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 絕望的中國年輕人， 成為習近平的嚴重挑戰
詹妮
2023.1.21 02:58
【希望之聲2023年1月21日】（本台記者詹妮綜合報導）《路透社》有一篇報導：中國悲觀的年輕人對習近平的後中共病毒（COVID）時代形成挑戰。這篇報導透露了什麼重要的信息？

自媒體時政分析評論人士章天亮教授，在《天亮時分》【政論天下】節目裡做出了他的分析。

一個政權的被顛覆，或者是這個國家政治的改變，和民間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們看到前蘇聯的解體，或者前東歐那些國家的解體，包括柏林牆的倒塌，東歐的那些國家發生「天鵝絨革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在民間瀰漫著一種對共產主義或者對社會主義的一種嘲弄，大家編出很多很多的段子，大家心中都盼着這個政權趕快結束。在東歐的那些高級官員們，甚至在蘇聯的一些高級官員們，他們也都在嘲笑這樣的制度。那麼這些事情其實也就意味着，這個時機已經快成熟了。

《路透社》的這個報導大概講的就是，現在在中國的年輕人一代中，已經瀰漫著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就是對當局的不滿。
章天亮：絕望的年輕人，成為習近平的嚴重挑戰
路透社的報導 。（圖片：視頻截圖）

《路透社》的報導，它主要提到“Gen Z”，這個“Z時代”指的是在1995年到2010年間出生的人，他們整個人數大概是2.8億。“Gen Z”其實有一點不幸，就是因為他們出生幾乎趕上了一個時代發展的尾聲。如果你要是從來都沒有趕上一個大繁榮的時代，那麼你不知道好日子是什麼樣的。當你不知道好日子是什麼樣的時候，你也不會對它心生嚮往。恰恰是因為你知道這個好日子是什麼樣的，所以當這個好日子失去的時候，那就變得非常的痛苦。

就像我們看紅樓夢，像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之類的，如果他們都沒有過過好日子，他們如果一出生，就像襲人，甚至連襲人都不如，像晴雯一出生就過得很差的日子，那麼他們可能即使是一生都過這樣的日子，他們可能認為人生本來就是應該如此，就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如果你過過好日子，你在失去它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非常的難過。這就是過去人經常講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這批人他們在小的時候，在中學的時候，他們是過過好日子的。可是當他們對未來充滿嚮往的時候，嚮往着自己在大學畢業之後也能夠走上社會，日子越過越好的時候，他們卻發現當時的榮景已經不在了。

這批人他們現在最大的是28歲，最小的只有13歲。他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經歷了國內三年的封鎖，無止境的核酸檢測，現在又面臨著經濟衰退。那麼怎麼辦呢？當他們的好日子不在的時候，他們當然希望抓住它，可是你又抓不住，因為你要抓住它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共產黨，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積極的參與政治，為自己發聲。

他們不再是他們過去那種狹隘民族主義的鍵盤俠或者小粉紅，或者遊手好閒的那種人了。他們之前曾經一度非常支持習近平，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生活很順利，在初中、高中的時候，中國國力蒸蒸日上。然後他們嚮往着未來，薪水水漲船高，也進大廠、大企業，買房、戀愛、出國，享受生活。所以那段時間他們是中共的擁戴者，他們也是小粉紅。

但是當他們馬上就要邁入社會的時候，他們突然間發現以前所憧憬的那一切都不在了。這種打擊我覺得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國非常著名的民調機構。它在2015年對年輕人對社會的看法、對生活的看法做了一次調查，當時調查的那些年輕人都是八零後。八零後這批人，他們真的很幸運，當時他們有70%的人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持有樂觀的態度，高達96%的人認為他們這個年齡的生活水平會比他們的父母在他們這個年齡的那個時代更好。

所以那個時代，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什麼“中國製造2025”、“大國崛起”、“厲害了我的國”，在那個時候，年輕人是那樣的一種態度。也就是說，他們放棄他們的政治權利來換取他們生活的安逸和繁榮。但是現在，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現在有一個公司，叫做Oliver Wyman，在去年10月份，對4000名中國人進行調查，發現所有年齡段的人群中，Z時代（1995～2010年出生）的人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最為負面，其中62%的人擔心工作保障，56%的人擔心未來前景。也就是說，這些人已經對中國的前途不怎麼抱信心了。所以前一段時間流行的一些詞兒，什麼“躺平”、“擺爛”、“極簡主義者”之類的，他們就流行這樣的東西，是因為他們對未來的信心已經不足了，他們對未來的憧憬都已經破滅掉了。所以這批人，他們的心態就變成不再對中共、對習近平抱有盲目的信任和奉承。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年輕人是最有活力的一批人，年輕一代沒有工作，永遠都是專制政府最頭疼的一件事兒。

