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本就是一個大家稱頌讚揚的美麗的寶島.
讓我們了解學者專家.讚頌美麗的台灣人文歷史.
《經典雜誌》2006年度專題報導─文教台灣
【文教台灣】時間 空間 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撰文/王端正(經典雜誌發行人).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是構成歷史的重要元素，儘管許多人對歷史的解讀不同；也儘管許多歷史的寫成存在著不少的爭論，但歷史終究是把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編串的一條人類活動的軌跡，不管這條軌跡是深是淺，是正是偏、是寬是窄，無論如何，都是人類意識型態主導下的一系列記錄。
歷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來已久，許多大學設有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甚至歷史博士班，可見讀史、治史、寫史變成人類的大事，每個朝代都設有國史館、都設有御用的史官，每個朝代也都編寫著屬當朝觀點的歷史，而每個當朝的歷史，也都充滿著由當權者所主導的主觀意識型態成分，於是歷史就變得不十分可靠。政治左右了歷史的純度，歷史的純度又左右了人民的思考，所以各朝各代有正義感的歷史學家，都會有些不平之鳴，發出「讀史難、治史難、編史更難」的感嘆。
其實，嚴格地說，只要能擺脫政治的糾纏與意識型態的牽制，治史與編史並沒有那麼困難。如果能做到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治史又有何難？遺憾的是：「人在朝廷，身不由己」，治史的人往往和政治意識型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想跳脫政治干預的漩渦又談何容易。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鑑於治史不易，所以我們另闢蹊徑，企圖將政治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用貼近生活的方式反應四百年來台灣人民的篳路藍縷。慈濟今年已屆滿四十周年，四十年來慈濟從事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相對於台灣的四百年，四十年的時間實在微不足道。但時代在變，社會在變，我們生活的空間也在變，慈濟四十年的點滴作為，確在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貢獻。
慈濟在傳承與創新間，在科技與人文間、在宏觀與微觀間，都做了最好的調適與開創，慈濟的人文與大愛的精神已儼然成為台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歷史的長河裏，慈濟涓涓活水的注入，使台灣的歷史更為波濤壯闊。這種開創性與影響性，說是「慈濟現象」也好，說是「蝴蝶效應」也罷，總之，慈濟的四大志業對台灣社會引發了不小的震撼與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循著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發展的軌跡，我們想藉此全面檢視四百年來台灣的「慈善發展史」、「醫療發展史」、「教育發展史」、「人文發展史」，進而從中理出一條擺脫政治緊箍咒的制約，讓它更貼近從古至今，台灣先民與今人生活的歷史。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李文納(Emmanuel Levinas)曾這樣說：
除非我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存在，否則我什麼都不是。人類是具有意義的存在。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我們其實是很自然地，真的為別人而存在，只有「為他人而活」，才是唯一可靠的安身之處。
不管歷史上有多少征伐戰爭，也不管人與人之間有多少衝突殺戮，更不管人我之間有多少愛恨情仇，但人，總脫離不了別人而存活。人，最牽掛的還是人，不管是親人或仇人。所以另一位哲學家利夫頓(Robert Lifton)也說：
當我努力想像生命的終點時，浮現在我心中的意念是：「與他人關係的分離與終結。」所謂「關係」(Connection)，不僅僅是指「一起出現」，也指晤面雙方的互動內容。
我們策畫這套《台灣慈善四百年》、《台灣醫療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人文四百年》所採取的角度與立場就是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立場；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連結的互動。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牽制，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道關懷；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族群對立，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際和諧；我們不要有太多的傲慢與偏見，我們要有更多的慈悲與謙卑。