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權政治下的交通治理困境——解構台灣「罰鍰財政」的結構性暴力
當交通執法體系與地方財政利益掛鉤，道路安全的本質已悄然異化。台灣交通傷亡率居高不下，2024年第一季行人死亡人數更較去年同期增加15.5%，而地方政府卻在2023年創下單年交通罰鍰收入破300億的歷史新高。這組數據背後，暴露出「以罰代管」的制度性扭曲——當75%罰鍰歸屬地方政府、24%成為執法單位獎勵金，交通治理已淪為地方政府的「創收工具」，形成「財政需求驅動執法強度」的荒謬循環。
罰鍰分配制度的魔鬼方程式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罰鍰收入劃分為「地方75%＋執法機關24%＋中央1%」的分配公式，直接誘發兩大扭曲效應：1. 地方政府財政成癮症候群
以台中市為例，2018年交通罰鍰預估收入4.8億，實際卻在2023年暴增至近30億，超標幅度達625%。這種「超收常態化」現象，使地方政府將交通罰鍰編列為固定財源——當預算書白紙黑字寫著「預計開罰X億元」，實質上已將用路人設定為提款對象。
2. 執法機關的績效迷因
24%罰鍰作為執法獎勵金的制度，形同變相鼓勵「開單競賽」。2022年新法開放民眾檢舉62項違規行為後，全台檢舉量從2016年153萬件暴增至2023年700萬件，其中高達65%屬於「不影響安全」的靜態違規（如臨停三分鐘卸貨），反而分散警力資源，使真正危險的動態違規（如酒駕、逼車）取締率下降。
當前台灣交通罰鍰分配制度形成一個扭曲的利益循環，其核心問題在於將執法與財政收入直接掛鉤。這種制度設計不僅違背交通管理的初衷，更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分配比例的不當設計
現行制度下的分配方式極度失衡：- 地方政府獲得75%的罰鍰收入
- 執法單位可獲得24%作為獎勵金
- 中央政府僅保留1%
制度扭曲的惡果
財政依賴症
地方政府已將罰鍰收入納入常態預算，甚至在年度預算中編列「預期罰鍰收入」，這種做法本質上就是將人民視為提款對象。許多縣市的罰鍰收入年年突破預期，顯示執法強度可能過度。
執法導向偏差
- 警力配置偏重容易開單的路段
- 以開單數量作為警察績效評估指標
- 忽視真正危險的交通違規行為
這種制度使得執法重點從維護交通安全轉向創造收入，導致：
- 過度執法現象普遍
- 執法標準不一
- 民眾權益保障不足
改革方向建議
- 切斷利益連結廢除現行的罰鍰分配制度，建立專款專用的交通安全改善基金。
- 重新定義執法目標將執法重點轉向實質改善交通安全，而非追求罰鍰收入。
- 建立透明監督機制設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確保罰鍰收入確實用於改善交通環境。
- 提升執法品質改革警察績效考核制度，將重點放在交通安全改善成效而非開單數量。
唯有徹底改革這個扭曲的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交通管理的本質目標：建立安全、有序的交通環境，而不是將人民視為提款機。這需要政府、立法機關與民眾的共同努力，打破目前這個以利益為導向的惡性循環。
財政導向治理的國際警示
台灣交通死傷造成的經濟損失，早在2014年就達4750億台幣（占GDP 3.17%）1，但交通部年度道安預算僅占總預算0.4%1。對比英國將超速罰款全數投入道路安全基金、日本違停罰鍰50%用於地方交通建設，台灣的「罰鍰財政」恰如美國政治學者曼瑟爾·奧爾森所言：「掠奪性政府會將法規武器化，從人民痛苦中榨取租金。」要終結這套畸形制度，必須推動三大結構性改革：立法凍結罰鍰與地方財政的連結、成立獨立道路安全委員會、建立罰鍰專款專用於交通改善的陽光法案。唯有斬斷「開單致富」的利益鏈，才能讓台灣交通治理從「提款機邏輯」回歸「人本精神」——畢竟，當斑馬線不再是死亡陷阱、當臨停不必恐懼檢舉達人時，這座島嶼才真正稱得上文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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