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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衣食住行四項生活必需品之中最重要的一項, 利錢可觀, 錢亦看似賺得很容易, 所以人人都想上車買樓房, 房地產價錢泡沫就形成了
但當企業資金都往地產市場投放, 所有人都買樓炒樓, 整個社會會變得愈來愈無生產力可言, 沒有人再搞科研, 沒有人再設廠生產商品
沒有人再從事實業, 因為都不夠地產好賺穩賺
然後, 這一代人壟斷了土地資源後, 下一代人, 再下一代人無力負擔擁有一套自住的樓房, 只能租, 其實就是透支了他們兩代人的生產力, 去供養這一代人, 是一種變相的奴役, 跟以前的地主沒什麼分別
而下一代人, 再下一代人其實亦未必甘於受到這種的制度奴役, 有能力的會選擇離開, 而外來的發現是這種環境就變得不想來, 結局是人材外流, 樓是起得多, 不過沒有人材什麼發展也是空談, 整個社會看似繁榮但實質會愈來愈衰弱, 沒什麼將來可言, 而且只要地震天災一來了就種房產經濟就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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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geot206rc wrote:
想舉個極端一點的例子喔
如果所有房東都不準出租自己的房子，那麼有能力的年輕人要如何來台北或科學園區工作呢？
剛出社會先在台北買房？這根本不可能對吧。
換個角度想，出租房子是不是能讓年輕人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取得來到更好的環境工作，爭取更多的薪水和發展機會？
如果都沒房子可租，北漂族要住哪？公宅，數量肯定不夠。
或者有人要說，年輕人可以在家鄉打拚啊。
可是產業有群聚性，不是什麼專長都可以在家鄉有好的發展。
我這整篇 就是在講這個矛盾
所以才講房地產公有制，
1.市場化定價的地租(房租)，
2.公有制租金轉移支付成無條件基本收入
3.正負相互抵消
這是我經過深度分析的解決方法
我是反對讓人買房的，我自己也沒有房
需要革命剝奪資產階級的私有產權
100%轉換成公有制地租
革命後100%只剩下公有制的住房 根本沒有房東租不租的問題
社會住宅存量夠不夠用的問題，好地段被壟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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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論地租與土地私有化
2017/03/22 來源：何新時事
何新論地租與土地私有化
編註：黃世殊
何新2006年發表的《關於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農」問題》是現代經濟史中極其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
何新指出，地租是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古典經濟學中，工資、利潤、地租是國民經濟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並由此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構成——即勞工，資本家，地產主（俗稱地主）。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定義，「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特有經濟表現。」地租表現為地產所有者向市場提供一塊土地，因其擁有私有權或者使用權，將其轉讓或者租借他人所取得的經濟收益。
何新還指出，普遍而言，對一切所有權以及使用權的有價轉讓，所獲一般收益都是租金。經濟學中所謂尋租現象就是基於此發生的。因之包括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私有化或有價讓渡，也可以導致政治行為的經濟尋租，即官僚腐敗現象。
何新說：亞當斯密在古典經濟學上的重大貢獻之一，是他明確指出了地租參與資本的形成。而我在1997年3月發表的一個經濟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曾指出現代中國經濟中地租範疇的存在。國有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價轉讓，導致資本性地租及區位級差地租的形成。
何新說：在金融業提供過剩資本的媒介下，這種地租以房地產投資的高額回報形態實現。土地私有化、「三農」、房地產及金融業泡沫問題，都與地租有深刻而密切的關係。
何新說：近年中國城市基本建設和交通設施得到驚人的快速發展，這裡有兩大因素：
1.中國國內工程造價低廉，基礎設施及路橋建設的成本遠遠低於西方。
2.還有一個是與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土地使用費用即地租的低廉問題。
也就是說，土地國有，恰恰是近年中國城市及交通（例如高鐵的建設）取得飛速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可以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土地國有化變革，成為惠及後代的一項巨大社會資產和財富。
何新說，簡明地講，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費用，地租與土地價格具有直接關係。
地租收益的公式：年地租/資金年利率=土地基礎價格。
這個公式為馬克思所發現，可以稱作馬克思的基礎地租公式。
何新指出，地租與土地的所有權即壟斷權直接關聯。土地是誰的，誰就擁有地租。
在市場經濟下，地租即土地價格具有迎合市場供求情況的流動性。需求愈大，地價愈高，導致 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如李嘉圖）所講的級差地租。
國有制下國家作為投資者使用國有土地時，幾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價格。當國家徵用名義是集體所有實際也是國有的土地時，故土地價格相當低廉。
土地私有權的否定，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必要社會條件之一。土地成本的低廉一直是新中國城鄉快速發展、工業化快速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