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這面鏡子中，我們可以看清台灣四百年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的來時路，以及歷經這些來時路的艱辛與轉折。尤其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慈濟四大志業的異軍突起為這四大領域的歷史注入新血與活力，在非政府組織(NGO)觀念、作為、組織與方法上注入了清澈昇華的活水，這是值得注意與讓台灣民眾引以為豪的一件大事。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一再強調：「台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事實上，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一塊以純真勤樸見長的美麗寶島，雖然政治的多變與列強的爭奪，讓台灣百姓多災多難，但透過對台灣四百多年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歷史的整理，我們認清了台灣百姓的善良，先民在這四大領域的歷史中都沒有交白卷。
這四本套書的編著完成，我們要感謝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平面媒體的所有同仁，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發揮了團隊分工合作的精神，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四本大書，作為慈濟四十周年慶的獻禮。
歷史照片的蒐集和尋找，是本套書編輯過程最大的難題，然而，我們同仁也確實跑遍了台灣各大小圖書館，接觸了不少台灣民間的史料收藏家，甚至遠赴歐美著名圖書館，蒐集可用珍貴照片，目的就是要讓本套書能夠圖文並茂。希望讀者在閱讀的同時，能給予一些讚歎與掌聲，畢竟每一張照片，每一篇文字都費盡心力，得來不易啊！
個人積分：210495分
文章編號：84461635
《經典雜誌》2006年度專題報導─文教台灣[友善分享]
總序
空間 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序
拾風中葉，淘長河沙 寫於文教台灣四百年之前
近代篇
1624～1662
安平追想曲 大航海時代，台灣與世界的文化互動
失落的大族 南島語族六千年的漫漫航程
1661～1683
遺民與移民 明鄭時期台灣的文化札根
1684～1858
士大夫與羅漢腳 清領時期台灣的文化傳承
絢爛民間 台灣藝陣文化的發展與危機
安身立命 回顧清領時期台灣傳統建築
1858～1895
西潮再襲 清領末期台灣島上的文化衝擊
白話文與教會報 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的文化創舉
日治篇
1895～1915
摩登新世紀 日本領台後台灣人的現代文明體驗
春風淡蕩 日治初期的櫟社、南社與瀛社程
台灣學的曙光 人類學三傑與日治時期學術社群
1915～1931
壓不扁的玫瑰 日治中期台灣文化啟蒙運動
黑色的靈魂 台灣新劇運動與張維賢
產業大躍進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
1931～1945
血色的黃昏 戰爭時期台灣人的集體心靈
流動的故鄉 殖民地文化中的日僑身影
迢迢歸鄉路 戰爭時期遠赴中國的台灣人
戰後篇
1945～1966
從動盪到融合 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縮影
法音宣流 當代台灣人間佛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
報業傳奇 戰後台灣報紙新聞簡史
1966～1987
從起飛到回歸 解嚴前夕台灣的文化氛圍
潮起潮落 戰後台灣電影的發展與困境
身體演繹 台灣小劇場的今之昔
土地與生態 一九八○年後的環保思潮發展
1987～2005
從狂飆到流動 全球化時代台灣的文化趨勢
恢復姓氏，還我尊嚴 原住民正名運動
越見分明的輪廓 台灣女性群像
凝視經典 爬梳台灣百年攝影史料
傳播科技發展之一 戰後台灣電視事業
傳播科技發展之二 百年台灣廣播事業
荷西篇
「有字之初」的歷史新頁 荷據時期台灣教育史
殖民帝國下的語言與文字
文明乍現 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教化
明鄭篇
東寧王國的教育 明鄭時期的官學與私學
清領篇
普及文化，功利導向 清領至日治初期的台灣啟蒙教育
宣化厲俗 清末日治時期的台灣鸞堂與民間道德教育
上帝國的教育藍圖 日治前的教化推手──長老教
日治篇
內地延長主義下的宏規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
且戰且走的教育政策 日治中期的同化教育
戰爭陰影下的「國家」認同 日治末期的皇民化教育
民國篇
政權更迭後的教育方針 台灣光復至九年國教
台灣教育外一章 僑民教育
從權威到民主 由專制教育轉趨開放的教育
孩子放洋去 小留學生的悲與喜
國王的新衣？ 二十一世紀發軔自民間的台灣教改
大愛篇
為百年志業造橋鋪路 慈濟大學的通識與人文教育
