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長」夢 (完結篇)

台北会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恕刪)

台北会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該做甚麼，心中不是非常有底。工作簽證還有一年半，有幾家公司對我招手，待遇在「good」和「very good」之間，比起那些沒了工作就等著回國的外籍白領，我不算是際遇太差的。

「做個上班族」，幾乎是所有尋求穩健的人們最容易想到的選擇。這種傾向在日本尤其明顯，且日趨保守。2003年的調查顯示：還有百分之31.5的年輕人抱著創業夢；到了2009年，降到了14.1。有55.2的人，要在目前的公司終老(日本生產性本部數據)。我們做老外的，和這群對公司矢志不渝的日本上班族爭一口飯，只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老子一邊涼快，讓他去出人頭地算了)」。

在幾個對我招手的聲音中，一個來自大阪，名叫樋田的人，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樋田是我在大阪做專案時，認識的一位獨立開公司的顧問。當時，我們因為人手不足，特別請來了這些不從屬於任何一家公司，自己單打獨鬥的顧問。樋田是其中之一。

這類的個人顧問，多半以個人公司的形態存在。樋田在上海做過專案，也藉此學了一些半生不熟的中文。他說的中文內容，已非普通的招呼語，讓我知道他是真的有下過工夫。以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人而言，儘管中文仍然半生不熟，但這學習精神實在讓人欽佩。

也正因如此，他和我在專案中特別聊得來。他把做獨立顧問的好處壞處，全分析給我聽，但這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年收入」。

「做得好的，年收入兩千萬日幣不成問題。就算再普通，也總有一千兩百萬以上。」他說著，我聽著，綺麗幻想在腦海不斷編織。

「侯桑，系統顧問總會有市場飽和的一天，但像侯桑這樣，懂得外語的系統顧問，那就稀有了。你可以認真考慮一下！」樋田不急不徐的語調，很有說服力。我早知道我的「稀有」，但不知道我的市場價值。他的一番話，等於是為我的市場價值背書。

我離開公司後，他找上了我，問我有無意願一起做。他自己有意「擴大公司營業規模」，將公司定位成「專長做跨國企業系統導入」的公司。

「侯桑，你要不就也獨立開公司，我們一起合作。要不就是做我的合夥人，我們同舟共濟！」

如此這般，我的夢，是樋田帶來的；但我的夢該如何實現，還得自己清醒起來，主動去面對。

樋田說明了在日本開公司的手續，登記的方式，報稅的方法，包括「最初兩年公司可以免繳消費稅」…等等。隨著他的說明，我的公司夢越來具體。

我夢想著以後，我名片上多了一個頭銜「○○株式會社 社長」。我擺脫「牛後」，直朝「雞首」邁進。

但是，他的一句話，我又大夢初醒：「侯桑，你在日本的簽證是『就勞』簽證，是不是不能做社長呀？」

他沒說錯，我是以技術專才身分取得簽證，來日本就職的。如今不做「社員」，改作「社長」，豈不是與簽證名義不符，到時說不定又要惹麻煩。

樋田說：「那不如這樣吧，你還是到我的公司，形式上是我的社員，實質上就是我的合夥人，如何？」

也行。說實在，「就勞」簽證能否開公司，我沒深究，但創業當初，有一個熟門熟路的前輩帶著，好過自己盲人瞎馬地闖。再說，做個「合夥人」也不難聽，而且，賺的錢大部分歸自己，遠遠好過普通的上班族。

接下來，就是「營業活動」，樋田有著過去的人脈，可以帶著我到客戶處推銷。我的中、英文，幫著他在強調「跨國專案」賣點時，增加說服力。我等候樋田的安排，只要能把自己推銷出去，接下第一個案子，我在日本就能站穩腳跟，逐漸做出名號。年收上千萬日幣，不在話下。不，上兩千萬、上三千萬的白日夢都可以做。因為我們「與眾不同」。

