅震撼了中間階級的宗教情感,還自稱是一種只適合世上有學問的和有教養的人們的哲學,完全不同於缺乏教養的群眾以及資產階級所感到盡善盡美的宗教。它隨同霍布斯起而維護至高無上的王權,呼籲專制君主制鎮壓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夥子377,即人民。同樣地,在霍布斯的後繼者博林布羅克、舍夫茨別利等人那裡,唯物主義的新的自然神論形式,仍然是一種貴族的秘傳的學說,因此,唯物主義遭受中間階級仇視,既是由於它是宗教的異端,也是由於它具有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繫。所以,同貴族的唯物主義和自然神論相反,過去曾經為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提供旗幟和戰士的新教教派,繼續提供了進步的中間階級的主要戰鬥力量,並且至今還是「偉大的自由黨」的骨幹。

  這時,唯物主義從英國傳到法國,它在那裡與另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學派,即笛卡兒學派378的一個支派相遇,並與之匯合。在法國,唯物主義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學說。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顯露出來。法國的唯物主義者並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批判了當時的每一個科學傳統或政治體制;為了證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他們選擇了最簡便的方法:在他們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書》中,他們大膽地把這一學說應用於所有的知識對象。這樣,唯物主義就以其兩種形式的這種或那種形式——公開的唯物主義或自然神論,成為法國一切有教養的青年信奉的教義。它的影響很大,在大革命爆發時,這個由英國保皇黨孕育的學說,竟給予法國共和黨人和恐怖主義者一面理論旗幟,並且為《人權宣言》379提供了底本。

  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義,然而這是完全拋開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飾的政治戰線上作戰的首次起義;這也是真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徹底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在英國,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後的制度因襲相承,地主和資本家互相妥協,這表現在訴訟上仍然按前例行事,還虔誠地保留著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國,革命同過去的傳統完全決裂,掃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蹟,並且在民法典380中把古代羅馬法——它幾乎完滿地反映了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生產的那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法律關係——巧妙地運用於現代的資本主義條件;這種運用實在巧妙,甚至法國的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所有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在改革財產法時所依據的範本。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英國的法一直是用野蠻的封建的語言來表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這種語言適應它所表達的事物的情況,正像英語的拼法適應英語讀音的情況一模一樣(一個法國人說過:你們寫的是倫敦,讀出來卻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國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華,即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獨立性的精華,保存了好幾個世紀,並把它們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這些東西在大陸上專制君主制時期已經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復。

  還是再來談我們的英國資產者吧。法國革命給他們一個極好的機會,能夠借助大陸上的君主國家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兼併法國的殖民地,並且完全摧毀法國爭霸海上的野心。這是他們要打擊法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們的胃口。不僅是由於它採用了「可惡的」恐怖政策,而且還由於它想徹底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英國資產者怎麼能沒有本國的貴族呢?因為是貴族教他們像貴族那樣待人接物,替他們開創新風氣,為他們提供陸軍軍官以維持國內秩序,提供海軍軍官以奪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場。當然,資產階級中也有少數進步的人,他們並沒有因妥協而得到多大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間階級,他們同情革命381,但是在議會中沒有勢力。

  可見,唯物主義既然成為法國革命的信條,敬畏上帝的英國資產者就更要緊緊地抓住宗教了。難道巴黎的恐怖時代沒有證明,群眾一旦失去宗教信仰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唯物主義越是從法國傳播到鄰近國家,越是得到各種類似的理論思潮、特別是德國哲學的支持,唯物主義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陸上普遍地真正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英國的中間階級就越是要頑固地堅守各種各樣的宗教信條。這些信條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條,基督教信條。

  當革命在法國保證資產階級贏得政治勝利的時候,在英國,瓦特、阿克萊、卡特賴特等人,發動了一場工業革命,把經濟力量的重心完全轉移了。資產階級的財富,比土地貴族的財富增長得更快。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等,越來越被工廠主推向後台。1689年的妥協,甚至在迎合資產階級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後,也不再適合這次妥協的參與者們的力量對比了。這些參與者的性質也有所改變;1830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一個世紀的資產階級大不相同。政治權力仍然留在貴族的手中,並被他們用來抵制新工業資產階級的野心,這已經同新的經濟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須同貴族進行一次新的鬥爭;鬥爭的結局只能是新的經濟力量的勝利。在1830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激下,不顧一切抵抗,第一次通過了改革法案382,使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獲得了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隨後,穀物法廢除了,這又永遠確立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即工廠主對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勝利,然而,也是資產階級僅僅為自己的利益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以後它取得任何一次勝利,都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分享,這個新的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對手。

  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工業工人的階級。隨著工業革命逐步波及各個工業部門,這個階級在人數上不斷增加;隨著人數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強了。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顯露出來,當時它迫使議會勉強地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383。在改革運動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進的一翼;當1832年的法案剝奪工人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要求寫進人民憲章384,並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即憲章派,以對抗強大的資產階級反穀物法同盟385。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後來,大陸上發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接著而來的是普遍的反動。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憲章派的失敗;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被鎮壓;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後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戰勝巴黎。這樣,工人階級的聲勢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時期內被壓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價啊!英國資產者以前就認為必須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緒,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們對這種必要性的感覺會變得多麼強烈啊!他們毫不理會大陸上的夥伴們的譏笑,年復一年地繼續花費成千上萬的金錢去向下層等級宣傳福音;他們不滿足於本國的宗教機關,還求助於當時宗教買賣的最大組織者「喬納森大哥」386,從美國輸入了基督復活派387,引來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後,他們接受了「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恢復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窮人看作是上帝的選民,用宗教手段反對資本主義,從而助長了原始基督教的階級對抗因素,這總有一天會給目前為此投擲金錢的富翁帶來麻煩。

  這似乎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樣獨掌政權,至少不能長期獨掌政權。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消滅的法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完全掌握政權,也只有很短的時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資產階級參與統治那個王國,更多的部分,則因高標準的選舉資格限制而被剝奪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時代,即1848—1851年,整個資產階級統治國家,但為時不過三年;資產階級的無能,使第二帝國得以產生。只有現在,在第三共和國時代,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才執掌政權20年以上;可是已經顯露鮮明的衰落徵兆了。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像美國那樣從來沒有經過封建制度、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連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的繼承者,即工人,也已經在敲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未獨掌全權。甚至1832年的勝利,也還是讓土地貴族幾乎獨佔了政府的所有要職。富裕的中間階級何以如此恭順,在自由黨的大工廠主威‧愛‧福斯特先生發表那篇公開演說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說中敦勸布拉德福德的年輕人為自己的前程學習法語,他以他本人的經歷說明,他作為一個內閣大臣出入於說法語至少和說英語同樣必要的社交場合時,曾感到多麼羞怯!的確,當時的英國中間階級通常都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暴發戶,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級職位讓給貴族,因為那裡所需要的,並不是那種夾雜著精明生意經的島國狹隘性和島國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領。[①]甚至目前報紙上關於中間階級教育的無休止的爭論,也表明英國中間階級仍然認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為自己尋找某種比較謙卑的東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穀物法廢除以後,那些已經勝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頓、那些布萊特、那些福斯特等等,還不能正式參與統治國家,直到20年之後,新的改革法案388才為他們敞開了內閣的大門。英國的資產階級迄今還痛切地自慚社會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錢豢養一個裝飾門面的有閒等級,好在一切莊嚴的場合去體面地代表民族;當資產階級中間一旦有人被准許進入這個歸根到底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權集團時,便引以為無上光榮。

  這樣,工商業的中間階級還沒有來得及把土地貴族全部逐出政權,另一個競爭者,工人階級,已經登上舞台了。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以後的反動,以及1848——1866年英國貿易的空前繁榮(通常這只是被歸功於自由貿易,其實更多地應歸功於鐵路、遠洋輪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發展),又使工人階級依附自由黨了,他們在這個黨內,也像在憲章運動以前那樣,組成了激進的一翼。可是,工人們對選舉權的要求逐漸不可遏止;在輝格黨人即自由黨的首領們「畏縮不前」的時候,迪斯累裡卻顯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黨人抓緊有利時機,在城市選區中實施了戶主的選舉權[①],並且重新劃分選區。隨後實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戶主的選舉權推廣到各郡,再次劃分了選區,使各選區在某種程度上趨於平衡。389這一切措施顯然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力量,現在,至少在150-200個選區中,工人階級已經佔選民的大多數。但是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尊重傳統的最好的學校;如果說,中間階級曾經懷著敬畏的心情仰望約翰‧曼納斯勛爵所戲稱的「我們的老貴族」,那麼,工人群眾則以尊重和恭敬的態度對待當時所謂的「優秀人物」即中間階級。的確,大約在15年前,英國的工人是模範工人,他們對僱主謙恭有禮,在要求自己的權利時溫順克己,這使我們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132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感到安慰,他們正苦於本國的工人不可救藥地傾向於共產主義和革命。

  但是英國的中間階級——畢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國的教授們看得更遠。他們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階級分享政權。在憲章運動的年代,他們對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夥子即人民會有什麼作為已經有所領教了。從那時以來,他們被迫把人民憲章的大部分要求納入聯合王國的法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響群眾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於是,在學校董事會中,牧師就佔優勢;於是,資產階級不斷自我增稅,以維持各種基督復活派,從崇禮派390直到「救世軍」。

  現在,英國的體面人物終於戰勝了大陸資產者的自由思想和對宗教的冷淡態度。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叛亂者。他們全都感染了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在選擇奪取統治權的手段時,有極充分的理由毫不考慮是否合法。這個強壯的小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懷惡意。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只好採取最後的辦法,不聲不響地拋棄了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像一個少年公子,感到暈船時,把他為了在甲板上裝腔作勢而叼在嘴裡的雪茄煙悄悄地吐掉一樣;嘲笑宗教的人,一個一個地在外表上變成了篤信宗教的人,他們畢恭畢敬地談論教會、它的教義和儀式,甚至在必要時,自己也舉行這種儀式了。法國資產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國資產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聽新教的冗長布道。他們已經因唯物主義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werden」——「必須為人民保存宗教」,這是使社會不致完全毀滅的唯一的和最後的拯救手段。對他們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們發現這一點時,他們已經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來嘲笑他們了:「蠢才!這個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訴你們了!」

  然而,無論英國資產者的宗教執迷,還是大陸資產者的事後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擋不了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的潮流。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安。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一定社會內佔統治地位的經濟關係的近枝或遠蔓,那麼,這些觀念終究不能抵抗因這種經濟關係的完全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除非我們相信超自然的奇蹟,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任何宗教教義都難以支撐一個搖搖欲墜的社會。

  事實上,在英國,工人也重新開始活動了。無疑地,他們還拘泥於各種傳統。首先是資產者的傳統,例如,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以為只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並通過偉大的自由黨來謀取自身的解放。還有工人的傳統,從工人最初嘗試獨立行動時所因襲下來的傳統,例如,凡是沒有經過正規學徒訓練的工人都被許多舊工聯關在門外;每一個採取這種做法的工會這樣一來就等於為自己培養工賊。但是儘管如此,英國的工人階級還是在前進,甚至布倫坦諾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這一點告訴他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同仁。391工人階級在前進,如同英國的種種事情一樣,邁出的是緩慢而適度的步伐,有時躊躇不定,有時作一些沒有多大效果的嘗試,在前進中有時過分小心地猜疑「社會主義」這個詞,卻又逐漸吸收社會主義的實質;運動在擴展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現在它已經喚醒了倫敦東頭的那些沒有技術的工人,我們看到,這些新的力量反過來又給工人階級以多麼有力的推動。如果運動的步伐趕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麼就請他們不要忘記:正是工人階級保存著英國民族性格的最優秀的品質,在英國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以後照例是永不會丟失的。如果說老憲章派的兒子們,由於上述原因,還做得不夠,那麼,孫子們則可望不辱沒他們的祖父。

  但是,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僅僅取決於英國。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勝利。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遠遠地超過了英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裡運動的進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進著。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紀律、勇氣、活力和毅力,那麼,德國工人階級則充分證明了自己具備這些品質。400年前,德國曾是歐洲中間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依目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道不可能又成為歐洲無產階級奪取第一次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①]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拉圾堆裡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佈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252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作為社會所有其餘部分的代表出現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游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僱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再洗禮派和托馬斯‧閔采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253,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254,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裡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慾主義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裡,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裡,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裡去。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我們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剷除一切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托庇於拿破崙的專制統治。326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現在已經實現的擺脫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是把他們的被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強大競爭所壓垮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於是這種「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自由;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所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①]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②];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③],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④]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使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消除成為絕對必然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從而能夠引導一場甚至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達到勝利,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一點已經弄清,我們不再花費時間去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去宣揚自己的清醒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他在革命爆發時還不到30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國民大眾對以前享有特權的游手好閒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勝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即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奪得政治權力。而且這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過程中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利用沒收後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進行了投機,同時又借承辦軍需品欺騙了國家。正是這些騙子的統治在督政府時代使法國和革命瀕於覆滅,從而使拿破崙有了舉行政變的藉口。因此,在聖西門的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對立就採取了「勞動者」和「游手好閒者」之間的對立的形式。游手好閒者不僅是指舊時的特權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靠租息為生的人。而「勞動者」不僅是指僱傭工人,而且也包括廠主、商人和銀行家。游手好閒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已經是確定無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終證實了。至於無財產者沒有這種能力,在聖西門看來,這已由恐怖時代的經驗所證明。那麼,應當是誰來領導和統治呢?按照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和工業,它們兩者由一種新的宗教紐帶結合起來,而這種紐帶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復從宗教改革時起被破壞了的各種宗教觀點的統一。可是,科學就是學者,而工業首先就是積極活動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行家。這些資產者固然應當成為一種公眾的官吏、社會的受託人,但是對工人據說應當保持發號施令的和享有經濟特權的地位。特別是銀行家應當擔負起通過調節信用來調節整個社會生產的使命。這樣的見解完全適應法國剛剛產生大工業以及隨之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的那個時代。但是,聖西門特別強調的是:他隨時隨地都首先關心「人數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運。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他向他們高聲說道:

  「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①]

  但是,認識到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且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佈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327如果說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那麼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328在1815年向法國人鼓吹去和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確實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歷史遠見。329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裡發現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麼,我們在傅立葉那裡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以往的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30但是,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矇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即從16 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①];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①]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製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

  「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②]。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熟練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③],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適當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裡;一切傳統的血緣關係、宗法從屬關係、家庭關係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從鄉村轉到城市,從農業轉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天天都在變化的、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其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份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週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14 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

  「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崙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①]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畫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包括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在內,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以致他的社會改革的方法一旦被採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沉默抵制,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 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331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332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333,即借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這種機構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136,而它和後者不同的是,它並沒有被說成是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而只是被描寫為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義者的見解曾經長期支配著19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現在還部分地支配著這種觀點。法國和英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不久前都還信奉這種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國共產主義也是這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不會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圓圓的石子一樣,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在此期間,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並列和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學產生了,並且在黑格爾那裡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證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於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所謂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同樣也能夠寫出辯證法的傑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子》255和盧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在這裡,我們就簡略地談談這兩種思維方法的實質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注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繫,而不是注意什麼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繫。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繫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研究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裡只佔有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必須為這種研究蒐集材料。只有當自然和歷史的材料蒐集到一定程度以後,才能進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較,或者說進行綱、目和種的劃分。因此,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256的希臘人那裡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繫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侷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①]。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肯定地說,某一動物存在還是不存在;但是,在進行較精確的研究時,我們就發現,這有時是極其麻煩的事情。這一點法學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了判定在子宮內殺死胎兒是否算是謀殺,曾絞盡腦汁去尋找合理的界限,結果總是徒勞。同樣,要確定死亡的那一時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亡並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並排泄出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繫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於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自然界不是循著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複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裡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可是,由於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研究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達到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衝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和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永恆不變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257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裡沒有多大關係。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實現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繫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一個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瞭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裡,還是在黑格爾那裡,佔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沿著狹小的圓圈循環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牛頓所說的永恆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也包含在其中。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能夠存在,其規模也要大得無比。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繫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餘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

  但是,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258,達到了高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撒謊。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樣,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係,在它那裡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因此,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儘可能完善的社會體系,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佔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搾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種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餘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繫作進一步的探討。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①]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麼,照此看來,現代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存在於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麼,這種衝突表現在哪裡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怎樣從15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①]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裡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械織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製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