守護慧命的磐石 談「慈濟教育完全化」
從大地湧出的藝術品 慈濟「希望工程」教育觀
個人積分：210495分
文章編號：84463322
拾風中葉 淘長河沙
寫於文教台灣四百年之前
撰文/王志宏(經典雜誌總編輯)
住家附近的小公園，位處可以俯瞰整個台北盆地夜景的台地邊緣，大小工廠林立著，青年在夏夜裏依著涼風練習著舞步，那是一群在此工作的東部阿美族年輕人，遵循著傳統，空閒時相約練習。是強迫也好，是自發也好，跳著祖先流傳下來的舞步，唱著祖先代代遞嬗的歌謠，面對山下燈火絢爛，我竟極端羡慕起來。
十幾年前在蘇格蘭高地的一座小鎮上的午后，看到當地的小男孩與小女孩自傲地穿上蘇格蘭裙，投入鄰里間的傳統舞蹈比賽，小男孩面對我們這些外來者，在鏡頭前所流露出的自信，其父母師長更是毫不保留地嘉許與驕傲其子弟的表現。那晚，我領悟了些許，憶起了幼時曾看到父親隨著鄉裏的子弟戲團，於廟前粉墨登台的情景，而這些些的記憶片斷，在離開填鴨教育體制的二十年多後，竟彌足珍貴與鮮活。
過去的工作，讓我習於四海為家，一趟南極的旅行可以耗上三到四個月，更可以花半年去走一趟青藏高原。四、五年級生的這一代，無論是用任何名義，出走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在教育中我們被告知祖先辛勤開拓的島嶼並不是一塊沃壤，而是一座蕞爾小島。我父母親的時代經驗警惕著要避免與威權體制思想和政治對抗，否則會釀成身陷囹圄的悲劇。於是選擇要嘛出國留學，當成外國人返鄉光宗耀祖；要嘛用各種藉口流浪於外，出生的島嶼彷彿有著原罪般似的，並不是一個光榮的胎記。
時間的巨輪滾動著，大環境也終能變化。在經濟的帶動下，逐漸富裕的島嶼子民已不需時時憂慮能否溫飽，政治的桎梏也在民眾的逐漸甦醒中鬆脫。
但令人憂慮的是，歷年來的人文教育環境幾以滿足執政者的意圖為目的，各朝政權蓄意刪選編纂只對執政者有利的教材。長期的制約下的文教環境，在解開束縛後，反而多的是爭執，多的是衝突。這個衝突部分導因於扭曲的教材與環境，被迫承載著日治時期的台灣早期移民，對時代的認知，是絕然不同於二戰後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中國移民。歷史的無奈，是權力者擁有一切，這個一切還想擁有被統治者的心靈。這樣的隔閡，在今日或許依著台灣對政黨的迷戀，而被撕裂成兩個族群的主因之一吧！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阿富汗的中部高原城巴米揚(Bamiyan)，與一位學者耆老訪談，時空背景是北方聯盟與塔里班大戰前，硝煙漫漫，街道上更是難民惶惶，盡皆憔悴飢黃。曾為當地農業及文化部長的夏發緒教授一席話，仍迴盪至今：「我們哈撒拉人(Hazaraja)雖然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整個民族被迫更改了三次的宗教，三次的語言，至今依然一貧如洗，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生長的地方剛好是兵家必爭的戰略位置。我們是最勤勞的民族，比誰都希望和平，比誰都渴望安定……。」
當時聽聞此言，遙遠山中民族的國破人亡處境與著太平洋濱的台灣島，多少有著那麼一點神似，將心比心，對哈撒拉人的處境更是寄以無限同情，而同時也期望台灣不會有著相同經歷。
《經典》雜誌能否特別著墨於台灣歷史，能否坦蕩地書寫出一塊歷史，從創刊初期就成為了不可承受之重的使命。於是我們刊出【萬年淬鍊的台灣人】，於是我們探訪台灣先民【南島語族】的足跡與傳承，直溯漢人移民前之台灣歷史。
而我們更始委託蘭伯特先生，代為蒐羅十六至十九世紀外國對台灣舉凡書報雜誌的報導，終於二○○二年結輯成書，蘭伯特將之定名為《風中之葉》。他說蒐羅的過程，對台灣島的來龍去脈有了較清楚的了解，從列強的覬覦到大清到日本，到國民黨，到現今與中國的對抗，台灣似乎都在為著自主性奮鬥，形如葉子的台灣島，就像風中的葉子，不由自己。
風中之葉——多麼貼切的稱呼，如果四百年的台灣歷史是一掬落葉，那我們得遍拾風中葉，想辦法讓它們能繽紛飛舞起來。
二○○五年的六月，與黃效文先生溯長江、覓新源，新的源頭實際上是一座雪峰，不是一窪泉眼，從雪山融化的雪水順著山坡流下，再匯成小溪，再合成小河，黃說他領悟到了多元的哲學。
多年來的探索，我們清楚地了解台灣的長處應在多元，從荷西、明鄭、清領、日治乃至民國，這四百年來，一路長河蜿蜓，儘管不是順遂，儘管其中有險灘、有伏流、有波濤，但這條名為台灣的河仍廣納，仍滔滔。
依著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四大主題來分寫台灣四百年史，是一項創舉，但也因此可以不受政治立場的太大左右與限制，反而更可鋪陳出四百年來多元台灣的涓滴面向。此四書的編纂，得感謝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慈濟月刊》與出版部的鼎力挹注，《台灣慈善四百年》與《台灣醫療四百年》二書終能順遂；再感謝慨然執筆相挺的學者專家，讓這系列書有了更精闢篤實的內容；而近年因而案牘勞形的經典同仁之承擔與執行，終讓此書順利付梓！
拾風中葉，繽紛過往；淘長河沙，細數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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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積分：210495分
文章編號：84463618
撰文/黃同弘 ‧ 第090期2006.013.