就這樣，四月上旬，我離開前一份工作沒多久，回到台北，悠閒地過著「有薪假」，突然有一天，接到樋田傳來的LINE訊息。

「侯桑，您好。你待過上海，聽說過外地人可以在上海買房子嗎？」

我被他的訊息問得摸不著頭緒。是的，外地人當然可以買房子，連外國人都能買。但是，這是一個與公司經營完全無關的問題。難不成他想投資上海房地產？

我在台北家中，用LINE與他通上電話。

樋田說：「侯桑，其實是…我想請你幫個私人的忙。能否從一個人的不動產證明，查到這個人購買不動產時的資金來源？」

我愣住了。直覺告訴我：我似乎要開始涉入他的私領域。「不動產證明」？「查資金」？樋田，你到底遇到甚麼事了？

但我仍儘量讓自己的口氣不透露半點好奇。他的事，他願意說到哪裏，我就聽到哪裏；他的忙，我能幫到哪裏，我就幫到哪裏。

「這個…恐怕要找到當初成交時的仲介公司，才會知道吧？再不然，就只能查銀行往來紀錄。但無論如何，個人的力量，是沒法這樣查的。我只能幫你問問『該怎麼查』。」我回答。

「恩…說得也是喔…說得也是。」樋田說著，口氣欲言又止。遲疑了半晌，樋田說：「上海有這樣的業者，可以幫忙查私人資訊嗎？」

是甚麼讓樋田連這種非正規的途徑都考慮上了？我隱約感覺，這事情背後藏著一個關鍵詞：女人。

樋田話說到此，大概也察覺再不讓我多知道一些來龍去脈，我只會越來越狐疑。沒人願意帶著一肚子謎團來辦事。

「其實，我在上海做專案時，認識了一個KTV工作的女人。那時，她說她生活困難，所以我每個月接濟她一些生活費。哪裡知道，她最近態度不大一樣了，還在話裡透露，她在上海買了房子之類的…。」

樋田嘆了口氣，繼續說：「我平日接濟她的，無非就是幾萬日幣，哪裡會是能供她買房子的金額？她有這能力買，還需要我接濟做甚麼？」樋田最終說出了他的結論、也就是他最大的疑惑：「你說，她是不是有別的男人了？」

果不其然！上海、KTV、女人、包養…。樋田的一番話，具備了所有在上海「翻船」男人的要素。

比起其他對中文一知半解的日本人，樋田對中文的興趣幾乎可以用「熱心」來形容，又對我這麼地友善。我現在完全知道原因了。

台灣男人翻船，或者還可以有別的途徑私了。上海有些KTV甚至就是台灣人開的，藉由同鄉力量，說不定還可以讓自己「損失減少到最低」。但是樋田這樣的日本人，翻了船，就真的求助無門了。

我覺得，那個KTV女人背後有無男人，答案幾乎是「呼之欲出」，但一個人情海生波時，是很難理智判斷事情的。樋田似乎是要一個答案，又似乎是要爭一口氣。他畢竟在這個女人身上投注了不少，情感上自然很難接受她的背叛。

我說，我可以做的，就是幫他問問上海當地的「偵探社」，問問他們能做到甚麼地步。樋田同意了，他打算花錢找出「真相」。

我自問：同樣的事情，換成我，我會「認賠殺出」。在這樣的女人身上多花一毛錢都是白做工。但我無法用這種論點說服他。此時此刻的他，已經讓情感控制了理智。

我和他通完電話後，隨即上網找。沒多久，找到了一家位在上海的「偵探社」。按照網上宣傳，這還是一家「ISO認證」的公司，要是真的，那就應該騙不了人(我依稀想起一個在湖南開工廠的親戚，硬是在名片上自封為「取得ISO認證、中國十大優良管理工廠」)。我打電話到這家偵探社，說明了自己的需求。

「先生，最近政府查得很緊，您的案子，必須要先準備一份委託人的身分證件，證明委託人和被調查人之間有過金錢糾紛。不然我們沒法受理。」電話機那端偵探社的小姐這麼跟我解釋著。

沒轍了。樋田告訴我，他都是每次到上海直接把錢面交給那女人，根本就沒留任何紀錄，連紙面的都沒有。沒法證明金錢糾紛，偵探社就沒法立案。這上海偵探社比我想像得還正規。

我想到了或許可以從台灣的徵信社著手。這些年來，涉及兩岸的各類糾紛不少，這種專做兩岸案件的徵信社必然存在，而且，大陸偵探社不願意做的案子，說不定台灣徵信社就願意做。只是，台灣徵信社收費會比大陸偵探社高，必須先徵求樋田同意。

「沒辦法了，就請侯桑和台灣的業者談談看吧！」

樋田在電話裡同意了我的建議，看來，他為了「尋求真相」，已經不惜任何代價了(失戀的人確實可怕)。

我找到了一家位在台北東區的徵信社。那天，我在電話裡表明來意，徵信社約我親自來談。我當天下午就到了他們的辦公室，一位張先生熱情接待我，把我領到一間會議室坐下來。

「侯先生，您…不抽菸吧？看您牙齒就知道，很白。」張先生開場就急著露一手，顯示他在這行所磨練出來的敏銳觀察力。

「我確實不抽菸，但是我剛剛才在牙醫洗牙沒多久，白也很正常。」我笑著，隨即切入主題。

我問張先生，只知道當事人身分，能否查到她名下的不動產？又能否查到她購買不動產時的資金來源？

「她名下的不動產，可以查得到，但是，這資金來源就難了。」張先生分析道：「你先要知道，查一個銀行帳戶往來紀錄，是2000人民幣。她名下有幾個銀行帳戶，就得查幾個。都查遍了，也不見得就能查到她買房的資金來源。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到當初的房產仲介，問問當時是誰付的錢。這就要我們親自到上海一趟了。」