  但是,在自發的、無計畫地逐漸形成的社會內部分工成了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從他們那裡買得手工業品。在這種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在整個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自發的無計畫的分工中間,確立了在個別工廠裡的有組織的有計畫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畫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量;採用社會勞動的工廠裡所製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製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不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作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槓桿即商人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繫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佔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佔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中,開始變為真正社會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仍被當作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佔有者佔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佔有者還繼續佔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按社會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佔有,而是歸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佔有形式,這種佔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佔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佔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佔有形式[①]。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衝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越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佔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僱傭勞動形式。但是,那時僱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輔助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幾畝土地,不得已時單靠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會條例是要使今天的幫工明天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並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僱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僱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輔助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職業。暫時的僱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僱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僱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繫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裡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控制。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個人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佔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這些規律在社會聯繫的唯一繼續存在的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對各個生產者發生作用。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發現。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產品支配著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裡,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裡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餘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克[①],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槓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裡和它並存。它在哪裡控制了手工業,就把那裡的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髮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又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334。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工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死存亡都取決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淘汰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無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麼,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①]),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②]。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職能的正常前提的剝奪[③];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饑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①]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極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命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燬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週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復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機],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所有這幾次危機的實質。[①]在危機中,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它之旁並凌駕於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過剩了。但是,「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槓桿和人的槓桿的結合;唯獨它不允許生產資料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是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使大量生產資料不得不採取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國內同一工業部門的大生產者聯合為一個「托拉斯」,即一個以調節生產為目的的聯盟;他們規定應該生產的總產量,在彼此間分配產量,並且強制實行預先規定的出售價格。但是,這種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氣的時候大部分就陷於瓦解,正因為如此,它們就趨向於更加集中的社會化:整個工業部門變為一個唯一的龐大的股份公司,國內的競爭讓位於這一個公司在國內的壟斷;例如還在1890年,英國的制鹼業就發生了這種情形,現在,這一行業在所有48個大工廠合併後轉到一個唯一的、統一管理的、擁有12000萬馬克資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畫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畫生產投降。當然,這首先還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但是,在這裡剝削變得這樣明顯,以致它必然要崩潰。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如此露骨的剝削。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①]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佔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佔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週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隨著社會佔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週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槓桿。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畫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佔有者的佔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佔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佔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佔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改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改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336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佔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佔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佔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但是,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佔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佔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複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它自己的而又無法加以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麼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佔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①]。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畫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最後,我們把上述的發展進程簡單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紀社會:個體的小生產。生產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產都是為了直接消費,無論是生產者本身的消費,還是他的封建領主的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餘的時候,這種剩餘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剛剛處於形成過程中;但是這時它本身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萌芽。

  二、資本主義革命:起初是工業通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實現的變革。先前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個人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這種轉變總的說來沒有觸及交換形式。舊的佔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資本家出現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佔有產品並把它們變為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以及和它相伴隨的佔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佔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動,而大工業把它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a)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人注定要終身從事僱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立。

  (b)支配商品生產的規律日益顯露出來,它們的作用日益加強。競爭不可遏止。個別工廠中的社會組織和整個生產中的社會無政府狀態相矛盾。

  (c)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著工人不斷遭到解僱: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強制性的競爭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裡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裡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槓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d)資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佔有,後來由托拉斯佔有,然後又由國家佔有。資產階級表明自己已成為多餘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

  三、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畫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寫於1880年1月—3月上半月

  

  註釋:

  第 687 頁[①]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版本中,此處有如下補充:「文章經作者校閱過,而且作者為了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力量的辯證運動更容易為法國讀者所理解,還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補充。」——編者注

  第 688 頁[①]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冊子原文中還作了如下的補充:「《共產黨宣言》是現代社會主義最有價值的文件之一;它現在仍然是描述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和必將結束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鮮明的著作之一;在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中一樣,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階級鬥爭的理論。」——編者注

  第 691 頁[①]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註:「『在德國』是筆誤,應當說『在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

  德國的落後的——40年代初比現在還落後得多——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段,最多只能產生社會主義的諷刺畫(參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在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產生真正的結果。因而,從這方面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完全是德國的產物,而同樣是國際的產物。」——編者注

  第 697 頁[①]扎德魯加(Zadruga)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克爾特人的家長制家庭公社,這種公社包括幾個或十幾個在血緣、經濟、土地上有聯繫的家庭。——編者注

  第 698 頁[①]在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上的德譯文中,「體面人物」的後面加有「即英國庸人」。——編者注

  第 698 頁[②]在德譯文中不是「經院哲學家」,而是「唯物主義者」。——編者注

  第 699 頁[①]恩格斯在這裡加了一個注,而在德譯文中此注被刪去:「『Qual』是哲學上的雙關語。『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悶,是一種促使採取某種行動的痛苦;同時,神秘主義者伯麥把拉丁語『qualitas』[質]的某些意義加進這個德國字;他的『Qual』和外來的痛苦相反,是能動的本原,這種本原從受『Qual』支配的事物、關係或個人的自發發展中產生出來,而反過來又推進這種發展。」——編者注

  第 700 頁[①]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第201——204頁。

  第 702 頁[①]指比‧西‧拉普拉斯《論天體力學》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編者注

  第 702 頁[②]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

  第 704 頁[①]在德譯文中,「體面人物」後面加有「用德語來說叫作庸人。」——編者注

  第 705 頁[①]在德譯文中,從這裡開始,直至以「新的起點是……的妥協」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708頁),恩格斯將英文用語「middle class」(「中間階級」)、「bourgeoisie」(「資產階級」)都譯為「Burgerthum」;後面,恩格斯又把這些用語譯為「Bourgeoisie」,後兩個德文用語都指的是資產階級。——編者注

  第 707 頁[①]在德譯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編者注

  第 708 頁[①]在德譯文中,不是「體面人物」,而是「庸人」。——編者注

  第 708 頁[②]在德譯文中這裡以及後面幾處,恩格斯將英文用語「middle class」(「中間階級」)和「bourgeoisie」(「資產階級」),都譯為「Bourgeoisie」(「資產階級」)。——編者注

  第 709 頁[①]在德譯文中,在「新的」的後面加有「無神論的」。——編者注

  第 714 頁[①]民族沙文主義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業上,也是會壞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國工廠主還以為,英國人不說本國話而說外國話,是有失尊嚴的,當他們看到外國的「可憐蟲」遷居英國,使他們免去向國外推銷產品的麻煩時,還引以自傲。他們根本沒有覺察,這些外國人,大部分是德國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國很大一部分對外貿易,進口和出口,英國人的直接對外貿易幾乎只侷限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洲了。他們也沒有看到,這些德國人同在外國的其他德國人進行貿易,後者逐漸組織了一個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業殖民地網。大約40年前,當德國認真地開始生產出口商品時,這個商業殖民地網,就給德國幫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時期內從一個輸出糧食的國家變成一個頭等的工業國。後來,大約10年前,英國的工廠主才大吃一驚,便詢問英國的大使們和領事們:為什麼他們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顧客。一致的答覆是:(1)你們不學你們的顧客的語言,卻要求他們說你們的語言;(2)你們不但不設法適應你們的顧客的需要、習慣和愛好,反而要他們遷就你們英國式的那一套。

  第 715 頁[①]在德譯文中,在「戶主的選舉權」的後面加了一個括號,內中的文字是「它適用於每一個租有單獨住房的人」。——編者注

  第 719 頁[①]關於法國革命,黑格爾有如下一段話:「正義思想、正義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認,非正義的舊支柱不能對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義思想的基礎上現在創立了憲法,今後一切都必須以此為根據。自從太陽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圍繞著太陽旋轉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看到人用頭立地,即用思想立地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阿那克薩哥拉第一個說,Nus即理性支配著世界;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才認識到,思想應當支配精神的現實。因此,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這時到處籠罩著一種高尚的熱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種精神的熱忱,彷彿正是現在達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爾《歷史哲學》1840年版第535頁)難道現在不正是應當用反社會黨人法去反對已故的黑格爾教授的這種危害社會秩序的顛覆學說嗎?

  第 723 頁[①]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編者注

  第 723 頁[②]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編者注

  第 723 頁[③]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1808年萊比錫版。——編者注

  第 723 頁[④]蘇格蘭拉納克附近的一個棉紡織廠,創辦於1784年,在工廠周圍形成了一個小鎮。——編者注

  第 726 頁[①]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編者注

  第 727 頁[①]傅立葉《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第1卷和第4卷;《傅立葉全集》1843 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頁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 頁。——編者注

  第 728 頁[①]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或按情慾分類的引人入勝的和合乎自然的勞動方式的發現》;《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頁。——編者注

  第 728 頁[②]《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頁。——編者注

  第 728 頁[③]參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頁及以下幾頁。——編者注

  第 730 頁[①]摘自《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致全體「歐洲紅色共和黨人、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並呈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以及「維多利亞女王和女王的責任顧問」的備忘錄》。

  第 734 頁[①]《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編者注

  第 741 頁[①]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

  第 742 頁[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7-553頁。——編者注

  第 744 頁[①]這裡無須解釋,雖然佔有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佔有的性質由於上述過程而經歷的革命,並不亞於生產所經歷的革命。我佔有我自己的產品還是佔有別人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很不相同的佔有。順便提一下: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僱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並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 746 頁[①]參看恩格斯《馬爾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 頁。——編者注

  第 748 頁[①]《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109頁。

  第 748 頁[②]《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和534頁。——編者注

  第 748 頁[③]同上,第506-507頁。——編者注

  第 749 頁[①]見本選集第2卷第259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第 750 頁[①]參看《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頁。——編者注

  第 752 頁[①]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菸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麼拿破崙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比利時國家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國家的鐵路幹線,俾斯麥並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於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335、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裡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第 757 頁[①]有幾個數字可以使人們對現代生產資料即使在資本主義壓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擴張力有個大體的概念。根據吉芬的最新統計337,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億英鎊=440億馬克

  1865年……61億英鎊=1220億馬克

  1875年……85億英鎊=1700億馬克至於在危機中生產資料和產品被破壞的情況,根據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工業家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統計,在最近一次崩潰中,單是德國鐵工業所遭受的全部損失就達45500 萬馬克。


drinktea28 wrote:
呃...樓主應該是書念的不夠多吧??

不然怎麼會拿馬克思的想法來解釋一切,卻又沒看到馬克思思想本身的盲點?

有空...去唸唸布希亞的生產之鏡吧!

法蘭克福學派,或所謂的後馬克思學派,都沒辦法振興馬克思主義了,你說的必然,也早就過了時效...

馬克思確實對資本主義提供了反思之處,這點過了百年後仍是直得肯定。
但馬克思不是一切,而且再拿中國式的共產主義來看馬克思,這感覺就是拿明朝的劍去砍清朝的官
事實上,中國式的共產主義,早就離馬克思主義很遠了。
如果硬要拿馬克思主義來批判資本主義,最好是先批一下中國式的共產主義...

有時候,一知半解比無知更可怕。
拿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包裹著中國式共產主義的狼,然後大罵資本主義是壞蛋...

就像是看迷片一樣,看了封面喜歡,撥了內容才知道被騙...

孩子,還是去多看看書吧!真的!


馬克斯主義今天仍然是科學社會主義,他的分析是有效的

西方主流資產階級經濟學看不見的盲點太多了

例如馬克思批判「亞當斯密教條」指出少掉的固定不變資本C

例如 馬克思批判生產力要素理論

例如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剛萌芽時的19世紀中最早預測7~10經濟商業週期危機的發生,比西方經濟學家朱格拉週期更早看見經濟週期

例如 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LTFPR」 預測了資本主義的今天發展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 Wikipedia 想知道什麼是TRPF規律可以看這條連結

例如 馬克思再那個金融資本還沒發展到今天的年代已經預言股份資本和金融資本有一種特殊的運動規律

例如 新古典的主流經濟模型 索洛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的前身建立再哈囉德-多馬模型(Harrod-Domar model)

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他的前身,其實就是哈囉德多馬歪曲串改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發展出來的

例如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券 提出的比例失調理論,和兩部類增長宏觀經濟模型(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部門)

是最早的宏觀經濟學發展始祖

例如馬克思的模型比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假設更貼近實際


---------------------

至於那些連史達林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都分不清楚的,

就是會老是說同樣的話說 :「你看共產黨史達林執政死好多人所以共產黨=魔鬼」這樣來妖魔化共產主義

或是說:「你看共產國家生產力都很落後人民生活水準很低」 這票人根本不懂唯物史觀原理



這票人基本上連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這樣基本的文件都沒讀過就再批判,不懂馬列卻狠批馬列的白吃

連基本的科學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反省和檢討能力都沒有了,只是被法輪功+美國之音+兩蔣洗腦的麥卡錫主義者

就好比一個沒讀基礎物理的批判牛頓物理是反上帝的 一樣的心態




我這裡沒法大段引用文章簡單說一下,國際共運歷史有三條路線,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托派),第二國際起初是恩格斯創立的路線和歐洲社會民主黨是一條路線,但是這條路線已經失敗,被柏恩斯坦這類改良機會主義者,和帝國社會主義者歪曲,被列寧論證請看他的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這些列寧的書有說過,在一戰後已經證明歐洲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帝國社會主義,在歐洲和日本都有大量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家,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最近英國工黨的柯爾賓現象就是一例,你在看最近川普當選、脫歐事件、黃馬甲黃背心,這些本質上都是由經濟基礎引起的上層建築變化,瑞典的人民家園從墳墓到搖籃的社會福利,等等歐洲他們一直是很活躍的一派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是考斯基 伯恩斯坦這派雖然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第三國際是列寧創立,但是後來整個被史達林主義給歪曲串改,最後史達林在二戰為了和西方帝國主義合作,背叛了西方共產黨第三國際解散,因此只剩下第四國際和托派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路線


我下面這篇文章聯結的第10、11頁、12頁、第3、4、5頁討論串有詳細說明 建議把我這串13頁的討論串看完再獨立思考你就會理解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51&t=5606677&p=1






蘇聯紅軍的締造者 列夫‧托洛斯基 全家人是如何被史達林的特務在墨西哥殺死的?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 大衛哈維 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解說






建議你系統化學習在獨立思考 ,不要連些根本的基礎概念都沒有就隨意批判和反駁


個人心得:以下文章【帝國主義大戰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是蘇聯創始元老之一拖洛斯基在二戰剛開始的1940年5月寫的文章,從21世紀的眼光現在看起來都一一被他言中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本身就是戰爭和剝削全球無產階級的根源,列寧認為,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被養成了「工人階級的貴族」而拒絕反抗,加上內部龐大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人口,因此這就是已開發國家內部反革命的根本原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採取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利用從國外輸入壓榨開發中國家的剩餘價值來養活國內的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還有無產階級貴族工人,因而表現為已開發國家內部的高工資高社會福利和北歐等級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帝國主義的外部世界剝削和全球60~65億人口的剝削基礎之上的。而史達林主義的官僚則退化成一種反世界革命的反動派,比如史達林後來為了拉攏向西方民主國家妥協解散了第三共產國際,又把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理解成了反法西斯戰爭和衛國戰爭。卻沒看見問題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市場和資源以及無限擴張的壟斷性資本主義才是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托洛茨基,1940年5月)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字版)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1916年1-6月)

如果想要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議你先讀共產黨宣言 在讀資本論三卷

資本論三卷的架構如下
第一卷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第二卷是剩餘價值的流通過程
第三卷是關於剩餘價值如何分配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包含地租二次分配 金融資本的運動 利潤率長期下降趨勢等等)

只有當讀完全三卷你才俱備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但這只是入門而已

對一開始學習的人來說應該先讀共產黨宣言
因為這是一篇幾小時就能看完的小

要俱備進階的知識圖譜,你還要看現代資本主義如何發展的
那就要讀列寧這篇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你才能瞭解【壟斷國家型態的資本主義 也就是帝國主義】如何影響20世紀後的資本主義發展


所以樓上問這種低級的問題,就好比一個不懂物理的人連基本的牛頓三大定律都沒搞懂就開始批判物理學是反上帝的一樣,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完整的系統化的社會科學,包含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異化論、階級鬥爭理論,每一個模塊都是和前一個相關聯的,你只有系統化的學習才有可能批判他,例如你不懂唯物史觀就不可能懂人類歷史發展階段怎麼演變,你不懂剩餘價值論就不懂也就不可能知道「異化勞動」的概念

什麼是「異化」和「異化勞動」?