毛澤東的解決方案是，把這些年輕人都送到農村去，不讓他們在城裡獃著，免得他們造反。鄧小平時代的解決方案是，給他們創業的機會，你可以去做個體戶，你可以去發展鄉鎮企業，你可以進外企，你也可以想辦法讀書。包括後來中國加入WTO，還有互聯網帶動的經濟和就業繁榮，使這批年輕人一直能夠有穩定的工作。

但是現在情況完全變了。年輕人其實是最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為他們剛剛走出校門的時候，本來就一無所有，所以他們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年輕人現在的工作非常難找，根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8月15號發布的國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在7月份，16～24歲的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9.9%，就是有五分之一的青年是找不到工作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年輕人開始站出來反抗中共的原因，第一，他們的情況已經不能再糟了，他們無論怎麼改變，對他們來說可能都是向好的方向改變，因為已經遭到底了；第二，他們現在確實由於失業率升高，帶有一種強烈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年輕人心中醞釀，確實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對中共來說確實是一個挺可怕力量。






所以我說，鄧小平雖然埋下了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繁榮的種子，延續了中共的生命，但是他也為中共的滅亡埋下了種子。那就是這些人嚮往美好的生活，但是中共已經給不了他們這些了。

我之前講過，專制社會走向解體是一種必然的。因為專制社會的統治成本實在是太高了。如果你要是看中國也好、蘇聯也好、北韓也好，包括古巴和越南也好，很多時候你發現一開始專制國家建立之初，靠的都是革命。而革命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是充滿激情的；同時革命會有一個領䄂領着你革命，它會有一個充滿魅力的領袖。

可是你知道，當一旦政權建立之後，這種激情就會消退，因為人不會永遠都處在那種激情亢奮之中。

毛澤東的方法就是，不斷的刺激你的激情亢奮，今天讓你搞一個什麼政治運動，明天搞一個什麼政治運動，不斷的去刺激你的那種激情。但是等毛澤東死之後，這種刺激方法已經完全沒有用了，因為大家對這種意識形態已經變得非常的冷漠了。也就是說，當一個政權經過革命建立起來之後，激情消退，理想主義也開始消退。當大家都沒有一個理想的時候，各地官員就開始因循守舊。

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經常講什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之類的原因。他也就是想通過這種意識形態的方法去刺激人的激情，但是他現在已經完全刺激不動了，大家對意識形態已經沒有信仰了。這個時候各地官員因循守舊，這個專制機器就開始運轉不靈了。

隨着一代打江山的人的死去，下一代被選拔的領袖既沒有功勞，也沒有魅力，因為功勞是不能夠遺傳給下一代的，魅力也不可能從一代領袖傳給下一代。

這方面，你反而覺得北韓的做法好像是更聰明一點。因為他們遺傳的不是魅力，而是血統。他是金日成的兒子，他是金正日的兒子，他是靠着血統去傳承這樣的一種合法性。而中共沒有血統傳承，它靠的就是領袖魅力，所以它傳到下一代的時候，你會發現領袖一代比一代更平庸，就幾乎是這樣的一種趨勢。

所以胡錦濤本身就不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在專制體制中成長起來，小心翼翼，說話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會背誦一些固定的政治口號。習近平其實也同樣如此。當領袖不具有魅力，官僚機構又開始躺平的時候，現在基本上大家可能看到中國的很多官僚機構都是屬於不怎麼好好工作的，那麼這個時候，國家專政機器在鎮壓方面也會出現運轉不靈的問題。這個時候，如果民眾要站起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中東那些極端穆斯林國家，像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它不是很穩定嗎？

是。因為那些國家它在意識形態上還沒有消退。像沙烏地阿拉伯，它完全是父子相承，或者兄弟相傳，它也是靠血統。像伊朗，它是靠宗教狂熱的這個意識形態。所以當有這些東西在的時候，它部分的能夠起到一種為自己執政合法性辯護的作用。

但是現在的中共，既沒有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同時又沒有“你跟着我能夠讓你過好日子”的一種實現的方法。所以這個時候，在中共邪教的意識形態被拋棄的時候，年輕人現在對生活不滿的本身就對中共政權造成了嚴重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路透社》的報導最大的價值就是，我們讀它會感覺到，在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開始普遍出現這樣的氣氛了。

我之前講「白紙革命」的時候就一直在講，如果中國大陸能夠真的有“結束共產黨”的這種大規模的抗議的時候，首先在民間需要形成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就是普遍對中共的不滿，然後又不懼怕，有了這兩點，我覺得它就可以轉化為一種街頭行動。而且這種街頭行動，會變得遍布全國，讓中共鎮壓起來捉襟見肘。

所以《路透社》給的這種民調，至少讓我們感覺到，這種趨勢已經在出現了。

在同一集節目中，章天亮教授還講到了以下內容：

俄烏戰爭持續至今，北約國家已準備向烏克蘭援助主戰坦克，為烏克蘭反攻做準備；另外美國不再阻止烏克蘭收復克里米亞。那麼北約是否意識到，要想徹底解決烏克蘭問題，就必須要普京下台呢？

歡迎觀看完整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