何新說：我曾指出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人口眾多、勞動力價格極其低廉。人口過剩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有利於工業化，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但是中國土地地租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資積極湧入中國的重大原因之一。中國產品價格低廉的兩大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勞動力價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一旦實施地產私有化和市場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勢必發生困竭。房地產業的畸形投資膨脹正在實現地產的私有化以及昂貴化。
一方面，低廉地租也是中國近二十年來房地產開發業高度發展、利潤巨大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地租收益已經成為近年地方政府和中央財政以及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其在GDP中所佔的比例日益增大。這意味著地租的昂貴化，以及國民經濟中生產成本的遞增，勢必導致純收益的遞減和經濟衰退的到來。何新的這一預測已經被近年的經濟現象所驗證。
何新指出，在土地市場中，西方用作抵押的地產，是私有地產。而中國則是國有地產。當國家允許地產商將國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時，國家犯了一個十分荒謬的錯誤：
國家忘記了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銀行及其資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國有土地抵押給國有銀行後，銀行的錢卻支付給了私人，即名義上的房地產開發商。
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帳爛帳問題，正是來源於上述的金融騙局。
九十年代中國的一批巨富誕生於利用土地攫取巨額地租的這種變相私有化過程中。誰能取得土地使用權（圈地）誰就能發大財。這是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
何新又指出，農民向國家繳納的稅費，實際是農民使用（承包）國有土地的地租。農民必須繳納這些費用的根據，是他們佔有和使用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土地。
在改革前的農村公社制度下，農民向國家繳納實物地租即公糧。由於生產力低下，實物徵納地租的比率過高，導致了公社制度下農業效益的低下。而農村改革實行了農地承包制。其實質是一種土地租賃制度（租賃土地使用權）。農民在承包制下承擔的地租形式仍然是農產品形態的實物地租。但承包額（即地租額）已降低到土地農產品收益的5%—15%左右。
因此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80年代初中期引人注目的農村振興。但自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對農村實施稅費改革，將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種貨幣地租乃與土地收益分離，而轉變為向農民按人頭徵收的各項貨幣稅費。但是由於農產品呈現市場過剩，農民銷售農產品的貨幣收入有下降的趨勢。貨幣地租上升，農產品過剩、農民收入下降，此即「三農」問題之實質和根源。
公有制與私有製作為經濟組織形式決定了資源由誰佔有以及產品的分配方向。在改革前，由於資源由國家壟斷佔有，在農產品中國家及集體徵拿得太多。因此實際上可以說是人民勒緊褲帶支持了國家的快速工業化。這裡的根本問題，是收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
土地私有制可以改善農民處境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一個預設騙局。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並不意味著社會資源的人人平均佔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競爭的原則是所謂「物競天擇」原則即優勝劣敗。所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場競爭必然導致由極少數人壟斷社會最多資源和資本。
何新指出，李嘉圖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市場經濟分配定律：利潤與資本額成正比例，既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例，也不與效益成正比例。二戰後西方已開發國家都加強了國家對資本的限制和社會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這種社會分配調節政策，才造成了所謂「紡錘形」的「中產階級社會」。
孫中山三民主義「節制資本」，也是為了抑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化機制。資本家不僅壟斷了社會的龐大資源，而且必然壟斷了社會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新自由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這種社會不公正分配的意識形態辯護工具。多數人在資本主義競爭中導致的貧困化被論證為合理競爭的必然與合理。由私有制可導致人人富有這一前提出發，引申出存強滅弱是合理天擇的卑鄙結論。
馬克思主義代表了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對強勢階級作反淘汰和生存鬥爭的意識形態。西方多數已開發國家在20世紀中葉最終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由國家抑強扶弱的社會改良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和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僅在美國猖獗。在歐洲多數國家，則至今仍未形成明顯的政策影響。