一件看似簡單的事情，沒想到毫無水到渠成的方法。我想，樋田得另起爐灶了。或者乾脆就該死心了。

「樋田桑，看來這事情很麻煩，你要不要重新考慮一下？」晚上回家後，我在LINE的電話裡和樋田說明了拜訪台北徵信社的經過。我勸他：「這種女人，多花一分錢都不值得，你不認為嗎？」

「唉，這事情不弄清楚，我心中會一直有個結呀…，」樋田長嘆一聲，突然話鋒一轉：「侯桑，不如這樣，你反正現在沒事，幫我去一趟上海搞清楚事情真相吧？『公司』出錢，就當是出公差。」

(待續)

...(恕刪)

台北会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恕刪)
(5/29)

樋田的建議讓我吃了一驚。我可以感受得出來：樋田已經徹底被情感控制，但我思考片刻，決定接下這個任務。一方面，我已經很久沒去上海；另一方面，找到真相，讓樋田死心，或許他從此能專心事業。

「好吧，樋田桑，我去。」我回答道。
「真的？那就太好了！」樋田興奮地說：「侯桑能代我去，我就放心了。你到上海，發生的費用，全部實報實銷，別讓自己吃虧了。你還可以另外申請差旅津貼…。」

樋田爽快地承諾自己「公司」將承擔我的費用，希望我(催我)快些把飛上海的時間表定下來。

就這樣，4月13日，我隻身從台北飛到了久違的上海。

「這女人叫做徐佳，平日在靜安區○○KTV做小姐，花名叫YOSHIKO，電話是139○○○○○○○…。」

臨行前，樋田把這女人的私人資訊全透露給我。我交代了一下我的做法：假裝客人捧她的場，再套她的話。樋田確定這個女人周日也有上班，所以我就選在周日到KTV登門造訪。

KTV就是位在一家酒店樓上。我周六當晚住進這家酒店的房間。

「當初樋田就是在這裡做專案，晚上太無聊，才會『沉船』的呀…。」我躺在床上胡亂思考著。

我一直不曾說樋田的不是，因為要說人太容易了，說得太快，往往就把名不符實的漂亮話全都脫口說出。我比樋田更能抗拒誘惑？我比樋田更能全身而退？沒身在其中過，就還是少說兩句。

第二天，起個大早，到街上買了我愛吃的上海粢飯團，然後滿街閒晃，逛累了，再回到酒店看電視、補眠，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8點半。我走出房間，搭電梯，直奔○○KTV。

電梯門才開始稍稍開一個縫，音樂、歌聲，燈光，連同著女人們的香水味，迫不及待般鑽進電梯門縫裡。我踏進了KTV店內，門口接待小姐大聲地喊著「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標準的中式日語，那個「っ」總是發不清楚，但我已經可以察覺：這是一家以日本酒客為主的KTV。

看上去像是「媽媽桑」的一個女人，滿臉堆著笑，湊上前來用日語問我：「您是一個人嗎？」

「我來找YOSHIKO桑。她在嗎？」我單刀直入地用日語回答。

媽媽桑顯然沒察覺我不是日本人(或者察覺了，故意不說破)。她繼續維持著笑容，熱情地說：「Yoshiko在、在！我先帶你去包廂。」

媽媽桑引領我進了包廂。問我要喝甚麼，幫我點好了飲料，然後介紹我消費內容。

「消費內容我都知道了。有朋友介紹YOSHIKO，說她服務很好，麻煩你安排了。」我委婉地催著媽媽桑。

媽媽桑連聲諾諾，離開了包廂。

接著，我如坐針氈地等著媽媽桑領YOSHIKO進來、一個讓樋田死心塌地神魂顛倒的女人。這不是普通地找小姐坐檯，我深怕自己一個嘴拙，該問的全沒問到。

(待續)

台北會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恕刪)

台北会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恕刪)

台北会社員 wrote:
在日本辭去上班族之後...(恕刪)

台北會社員 wrote:
只是這次上海之行，卻為我後來在日本立足，引來了大麻煩。就等我下一篇文章再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