馬克思將勞動的性質分為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價值」,人類勞動力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商品,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被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最終勞動力才被異化為商品,異化的概念是出自費爾巴哈的哲學書「基督教的本質」提出宗教是人性本質的異化,費爾巴哈在此書中力證「上帝是人性的異化」才有後來馬克斯說「宗教是人民對現實苦難的一種歪曲心理反應,消除了來自現實的苦難和壓迫的根源也就消滅了宗教本身,因此有【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之說】」,而人類勞動力的異化概念是馬克思在青年時代提出的,異化有異己的力量和疏離自己的意思,例如「資本是異化勞動」人反而被自己勞動的創造物反過來控制,人類勞動的剩餘價值創造出資本,而資本卻被資本家無償佔有(資本又稱為死勞動),所以資本家才能不勞而獲領利息、租金、利潤等被動收入,至於分配問題馬克思是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扣除必要的社會再生產的扣除額(例如保證人民、教育、醫療住房的基本權利)然後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共產主義階段才是各進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另外一點馬克斯並不追求齊頭式的平等,努力和不努力的人領一樣的工資馬克思是反對的,在中世紀時許多小農和手工業者(例如家庭作坊)自己有生產資料能夠養活自己,隨著市場分工的擴大 資本的積累、集中和積聚,大資本併吞小資本小生產者,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成為向資本家打工的「僱傭勞動力」,在這種僱傭關係中人類是不平等的,因為人類不把自己當成商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法維持生存,只是因為資本家壟斷了生產資料,而生產資料卻是社會分工創造出來的他的社會性質和他的私人佔有之間是矛盾的,我在這兩篇文章有說明過,這種資本主義競爭最後造成17種最主要的矛盾, 包括1.剩餘價值生產與流通交換價值實現的矛盾,2.工資下降規律矛盾,3.利潤率下降4.比例失調5.週期性經濟危機6人性普遍異化7工人階級工資被壓低相對消費不足和生產力相對過剩的矛盾


最近看到一篇拿利息是貨幣的時間價值反駁馬克思的文章,

我要批判龐巴維克 維克賽爾等的貨幣利息時間價值論,時間不可能自己創造價值,

還看到他論述以為科技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改變利潤率下降長期趨勢

「貨幣的利息來自於貨幣租金」,而「租金是一種存量轉移價值」並非是時間自己讓貨幣無中生有創造價值,

如果沒有人類的勞動價值不會自己增值,例如你把100盎司黃金(貨幣資本)放到倉庫裡100萬年

他也不會自動增值變成101盎司,但是貨幣放到金融機構和銀行卻能產生利息,這是因為貨幣資本據有稀缺性,

貨幣資本可以產生租金因為金融和銀行資本運動過程是屬於「G-G'」來源於產業資本「G-W---P--W'-G'」運動過程的價值轉移,

這是由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先轉移產業資本,在二次轉移給金融資本家的,金融和銀行資本才有利息可言

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存在瓜分了總利潤,而總利潤=產業資本+利息+地租

後兩種資本是會瓜分產業資本的利潤的,貨幣不可能自己無中生有產生價值

而是「價值增值」必須來自於勞動才可以無中生有的新增價值。

因此地租和金融資本,本質上都是「二次再分配」產業資本的結果,

如果把產業資本家比喻為小偷,那麼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地主就是 「專偷小偷錢的人」,本質上是二次再分配

而固定資本和生產資料等是可以轉移價值到新產品中,所以產品的價值由勞動新增的價值+加上轉移死勞動資本的存量價值共同構成。

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繆誤,沒有考慮到合成謬誤,局部的利潤率增加會造成整個經濟體的利潤率降低,

例如高科技產業的高利潤會導致傳統產業的利潤降低,因為他們是競爭關係而瓜分了剩餘價值總量,

例如亞馬遜的科技創新可以提高美國資本有機構成,而造成沃爾瑪傳統超市利潤率下降,

因為社會零售消費總額和可以剝削的剩餘價值總量是有限的,

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只是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變大了利潤率的分母

長期來看只是降低整個經濟體的利潤率而已。

在馬克斯的利潤率公式來說 利潤率P=(M/V)/((C/V)+1) 分母的C/V為資本有機構成,M/V為剩餘價值率。




為什麼平均利潤率水平的下降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和表現形式?
為什麼平均利潤率水平的下降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和表現形式?


馬克思認為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長期來看,剩餘價值率的提高比不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速度,因此資本主義的長期利潤率會有下降的趨勢和規律,但是短期來看有反作用力抵銷掉這個趨勢,經濟危機可以抵銷掉自己利潤率短期下降,資本主義就用這種方式來克服自己的矛盾

因此經濟會有7~10年週期性波動的朱格拉週期,70~80年一次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

利潤率=M/(C+V) = (M/V) / [ (C/V) +1 ]

M/V=剩餘價值率

C/V=資本有機構成

社會勞動生產率越高,代表用越少的勞動產出越多的「使用價值」

但是「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力

結果就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樣一單位商品包含的人類無差別勞動「價值」更少了

因為單位時間勞動力所能推動和生產的「使用價值」越多了

結果就是每一單位商品的價值,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降低

有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節約勞動力降低了成本會導致利潤率下降?

因為如果以個體的眼光來看只有一家廠商這樣做他的利潤率提高,但是在資本家市場競爭的情況下,其中一家採用新技術長期也會導致其他資本家跟進,結果就是整體來看產品以他的生產成本賣出,因為產品每單位「使用價值」不變但是包含無差別人類勞動「價值」 越來越低,就越來越便宜。


所以資本主義長期提高勞動生產力,使用節約勞動力的技術,會導致商品用越來越低的售價生產出來

舉個例子電腦和手機因為摩爾定律,電晶體每格一段時間降價一次

每單位計算能力的價格是隨著摩爾定律下降就知道了

其他工業品也是一樣的只是比較緩慢的降價而已,和100年前的人比起來現在的商品是更便宜不是更貴的。

那你在看看馬克思的利潤率公式P=M/(C+V),把分子和分母同時除以V

就得到 分子是剩餘價值率M/V 分母等於資本有機構成C/V+1

P=(M/V)/[ C/V +1]

但是「剩餘價值率M/V」在一個社會很難長期無限提高,否則會造成社會動盪,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勞工組織

而且即使壓低了工資V提高利潤M,也會造成產品賣不出去滯銷,消費不足的危機

在生產過程即使能提高剩餘價值率,在流通過程卻無法實現剩餘價值,

因此長期來看M/V可能會保持穩定或是緩慢增加,(可以看各國「總工資/GDP」的比例觀察這一點)

與之相比「資本有機構成C/V」就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積累越來越大,(可以看各國人均資本存量/人均工資成長是不成比例的)

勞動力價值的成長速度比不上不變資本價值的提高,

那樣利潤率就長期下降了

而主流西方經濟學可能會拿「邊際生產力遞減法則」來解釋利潤率下降

但是那是很膚淺的觀察,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沒有看到剝削這回事


LongDickApe wrote:
馬克思大師的理論真的很好看
也很天真浪漫
小弟以你的文章標題來回覆,因為你在蓋樓期間早已錯亂了
三和人才市場的出現
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衝突
共產中國不允許戶籍外移
也不允許你落地生根
除非你有錢有勢能移民到歐美國家
不然你生來窮就一輩子窮


中國城鄉貧富差距大的原因

二元戶籍制度是造成中國農民工貧困的歷史根源,造成城市剝削農村地區

但是二元戶籍這不是共產主義造成的,是城市地區的中產階級是既得利益者

而統治階級為了滿足這些中產小資階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給農民工城市戶籍

他們擔心農民工搶他們工作,造成工資下降而引發危機

但是這樣造成城鄉的貧富差距擴大,不利工+農階級的團結

托洛斯基也反對過工業剝削農業這類的政策

這類政策是史達林官僚主義想出來的

同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有權力自由遷移,這和恩格斯論工人住宅問題一樣的看法

而大量的農民工人口被綁死在土地上,沒辦法進入城市打工就沒辦法產業升級

而要產業升級自然會吸納大量工業和服務業勞動人口,減少農業人口

歷史上所有國家的發展趨勢都是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機械化農業取代人 導致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

然後把農民轉成製造業工人

製造業發展起來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製造業的機器取代人就會把工人也擠到服務業裡面

英國圈地運動發展的歷史也是如此

從農業轉型-->成功轉型為製造業-->再轉型到服務業

但是中國的二元戶籍制度會減慢這種轉型,

造成一堆工資很高的城市白領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農民




如果拖派的民主計畫經濟在21世紀條件下搞農業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按造托洛斯基的方法搞計畫經濟,會和史達林模式有什麼差別?
假設沒有外部軍事壓力之下

如果根據公有制和市場化結合的辦法來做,假設稻米總產品=C+V+M,

但是種稻米的土地和拖拉機是生產資料C,這些東西應該跟政府以市場價格出租所有權屬於公有,

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種稻米本身多努力1小時的農民就應該多1小時的產量根據他的種植量扣除掉補償公有制租金和投資生產資料的折舊C及以後都歸他所有為工資V(因為稻米是勞動生產的總產品),

例如勞動強度不變下種植最後1小時稻米應該是種植最後兩小時的2倍勞動量,

他把多產的稻米拿到市場賣掉以後就應該拿到更多的工資,

而前蘇聯的史達林官僚計畫經濟和集體農莊是怎麼做的呢?


他是按造政府公定價格收購(政府會壓低收購價)而不是按造市場價格收購,以這個價格剪刀差來推動重工業的發展,

因此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發生工業剝削農業的現象,重工業高度發展輕工業發展緩慢 農業原材料卻不足

而資本主義又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美國的農場土地和生產資料壟斷在產業資本家手裡,

往往一個美國農民耕種幾千英畝的土地有幾百萬美元的資產,


美國農民年收入高達10萬美元(大約300萬台幣)的農夫也有,

而要成為美國農民這個資本主義農業的門檻也是很高的,

因為要拿幾百萬美金來購買土地,否則就不可能成為農民,

因此美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100萬農民就養活3億人口了,

21世紀後美國已經開始轉型「自動化資訊網路農業4.0」和智慧農業
請參考這裡有詳細說明美國農業機械智能化

美國100~300萬農民供給美國國內3.2億人口吃還有剩餘還可以口創造外匯,

人工智能時代能做到「無人農業」就應該收歸公有制

美國農業已經成為「農業資本家壟斷」的農業了,


但是如果按「拖派民主計畫經濟」的方法來做是至下而上的和蘇聯的完全公定收購價官僚計畫經濟又會是不同的狀況,

雖然拖派曾經在蘇聯建議使用剪刀差收購發展重工業(諷刺的是史達林當時站在布哈林那投反對票),

但是那是在一國社會主義之下為了扶植軍事的重工業才有的暫時性策略,卻被史達林當成永久剝削農民的辦法,

這種政府完全計算一切價格的組織方法是至上而下的「史達林官僚計畫經濟」。


補充關於美國農民的收入調查新聞

美國農民是怎麼煉成千萬富翁的?


農滿

今年4月以來,國內部分蔬菜滯銷,蔬菜價格暴跌,農民賠掉不少錢。在變幻莫測的市場面前,農民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弱勢地位暴露無遺;在這輪菜價風波中,單家獨戶的農業生產經營,同樣顯示了其弱不禁風的疲態。那麼,美國的農產品市場如何保持價格穩定,他們的農民又怎麼抵禦市場風險?我們的報導,或許能提供一個新穎的角度。

一人種地數千畝

在中國,一個人種植100畝地已屬罕見;但在美國,一個人種植五六千甚至上萬畝土地的情況比比皆是。最近,記者飛赴美國實地探訪發現,美國的農夫一年只有2個多月的時間花在土地上,不僅如此,他們同時也是機械師、會計、投資者,有的甚至已是「千萬富翁」 。

美國的農業模式適合移植中國嗎?美國農民的今天,是否中國農民的明天?

3月的佛羅里達州溫暖如夏,美國一年一度的農產品經典年會在海濱城市坦帕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農場主和各大糧食協會的頭頭們會聚,交流著對市場的看法,農場主們敏銳地捕捉市場信息,試圖從中尋找任何能幫助預測糧價走勢的蛛絲馬跡。

在會場,記者隨機發放問卷,調查了近10位農場主,發現他們的農場規模大約在3500畝至2.5萬畝之間。據會議新聞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與會農場主們的農場平均規模約為1.4萬畝。來自美國奈伯拉斯卡州的女農場主黛比的農場只有3600多畝,不過與她同行的格雷格則表示,自己的農場規模比較大,達到2.4 萬畝,一半是買來的,一半是租來的。土地採取輪作的方式,1.2萬畝種玉米,1.2萬畝種大豆,全靠自己和兩個兒子耕種,只在農忙季節僱一個工人。

鮑爾‧傑斯基是伊利諾伊州格蘭迪縣的一個農場主,農場規模在2.2萬畝左右。他表示,自己的兩個兒子在芝加哥上班,土地全靠自己夫婦和妻弟夫婦四人種植,只在收割時節請兩個工人幫忙。

美國農業部首席經濟學家格勞伯對記者表示,目前美國大約有200萬的農場主,其中大約只有15%的農民是專職的,他們生產85%的農產品,其他農民是兼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其他工作。

收入堪比中產階級

在美國,農民家庭年收入十幾萬美元,可與城市中產階級媲美,而生活卻比城市上班族更加自在。鮑爾說,去年秋天產量不是很理想,但談起自己的收入,他仍一臉驕傲:「由於農產品價格大漲,去年我們的收入翻了倍。」2.2萬畝土地給他們兩家人帶來了50多萬美元的收入。如果將機器維修、折舊費等全部花銷去除,鮑爾和唐納夫妻兩人去年的淨收入是11.5萬美元。

唐納‧傑斯基告訴記者,就去年的收入而言,即使在美國中產階級中,他們的收入也不算少。事實上,經過多年的積累,鮑爾夫婦買了2200畝土地,如今,這些土地價值160萬美元左右。

而格雷格顯然已經依靠種地成為「千萬富翁」。在過去30多年裡,他會將自己的積蓄用來買地,目前自己擁有的1.2萬畝土地,都是自己分批買入的。如今,土地的租金每年可以高達每畝33美元~50美元。如果賣的話,這些土地的價格在每畝660至800美元。記者算了一下,他擁有的1.2萬畝土地,價值高達900萬美元左右,顯然已成為千萬富翁。

天天盯著期貨價格

鮑爾農場的生產機械和穀倉的投資,需要約150萬美元,而每年生產經營所需的日常花費,一年需要200多萬元的經營投入。他們如何獲得如此大的投資資金呢?