「耕者有其田」這個口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中實際是行不通的。農民將其農產品拿到市場去銷售時，他所面對的不是靜態的「自給自足」。在兩極分化機制中，弱勢的農戶將被從市場中分離出來，其土地將被自由兼併。中國自漢代以來兩千年的土地關係史曾反覆驗證這一點。
何新回顧歷史指出，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私有化）後，中國農村中再度發生了這種分化與兼併。正是針對和為了抑制這種分化和兼併，使毛澤東提出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路線。
國家對農民的實物租賦徵納愈來愈高，最終導致公社化道路的失敗。但是農業合作化對新中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具有充分合理性和積極歷史意義。解決三農問題，絕不能依靠必然會導致農村尖銳兩極分化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九十年代的分稅制稅賦改革盲目模仿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而遺患深遠。它是當前國民經濟中釀成很多問題（包括三農問題）的根源。分稅體制滋長了地方經濟割據，削弱了中央財政對中國經濟全局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分稅制下，西部區域的地方稅來源只能主要來自農業，農民負擔沉重貨幣稅賦。
因此何新認為，真正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可以考慮以下思路：
（1）國家稅賦政策的總原則應當是取富濟貧而不是殺貧濟富。（「損有餘而補不足」）
（2）國家應設計、建立一種有利於保護中國農業和農民的農產品市場的採購流通體系。
（3）降低農民的貨幣地租稅賦，將鄉以上官員薪金及行政費用轉變為由財政統一調撥。
（4）在有條件的農村中，可以考慮試驗產銷一體化的市場農業合作組織體系。
（5）對中國不同的農業區域（如東南、中部與西部），實行不同的農業稅賦政策。
（6）對已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地區，實施不同於純農業地區的戶口政策和稅收政策。
【何新原文】
重讀《資本論》札記：
關於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農」問題
1
我曾經說過，中國很少有真正懂得真實經濟過程的理論經濟學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飽讀經濟文獻的經濟學博學者。但是，經濟現象並不是從經濟學的數學公式中演繹出來的。相反，檢驗經濟理論有效性的標準是實踐而不是完美的數學模型；看其是不是能有效地解釋現實經濟現象，找出內在的因果關係，從而提出可檢證的預測以及有效的對策。
十幾年前，當我指出中國經濟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是「生產過剩」時，不僅當時曾受到所有經濟學家的一致斥責，而且當時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理解「過剩」並非意味著「富有」。對於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說，「生產過剩」是屬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早已應拋棄的過時概念。但是今天，面對全球性的通貨緊縮，我相信已經沒有經濟學家（包括當時嘲笑我的人）敢否認這個概念了。
在此文中，我想再提出一個在主流經濟學中久被遺忘的「地租」概念，並且說明這個概念將可以如何有效地解釋當前國內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重大現實。
近一年以來，關於「三農」問題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討論不斷浮出水面。特別是在湖北鄉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當前農村中「農民真苦， 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之後。但是，在這種討論中，迄今卻沒有一個經濟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與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租問題以及相關連的地租利得流向的問題具有密切聯繫。
2
地租是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古典經濟學中，工資、利潤、地租是國民經濟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並由此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勞工，資本家，地產主。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定義，「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特有經濟表現。」*地租表現為地產所有者向市場提供一塊土地所取得的經濟收益。馬克思曾指出，亞當斯密在經濟學上的重大貢獻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場經濟中，地租會參與資本的形成。但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卻幾乎不談地租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古典經濟學的這一重要概念被取消了。這也就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普遍無知於這個問題的原因。
*《資本論》第三卷，第701頁。
我在1997年3月發表的一個經濟報告中曾指出現代經濟中地租範疇的存在：