【文教台灣】安平追想曲 荷據時期台灣文化史.
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身穿花紅長洋裝，風吹金髮思情郎，想郎船何往，音信全無通，伊是行船遇風浪。放阮情難忘，心情無地講，想思寄著海邊風，海風無情笑阮憨。啊，不知初戀心茫茫……。 －－《安平追想曲》
這段歌詞揣摩的是一位佇立台南安平海邊的金髮女子，她從思念情郎想到自己的坎坷身世。她的母親在二十年前與一位荷蘭船醫相戀，但在那艘荷蘭船離開港口後，這段異國姻緣只留下一個十字架信物，以及「不知爹親二十年」的混血女主角，港邊的船螺聲牽動著兩代安平姑娘的哀悲。
《安平追想曲》是由許石作曲後，請陳達儒填詞，發表於一九五一年。陳達儒在一次踏訪台南安平古堡的旅程中，想像了這段三百多年前的異國戀情。《安平追想曲》雖屬虛構，但它的傳唱與迴盪在歌謠四周的種種民間傳說，卻隱約地觸動台灣社會潛意識中，關於大海與遠航的記憶，從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那個逝去的荷蘭年代，彷彿是台灣史上最具國際性格的一段時光。
台灣島見諸中國史冊，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代的《臨海水土志》，經過相關學者數十載的討論與解釋，《臨海水土志》中寫到的夷洲、《隋書》與宋朝《諸番志》中提及的流求，乃至《文獻通考》中的毗舍耶，這些古地名的指涉都以台灣論的解釋占優勢。
從地名的混亂可以看出，近代之前中國對台灣島地理知識不足，大多的文獻缺乏直接證據，內容也多奇風異俗的誇張描述；這些輾轉抄襲或道聽途說的書寫，以現代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只能象徵中國這古老帝國對邊陲地域的想像。
書寫福爾摩沙
元人汪大淵是少數身臨島嶼觀察的中國文人，他的《島夷志略》中對琉求的描寫，可以提供我們當時台灣的一些文化人類學材料，他寫道：
男子、婦人拳髮，以花布為衫。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硫黃、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
從台北八里十三行遺址的出土文物研究中，可以證實汪大淵所提及的貿易行為。宋元年間閩粵漁民的航海圖，也將南台灣標示進「東洋針路」內。但中國漁人與台灣原住民間的商業接觸，規模僅屬於東南亞住民間的島際貿易，貨品中也沒有當時亞洲貿易所鍾愛的香藥或象牙。《宋史》中所言的「產無奇貨，商賈不通」，可以說明為何台灣遲至十七世紀初才漸被開發，而孤立的福爾摩沙也停留在「文化遲滯」的漫漫時光中。
如果以公元一六二四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的官員在大員留下的第一批文字資料，做為台灣信史的起點，那麼在十六世紀，這處前文字時期的沉靜島嶼，恰與周遭世界的紛亂呈現強烈對比。
從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到十六世紀中葉的這兩百多年中，中國的對外交通採納貢制度，只有上貢天朝的船隻才能合法停靠中國港口。貢船制造就了沖繩群島上貿易王國的興起，琉球中山王派遣他的貿易船隊收集熱帶貨物，再由那霸轉口到中、日、韓三地，琉球史家稱這段時期為「大交易時代」。
古老的朝貢貿易體系忽略了國際間物資交流的需要，也阻礙閩粵居民的海外拓展。因為寧波港內日商間的內鬨騷動，中日間的貿易在一五四九年中斷，貢船減少導致了沿海居民私通興販的現象大增，明帝國的海禁政策也轉驅嚴厲。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先驅曹永和指出，「禁令愈嚴、獲利愈厚，遂導致下海販夷和倭寇、海盜的猖獗。」在中國朝貢貿易崩壞的同時，歐洲人的到來也加速傳統國際關係的瓦解，「沿著東亞海岸，在海上商業出現了激烈的競爭。而因為這情勢的變化，台灣正處於一個非常具戰略性的位置。」