鮑爾介紹,他們種地需要的大部分資金是從銀行貸的,幾乎所有農場主都會和兩類銀行合作,一類是小型的私有商業銀行,另一種是叫做農業信貸體系的合作銀行。日常的營業貸款一般會向小型私有商業銀行借,購買機器、建倉庫和土地所需的一次性投入,則會向農業信貸體系借長期貸款。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學習瞭解市場,還會到處參加協會組織的活動,以瞭解最新的信息,儘量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銷售價格。」鮑爾說。他介紹,該地區活躍著五大糧商,他們每天都會進行三次報價,出售糧食時他會和糧商們討價還價,比較價格。

為了儘量提高出售價格,鮑爾表示,他每天都會看期貨價格,並在價格較高時通過期貨市場提前賣出尚未收穫的產品,鎖定價格。

他介紹,因為價格好,目前美國70%的農民已經賣掉了存貨,不過他去年收穫的大豆、玉米,有80%被儲存起來還未進行交易。 「我看好中國還會購進玉米,價格還會上漲。」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農場主都和鮑爾一樣,會利用期貨市場鎖定價格,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農場主們是一支活躍的力量。美國玉米種植協會行政總裁理查德‧托爾曼告訴記者,美國農民每季度都出售農作物,以便平均價格。同時,農場主也投資期貨以對衝風險。



我以下回覆網友的問題有說過


網友反駁wrote:

關於米塞斯他在1920年發表了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首次提出了【經濟計算問題】,以此來質疑共產黨政權的中央計畫經濟。那一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才結束不久,蘇聯都還沒成立,米塞斯就已經開始質疑中央計畫經濟了。

  米塞斯這篇論文指出:中央計畫經濟必然導致市場的【價格機制】受損(徹底的中央計畫經濟會完全摧毀價格機制,部分的中央計畫經濟會部分地破壞價格機制)。在價格機制受損的情況下,負責制定經濟計畫的官僚【無法】計算出各種資源的有效分配情況。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經濟計算問題」。

  「經濟計算問題」在學術界引爆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一邊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學者,另一邊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學者。

對於米塞斯的質疑,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爭辯說:可以通過建立一套完備的方程組,把社會中所有資源的信息和所有人的偏好都納入其中(成為方程組的參數),然後求解該方程組。

  哈耶克也加入論戰,他反駁說:建立這樣的方程組需要收集的信息太多,很難做到;即使真的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也很很難求解。

  由於那個年代的計算機技術尚未充分發展起來,對於方程組的爭論,雙方分不出勝負。

  到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 Alexander Nove 指出,即使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用當時最好的計算機,也要花上百萬年。

  俺想說的是:Alexander Nove 還是太天真了。不論是他還是早先那些企圖建立方程組的學者,他們顯然都不瞭解【混沌理論】。而人類社會恰恰是個典型的混沌系統。


以下是我的想法回答-----------


這個作者還拿米賽斯和海耶克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來反駁計畫經濟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可以透過托洛斯基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計畫經濟來解決,


簡稱「民主計畫經濟」和史達林的「官僚集中式指令計畫經濟」相反


因為民主機制是一種分散式計算架構,


而計畫經濟不是只有史達林一種模式而已,


而且西方資本主義並非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本質上自己也是在採用政府的規則和計畫運作。


而關於混沌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很早就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正反饋系統,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會改變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之改變又會對上層建築產生作用力


而反作用力也是存在的,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來自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的趨勢,


也就是舊社會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斷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阻滯社會體制進步


慈禧太后反對火車和鐵路,狩獵採集部落反對農耕,資本家反對社會主義


這都是存在的,關於這種混沌理論和蝴蝶效應的產生機制


本質上是一種「正反饋的耦合系統」因此產生的混沌現象


數學家龐加萊發現的三體運動難以求解析解可以說是混沌理論的始祖之一,


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


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力發展和上層建築互相產生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矛盾運動的混沌系統。




計畫經濟的條件和方法

制定與執行計畫的機關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監督計畫的執行、並對計畫加以調整呢?要讓計畫獲得成功,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

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必須對下列三個方面進行一番簡短的分析:

(1)專門的國家機關,即由中央與地方的計畫委員會組成的體系;

(2)作為市場調節機制的商業;

(3)蘇維埃民主,即群眾對經濟結構進行積極而即時的調節的機制。

只有把國家計畫、市場與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論文《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繼續說道:


如果存在一個可以將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猜想中的普遍觀念——該觀念可以同時記下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進程、能夠量度它們運動的動態過程、能夠預測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先驗地擬訂出一個完美、全面的經濟計畫,上起小麥的畝產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紐扣。官僚機構常常設想只有這樣一種觀念才是可操控的,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擺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在對其精神資源進行評估時犯下了可怕的錯誤……

  大量在經濟中活動著的參與者——國有的和私有的、集體的和個人的——必須要由計畫委員會的統計測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強制來正式宣告他們的需要及其相關力量。計畫是受到檢查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來實現。市場調控本身必須由其機制所引發的趨勢決定。部門擬訂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說明其經濟效益。離開了對盧布的控制,過渡時期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堅挺的貨幣單位,商業計算只能增添混亂。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著說道:


然而,工業發展和將農業帶入廣闊的國家計畫的層面讓領導層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質量問題被推上前台,官僚機構破壞了富有創造力的首創精神和責任感,沒有了這些,將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質性的進展。官僚機構的弊病在大產業中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它卻連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業、小規模地方工業,即所有那些與人民靠得最近的經濟部門……

  按照一種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機構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廠是有可能的——然而,毫無疑問這要花費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發展,經濟就越是陷入與官僚主義如影隨形的質量問題不能自拔。蘇聯的產品彷彿都打著冷漠的灰色標籤。在國有經濟下,質量需要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一種批判和首創精神的自由——這些條件同一種恐懼、謊言和諂媚甚為流行的極權主義制度是不相容的。
法國黃背心,土地私有制和環保的矛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是什?

再說一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Marxist geography」心得

Marxist geography

法國黃背心抗議燃油稅上漲,是環保和土地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形成這種矛盾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城市中心的土地私有制

造成大量底層人民離開市中心,被排擠到城市郊區

然後開汽車一段很長的距離進市中心打工,這就會增加燃油的消耗一點也不環保

而馬克龍的解決方案卻是 提高燃油稅,這是愚蠢+腐敗的

但是你看新加坡如何解決城市交通問題?

基本上新加坡汽車是奢侈品,一般民眾根本不需要汽車

而是住在政府配給的廉價「公共組屋」裡

新加坡組屋其實是一種「社會住宅」

因為90%人口都住在廉價住房裡 ,這也會導致新加坡物價和紐約相比更便宜更有競爭力

而人口密度高 又距離市中心比較短

因此可以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達到很高的移動效率,這就是新加坡的解決辦法

但是美國和法國都是採取用汽車來讓上班族通勤的辦法

這個汽車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房地產私有制

而房地產公有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工資被壓低了,降低的工資會有一部份從地租轉移到產業利潤

因為卡爾‧馬克思分析過這問題

馬克思說 :「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購買價格,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就是 生活資料的價格」

所以住宅公有制後產業資本家的利潤得到提高,產品就更有競爭力

生產力就發展得更快


關於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Marxist geography is a strand of critical geography that uses the theories and philosophy of Marxism to examine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human geography. In Marxist geography, the relations that geography has traditionally analyzed —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relations — are reviewed as outcomes of the mod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underst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on this view, the social structure must also be examined. Marxist geography attempts to chang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1]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Marxist geography is radical in nature and its primary criticism of the positivist spatial science centered on the latter's methodologies, which failed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and abuse that underlie socio-spatial arrangements. As such, early Marxist geographers were explicitly political in advocating for social change and activism; they sought, through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exploit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ies.[2] Marxist geography makes exegetical claims regarding how the deep-seated structures of capitalism act as a determinant and a constraint to human agency. Most of these ideas we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1970s by dissatisfied quantitative geographers; David Harve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trail-blazer of the Marxist movement in human geograph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such philosophical aims, these geographers rely heavily upon Marxist social and economic theory, drawing on Marxian economics and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ease o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ntrol huma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apitalist structures. Marx is also invoked to examine how spatial relationships are affected by class. The emphasis is on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mechanisms.


美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巴黎訪談





大衛哈維也許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理論,並將空間維度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提出了所謂的地理-唯物主義。在這個訪談中,大衛哈維為我們講述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籌劃的由來。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1935年生於英國肯特郡,1957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學士學位,1961年獲該校博士學位。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哈維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也是當代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包括《地理學中的解釋》、《社會正義與城市》、《資本的限度》和《新自由主義簡史》等。

採訪人: Dominique Dupart, Cécile Gintrac, Philippe Mangeot & Nicolas Vieillescazes;原文發表於Vacarme 59, printemps 2012, pp. 218-249.

資本主義,大衛哈維解釋說,並沒有解決它的危機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把問題轉移了。因此,不納入空間維度便無法描述資本主義的運作。反過來,不借助馬克思主義的工具也難以理解和抵制現代城市的變遷。趁著他來到巴黎—這座現代性之都,我們與這位地理政治學者碰面了。

您經常作為「激進地理學」的領軍人物或者「批判地理學」的重要人物出現在各個地方。您承認這些分類嗎?

「激進地理學」(Radical geography)這個表達法屬於1960年代末。那時候,傳統地理學還跟軍事和帝國行為緊密聯繫在一起。年輕的地理學家們—英國的Doreen Massey,美國的《對立面》(Antipode)雜誌等等—試圖在學科內部建立一個左翼流派。我們深受反殖民話語、反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影響,但我們各自的政治文化背景太不同了,無法囊括在「馬克思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特徵之下。「激進地理學」這個說法更適用於我們多種多樣的介入行動。

「批判地理學」(Critical geography)是晚些時候的命名,跟女性主義、酷兒和生態問題同一時期出現,但是它的對像很快變得非常分散。1989以後—那是高喊埋葬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那些像我一樣將反資本主義批評看得至關重要的人,在「批判地理學」領域愈來愈邊緣化。因為這樣,我不太喜歡這個說法了。我經常思考,從此批判地理學要批評什麼…如果不是批評其他地理學家的話。我更喜歡停留在「激進地理學」的觀念中。

您是怎麼成為地理學家的?

我不是特別清楚。可能是因為戰後英國的生活條件惡劣。那個時候,所謂的「大英帝國」還存在著:那時我還是青少年,似乎有廣闊的空間可以逃跑。我父親在造船廠工作:我當時的志向是加入海軍環遊世界。孩子時期的我喜歡地圖,我熟記二戰時期的一些海戰,在地圖上追蹤戰事。英國的學校系統很早就要求專業化:十五歲,我選擇獻身地理、歷史和英國文學。可以說我成為地理學家是因為一個英文老師不讓我加入他的學科。

所以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您是地理學家…

我有政治意識始於在劍橋學習那幾年。我在那裡發現了一個特權階級,對他們來說學校只是一張通行證:那些不在乎考試的學生,因為他們的軌跡已經提前寫好,他們將來會是城市銀行家。我當時僅有的幾個朋友是像我一樣來自公立學校。我沒有錢,我只能靠學習成績優異走出去。那時候,別人已經在用幽默當武器摧毀特權階級,比如Monty Python。我呢,我那時相信應該用另一個階級替換這個階級:比如職業技術官僚。政治上,這種態度一點也不馬克思主義;它有親近工黨的傾向。但是在1960年代,挫敗感的增強讓我們意識到,這個黨也逃不過金融權力。那也是越南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總動員時期。對我而言,英國人和法國人介入蘇伊士是一個決定性時刻:我童年時期的親帝國主義夢破滅了。

這種政治意識如何影響了您的地理學實踐?

我說過,一開始我覺得接近接近工黨的進步主義。而實際上,我—包括我的地理學概念—認同的觀念是行政規劃、國家的協調干預作為改善社會條件的方式。跟許多同行一樣,我曾認為政治行動要通過與負責城市與區域規劃的領導合作。所以要思考空間的合理組織原則,向權力持有者提出改革。

是什麼讓您改變了主意?

1960年代中期開始的美國城市暴動動搖了我們的信念。這樣的問題被提出來:城市治理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資本繁榮。1968年前後出現了對福利國家的激烈批評,認為福利國家是社會操控的官僚工具。在同一時期,我們開始質疑地理學與權力的關係,以及地理學在帝國政策中的作用。我們也終於問自己,跟國家合作真的可能嗎?

1969年我被指派到馬里蘭的Johns Hopkins大學,這可能是我人生發展的決定性轉折。我剛到巴爾的摩時震驚了:我從未見過如此的貧困。一些民居里擠滿了老鼠。無處不在的種族主義就不用說了。一年以前,城市的一部分在馬丁路德金恩遇害後被燒燬。那個時期,巴爾的摩的居民開始關心城市問題。我開始在那裡緊張地工作起來。我明白了我在1960年代初所生吞的大多數理論實際上都是讓土地治理為資本主義服務。

您經常說:在同一時間,我發現了馬克思…

我是自學成材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什麼任何良師益友推薦我閱讀。但是我們當時面對的現實已經超出了我們所掌握的理論框架。我任職的係是地理和環境技術合起來的系。我跟一群學生組成了非正式的馬克思研讀會,重點讀了《資本論》第一卷。在一開始,我們讀了也不懂,後來漸漸地,我們懂的東西越來越多…

為什麼重點讀這本?

如果我們的做法是絕對政治性的,那我們應該從《共產黨宣言》開始。但是我們要尋找理論工具,有了這些工具我們就能在地理學學科內部進行批判反思。我周圍的大多數地理學家也都是活動分子,他們沒興趣為此費神。他們認為從顯而易見的事物入手就夠了:貧困、戰爭,等等。而我認為重要的不僅是作為行動者,也要作為地理學家去倡導公民社會。如果我們想要在我們的領域獲得相應的位置,我們就應該將實踐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這樣才能應對攻擊我們的人。而理論基礎我們要到馬克思那裡找。

諷刺的是,在那個時期,馬克思在政治上遠比列寧沒用,尤其是對戰爭問題來說。國家對經濟的參與很強,資本主義的狀況跟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所描述的沒什麼可比性。今天,優先順序調過來了:在當今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下,顯然更應該多讀馬克思而不是列寧。所以我轉向馬克思:在我看來,《資本論》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拜物主義與表象之下隱藏的真實社會關係。我認為其他人都應該讀這部著作。於是我開始上關於《資本論》的課—瞭解這本書最好的方式,就是教這本書!我們跟一群激進分子一起買了個廢棄圖書館,將它改造成一個社區之家,任何激進組織—比如中美洲支持會—都可以有一張辦公桌。我們將這裡命名為「進步行動中心」(Progressive Action Center)。我在這裡組織了幾場《資本論》第一卷的讀書會。誰都可以來,社區積極分子、工會人員…該地區大部分民眾都是非洲裔美國人。

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這一部可能是最抽象的。應該說這些課程的角度與最初的學科問題並不是完全相關,你們是怎樣將價值分析跟當代社會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的?

我沒有侷限於第一卷:第二和第三卷在我的學術發展上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卷三,關於租金、收益和金融的部分。卷二,因為它討論的是時間和空間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閱讀這些當然是為了努力瞭解世界。我寫過一系列關於巴爾的摩的房地產市場狀況和動態的文章,借助的就是馬克思關於絕對地租和壟斷地租的概念。我記得我曾在一個關於居住的論壇上發言,參加論壇的有大通曼哈頓銀行的代表。我在論壇上申辯的觀點借自恩格斯,那就是居住政策實際上是在轉移問題:在巴爾的摩,一個街區居住狀況的改善導致不遠處貧民窟的形成。我受到來自巴爾的摩的人攻擊,但是我得到大通曼哈頓副主席的維護!「這是我在論壇上聽到的最重要的觀點。在紐約,當一個街區的振興過程完成,我們便發現以前住在那裡的人不見了。那麼他們去哪了?」隨後他來見我,問我這個觀點從哪來的。我說:「就在恩格斯的著作裡。」他說:「他在哪個大學工作?」最後他明白了我說的是弗裡德恩格斯!葛蘭西將「見識」(bon sens)—由實踐經驗產生—與「常識」(sens commun)信仰對立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支持見識:介紹他們的觀點而不用認同這些觀點,您的對話者們就會看到描述中不能否認的相關性!

就這樣您寫出了1982年出版的《資本的限度》(The Limits to Capital)。

那時候,關於馬克思的文章都不關注地租和金融資本。但是我覺得不涉及這類問題是無法研究城市問題的。問題是這類問題在《資本論》裡沒有完全展開,因為馬克思在半路停下來了。對於理解它們如何參與了馬克思理論整體,大量的闡釋工作是必要的。這就是《資本的限度》的出發點。後來我提出固定資本形成的時間性問題,它與金融資本循環的關係問題,以及它們如何共同塑造了空間。寫完這本書花了十年,我認為它是我工作的基石。

您借用馬克思的工具思考空間,但是您認為馬克思本人考慮過空間維度嗎?