「在1992年後正是通過房地產開發這一媒介，即通過對國有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價轉讓，而導致資本性地租及級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業提供過剩資本的媒介下，這種地租以房地產投資的高額回報形態實現，並迅速轉入開發商手中。在中國已初具了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條件下，這種實質是土地租金而表現為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率的經濟機制，自動吸引擁有過剩資金而尋求贏利出路的各級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將其擁有的資金投入沿海及各地開發區，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間中國以房地產熱為動力的經濟繁榮。」（參閱《新國家主義經濟觀》第516頁。）
在當代經濟學文獻中，這是第一次重新提出並探討了伴隨土地私有化過程發生的資本性地租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當前有必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因為關於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以及當前為各界所廣泛關注的「三農」問題，房地產及金融業泡沫問題，都與這個問題有深刻而密切的關係。
*我在1989年指出中國經濟中的生產力過剩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夜指出中國應警惕金融危機以及泡沫問題，1999年指出失業問題不容忽視以及廉價勞動力是增長源泉問題。
3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重大成就之一體現在城市基本建設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路橋交通設施的快速發展方面。經常去歐美城市訪問的人會發現，除少數新興地區以外，城市基本面貌和交通設施，自六、七十年代以來，迄今很少有重大變化。而中國則不同，城鄉建設及路橋設施日新月異。
為什麼中國城鄉面貌的建設與變化能夠如此之快？在資本投入量遠遠小於歐美的前提下，其發展速度為什麼竟能大大快於歐美包括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公認的答案是：中國國內工程造價低廉，基礎設施及路橋建設的成本遠遠低於西方。但是，人們卻很少意識到，造成這種成本低廉的原因，除了人力資本即勞動力的價格低廉這一點以外，這裡還有一個與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土地使用費用即地租的低廉問題。因為在一切建築物以及交通設施建設成本中，除人工費用、技術費用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與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地費價格，亦即地租。*
*一般來說，生產成本由人工費用、技術（設備）費用、土地費用、資金費用和原料費用五項構成。
在已開發國家，由於土地私有制以及相關的地價高昂，使得任何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建設投資中，土地費用即地租遠遠高於中國。（在美英等國，修一條路或在城鄉營造一個小區，由於地產屬於私有，如果其業主依法加以阻撓或索價高昂，這條路和這個小區即很難興建。）而中國由於土地屬於國有，導致公用土地徵地費用較為低廉，因而城市基礎建設、交通建設的成本相對也較為低廉；這正是近年中國城市及交通面貌能夠以較小的投資額而取得飛速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正是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將土地由私人所有轉變為國有的社會變革，在今天乃成為惠及後代的一項巨大遺產和財富。正是由於這一筆財富，三峽、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速公路，大規模城市建設才能夠以較低的地租——土地成本而進行。
4
什麼是地租？簡明地講，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費用。地租與土地價格具有直接關係。馬克思曾就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化土地價格給出過一個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資金年利率=土地基礎價格。（這個公式可以稱作馬克思基礎地價公式）*地租是與土地的所有權即壟斷權直接關聯的。換句話說，土地是誰的，誰就擁有地租，地租就向誰支付。當土地由私人所有時，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擁有地租。在市場經濟下，地租即土地價格也具有迎合市場供求情況的流動性。需求愈大，地價愈高，導致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這種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如李嘉圖）所講的級差地租。
*「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任何一定的貨幣收入都可以資本化，也就是說，都可以看作一個虛擬資本的利息。這樣資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但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本身沒有任何價值。」（三，P，702）
但是在國有制下，由於土地由國家壟斷，當國家作為社會事業的投資者使用自己擁有的國有土地時，它幾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價格。當國家徵用名義是集體所有實際也是國有的土地時，價格也相當低廉。可以說，土地成本的低廉，是自第一個五年計畫以來，中國城鄉快速發展、工業化快速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馬克思曾指出，土地私有權的否定，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必要社會條件之一。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進程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論中曾經指出（1998年），近年中國經濟騰飛並導致「中國出口品迅速佔領世界市場」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價格極其低廉。這個觀點自我首先提出後，後來被國內外論者到處剽襲。我提出這個觀點，指出人口過剩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有利於工業化，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而長期以來，經濟學界所流行的卻恰是相反的觀點，認為人口過多拖了中國工業化的後腿。