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在中國南方的澳門半島上站穩了腳跟。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也順利橫越大平洋，著手菲律賓群島的經營；在這一年前，葡萄牙人路易斯(Lazaro Luiz)所繪的地圖集中，福爾摩沙被畫成三塊方形的島嶼，準備呈現給大航海時代的歐洲權貴。
僅管西方人對於台灣的地理還所知有限，但他們已經清楚看到，無論是澳門往來平戶的船艦、漳州與馬尼拉間的戎克船(福建月港於一五六五年開港)、日本通向南洋的朱印船(始於一五九二年)，還是利用洋流往來墨西哥、菲律賓與日本間的西班牙大帆船，都將在這處美麗之島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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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話與大福佬文化圈】
十六世紀以後活躍於東、西洋貿易網絡中的中國海商，不僅是台灣漢移民的先河，也聯結了整個東南亞的社會與文化。史料記載，林道乾的船隊離台後，轉進今泰國的北大年，反倒是在當地建立了一番功業；而突襲馬尼拉失敗的林鳳，最後率眾逃至婆羅洲；掌控台海貿易超過五十年的鄭氏家族，在南洋各地都有貿易據點。
探討台灣近代初期社會文化史，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翁佳音揭示了一個「大福佬文化圈」的研究概念，他指出：「漳泉系台灣人與中國閩粵、東南亞的漳泉語族裔，有一段與馬來亞世界交涉的共同歷史經驗。」
從語言的流變中，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福佬與異文化間交互影響的例子：台語日常用語中的「雪文豔ap-bûn」(肥皂)源自於馬來亞語中的「sabon」，台灣史料中常見的「甲螺」(頭目)可能源自於西班牙文的「Alcalde」(村長)，台語中的「牽手」(khan-chhiu，對妻子的稱呼)與「公司」(kong-si)則因十六世紀中葉後福佬海商的活動，而成東南亞社會共同的語言遺跡。有趣的是，一直以來被說成源自於台灣平埔族語的「牽手」一詞，其實最早是出現在馬尼拉的漳州語版基督教教義書中，而且在也金、廈一帶普遍流傳。翁佳音認為，「牽手」一詞應是漳泉語系的獨特語言文化產物，但卻因清朝時的來台官吏無法分辨「番語」和台語的不同，而被附會語源為平埔族語。
反擊荷蘭火槍↑ 一六二二年，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占領澎湖，侵擾大陸沿海，逼迫明朝開放通商。這張荷蘭人的畫作中，中國漳州的漁民以石塊反擊荷蘭部隊的火槍。(圖片提供/經典資料室)
一六三六年測繪的台灣地圖↑ 根據一六三六年的測繪資料所作的台灣地圖，除了精細的航路與海岸線，在荷蘭人控制的嘉南平原一帶，還標示出村落與溪流。(圖片提供/約翰‧芬伯翁繪,1640/經典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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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積分：210495分
文章編號：84465409
撰文/廖彥博 ‧ 第091期2006.020.
【文教台灣】遺民與移民 明鄭時期台灣文化史.