考慮過,但他的方式是隱蔽的、不繫統的。我曾試圖摘出所有他提到空間和空間關係的段落,將它們編排起來以形成某種意義。越南戰爭時期,我開始思考馬克思對於帝國主義的看法。於是我開始研究他的理論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我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資本如何生產空間?生產了什麼樣的空間?空間如何反映剝削關係?如何延續?但是這些問題可以被很具體地、以不同層次提出來:從哪個城市、哪個地區,到全世界。

實際上您的作品中經常提到的就是抽象過程與具體現象的關係。

這裡涉及到教學方面的因素。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在處理本質與表象的關係。我在他那裡汲取的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研究動力。每一次觸及抽象概念,我都要找一些能把這些概念聯繫起來的具體事物。比如:如果本質是絕對剩餘價值,那它的現象形式就是跟工作時長相關的鬥爭。當我說虛擬資本,我用的例子是銀行,銀行借錢給客戶蓋房子,也藉錢給另一些人買這些房子:這樣一切都清楚了,因為我們看到了資本如何成為虛擬的,房地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當我思考壟斷地租這個範疇時,我就問自己,在今天的城市裡,它的現象形式是什麼。比如可能是品牌化:將城市變成實實在在的「商標」,將城市特定的文化傳統納入政治經濟學計算。

我提出了「剝奪式積累」的概念(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它切分了資源徵用、私有化和挪用這些複雜過程。我在其中看到的其實是城市發展的原動力。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指責我篡改了原始積累的概念,馬克思認為原始積累發生在工業資本主義之前。而我認為,這些掠奪做法並沒有消失。如果你去看看一個農民,對他解釋他是原始積累的犧牲品,他會瞪大眼睛看著你。如果你反過來對他說,他所遭受的經歷揭示了剝奪式積累的基本過程,他就會明白。

您的興趣還是在於比較不同層級和不同地區,超過單純的實證型研究。

馬克思不僅能讓我們比較各種狀況,也能讓我們構想這些狀況的系統性特徵。不是只有盜竊團夥才會決定搶劫這個區而不是那個地區:搶劫是一個系統性範疇,應該瞭解它的形式架構。你們知道印度的小額信貸醜聞,一大批被小額貸款公司追債和騷擾的農民自殺,這就對這個以解決貧困姿態出現的系統的擴散提出了質疑。如果我們擁有一個類似剝奪式積累的範疇,我們就可以通過房產止贖得到一個平行的範疇。這兩種現象之間的聯繫甚至非常緊密,因為二者都跟次貸有關。可是在今天,聰明的資本家投資次貸、微型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因此應該曝光這一關係:是什麼系統力量將資本推向了剝奪式積累?我的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發展那些能形成比照的範疇,還有理解那些特殊現象的系統結構。

可否解釋一下您作品中的一個基本概念「空間修復」(Spatial Fix)?這個說法其實很難翻譯。

在英語中「fix」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是安置的意思,在空間裡裝載什麼東西。另一方面它指的是解決問題這件事,給問題一個解決辦法:我們也說「技術修復」(technological fix )「政治修復」(political fix);而藥品詞彙表裡,fix解決焦慮情緒的注射。

我說的「空間修復」指的是這兩種意思。讓我們從這個觀念開始—資本主義的動力在於資本的增長:在於資本壯大和吞併的必要性。我的一大問題就是要知道它在何處增長。觀察資本主義的歷史,似乎它總是用空間擴張回應增長的需要,也就是說投資新的土地。1970年代危機的解決辦法之一(修復之一)就是全球化: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向資本開放。在此意義上,地理擴張和重組總是成為解決資本吞併問題的辦法:這是空間修復(解決)的第一重意義。但是具體而言,似乎資本也「駐紮」在空間裡,嵌在空間裡,然後重塑空間:人們建高速公路、港口、鐵路。我們生活的世界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特徵就是土地上的固定資本。「空間修復」的兩種意思明顯連起來了。更確切地講,第一個意義取決於第二個。當中國要向資本積累開放,準備之一就是為集裝箱化修建運輸、交通線路以及港口基礎設施—一切在空間中「就位」,也就是固定下來了。大多數時候,如果不對這樣的固定資本做初步投資,似乎就找不到解決資本吞併的辦法:資本向中國移動曾經是困難的,因為那裡沒有相應的運輸和交通基礎設施。這就導致了我所說的「資本主義集裝箱崇拜」,它就是建設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期望產生空間修復的結果。人們在修建新機場的時候下注航空交通的到來;建港口的時候假設隨之而至的發展…有時候實現了,有時候沒有。

所以fix的兩個意義之間的關係複雜。但是我們看到了,在歷史上,對空間中「固定」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如何試圖限制和引導資本的運動。因為如果這些載體一直不被使用,駐紮其中的所有資本就失去了價值。所以在這樣或那樣的空間裡讓「固定」資本增值有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不管法文的翻譯多麼有侷限,都應該延伸到運動與靜止之間張力甚至矛盾:資本應該在空間中自由移動,但是它越來越被囚禁。

您發展的一個觀點是,資本主義不會解決自己的危機,但是它會轉移危機,轉移到另一個地理地點或者生產過程的另一個點上。這種能力是無限的嗎?您跟德國理論家Robert Kurz一樣相信資本主義接近終點了嗎,因為價值的積累將會變得不可能?

我不會說資本主義身陷絕境,而會說它到了一個拐點,面臨巨大的變化。我不知道與此同時它是否會仍是資本主義—這是問題的根本。但是我不相信資本主義就快滅亡了。而且我希望它不要崩潰,因為在崩潰中受苦的總是最弱勢的人。富人總能找到保護自己的辦法。

由於中國和東亞幾乎整個被吸收進了資本主義機制,也由於前蘇聯也在逐漸捲進這個機制,在二十世紀可以做的選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式的往前衝—顯然不再有效。剩餘資本從此產生於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因而我們看到,在唯一沒有被完全「佔領」的大陸—非洲有大量來自中國和印度的資本,這些力量不再僅僅是傳統的帝國主義力量了。

因此,我們見證了整個一系列對所謂的地理重組的投資。在美國和歐洲,都市地理學被去工業化的進程改變,也被為城市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而創造的一系列職位改變。這裡面是沒有擴張的地理轉移。它在某種程度上涉及舊系統的「淘汰」,其方式是在新的都市化基礎上對新生活方式的開發,尤其註重消費主義和景觀。城市再發展於是成了剩餘資本吞併過程的一部分。可能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思考一下「大巴黎」計畫:這個計畫是通過重組基礎設施和城市生活來進行資本吞併的大好時機。

您為什麼說在這樣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到了一個拐點?

因為它的運作很可能會遭遇限制。我剛才想起,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一部分解決方式就是將中國納入全球化系統:非常迅速,非常龐大!如今我們又陷入危機了!我們甚至要承認,這次危機也許沒有它可能達到的那麼深入,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崩潰。事實上,跟中國相關的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亞—似乎在抵抗,它們也確實有驚人的發展。

您住在紐約。您怎麼描述那裡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

曼哈頓成了富人的封閉社區。在那裡還能見到一部分受租金管理系統保護的居民,但是他們漸漸在消失。這個城市有40000名無家可歸者。在經濟相對繁榮的時期,(無家可歸的)幾乎全是單身漢,而現在指的是一大家子。但居住系統遵循的隔離原則禁止這些家庭成員住在一起—如果這些家庭依賴社會公共服務的話,除非市政府為他們租酒店作為臨時住所。關於無家可歸者的住宿政策是缺乏的。布隆伯格(Bloomberg)當市長時的紐約,擁有住房被當成笑話來講。市政府用了好多年才明白,在房產遙不可及的背景下,低技能職位就有可能勞動力短缺。目前,佔據這些職位的一大部分人都住在偏遠的郊區。我經常大清早在JKF機場下飛機,搭乘公共交通到達曼哈頓。早上六點鐘,地鐵裡擠滿了人,基本上都是有色人種—尤其是女人—她們出來將城市喚醒,為那些三四個小時後來到的西裝革履的人們做準備。這些人看上去疲憊不堪,互相擠著,在四十分鐘的路程裡站著睡覺。

您是研究城市的。總體而言,您喜歡城市裡的什麼?

我喜歡城市裡蘊藏的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城市生活裡有某種不服從任何「宏觀管理」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巴爾的摩這樣毫不花哨的城市如此鍾情的原因。John Waters來自巴爾的摩也不是偶然的:他的電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這座城市可能儲存著的驚喜。可能有時候看上去很醜陋,但是這也就讓人不斷重新思考它自身的狀況、自己的趣味,而不把這些看成理所當然。好的城市環境就是其中總是存在這類挑戰的環境。沒有什麼比市民將大把時間用來避免這些遭遇更讓我痛心的了,這些遭遇刺激他們的存在、觀看和思考方式。我覺得我們越來越不城市化,就是說我們越來越不歡迎城市的意外。美國的城市化恰逢隔離進程的加劇,它導致對世界和世界運作的無知。簡言之,在我看來,城市在維持著社會混雜狀態時再可愛不過,它允許自我的表演,也允許上演一定的瘋狂。

當您說「城市的權利」,您賦予這一說法的意義跟列斐弗爾一樣嗎,您是從哪借用來的?

列斐弗爾對每個社會中的社會空間、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之間的重疊交彙的思考,對我的意義至關重大。但我必須承認,我不知道他所說的「城市的權利」是想表達什麼。我用把這個說法當做空的能指來用。所有人都覺得城市有一種權利。這個共識被提出,我們可以開始爭論具體模式了,爭論我們用什麼方法在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奪回權力。空的能指因此可以作為對抗的出發點。在紐約,城市的權利在今天被腰纏萬貫的市長和他的行政班子、金融家和讚助者優先取得。城市裡越來越多的公共空間被企業控制,公眾無法進入公共空間。音樂家過去在華盛頓廣場公園隨意演奏,現在被趕走了。幾百萬美元被用來重建公園,這中間有一個諮詢過程,但是當人們想要抓住這個機會時,建築師的回應是:就是這樣,沒別的。結果,種植面積增加了,這裡成為被極度監視的漂亮地方,人們星期四可以坐在某塊草坪上,星期五可以坐在另一塊草坪上。

《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主張的運動之一就是將許多空間改造成真正開放的公共地點。這也會涉及跟美國政策之間的有趣抗爭:憲法保障集會和示威的權利,但是沒有公共空間行使這項權利,因為想示威的那些人被趕出來了。一段時間之前,我們曾試圖組織反對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示威遊行。我們想去中央公園,可是這個空間現在被一個私人組織管理著,他們花了非常多的錢來維護草坪,那麼你們明白的,我們不能冒著破壞草坪的危險!總之,在政治表達上,草地的權利戰勝了人民的權利!

我在一部關於公共財產的集體著作中寫過,應該將公共空間建成「共同的」,這樣才能恢復它的政治效能。這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訴求之一。這其中的政治權力顯然是敵對的,可是這恰恰是個信號,表明集會和結社的權利越來越受到空間充公的限制。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您的公共介入問題。您怎麼定位自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一個介入知識分子?一個積極分子?

我首先是個學者和作者,我的介入是在這個領域。我努力在大學裡保留一些保持馬克思主義方向的研究領域,這就要求相當多的機構性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下保持顛覆性,就要為了不被踢走而戰鬥。我不活躍於任何特殊群體,但是我努力跟活動家們保持聯繫。他們帶來的問題觀念和模式顯然是他們沒有在大學領域表達過的:我跟他們的交流是持續的靈感源泉。我請他們到校園來,好讓學生從他們的知識中獲益。反過來,我的分析可以提供給所有想要將他們的鬥爭放進當今全球化狀況中被廣泛理解的群體。我也可以為他們提供我掌握的資源,給他們提供可以表達的平台。我還在努力為他們開設「研究生中心」(紐約城市大學的研究生院),借助這個機構的公共服務使命,組織事件和論壇,美國和國外的活動家都會受到邀請。我最近在跟「城市權利」和「被開除職工代表大會」合作。他們想讓印度的活動家來,我幫助他們給這個活動找贊助;他們也參加過我組織的講座。

在美國的大學做一位馬克思主義教授意味著什麼?

我在紐約城市大學工作,這沒有什麼特殊意味。這是一個公立大學,它的歷史就以政治激進性著稱。所以在那裡發現幾個激進或左派教師沒什麼特別的。2006年,一個新保守主義隨筆作家David Horowitz出版了《教授們:美國最危險的101位學者》。我甚至沒在他的單子裡,而我的三個研究生院同事在裡面!他們在走廊見到我時會笑我:「哦!你都不危險!」不管怎麼說能名列這個單子還是有價值的!

作為激進地理學家的您怎樣看待新的生態問題?

這不是新問題了!從1960年代末開始,就有一波環境主義者與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e)不謀而合—證據之一就是埃裡奇(Ehrlich)夫婦1968年出版《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那時候,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忽視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問題。但是作為地理學家,我不能不嚴肅看待它。在我的學科領域,從1970年代初開始,一系列關於環境問題的書出版了。我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裡卡多(Ricardo)和馬克思與環境的,但是大多數雜誌都拒絕了我的稿,理由是跟地理學沒關係!遲一些時候,激進地理學家Neil Smith開始研究他所謂的「自然的生產」問題。總之這個問題我們研究過。我一直在想,馬克思主義傳統應該面對甚至歡迎環境行動主義者。在很長時間裡這都是個少數派觀點。只有到了1990年代,環境問題才開始被納入馬克思主義思考,尤其是通過我的工作—1996年我發表了《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同時也通過John Bellamy Foster這些人的工作,生態問題是他們工作的主要對象之一。

有兩個領域,資本主義不想或不再想買單:一個是社會再生產帶來的所有問題(健康、教育,等等);另一個就是環境。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將這些代價變成外部因素,尤其通過採取各種曾經為資本承擔了一部分社會再生產代價的社會措施,以此阻礙—尤其在美國—在環境監管方面取得任何進展。

總之,環境問題是關鍵的政治問題,也從此是激進地理學的重點研究領域。但我不相信我們能將它與城市問題分開看待。不經由對城市化的激進改造是沒有辦法解決環境問題的。

您知道為什麼您這麼晚才被譯成法文嗎?因為您與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不「相容」?

有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要知道為什麼我沒有被大多數英語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當回事。十幾年來我一直是這樣。以前,我被看成邊緣人物。空間和城市問題長期以來被英國和法國主流馬克思主義流派看成次要的。我經常開玩笑說,把馬克思納入地理學要比讓馬克思主義者關注地理問題容易!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列斐弗爾的著作過了那麼長時間才出名。此外,學院馬克思主義被哲學思路大量佔據,而我一直是個「實踐家」。最後,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更關心實踐層面,也普遍更關心馬克思的應用問題。

總之,風景變了。在英語世界,把我關於馬克思的課程放上網可能產生了影響:一些年輕人通過http://davidharvey.org這個中介認識了馬克思。隨後,2000年,《新左派雜誌》(New Left Review)給我做了個很長的採訪「重新發明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人們重新評價我。採訪是Perry Anderson做的。後來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同一本雜誌上說,《資本的界限》是一部「邊緣著作」。可是大家都喜歡詹明信!這件事掀起一場運動。

空間概唸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出現是否對您有益?因為從前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研究對像是時間和歷史。詹明信本人對這個概念的推進也有貢獻,他思考了後現代性的空間維度…

可能吧。但是我必須得承認,我對於大多數盎格魯-撒克遜的人文社科領域所謂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研究都感到惱火。說快點吧,它們都帶著後現代的意圖求助於空間概念,目的是乾擾「宏大敘事」或者—換個說法—「元敘事」。元敘事銘刻在時間裡,重新引入空間的概念可能起到干擾作用…可我的一生,在某一方面來講,都致力於讓地理學走出地理學—這個地理學,恰恰認為沒有什麼元敘事。相反我尋找的是容納了空間維度的元敘事。而這些人借助空間取消元敘事!好吧,如果我們真想要一個沒有宏大敘事的世界,就應該回到古老的地理學!總之,看到對空間的重新評價與我的目的全然相反,我感到有點矛盾。在某種意義上,詹明信參與了這場"空間轉向"。他嘲笑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是我發表這些保留意見的時刻…

這是我在《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裡直接面對的問題,我強調作為空間形式的烏托邦和作為社會進程的烏托邦之間的對比,以及有必要在構想時空烏托邦時辯證地思考這兩個維度。我去韓國參加了一個關於城市的論壇,我們試圖想像一個城市烏托邦,它囊括了時間的動態、發展和改變的可能性。從這一點來說,保持一個烏托邦目標對我來說一直非常重要。此外關於這個話題我還有個故事。費城聖公會主教在做神學研究時讀了《後現代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他邀請我參加每年一度的研討會,該會聚集了他的費城眾祭司。我在會上說到了辯證烏托邦(Dialectical Utopianism),我們跟神學家有一場精彩辯論。他們有一些最後來見我,說:「您知道嗎,基督教的天堂觀念太過僵化了!您或許應該想像一個辯證天堂!」明擺著:你們來到這個地方,一切都是完美的,但不會有什麼新鮮事發生;這就是無聊!難怪沒人想去那兒!