但是當時我還未認識到，這裡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土地地租的低廉。中國土地地租（即土地成本）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資積極湧入中國的重大原因。（開發區、特區的開闢，其經濟吸引力的重大方面，就是向外商提供較廉價的土地使用權，即廉價地租。）
換句話說，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強勁競爭力，是由於其價格低廉。而價格低廉的兩大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勞動力價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而一旦實施地產私有化和市場化（展開價格自由競爭），則土地成本即將高速上升，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勢必發生困竭。
5
低廉地租也是中國近二十年來房地產開發業高度發展、利潤巨大的主要原因。九十年代初中國一些地區掀起了圈地運動。開發商通過官員審批取得土地使用權，然後將土地價值作虛擬評估，根據評估價再將其抵押給國家銀行套兌資金。
這一套辦法是模擬西方土地市場的。但有一點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產，是私有地產。而中國則是國有地產。實際上，當國家允許地產商將國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時，國家犯了一個十分荒謬的錯誤。國家忘記了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銀行及其資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國有土地抵押給國有銀行後，銀行的錢卻支付給了私人即名義上的開發商。
打個比方，這就像有人向一個老闆借錢。老闆要他提供抵押保證品。而這個老闆居然同意對方用老闆自己的房產作為抵押，將其抵押給此老闆自己，然後又從老闆的錢袋中拿出錢借給那個人使用。
內外媒體近年常常談及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帳爛帳問題。而眾所周知國內銀行呆爛帳中的相當大部分，來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房地產業投資。這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和呆爛帳究竟從何而來呢？就是從上述的金融騙局來的。
為什麼這個騙局能進行？因為從國家銀行套兌到錢的那些開發商，往往會將一部分所得資金轉移給批租土地的官員（成克傑批地受賄案例即是已被曝光的一例），此外也會轉移給幫助其完成貸款過程的銀行官員。而在這一資金轉移的過程中，土地同時也由國有轉為私人使用，又轉為銀行抵押資產，最終又作為銀行擁有的不良資產被拍賣而私有化。
九十年代中國的一批巨富，就是利用土地的這種變相私有化過程，從攫取巨額地租中誕生。因此，當時誰能取得土地使用權（圈到土地），誰就能發大財。這是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
另一方面，由於土地基礎價格與市場價格存在重大偏離，例如在壟斷審批條件下，某些開發商以極低的批租條件拿到優良位置土地的開發權。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土地基礎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是土地區位所造成的級差地租，疊加而成為房地產投資可以獲取到高額利潤的源泉。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商品房供應宏觀已呈嚴重過剩，而國內房地產業開發投資仍然興旺不已的經濟學原因。
6
最後談一下關於當前農民的稅費負擔問題。農民向國家繳納的稅費，實際是農民使用（承包）國有土地的地租。因此現在廣被議論的農民合理或不合理稅費問題，實質上也是地租問題。農民必須繳納這些費用的根據（而城市市民則不須繳納），是他們佔有和使用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土地。
在改革前的農村公社制度下，農民向國家繳納實物地租即公糧。由於當時農業生產力低下，土地收益較低，當時包括社隊公糧和集體提留在內的土地實物地租，往往佔據農民所得的50%以上，因此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換句話說，在人民公社時代，由於實物徵納地租的比率過高，（而不是由於公社所有制的組織形式）導致了公社制度下農業效益的低下。
在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中，實行了農地承包制。承包制實質是一種土地租賃制度（租賃土地使用權）。農民在承包制下承擔的地租形式仍然是農產品形態的實物地租。但承包額（即地租額）已降低到土地農產品收益的5%—15%左右，遠低於公社制度下的收入。因此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80年代初中期引人注目的農村振興。
換句話說：在土地承包制初期，農民向國家繳納實物地租（即公糧或承包定額農產品）。加之農業投入的增大、產出效率的提高，單位產量的增長，實物地租還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但自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對農村實施稅費改革，將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種貨幣地租乃與土地收益分離，而轉變為地方政府向農民按人頭徵收的各項貨幣稅費。隨農村行政管理費用的上升，鄉村官僚組織的不斷膨脹（如李昌平指出，鄉級稅務所改革前只有二到三人，改革後分為國稅、地稅兩稅後，稅管人員增長竟達十倍以上）；向農民徵取的貨幣地租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而另一方面，農民的土地收入（特別是糧食作物）由於農產品呈現市場過剩（造成這種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家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無序開放。國外廉價農產品流入國內市場後，對國內農產品形成激烈競爭和擠壓效應。由於加入WTO的條件中，農產品讓步最大，中國農民在國內農產品市場的處境更加艱難），因此農民銷售農產品的貨幣收入有下降的趨勢。