撰文/廖彥博
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排除內部對於征台的疑慮後，鄭成功編組兩萬五千名部隊，從金門料羅灣出發進攻台灣。在事前已經詳細蒐集水文情報的情況下，鄭成功在眾將面前，設下香案，跪地祈求媽祖，喃喃默禱，祈求進軍順利，果然水漲船高，演出一幕成功的「天祐我軍」祈禱戲碼，鄭軍士氣大振，於四月三十日取道今日已經成為內陸的台江內海鹿耳門水道入台，直攻原本在後方的普羅民遮(Provintia，今赤崁)城。普羅民遮城猝不及防，很快被鄭軍攻下。
但是接下來圍攻熱蘭遮(Zeelandia)城卻無如此順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軍隊火力強大，鄭軍包圍千人守軍的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不能攻下。為解決軍糧問題，鄭成功遂命部隊屯墾。期間遠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知道此情形後，派援軍來台，但卻被鄭軍擊退。據劉獻廷《廣陽雜記》記載：「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鄭軍以縱橫閩粵沿海的小型帆快船放火突擊，雖無荷船的船堅砲利，但顯然占了上風。海戰結束後，鄭軍轉以金廈調集而來的大砲三十門猛轟熱蘭遮城後方高地的烏特勒支(Utrecht)碉堡。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鄭軍發動了一次大砲擊，在一天內發射兩千五百發砲彈，攻下烏特勒支堡，占領制高點。此役讓荷蘭指揮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決定投降。鄭成功正式領有台灣，結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三十八年的統治。這是黃種人第一次向歐洲白人爭奪殖民地成功之例。
鄭成功，福建泉州南安人，生於日本平戶，二十四歲時起兵抗清，縱橫中國東南沿海十五年。他在結束對荷蘭戰事後不久即病逝，實際在台灣時間只有十三個月。然而他對台灣人的精神面貌的影響，以及他一生事跡在十七世紀東亞國際舞台上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並未因生命的終結而告消失。要回顧這段歷史，必須先回到十七世紀中葉，鄭氏家族開始在中國東南海域的發跡開始。
我們可以將鄭成功其父——鄭芝龍傳奇性一生，看作是十七世紀東亞首屈一指跨國海上貿易公司的興盛與敗滅。
鄭芝龍從小就不喜讀書，卻好擊劍游俠之事，二十歲時離家到澳門投靠親戚，結識當時橫跨亞洲的走私海盜李旦，成為其得力助手。鄭芝龍在年輕時，就顯現其討海人「亦商、亦盜、適應力強」的天賦，他能通包括閩南語、官話(北京話)、日語、荷語，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等各國語言；同時，也有其以商業利益為核心的靈活經營手腕，如為求結識葡萄牙商人，在澳門接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隨李旦到日本平戶港之後，他迎娶日人田川氏，作出落戶定居的姿態，最重要的是，在江戶晉見德川家康後，鄭芝龍日後取得了當時正處於鎖國的日本港口獨家代理的進口許可，這是鄭氏躍升為東亞海上霸王的重要關鍵。
鄭芝龍：政商軍複合集團的興亡
李旦死後，鄭芝龍被迫離開日本。隨後他侵佔李旦在台灣的產業，並且與另一個海盜顏思齊結合，共以台灣的笨港(今嘉義新港、雲林北港附近)為基地，在附近設了十個城寨。當時福建一帶正大鬧饑荒，鄭芝龍取得荷蘭許可，趁勢招募數千災民到台灣來開墾，逐漸建立自己的勢力，這也是鄭家與台灣的第一次接觸。
鄭芝龍建立海上武力以後，在沿海提供貨運保鏢，或攔路收取貨稅釐金。明軍水師幾次征剿，都被鄭芝龍打敗。福建巡撫改剿為撫，決定招安，恰好鄭芝龍也有心經營政治影響力，於是在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接受明朝福建海防游擊官職。接受明廷招安之後，鄭芝龍自知出身海盜，於是一面盡力交好大內宦官，並在士大夫階級、部閣大臣之間，禮數備至，作盡公關，博得極好名聲；一面累積平定海賊(事實上是消除其海上貿易競爭對手)、擊退荷蘭騷擾廣東戰船等戰功，因此政壇順遂，一六四五年時陞到最高的軍職——都督。