宮林林譯;原文題目為「馬克思與城市,大衛‧哈維(巴黎)訪談」
abc003 wrote:
美國馬克思主義地理...(恕刪)


米歇爾批判大衛哈維的錯誤

我個人的感想是,大衛哈維是個唯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
他認為勞動價值是市場賦予他的,這種觀點否認了存在先於觀察
等於否定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屬於唯心主義勞動價值
我的意思是:價值首先是從勞動生產過程創造出來,但是沒有經過市場測量而不知道他的價值是多少
但是因為經過市場交易測量出商品的價值,才知道商品有多少價值
雖然這種「測量很可能會扭曲商品的價值」,但是是不代表「價值」不存在
也不代表價值是在市場測量中產生的,因為價值存在是屬於勞動生產過程中產生的
這是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原理」,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
因此勞動生產過程一開始就產生了價值,到了市場才開始測量價值,並且「價值」可能被「交換價值」扭曲,因為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例如:我在荒島上,我自己勞動生產沒有人因此沒有市場交換價值,但是我生產的商品是有價值的,因此「勞動的價值存在第一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我把他類比為是屬於一種類似物理學「質量」的純量
而「交換價值是屬於向量」,或稱失量,因時因地不同而有不同的測量結果
如同一物品、同一重量的物體,因為地點不同會有「重量不同的測量結果」但是質量卻不變

我補充還有一點

資本主義所有矛盾和危機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

都是因為「資本主義是以生產剩餘價值為最終目的系統」,

計畫經濟則是為了「生產使用價值為最終目的的系統」

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危機和矛盾的根源大衛哈維否認這一點

所以才會否認利潤率下降趨勢




大衛‧哈維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解釋為甚麼是錯的?(上)

哲學
撰文:轉載
2018-06-02 10:04
最後更新日期:2018-06-02 10:04
文/米歇爾‧羅伯斯
譯/嚴俊
[譯者導言]
曾經有朋友戲言,馬克思的《資本論》最難的是第一卷,第一卷裡最難的是前面三章。為甚麼會這樣說呢?因為整個《資本論》的寫作遵循了一種「抽象範疇到具體範疇再繞回抽象」的寫作方式,它以黑格爾式的「圓圈」描繪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裡,商品和資本被看作歷史的有機整體加以總體的把握。如同米歇爾‧羅伯斯所說的,把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即使如瓊‧羅濱遜那樣對馬克思的學說有好感,對他這種黑格爾式的「形而上學」多半也是繞道走的。
讀大衛哈維:讀懂資本社會,你的現代病就能好一半
大衛.哈維:從彈性累積、壟斷租值到城市共同體
大衛‧哈維,最受歡迎的馬克思主義者?——《瘋狂矛盾》譯者手記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提到了:「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勞動二重性與價值二重性密切相連,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抽象勞動)的凝結生產價值,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同時,馬克思還提到:「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那麼,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轉化為價值抽象,但是並沒有使它們具有與它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所以,「只有不同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馬克思由此引出了「交換價值」的概念,它是對價值的度量,具有某種實證性,在市場上通過貨幣的等價交換,表現為價格。

馬克思
馬克思在描述完價值二重性之後,開始分析歷史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商品經濟運動的邏輯。勞動時間的抽象化,背後是資本家對工人生產的社會產品的無償佔有,而且這種佔有並不能從感官層面直接度量。工人向老闆看似公平地出賣勞動力,獲取到供自己和家人養活自身的再生產的收入(勞動力的價值),工人生產產品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額構成了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利潤最大化,資本需要儘可能多牟取剩餘價值。同時,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結果是競爭,每一家公司都希望儘可能多獲取相對剩餘價值並佔有超過社會平均水準的利潤份額,這逼迫著資本家去更新機器,用自動化技術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按照馬克思的理解,由於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對比例)的提升速度快於剩餘價值率(剝削程度)的提升速度,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長期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在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資本家把更多熱錢投向虛擬經濟,並有可能因為社會再生產運作發生失靈或信用體系崩壞導致經濟危機。

中國讀者相對更熟悉這場論戰裡被批判的大衛‧哈維教授,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關注的是「價值流動的整體過程」,分配環節裡的「價值實現」至關重要。按照哈維教授在南京大學的演講,「商品被帶到市場上是為了出售。在一個成功的市場交易中,價值回到它的貨幣形式。為了使之能夠發生,必須存在依附於支付能力(有效需求)的對於商品使用價值的渴望、需求和慾望。這一狀況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資本主義存在一個漫長且複雜的創造渴望、需求和慾望的歷史。

此外,有效需求並不會獨立於貨幣分配。馬克思稱這一價值形式的核心轉變為「價值的實現」,但價值從商品形式向貨幣形式的變形可能並不順利。例如,如果沒有人渴望、需要或慾望某個特定商品,那麼無論在它的生產中花費了多少勞動時間,它也沒有價值。馬克思從而提到,如果價值的流動想延續下去的話,在生產與實現間會呈現出『矛盾的統一體』」。哈維非常強調一種歷史性的「使用價值」的構建,通過使用價值被承認,價值也被實現,商品生產的「貨幣循環」因而構成了一個整體。如果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價值實現」,貨幣也就不能完成它的循環形態,無產階級購買力的下降帶來的「生產過剩」引發了經濟危機。為了避免「價值實現」的危機,現代資產階級通過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宣傳、貨幣債務化、政府財政預算擴張等做法來提高內需,以達到供需平衡。

點擊圖片,瞭解更多大衛‧哈維資料



大衛‧哈維新書《馬克思,資本與經濟瘋狂的原因》第一章中的資本可視化圖表,圖表描述了「價值流動的整體過程」。

米歇爾‧羅伯斯反對大衛‧哈維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危機理論的解釋,這也就是本篇譯文爭論的背景。首先,米歇爾‧羅伯斯認為大衛‧哈維只看到了交換領域「價值實現」的過程,他沒有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商品的價值,而在馬克思的分析圖景裡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構成了一個整體(貨幣—商品(勞動力、機器、廠房、原材料構成)—增殖的貨幣),是缺一不可的,價值本身的固有屬性,並不由交換決定,「抽象勞動」決定的價值不是物,而是一種具有歷史形態的社會關係。其次,米歇爾‧羅伯斯認為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在於「消費不足」,而在於「長期利潤率下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成三個部類(生產資料生產部門、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奢侈品和軍火生產部門),第一部類的投資不足是經濟危機裡更常看到的現象,因此,米歇爾‧羅伯斯反對哈維認為的「無產階級購買力不足」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說法。在感性生活層面,今天全球都步入了「消費主義」時代,豐富的金融衍生產品為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提供消費的保障,各國政府以國家計畫和訂單的形式為企業家的利潤保駕護航,但這並沒有消除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經濟危機大多以「金融危機」形式表現出來,危機爆發前,雖然有投資疲軟或金融投機長生昌盛的現象,但大部分工薪階層的收入沒有直接下降。米歇爾‧羅伯斯更傾向於認為,危機是由於資本積累愈加困難造成的。

米歇爾‧羅伯斯
大衛‧哈維對羅伯斯的責難也做出了一些回應:比如他通過一種經驗論的闡述回應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以物質生產過程為基礎,而不是通過意識形態實踐來構建。因此,如果不是商品中的『內在性』如果不在歷史過程裡被構建,這樣的價值構造方式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哈維認為,羅伯斯誤讀了他的理論,他並沒有認為在交換領域會產生「價值」,而是說生產領域只是產生了「潛在的價值」,只有市場上實際的交換行為發生了,價值才得以實現,完成貨幣的增殖。大衛‧哈維認為不應該排他性地討論生產,生產要和消費需求的實現聯繫起來進行討論,只有這樣才能討論資本積累。哈維更近一步論述說,價值產生不是思想的產物,而是歷史性物質生產過程的產物,馬克思對等價交換的研究始終圍繞著「市場機制」展開。由於資本主義是一種逐利的制度,資本再生產的動機在於貨幣的增殖,一旦增殖遇到阻礙,商品生產過剩就會帶來危機爆發,趨利的資本在碰到生產過剩的情況下,會轉向金融投機領域,哈維認為金融危機就是「價值流動」過程斷裂的結果。

本文主要介紹了米歇爾‧羅伯斯對大衛‧哈維教授的批判,因為中國讀者相對對前者的理論比較陌生些。希望通過譯介工作,讓大家對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研究動態更瞭解。
大衛‧哈維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解釋為甚麼是錯的?(下)

哲學
撰文:轉載
2018-06-01 17:46
最後更新日期:2018-06-01 17:46
上文回顧:大衛‧哈維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解釋為甚麼是錯的?(上)
文/米歇爾‧羅伯斯
譯/嚴俊

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近期出版了新書《馬克思,資本與經濟瘋狂的原因》【註1】,哈維也向其他學者推薦了自己最新的論文。

在這篇名為《馬克思拒絕勞動價值理論》的論文中,大衛‧哈維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馬克思根本沒有提出「勞動價值論」。根據大衛‧哈維的說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不同於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理論,在馬克思看來,價值是一種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反映,而這只能在市場交換中被創造和揭示。在市場上,如同大衛‧哈維所說:「沒有市場,就沒有價值」,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就是說,價值只是體現在當它以貨幣形式實現的情況裡,而不體現在生產過程中。

大衛‧哈維認為,如果工資被壓縮到很低的程度甚至趨向於零,那麼就不會有市場上的商品交換,也就沒有了價值實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因此,從資本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避免危機的政策應該是「提高工資」,確保「合理消費」,並努力使得日常生活成為消費主義的一個起作用的領域。

大衛‧哈維指出,這種對價值理論的解釋「超越了李嘉圖,也與常識中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解讀相去甚遠。」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大衛‧哈維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解釋正確嗎?即使他是正確的,這種解釋是否具有經驗性?對此,借用馬克思最愛的說話方式,我想用三個「不」來表達對他觀點的否定立場。


李嘉圖(David Ricardo),英國政治學家,後人視之為最有影響力的古典經濟學家。
大衛‧哈維首先說,「普遍認為是馬克思把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改編為資本積累研究的奠基性概念的」,他接著說道,「由於勞動價值論被普遍抹殺,所以往往主流理論會說馬克思的理論毫無價值」,不清楚大衛‧哈維在這裡指的是誰。確實,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不可信的。長期以來,新古典主義的「憤青」們一直將勞動-價值的概念貼上「形而上學」的標籤。新李嘉圖主義、後斯拉法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他們也強烈傾向於否定任何「價值」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神秘主義。

大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能劃分出馬克思和李嘉圖的區別的,這種區別絕非大衛‧哈維所述,「李嘉圖有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沒有。」這其中的區別在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是建構在「具體勞動」(一定勞動時間內所耗費的物質上的勞動的量)之基礎上的,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則是建立在「抽象勞動」基礎上(在市場上「被社會承認」的勞動時間)。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本身是一種可以在市場上售賣的商品,事實上,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主要特徵,即大多數人沒有生產資料,所以,必須把他們的勞動力賣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因此,勞動與商品一樣,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有用的勞動,即人力勞動的支出,以一種具體的形式,為特定的目的,去創造某種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抽象勞動,即創造了商品所代表的價值,因此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進行了區分,這對於理解利潤的來源是絕對重要的。

這是馬克思價值規律的重大進步。工人通常在一天內為自己及其家庭的再生產而購買的商品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少於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實際向資本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時間。結果是,在任何一段時間內,工人生產的價值超過了資本所有者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無報酬勞動」和「剩餘價值」,馬克思的抽象勞動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質,而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都沒有揭示出這種剝削性質。

點擊圖片,瞭解更多亞當‧斯密的資料


馬克思的重大發現——「抽象勞動」,這區分了他的價值理論與之前的古典的勞動價值理論,大衛‧哈維對此只提到了一次,而且是蜻蜓點水式地加以論述的。這是因為大衛‧哈維把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闡釋建立在交換過程之上,而非耗費了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大衛‧哈維表示,「價值最初的確是凝結在商品裡的社會(抽象)勞動的反映」,但「在市場裡的規範狀態下,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只有當商品交換成為『正常的社會行為』被加以兌現時,價值才能存在」。所以,沒有貨幣,就沒有價值。

大衛‧哈維說得沒錯,不過在商品進入市場交換之前,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就已經被表徵在商品的價值裡了。價值通過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耗費實現,並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被抽象化。不是貨幣創造了價值,而是相反。貨幣是勞動支出的代表價值或交換價值,而不是倒過來。我想,在這個重要的理論點上,馬克思表述得很清晰,在《資本論》第一卷裡,他這樣寫道:「商品的價值在進入流通之前就體現在商品的價格里,也因此,它是流通的條件,而非結果。」【註2】。

穆雷‧史密斯在他的新書《看不見的利維坦》【註3】中對馬克思的價值規律與大衛‧哈維的解釋之間的區別作了簡明的解釋,馬克思說:「貨幣作為價值的尺度,是衡量商品內在價值的必要形式,即勞動時間。」史密斯點評說,「這顯然與所謂的價值是在交換過程中產生的觀點南轅北轍……這一描述是精確的,交換過程產生的作用,『勞動產品在市場上的均衡』就體現了一種真實的抽象,圍繞著交換的生產過程必須考慮『生理勞動』的消耗,它既創造使用價值,也創造價值,這裡既有具體勞動,也有抽象勞動。試圖論證價值不是在生產中創造的,而是在生產和流通的銜接過程中創造的,這是一個充滿循環論證的智力遊戲,可以讓人身心愉悅……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如果人們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除了價值形式和貨幣外,抽象勞動並沒有實質性的存在,那麼,商品價值似乎與其生產條件可以被如此理直氣壯地分割開來,然後就為論證價值和價格的同一性鋪平了道路。」

穆雷‧史密斯《看不見的利維坦》
相反,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建立在這一觀點上的,即商品生產的勞動產生價值,而交換則是通過貨幣形式來加以實現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能區分商品生產中創造的價值和剩餘價值,以及通過交換實現的那種不一樣的價值。

與主流經濟學家和新李嘉圖經濟學家的觀點相反,這裡不存在「神秘主義」。價值是客觀的、真實的,而不僅僅是用貨幣來表達的。馬克思的價值定律(用勞動時間來衡量)可以通過交換價值和價格從經驗上加以驗證【註4】。

大衛‧哈維的解釋是有道理的,如果只有在金錢交換和「貨幣在場」的時刻才能創造價值,那麼就會傾向於認為(有效)需求實現決定著資本是否能順利地積累起來而不是發生危機。為了證明這一點,大衛‧哈維詳細描述了資本主義積累對生活水平的影響,資本家致力於提高相對剩餘價值,也因此會採用自動化的手段,他舉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章的例子。大衛‧哈維強調說,資本主義積累的目的是將勞動力價值壓倒最低限度——甚至到窮困的程度。

大衛‧哈維總結道:「這是資本價值積累規律所走向的典型結果,在惡化勞動力再生產條件與資本永無止境地擴大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裡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實根源在於工資被壓低,人口大多數陷於貧窮的境地。」所以,「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工資被壓低」和「人口大多數陷於貧窮的境地」,這是一種「消費不足」論的觀點。

這裡有幾點要注意。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文版為第二十三章)裡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不只是指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大衛‧哈維忽視了這一一般規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資本的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這是相對剩餘價值上升的原因,也是利率趨勢變化的一個關鍵因素(《資本論》第三卷討論了利潤率下降趨勢),「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規律」,「長期利潤率下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奠定了基礎,大衛‧哈維恰恰忽視了這一點。

大衛‧哈維繼續論證他對消費不足的解釋:「價值取決於需求和慾望的存在,它被消費者群體的購買力所規定……這也意味著,將工資削減到幾乎一無所有,對實現市場價值和剩餘價值將適得其反。從資本角度,提高工資以確保『合理消費』,把日常生活作為消費主義的一個場域,是價值實現的關鍵。」因此,大衛‧哈維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工資受到壓制;所以,提高工資,確保「合理消費」,就能提供「購買力」,從而結束危機。

其實這種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消費不足的解釋,已經被馬克思本人給有利反駁了,大衛‧哈維引用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裡第二卷的內容,在第二卷裡,馬克思如此寫道:

「認為危機是由於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覆。除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消費或「盜賊」的消費以外,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但是,如果有人想使這個同義反覆具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說什麼工人階級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們從中得到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們的工資,弊端就可以消除,那麼,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註6】

在我看來,馬克思已經批判了哈維教授的論證和結論,即經濟危機是由於人們無法支付「所想、所需、慾望」而引起的。當然,是否有可能是馬克思錯了,大衛‧哈維對了呢?然而,經驗數據也不站在大衛‧哈維這邊。

讓我僅舉三個事實:第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的消費不是「需求」中最大的那部分,最大的那部分是生產性資本的消費。國內生產總值或支出是衡量消費需求的指標。在美國,消費似乎佔GDP的70%。然而,以「毛產品」為例,如果撇開國內生產總值內的所有中間增值環節,消費只佔生產總值的36%,其餘部分則構成資本對零件、物料、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是資本家的投資,它們才是需求搖擺不定因素和驅動因素,而不是工人的消費。

第二個事實也可以論證這一點。如果我們分析戰後美國經濟每一次衰退或衰退前的投資和消費變化,我們會發現,消費需求在引發衰退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主導作用。在自1953以來的6次衰退中,個人消費變化每次都低於GDP或投資的變化,1980-2年間個人消費根本沒有下降。然而,每次投資都下降了8-30%。

第三個事實與大衛‧哈維認為的「提高工資將有助於資本」的觀點有關。卡切迪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2次危機中,有11次工資是上漲的,只有1次是工資下降(1991年危機),這證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裡說明的觀點。
大衛‧哈維的小論文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階級鬥爭可以不再由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決定。相反,大衛‧哈維在新書和全球各地的演講裡,不斷強調,在「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裡,通過「資本循環」,資本能找到出路。對於大衛‧哈維來說,階級鬥爭的「熱點」現在集中在變現(如租金、按揭、製藥公司的價格欺詐等)或分配(稅務、公共服務等)上,生產領域的階級鬥爭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了)。