一方面是貨幣地租（稅費）上升。另一方面是農產品過剩、農民貨幣收入下降，此一升一降，必然導致「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為取得貨幣收入，大批農民不得不棄農入城成為苦力或流民。所謂「三農」問題發生的實質和根源即在於此。
7
針對三農問題，有論者提出以實施土地私有化作為解決方案。由上述分析已可看出這個解決方案是極其荒謬的。公有制與私有制都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決定資源由誰佔有（私人所有、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以及產品的分配方向（所得物由私人佔有、集體佔有或國家佔有）。
勞動者通過生產過程的所得多少，往往決定勞動者本人的工作熱情。在改革前，由於資源由國家壟斷佔有，在農產品中國家及集體徵拿得太多（因此國有資本的形成率極高，導致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大大高於世界其他國家），留給個人的太少，因此實際上可以說是人民勒緊褲帶支持了國家的快速工業化。這裡的根本問題，是收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
私有化論者提出土地私有制可以改善農民處境的一種主要論據，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一個預設騙局，即假設私有土地意味著全部所得的私人所有。根據這一邏輯，其推理如下：在產權明晰條件下，私人佔有產品可以刺激私人工作熱情，因此私有化有利生產發展，並且有利人人致富。
這完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預設騙局。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並不意味著社會資源的人人平均佔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競爭的原則是所謂「物競天擇」原則即優勝劣敗。優勝劣敗是什麼意思？其實優勝劣敗就是兩極分化，一極向「優」，一極向「劣」。所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場競爭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由極少數人壟斷社會最多資源和資本，而大多數人失去一切。因此可以說，私有制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所有制。李嘉圖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市場經濟分配定律：在市場經濟中，利潤與資本額成正比例，既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例，也不與效益成正比例。多勞並不多得，高效也並不多得，多資才能多得。換句話說，就是市場經濟的存強逐弱機制，必然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二次大戰以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市場經濟下*尖銳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都不得不加強國家對資本的限制和社會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這種社會分配調節政策，才造成了所謂「紡錘形」的兩頭小中間大的「中產階級社會」。正是歐美已開發國家自身的歷史證明，這樣一種社會並不可能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通過國家干預而自然形成。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也專有「節制資本」一條，也是為了抑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化機制，比今日中國那種鼓吹放任兩極分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吹更要高明而富有遠見。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分配意識是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按效益分配，高效益取得高回報。這個理論早已受到李嘉圖的反駁，他指出，資本間的競爭導致資本自動流向高利得部門，正是競爭規律使市場經濟下的投資利潤有趨向平均化和不斷衰減的趨勢。新技術發明、高效益的投機性攫取，都是對社會平均利潤率的暫時偏離。
產權明晰的私有制市場經濟中，資本家不僅壟斷了社會的龐大資源，而且必然壟斷了社會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新自由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存強滅弱意識形態正是這種社會不公正分配的意識形態辯護工具。也是「強者」生存的辨護工具。如果我們注意到市場經濟中所謂「強者」就是指「資產者」，那麼深為馬克思所蔑視的世俗經濟學的那種「辨護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李嘉圖分配定律。
多數人在資本主義競爭中導致的貧困化被論證為合理競爭的必然與合理。由私有制可以導致人人富有這一前提出發，引申出存強滅弱是合理天擇的卑鄙結論。這就是當代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等偽經濟學的實質！
反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則正是代表了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對強勢階級作反淘汰和生存鬥爭的意識形態。