身為一省軍事最高長官，鄭芝龍又與其他明廷武官有所不同，無疑地，明末的鄭氏企業，已經是一個傑出的「政商軍複合」跨國經營範例。鄭芝龍以政扶商，打著朝廷招牌，從事自家海上通商。他以個人財力支持私人軍隊，閩省鄭家軍旗幟獨樹一格，沿海各國船隻往來閩粵南洋，都須掛鄭氏旗幟方能通行。極盛時期，鄭芝龍的海上商業王國版圖，遠達南洋與日本。
鄭氏的崛起，是當時的特例。在海禁年代能經營商業成功者不乏其人，但是同時在政商二界得意，並且不拘泥原則、遊刃有餘者，則是第一人；這樣的性格，成為日後三百多年以來閩南人在官商之間雙棲的原型。
為謀進一步由海洋向內陸中國擴展事業版圖，以及徹底提升鄭氏家族的經社地位，鄭芝龍積極栽培子弟進入以科舉為主的官僚系統。崇禎末年，其弟鄭鴻逵已官至都指揮使；其子鄭森(也就是鄭成功)七歲由日本接返泉州後，接受正統儒家文官養成教育，由南安縣學生員，入貢南京太學，師事當時名儒錢謙益。兩叔姪一文一武，顯見是將來家族政治及武備上預作栽培的接班人。
可是，明朝覆亡，清兵入關，使得這個政商軍複合企業必須面臨嚴峻的局面。鄭芝龍雖然用企業財力擁立了南明隆武帝朱聿鍵，但他意識到，在福州的這個小朝廷絕不能保障鄭氏企業版圖。在爭取日本幕府援軍失敗，以及南攻的清軍放出和談交換條件後，鄭芝龍決定對隆武福州政權「撤資」，換取與清軍和平談判，藉以保持家族的經濟政治利權。但是這一次的豪賭並沒有成功，不但鄭芝龍本身被挾持到北京，隆武政權迅速潰亡於汀州，他一生奮鬥經營的跨國政商集團也分崩離析。
鄭成功：海上遺民的春秋大義
一六四六年八月，明隆武二年，二十四歲的鄭成功踏進被清軍洗劫一空的安平鎮，正經歷他一生最痛苦的局面：他效忠的皇帝被俘遇害、他的父親投降敵人，他的母親田川氏遭清軍姦汙而自盡。黃宗羲《賜姓始末》中稱：鄭成功「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接下來，痛不欲生的鄭成功到孔廟，在孔子像前焚去儒服，誓師反清。此刻的鄭成功徹底地成為他所不曾料想的「遺民」──一個為昔日「天地君親師」所遺棄的孤臣。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台灣歷史學者李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再次提及這段時隔三百五十九年的故事。李敖的演說點出了鄭成功終其一生尋求解答的問題：一介儒生如何應對綱常崩解、國破家亡的困局？
當時所有的讀書之人，都被迫去回答這個問題。面臨國破家亡，有人力抗不屈，如夏完淳；有人選擇順從接受，如錢謙益；也有人反抗不成，遂潛心於實務，如顧炎武。在七歲回國後受儒家官僚養成教育的鄭成功，他的精神面貌與父親鄭芝龍商人盤算的心態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更接近「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士大夫階級。他在焚儒服之後起兵抗清，也是選擇維護原有天地秩序的努力。
然而不同的是，南京太學生鄭成功擁有其父遺下的海上王國勢力遺產。鄭芝龍被挾北上後，原有的鄭家勢力四分五裂，各有地盤畫地自守。剛開始時鄭成功在其中勢力最弱，但是高舉反清復明大旗，卻使得他具有擁兵的正當性，不但能逐步統合鄭聯、鄭彩及鄭鴻逵等原鄭家勢力，也吸引許多不願臣服滿清的遺老前來歸附。如此，反清復明的「春秋大義」加上原有的財經複合海上武裝，終於造就鄭成功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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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南灣↑ 大航海時代將中國沿海島嶼捲入全球化的波動，也造就了鄭氏父子等的海上豪傑。法國官員依泰亞(Jules Itier)在一八四四年拍攝的澳門南灣風景，是這處前葡萄牙殖民地最早的照片。(圖片提供/黃秀娟)
向鄭成功↑ 這張直幅掛軸取材自一六七五年出版的《被遺誤的台灣》一書，描繪荷蘭長官揆一立於亭前向鄭成功求和的場面。荷方給鄭方的締和條約，第一條的條文要求雙方要把造成的一切仇恨遺忘。(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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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84465469
撰文/黃文儀 ‧ 第092期2006.030.