在我看來,大衛‧哈維為了在論文裡支撐他的觀點,陷入了各種理論上的混亂。首先,他認為馬克思沒有勞動價值理論;其次,他認為價值在交換(變現)裡加以實現;其三,他認為利潤率(甚至僅僅只是利潤)與經濟危機無關聯:危機關鍵的本質在於,勞動力的價值被壓到最低限度甚至趨近於零,工人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了。這是比凱恩斯「消費不足」理論更粗糙的版本。

大衛‧哈維故意忽略了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及其對應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勞動二重性與價值二重性),馬克思發現的商品中的價值二重性被哈維歸約為工人缺乏購買使用價值的能力。對於大衛‧哈維來說,使用價值(想法和慾望)是關鍵,而不是交換價值。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危機是由剩餘價值不足造成的;哈維的理論則把理由解釋為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們的使用價值不足。過度積累被消費不足所取代。階級鬥爭不再是工人對資本家,而是消費者同資本家或納稅人同政府之間的鬥爭。

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整個方法與工人鬥爭分析和戰略是相混淆的。

原文地址
註解
【註1】大衛‧哈維《馬克思,資本與經濟瘋狂的原因》,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7日出版。
【註2】馬克思,《資本論》英譯版第一卷,本‧福克斯翻譯,第260頁,紐約Vintage出版社1977年發行。
【註3】穆雷‧史密斯,《看不見的利維坦》,《歷史唯物主義》系列,2018年發行。
【註4】科克肖特和科特瑞爾將經濟分解成許多部門,以表明這些部門的貨幣價值與同時用於生產總產出的勞動力密切相關。安瓦爾‧謝赫也做了類似的工作,他比較了市場價格、勞動力價值和根據美國投入產出表計算的標準生產價格,發現平均勞動力價值偏離了正常值:與市場價格的差距僅為9.2%,生產價格(按觀察到的利潤率計算)與市場價格的偏離僅為8.2%。萊夫特裡斯‧索夫裡迪斯(Lefteris Tsoulfidis)和迪米特裡斯‧帕塔裡迪斯(Dimitris Paitaridis)依據加拿大的投入產出表調查了價格-價值偏差問題,他們發現,對於加拿大經濟,其結果與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G‧卡切迪(G Carchedi)指出,馬克思價值規律的有效性可以用美國官方數據來檢驗,這些數據是對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的貨幣價格進行歸約的。卡切迪發現,貨幣和價值利潤率向同一個方向移動(傾向向下),它們的變動趨勢聯繫密切。
【註5】比如,馬克思提到資本有機構成上升趨勢,「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價格的比較分析所證實(象前面已經說明的),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只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價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價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18-719頁);「一切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提高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生產的方法,而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又是積累的形成要素。因此,這些方法同時也就是資本生產資本或加速資本積累的方法。剩餘價值不斷再轉化為資本,表現為進入生產過程的資本量的不斷增長。這種增長又成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基礎,成為隨之出現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加速剩餘價值生產的方法的基礎。可見,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這兩種經濟因素由於這種互相推動的復合關係,引起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20頁)。
【註6】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二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20頁。


abc003 wrote:
米歇爾批判大衛哈維...(恕刪)
像流浪漢 遊民這類懶人
想幫他 他還嫌你管太多
幫不了的
https://ace0156.pixnet.net
ace0156bbb wrote:
像流浪漢 遊民這類懶人
想幫他 他還嫌你管太多
幫不了的

你這種觀點是很膚淺的觀察,任何階級形成都有它背後深刻的原因

會有遊民原因在於家庭和私有制的教育 私有制的房地產和財富繼承

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通常受過良好教育,有比較好的發展條件

而許多無產階級的家庭父母沒有受過高素質教育,子女也有很大機率淪落成流氓和遊民

這本身就是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階級剝削的原因,

當然你會許覺得那些無知的人自身很可惡,但是這種可惡正是因為他們在兩三代人以前受到長達70~80年剝削的長期社會反應

我舉幾個例子

1.在美國黑人的犯罪率和吸毒率比較高

但是你沒考慮過它們三代人以前大約再20世紀初美國黑人還沒有投票權,社會地位超低

根本是被社會排斥的父母沒有房地產銀行也不給他們貸款,直到馬丁路德金恩起來抗議他們狀況才好點

甚至不給孩子接受高等教育,隨著父母一起墮落

這種貧富差距的惡性循環就持續了三代人,並非是人種比較差基因比較差的緣故

而是起源於社會歧視,這種發展差距就會被正回饋效應(或稱正反饋)放大


即使是黑人也只有少數像歐巴馬這樣的成功例子

2.舉我媽的例子

台灣在日治時期就有一些社會底層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壓迫當時台灣人底層

淪落然後持續了三代人,而現在支持台獨的比如辜家 再日治時期是上層階級和殖民統治階級分享利益的階層

而我媽媽外公那代人台灣光復後生了8個孩子 其中有7個都是下層無產階級 只有一個翻身的中產(小資產階級)的

只有少數考上國立大學 才變成中產階級,因為那個環境太差就會掉入惡性循環

加上資產階級洗腦的虛假意識形態宗教迷信(基督教)拖累 它們是永遠無法看清社會真相的

甚至還會去支持台獨的意識形態,原因就是他們很傻,但我絕不認為自己應該和他們一樣

看不懂是帝國主義再剝削他們,而我前幾年回台中看我媽那些家他們的孫子輩

至今還是23K薪水的低薪族群 甚至其中6個親戚的子女和孫子都是只有高中畢業的從事低端勞動服務業


以下這篇批判帝國主義跨國轉移剩餘價值之文章,道出了大衛哈維的對帝國主義觀察很膚淺

但是大衛哈維對城市地租的觀察也是有價值的研究,不應該盲目批判一切,應該以邏輯分析




http://blog.udn.com/sychou2003/110009651



John Smith: 對David Harvey的帝國主義分析之批判



作者:John Smith(工人、首屆Paul A. Baran-Paul M. Sweezy紀念獎得主、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譯者: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封良(工人、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博士)

Smith 的文章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s Analysis of Imperialism原刊載於2017年8月26日《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該期刊及作者已授權中譯,供非商業及教育使用。

本譯文曾參照:郭大力與王亞南所譯的《資本論》(2014) (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馬克思主義文庫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譯者序 (原刊載於2018/01/25 關鍵評論)

國族仍是用以改進人類狀況最佳的手段。

川普(Donald Trump 2017)

John Smith是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Smith (2016)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就曾對David Harvey歐洲馬克思主義(Euro-Marxism)的立場,提出了深刻批判。2017年8月26日Smith 再度嚴詞批判Harvey。Smith 指斥,Harvey是個帝國主義的否認者,而Harvey直至目前,卻未對Smith的批評作出回應。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Smith批駁Harvey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Harvey否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The Law of the Tendential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也不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的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下降有任何關聯。其二、Harvey身為北方國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否認北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南方工人的剝削,而他企圖改革經濟結構的論點,卻又輕忽資本主義運作的實際動力。

Smith與Harvey之爭非但是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問題,也是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面臨自身所處的國家厲行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時,如何省察國族主義建構而重新團結勞動與受壓迫者的問題。事實上,Smith與Harvey間思想上突顯的差異,有其脈絡可循。猶如,列寧(Vladimir Lenin)與考茨基(Karl Kautsky)就帝國主義本質為何的論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階段或是政策?資產階級國家為追求資本積累的結盟合縱究竟是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分贓或是走向世界和平?

Harvey對《資本論》(Capital)和帝國主義的詮譯,仍未跳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格局。以下,我們可以先回顧《資本論》就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討論,再檢視Harvey的解讀。希望藉由釐清Harvey訴求和團結的對象究竟為何,幫助讀者理解列寧在1914年之前「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戰」(Lenin 1946) 之呼籲並不只是百年前的歷史,也是身為工人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必須面對的抉擇。這也是,我們對Smith與Harvey兩人的交鋒,以及Harvey的緘默絕不該等閒視之的緣由。

1.利潤率為何趨向下降?

當代的馬克思經濟學者,例如Guglielmo Carchedi (1992)、Alan Freeman (2015)、Andrew Kliman (2007, 2011, 2015a, 2015b)、Fred Moseley (1991)、Michael Roberts (2009, 2015, 2016)、Anwar Shaikh (2016) 透過探討利潤率趨向下降,試圖以實證研究佐證該法則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解釋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 簡單描述《資本論》就利潤率的討論。

馬克思(Karl Marx 1991)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以極大篇幅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的重要。一般來說,決定利潤率(p)的因素得由以下方程式顯示。s為剩餘價值。c為固定資本。v為變動資本。當利潤率的分子與分母同時除以v,我們可得出二個影響利潤率的關鍵因素,即剝削率/剩餘價值率(s/v)和資本有機構成(c/v)。

p =s/(c+v)

=(s/v)/(c/v+v/v)

=(s/v)/(c/v+1)

從以上的方程式,可歸納出三種情況。其一,若剝削率維持不變,而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利潤率便會下降。情境二,若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皆增加,但前者增加幅度卻不及後者,利潤率便會下降。反之,前者增加幅度高於後者,利潤率則會上升。情境三,若剝削率增加,而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利潤率便會增加。由此觀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並非線性規則,而是辯證觀點,下降或上升皆構成了該法則的一部分(Carchedi and Roberts 2013)。情境二與情境三的利潤率上升正是資本家為了抗衡利潤率趨向下降所採取手段。Harvey 對利潤率的理解和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我們之後會再討論。

馬克思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漸次發展之獨特的體現」。他直言,自Adam Smith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對此一問題,一再思索,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而此一難題至此已獲解決 (Marx 1991: 319)。

相信讀者不免疑惑,若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會使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家為何仍競相引入勞動結約型科技,作繭自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曾以「超額利潤」(surplus profits)的概念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矛盾。他指出,當某個資本家採用尚未普及的新生產技術,提高工人生產力,即使他的商品售價較其競爭者為低,卻仍然高於該商品的價值,因此該資本家便能自其中獲得「超額利潤」,即高於一般水平的利潤 (Marx 1991: 345)。換言之,在工作日長度維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傾向以新科技縮減必要勞動,並相對增加剩餘勞動。

馬克思指陳,「利潤率下降和加速積累」皆是生產力發展的「相同過程之不同表現」。資本「積累涉及工人的大規模集中,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增加,故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Marx 1991: 349)。逐利為驅動資本擴張所必需,長期而言,資本有機構成漸增,利潤率便會趨向下降。

馬克思並進一步闡釋利潤率下降與資本主義危機的關係。他指出:「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一如資本增殖係生產的唯一目的)」(Marx 1991: 349-350)。「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之形成,進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利潤率的下降…..促進…...投機、危機並導致資本過剩」(Marx 1991: 350)。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的特有限制」,此事「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侷限和其僅為歷史、過渡之性質」(Marx 1991: 350)。

2. 資本家如何反擊?

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資本家不會坐以待斃,大幅增加剝削率和減緩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可於短期內消減或對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必須依賴國家力量加以積累,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抽剝,正是資本家暫時消減利潤率下降的方式。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經由貿易,資本家可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因為當地發展程度較低,使用奴隸和苦力,剝削程度較高,故而利潤率也比一般為高(Marx 1991: 345)。 簡言之,「超級利潤」(superprofits)並不仰賴勞動節約科技,而是依賴「較高的剝削程度」。此一觀念與「超額利潤」相對。

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6年的書寫中也曾提及超級利潤。他指出,壓迫者國家的資產階級經由剝削受壓迫者國家的工人獲得超級利潤(Lenin 1964a)。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從未提及利潤率趨向下降一詞。不過他指陳「資本輸出」為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因為「剩餘資本不會用以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到落後國家,以提高利潤。在此等落後國家,通常利潤高……資本稀少,土地價格低,工資低,原料便宜」(Lenin 1946: 688) 。我們不難看出資本輸出是為了抵消利潤率下降。殖民地或半殖地「工資低」故而剝削率高,「資本稀少」故而資本有機構成低,如此一來,資本在該地「通常利潤高」。

一如馬克思,列寧所提的超級利潤,與帝國主義國家以貿易之名,行抽剝之實,密不可分。Smith (2016)所提的帝國主義理論,正是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二相結合。而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和超級剝削,即將工資壓到比勞動力的價值低,正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因為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資本主義又僅為過渡和歷史的性質,當帝國主義國家將全球南方納入其「剩餘價值生產體系」時(Smith 2012, 2016) ,資產階級同時製造了自身的「掘墓人」(Marx and Engels 1910: 29)。故而Smith堅持,我們必須以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推翻資本主義。

3. Harvey 如何曲解利潤率?

國族正是資本主義分化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利器。資本跨國積累始終以國家為根據地。Harvey言必稱馬克思,卻否認美國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南方低工資工人。Harvey辯稱,「若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是正確的,(因競逐相對剩餘價值而)普遍引入勞動節約科技,則會使受資本僱傭的勞工趨向減少……但在檢視了全球勞動參與率後,我們卻看到全球勞動力的大量增加。」(Harvey 2015: 50)

Harvey對利潤率趨向下降另闢蹊徑的解釋,相當另人訝異。全球南方僱傭工人的增加雖不屬於情境一,但分子的變化可能為情境二或情境三。若無實證研究分析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的實際變化(Kliman 2010a, 2010b; Callinicos and Choonara 2016),我們難以證明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舛誤。然而Harvey對剝削率的分子與分母變化如何影響利潤率一事毫無興趣。依他所見,全球勞動人口不降反升,不僅證明了機器並未取代人力,也說明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趨向下降無關。

Harvey看待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方式倒是值得玩味,只要不屬於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原因都有可能。Harvey認為,他能提出「更好的方式思索危機的形成」,從而自「資本循環的分析」著手。如「金錢資本稀少」、「勞工問題」,「科技與組織變動的失衡」、「欠缺有效需求」皆為原因 (Harvey 2010a: 117) 。

Harvey力陳,世界充滿「變易與複雜」,並無「無單一因果理論」可以解釋「危機的形成」,尤其像是「馬克思經濟學者所說的……利潤率趨向下降」。他主張,危機的形成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企業「壓低工資從而壓抑有效需求」也是原因之一。而憑藉「信貸系統」可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Harvey 2010b) 。

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若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原因歸根究柢在於「欠缺有效需求」,工人階級何須推翻資本主義?我們只要冀望於資產階級左翼政府「改革」資本主義,提高「有效需求」即可。對英國歷史不太陌生的讀者或許知道,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工人階級視若寇讎。他明言,「階級戰爭時我會與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在同一陣營」(Skidelsky 2005: 371) 。

列寧(Lenin 1964b: 387-388)曾道:「社會主義形於言、沙文主義形於行……的徵象,就在於此類「社會主義領導人」……趨附「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本身的」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所謂的大國已然剝削和奴役許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分贓和重新分贓而戰。不與機會主義者的偏見進行「國家」問題的鬥爭……勞動人民便無法擺脫資產階級影響。」

Smith 並非不知南方次帝國的資產階級不僅不以北方所行的剝削壓迫為戒,反而深好國際勢力重組和資本輸出。但是他本著批判始於自省,矛頭首先指向自身所在的壓迫者國家。Smith對北方國家的批判,絕不應成為南方資產階級用以保衛「『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的工具。Harvey 的國族主義成見絕非個案。全球南方滿口社會主義,滿腦子資本積累的左翼,不僅所在多有,比起Harvey更是等而下之。因此我們在觀察和理解Smith與Harvey之爭時,應當先自省Harvey與南方國家左翼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若將Smith與Harvey的論戰放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脈胳,此事彰顯了國家雖有南北,資本卻無分南北。正因國際工人階級終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我們既無祖國,也不分南北。

譯文 (原刊載於2018/01/25關鍵評論)

《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編按:在2017年3月《每月評論》一篇對Richard Seymour (2017: 21)的訪談中,採訪者Michael Yates提出了有關帝國主義的問題。Yates 指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David Harvey「表明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搾取富有國家的財富。」(Richard Seymour 2017: 21) 具體而言,Yates 引述Harvey:

即便認為,帝國主義舊有的分類難以解釋當代,我們卻不否認,一切複雜的價值流動,在世界一處擴張財富和積累權力時,也同時損害世界的另一處。我們僅是認為,該流動較為複雜,且經常轉變流向。例如,歷史上財富自東方流入西方已持續了兩個世紀,而過去三十年來,已遭逆轉。

Seymour 表示,Yates對Harvey的詰難太過強烈。引用Harvey的前述段落源自於Harvey對Prabhat Patnaik和Utsa Patnaik所合著的《帝國主義理論》(A Theory of Imperialism)(Patnaik and Patnaik 2016: 169) , 該段係指全球南方中相對富裕的國家,如台灣和南韓,「成了『次帝國主義』」。