就西方多數已開發國家在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的演變史來說，它們最終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即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由國家抑強扶弱的社會改良主義。八十年代美英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和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是對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歐美改良主義社會政策的反動。但這一思潮僅在美國猖獗，在歐洲多數國家，則至今仍未形成明顯的政策影響。
8
「耕者有其田」，這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容，是前工業時代舊民主主義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中實際是行不通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靜態的小農經濟的觀念基礎上。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當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將其農產品拿到市場去銷售時，他所面對的不是靜態的「自給自足」，而是動態的激烈市場競爭。市場競爭的機制是「優勝劣敗」，即強弱分化的兩極分化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弱勢的農戶將被從市場中分離出來，其所私有的小土地將被強勢者「自由地」兼併。中國自漢代以來兩千年的土地關係史曾反覆驗證這一點。
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私有化）後，中國農村中再度發生了這種分化與兼併。因此，正是針對和為了抑制這種分化和兼併，使毛澤東提出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路線。1958年後由合作社變成人民公社，社愈搞愈大，國家對農民的實物租賦徵納愈來愈高（高指標，高徵購，剝奪農民），最終導致公社化道路的失敗。但是，對1958年以前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卻很難否定。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和積極歷史意義的。
結論：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真正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絕不能依靠必然會導致農村尖銳兩極分化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而可以考慮以下思路：
（1）我過去已經公開批評過，認為九十年代的分稅制稅賦改革，由於其盲目模仿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而遺患深遠。它是當前國民經濟中釀成很多問題（包括三農問題）的根源。因此，對中國現行的財稅體制有必要進行全面反省。分稅體制滋長了地方經濟割據（地方保護主義），削弱了中央財政對中國經濟全局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分稅制下，愈是工商業、第三產業不發達的西部區域，其地方稅來源只能主要來自農業，沉重貨幣稅賦反而比經濟發達地區更沉重地直接壓在農民頭上，這也正是導致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之一。我認為，國家稅賦政策的總原則應當是取富濟貧，而不是殺貧濟富。（老子：「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餘。」）
（2）國家應設計、建立一種有利於保護中國農業和農民的農產品市場的採購流通體系，以確保國內農業生產物能夠在合理價格水平上得到實現。不應把全部農產品放到市場上聽任自流，接受國際農產品的擠壓和競爭。
（3）降低農民的貨幣地租稅賦。將鄉以上官員的薪金及行政費用，由直接從當地農民頭上徵收，轉變為由財政統一調撥。
（4）在有條件的農村中，不應把過渡性的農業承包制永恆化。生產關係應當適合生產力。可以考慮試驗產銷一體化的市場農業合作組織體系。
（6）對已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部、東南沿海地區，及京、滬、杭、深、廣等發達城市周邊已實現城鎮化的的郊鄉農區，實施不同於純農業地區的戶口政策和稅收政策。
以上反思尚是不成熟的。總的來說，我認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又已經走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大略觀之，近現代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三種主要形態，即：早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成熟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當今美、日、歐大壟斷集團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實質都已並非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與壟斷資本集團緊密結合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不已開發國家的資本主義，則多數是經濟政治依附於英美日的買辦型資本主義（拉美、非洲、台灣、韓國）。
令人擔心的是，通過中國國有產業的系統分解和自我摧毀，在主要源於英美的新自由主義偽經濟學意識形態的政策誘導下，中國最終也可能走上第三種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將不僅是「三農問題」，而也將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作為競爭中的失敗弱者而被淘汰的苦難前景。因此，現在有必要對二十幾年改革已走過的路程進行系統的理論反省和總結。中國改革是從農業開始的，這種反思也可以從「三農」問題開始。
（附記：本文系何新寫於2006-10。發表於《何新論中國經濟》、《反主流經濟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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