每月評論出版社發行的《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John Smith (2016),對Seymour 詮釋Harvey文意的方式不以為然。接下來,為Smith就此事的討論。Smith的見解,係由Smith寄給Michael Yates 的數封電子信件和許多檔案編輯而成。Smith已審視本文內容,以確保正確傳達他的觀點。

一、帝國主義的否認者(Imperialism Denier)

David Harvey否認帝國主義,而他《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及許多相關資本主義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歷史的研究,利用他馬克思主義者備受推崇的身份,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上誤導讀者:價值和剩餘價值由全球南方(我將東亞的低工資國家也列入其中)流向帝國主義中心,此一流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規模和重要性益增。

依據Richard Seymour的引述, Harvey力陳,「歷史上財富自東方流入西方已持續了兩個世紀……該趨勢在過去三十年來已遭逆轉」,這與台灣、南韓成了「次帝國主義」或許有關。我看不出有《新帝國主義》一書中有任何證據能支持該引述。此外,Harvey所強調的「東方」現下正在剝削「西方」一說,是逐字重複他 2014年《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的說法: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人均所得增加後,各國之間全球財富分配和所得的差距,已大幅減少。過去兩個世紀,財富自東方流向西方已被東亞躍升成全球經濟的動力所逆轉。全球經濟能自2007至2009年的創傷後復甦(儘管仍衰弱),皆源自2013年後市場「興起」(主要是金磚四國)的快速擴張。此一移轉還擴及非洲,看來,這也是全球中能從此危機幾近全身而退的一個地區。(Harvey 2014: 170)

Harvey這段話中,無疑是明確地在論證北方和南方間價值轉移的逆轉是個通案,而這並不侷限於台灣和南韓的特例。

Harvey否認生產外包至低工資國家便是美國、歐洲、日本跨國企業,或直接、或間接,迅速擴大對南方勞工的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他又言及,此一轉變顯示帝國主義已成過往而非帝國主義達到顛峰,這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向來是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流觀點-雖然這類否認帝國主義實際情況的觀點遭遇了重要抵抗,如和《每月評論》以及基進政治經濟學協會(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志同道合的學者和運動者,尤其如此。底下本文,加入我《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節選,透過David Harvey幾部著作,也回顧其備受稱譽的《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追溯他否認超級剝削及由此所導致的南方北方剩餘價值之流向。這些提供許多額外的佐證,說明Michael Yates就David Harvey的觀點言之成理。

其中明顯的是,在David Harvey《資本之謎》(The Enigma of Capital)一書,我們不但找到他先前複述「東方」搾取「西方」財富的說法,更可找到它的起源。Harvey深有同感地引用「歐巴馬(Obama)在總統大選後不久美國國家情報會議(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對2025年後就世界情勢所公佈的模糊評估。或許,這是首次有美國官方機關預測,2025時……美國將失去主導地位…..尤其,『西方的財富和經濟權力,將前所未見地持續轉移至東方』。」而Harvey寫道,「此一『前所未見的轉移』逆轉了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北美的興起是長期搾取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財富。」(Harvey 2010a: 34-35) [1]

在別處,Harvey則點出「設於美國之企業,因剩餘資本充斥,早在1960年代中期便開始離岸生產,但此變化直至十年之後才大行其道,」(Harvey 2010a: 16) 將生產移轉至「世界上任何一處,最好是勞工和原料更便宜的地點,」是由美國資本家採取對內不投資,對外輸出資本(或直接由外人直接投資,或間接透過資本市場)的決定所驅動-這意味著,帝國中心城市(metropolitan)之於受其所制之經濟體(recipient economies),權力更形增加,並變本加厲地剝削該經濟體的活勞動(living labor)。正因如此,以「帝國主義」一詞正名,尤為必要。我們可從Harvey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找到他如何自圓其說,他說道:

跨國資本主義企業…...可能在一個、或其他國家都有基礎,並以帝國主義先前階段難以想像之方式,擴張至世界各地(列寧和希法亭(Hilferding)所描述的托拉斯(Trusts)、卡特爾(Cartels)皆與特定國族密不可分)。(David Harvey 2003: 176–77)[2]

換言之,「全球資本」既無來歷、亦無領土、無人形,它從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國家獲利,而非美國、歐洲的跨國企業以及坐擁該等企業的資本家。Harvey對Prabhat Patnaik新作的評述倒是大不尋常,就我所知,這是Harvey首次在著作中提及超級剝削。

熱帶和亞熱帶的陸地具有一個廣大的勞動後備(labour reserve),該處條件有利於超級剝削。過去四十年來(也是不久前),資本更為急切地調動勞動後備,經由工業發展,追求更高利潤。若有任何一張地圖能彰顯熱帶陸地的特性,加工出口區分佈的地圖便是如此,90%的加工出口區位於熱帶陸地。正是此勞動後備構成誘因,而非農業基礎(儘管,部分無產者化的形成,在當地仍如社會再生產受照顧,而與此同時,資本以付出低於生活工資的形式剝削勞工,重要性無庸置疑) 。(Harvey 2016: 165)[3]

Harvey雖未定義超級剝削,卻援引這個詞彙,也算邁出重要一步。不過,他雖出發了,又半途而廢:「資本」在文中仍是個無實體、無領土的抽象概念,資本並非是總部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企業,如此一來,Harvey便可迴避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此即,這個新的和極為重要的發展表示價值正大舉從低工資國家流向帝國主義的中心。

Harvey的書寫,似乎意在掩飾當代帝國主義的剝削,而非使其顯露原形-例如,在前述段落之後的同一頁,他寫道:

勞動後備在母國中心和在邊陲的區別,近來以因全球化而大幅減少(Smith:說得如同移民管制已緩和,而非加劇!),我們當可合理論斷資本、勞動的對峙已在世界經濟中更為統合(Smith:要真是這樣就好!!!)。(Harvey 2016: 165)

一言以蔽之,Harvey的「東方」現下正剝削「西方」之說,與他否認生產的全球性移轉至低工資國家正意味著帝國主義剝削的深化,這二者立場一致。他遲來又茫然地承認「熱帶大陸」的加工出口區之超級剝削,顯示,我們得到的絕非平整的密鋪(tessellation)(《每月評論》 編輯: 這是前述訪問中,Seymour替Harvey辯白時,所用的詞彙),而是將讀者引入歧途的遍地碎石。

二、節錄《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一書談David Harvey,頁199至202

在當代的馬克思理論者中,David Harvey夙負盛名,他曾出版一系列的書籍探討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由於Harvey的論點有著廣大讀者,因此有必要嚴格評價他的論點,這個任務也只能在此進行。

Harvey新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論點是,資本的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迫使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必須日漸訴諸於非資本主義方式之掠奪,此即,由低工資搾取剩餘價值以外的種種方式,這包括了徵收共有財產、福利私有化,這些皆涉及資本侵犯公有物,不論它為公共財產或原始狀態。Harvey申言,新帝國主義的特徵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轉移至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而這正是現下所「必須面對的主要的矛盾」(David Harvey 2003: 176–77)。Harvey提醒我們關注持續發生和日益重要的新舊式的掠奪式積累,也是理所當然。然而,他並不承認帝國主義最為顯著重點之轉移,這是截然不同的方向-從搾取剩餘的核心過程轉化成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此正為勞動、資本的內在關係。(Shaikh and Tonak 1994: 35)[4]

Harvey的《資本的限制》具有一個刻意含混的書名。該書旨在探討資本不斷發展的限制,並同時指出《資本論》一書的限制,即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理論。《資本的限制》大多在談《資本論》,對帝國主義卻著墨不多。事實上,書中只沒頭沒尾地提了帝國主義一次:「帝國主義的大多過程,仰賴於一個地區的人民對另一個地區人民的剝削……。前述的過程使剩餘價值之地緣生產有別於其地緣分配。」(Harvey 1982: 441-2) 由於Harvey並未繼續講明他的觀察,此事在書中也不了了之。Harvey在1990年《後現代情境》(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書,再次提及生產在地理上轉移至低工資國家,但他並未視此一移轉為深化帝國主義剝削的徵兆,一如《資本的限制》一書所傳達的旨趣,他視此一移轉為資本的加速衰落:

從1970年代中期……新工業化國家……之特定產品(諸如紡織、電子等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市場上取得重大進展,其後諸多新工業化國家如匈牙利、印度、埃及和其他早先追求進口替代策略的國家(諸如巴西、墨西哥)加入此一行列……自1972年起,其中的先進資本主義的全球政治經濟的權力移轉可說是相當的引人矚目。美國對外貿易的依賴,在1973年至1980年間倍增。美國自開發中國家的進口更增加了將近10倍。(Harvey 1990: 165)

他的陳述和事實大相逕庭:對外貿易的成長並非表示權力轉移至低工資國家,而是反映帝國主義的跨國企業在面對低工資國家時,其權力更形擴張-以及該等企業對搾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更為依賴。Harvey在《後現代情境》也承認這個結論,「跨國資本大幅提供了輸出福特式量產的能力,並且在極低工資和幾乎無工作保障的情況下剝削極度脆弱的女性勞動力。」(Harvey 1990: 153) 此外,生產的全球性移轉至低工資國家,係由跨國企業為增加競爭力和利潤率的極大化而驅動-然而Harvey卻視其為帝國主義競爭力衰退的證據。根據Harvey的觀點,核心資本意圖以空間修補(a spatial fix)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這涉及生產「出新空間,以於此進行資本本義的生產(例如,可經由投資基礎建設),並探索剝削勞動力的其他可能方式。」(Harvey 1990: 183) 此說正是馬克思所稱的混亂概念。與其刻意含混其詞,討論探索剝削勞動力的新可能,他何不直言,他想探討對低工資工人加劇剝削。Harvey想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新增一個空間面向,但到頭來仍是一場空,他根本忽略了空間面向影響所及的移民管制、帝國主義國家和半殖民國家間日益擴大的工資差異,乃至於全球勞動套利。

Harvey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僅以二頁的篇幅探究生產過程的全球化。他開宗明義便將此一發展置入他原先的資本過度積累的理論:「易於剝削的低工資勞動力與生產的地理流動性漸增,皆為利用剩餘資本獲利提供了新契機。然而這旋即加劇全球各地剩餘資本的產生。」(Harvey 2003: 63-64)

Harvey形式上區分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並將驅動外包浪潮的根源歸因於金融資本家以其權力,在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宰制了製造資本:

一連串科技和組織的轉移……促成了製造資本在地理上的流動,而高度流動金融資本也對此推波助瀾。雖然權力朝向金融轉移為美國帶來了直接的好處,它對美國自身工業結構之影響即使不算劫難,也可說是創鉅痛深…… 接二連三去工業化浪潮衝擊著一個個產業,一個個地區……在全球運用金融權力,損及美國自身在製造業的掌控地位,美國實難辭其咎。然而,好處即是,自各地而來的日益廉價之商品,助長了美國長久以來無盡的消費主義。(Harvey 2003: 64-65)

我們先暫且不論此一觀點中具有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和它無視更廉價的商品之所以能自各地而來,係因更廉價勞工存於各地,此即,超級剝削。因此,Harvey的理論包含無可救藥的謬誤。金融興起並未驅動外包,製造的利潤率下降和產業巨頭抗衡利潤率下降二相結合,才驅動了外包。進口廉價製造品的持續增長不只助長消費主義,更直接支持北美工業財閥的獲利和競爭地位。如此,這非但未能終結美國的主導地位-即美國企業得以佔有絕大部分剩餘價值的能力-外包更使美國、歐洲和日本資本家得以新的方式鞏固自身就全球製造生產的宰制。

而Harvey就《新帝國主義》的結論,不過是他陋劣改良主義詮釋的根本錯誤。他冀望「最好由考茨基(Karl Kautsky)先前所預見的資本主義政權結盟,使我們回到較為開明新政(new deal)的帝國主義……為此奮鬥當可因應眼下情勢,」(Harvey 2003: 209-11) 他顯然忘了20年前他在《資本的限制》下的結語,「並非某個光榮的新政或點石成金的凱因斯經濟學,拯救世界免於大蕭條的恐怖,是全球大戰的破壞和死亡使世界擺脫了大蕭條」(Harvey 1982: 444) 。
註:

[1] 稍後,在110頁,則又一次表示「150年來財富從東亞與南亞移轉到美國與歐洲的歷史性逆轉」,他補充說,這意味著「自1945年以來美國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能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2] 《每月評論》編按:就Harvey近來著作立場較早的評論,見Foster (2015: 10-11)。

[3] Harvey 曾在《新帝國主義》約略提及超級剝削:「富士康(Foxconn)在超級剝削的勞動條件下經由華南移工產製蘋果電腦,而當蘋果公司於母國城市銷售電腦獲利達27%時,富士康獲利率為3%。」(Harvey 2013: 168-9)

[4] Shaikh與Tonak解釋了自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抽剝剩餘價值,以及由互動而得之資本主義利潤(例如資本與小商品生產者)二者的關鍵區別:「在馬克思主義最抽象的層次上,利潤總和僅為貨幣總體剩餘價值的體現。但它經常忽略,資本循環和社會生活其它領域間的轉換也會帶來利潤。馬克思稱後者為從異化獲利,不同於從剩餘價值獲利,它根本依賴於某種不平等交換。它的存在使我們能處理為人所知的難題,即利潤總和與由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而帶來剩餘價值之總和間的差異。」

參考書目:

Callinicos, Alex, and Choonara, Joseph. 2016. 「How Not to Write About the Rate of Profit: A Response to David Harvey,」 Science and Society 80 (4), 481-494.

Foster, John Bellamy. 2015.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Monthly Review 67, (3): 1-22.

Carchedi, Guglielmo. 1992. Fronti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Verso Books.

Carchedi, Guglielmo, and Roberts, Michael. 1 December 2013. 「A Critique of Heinrich's, 『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Monthly Review. https://monthlyreview.org/commentary/critique-heinrichs-crisis-theory-law-tendency-profit-rate-fall-marxs-studies-1870s/,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7.

Freeman, Alan. 2015. 「Booms, Depression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A Pluralist, Inductive Guide,」 in 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wn: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Created? ed., Subasat, Tur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Books.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10a.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10b.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This Time,」 Reading Marx's Capital with David Harvey. http://davidharvey.org/2010/08/the-enigma-of-capital-and-the-crisis-this-time/, accessed 30 August 2010.

Harvey, David. 201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Harvey, Davi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Harvey, David. 2015. 「Crisis Theory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wn: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Created? ed., Subasat, Tur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Harvey, David. 2016. 「A Commentary on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 Patnaik, Utsa, and Patnaik, Prabhat.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liman, Andrew. 2007. Reclaiming Marx's Capital: 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Kliman, Andrew. 2011.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Kliman, Andrew. 10 March 2015a. 「Harvey versus Marx on Capitalism's Crises Part 1: Getting Marx Wrong,」 New Left Project. 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harvey_versus_marx_on_capitalisms_crises_part_1_getting_marx_wrong,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7.

Kliman, Andrew, 12 March 2015b. 「Harvey versus Marx on Capitalism's Crises Part 2: Getting Profitability Wrong,」 New Left Project. 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harvey_versus_marx_on_capitalisms_crises_part_2_getting_profitability_wrong,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7.

Lenin, Vladimir. 194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Lenin's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Lenin, Vladimir. 1964a. 「A Caricature of Marxism and Imperialist Economism,」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nin, Vladimir. 1964b.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nin, Vladimir. 1977. 「On the Slogan to Transform the Imperialist War Into a Civil War,」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4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1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arx, Karl. 199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oseley, Fred, 1991,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atnaik, Utsa, and Patnaik, Prabhat. 2016.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Michael. 2009. The Great Recession: Profit Cycles, Economic Crisis–A Marxist View. London: Lulu Press.

Roberts, Michael. 2015. 「Monocausality and Crisis Theory–A Reply to David Harvey,」 in 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wn: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Created? ed., Subasat, Tur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oberts, Michael. 2016. The Long Depression: Marxism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Shaikh, Anwar, and Tonak, Ahmet. 1994.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ikh, Anwar. 2016.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idelsky,

Skidelsky, Robert. 2005.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 Lonodn: Penguin Books.

Smith, John. 2012. 「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Monthly Review 64 (3): 86-102.

Smith, John. 2016.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eymour, Richard. 2017. 「『Mourning and Militancy,』 Richard Seymour Interviewed by Michael D. Yates,」 Monthly Review 68 (10):17-24.

Trump, Donald. 17 September 2017.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9/19/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文章分享
評分
評分
複製連結
請輸入您要前往的頁數(1 ~ 11)

今日熱門文章 網友點擊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