【文教台灣】士大夫與羅漢腳 清領時期台灣文化史
撰文/黃文儀
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軍攻下台灣，鄭克塽投降，結束明鄭在台二十一年的經營。此時，接獲捷報的康熙皇帝詩興大發，當場寫下一首七言律詩：
萬里扶桑早挂弓，水犀軍指島門空；
來庭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黷武功。
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沿海動盪多年，民不聊生，讓清廷為了外平匪亂、內安民心，幾乎耗盡了國庫，如今終於風平浪靜、干戈不再，一想到這裏，怎能不讓康熙皇帝感到欣慰？只不過，征服台灣是無可奈何之下的選擇，加上台灣孤懸海外，派人防守、治理都是問題，所以，有些大臣們主張棄守，下令在台漢人全數遷回大陸。當時朝廷重臣、也是著名理學家的李光地，甚至建議皇帝將台灣借給荷蘭人，讓他們年年稱臣進貢。
從以上的爭論便可看出，自古以陸權為重的帝國，在面對新海洋時代的來臨時，仍囿於成見，忽略了台灣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清廷一味以帝國中心的視角來看待這塊「蠻荒之地」，才會認為台灣「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台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
然而，曾經實地勘察台灣山川形勢的施琅卻全力保台，不但三度上疏請示棄留，還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強調守住台灣既能阻止海盜與荷蘭人藉機騷擾東南沿海，而且台灣向來是海外樂土，「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常之需，無所不有。」不會加重大清帝國任何負擔。他苦苦勸說，終於讓康熙皇帝下定決心，結束歷時八個月的廷議，於隔年四月，將台灣劃為一府三縣，隸屬福建。
清廷雖然基於國防安全的考量，不得不將台灣納入版圖，卻擔心反清復明的勢力會捲土重來，因此，特別頒布《渡台禁令》，嚴格規定渡台之前必須有官府的許可；但官方站在不鼓勵的立場上，總會百般刁難申請者，逼得人民只好摸黑搭上偷渡船，飽受狂風巨浪的威脅。客頭不願靠岸，怕官兵發現，如遇沙洲，偷渡者往往被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沼中，名曰「種芋」。或遇潮流適漲，隨波漂溺，名曰「餌魚」，釀成〈渡台悲歌〉裏所說「千個人去無人轉」的悲劇。
即使得到批准，移民也不能攜家帶眷，導致男女人口比例懸殊。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藍鼎元為了平定朱一貴之亂來到台灣，根據他的觀察，當時南路鳳山以下至瑯(今恆春)四、五百里之內，「婦女亦不及數人」，因此，收取高額聘金、領養童養媳的風氣相當普遍，但窮人家卻是「一個某，較贏三仙天公祖」，只能夜夜抱著空枕入睡。
不僅如此，由於清朝政府認定廣東一帶乃是海盜的巢穴，在這種偏見的影響下，嚴格禁止惠州與潮州人遷居。雖然日後幾度放寬標準，卻已經造成移民聚居地點的分布上出現「泉港、漳中、粵山」的現象，加深族群認同和生活習慣的差異。
大家族的興起
儘管朝廷對於移民的態度並不友善，但「台灣好賺食」的風聲，始終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受盡故鄉「無田可耕、無工可僱、無食可覓」窘狀的閩粵居民強渡黑水溝。
初來乍到的他們，若不是透過「通事」向擁有土地的平埔族租地耕種，就是大家合力出錢，推舉一人為「墾首」，向官府申請「墾照」，然後，在清廷規定的三到六年之內，盡快完成開墾。他們每天早出晚歸，汗水頻頻滴落新翻的土裏，胼手胝足種出郁永河眼中「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蘢蔥路欲迷」的美麗景象。拜地力肥沃所賜，自然環境適合米、蔗的生長，加上兩者轉賣內地之後，獲利甚高，因此，台灣農業的生產以米、蔗為主。
不過，台灣處處荒溪，無法穩定提供米、蔗需要的水源，所以，能不能順利開鑿水圳，成為墾荒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如今周遭環境中之所以會見到「四汴頭」、「後埤」、「天送埤」等地名，便是那段艱辛歲月所留下的痕跡。
另一方面，因為氣候不適合種植棉、桑，而且內地手工業十分發達，物多精美，使得兩岸逐漸形成「開發中區域」以及「已開發區域」之間的地域分工和經濟互補型態。其後移民日漸增加，市場擴大，本地商人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進而組成類似行會組織的「郊」，負責兩岸貿易流通，以及避免同行惡鬥。在每年春末夏初，南風吹起時，停泊在鹿港、八里坌(今八里)與雞籠(今基隆)的小船載著布匹、菸、傘等日用百貨，進港兜售，各色帆船、橫洋船頻頻往來台灣海峽，形成另一波「唐山過台灣」的風潮，而務實的台商也早在那個時候便前進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打開了通商之門。米、糖帶來的大量利潤，讓閩粵移民逐漸在台灣站穩腳步，然而，如何進一步出人頭地，開枝散葉，卻是移民們接下來的難題。
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霧峰林家開台祖林石來到了大里杙(今台中大里)。他冒著生命危險，深入番地，沒多久，便墾出四百多甲的土地，擁有萬石田租。此後，移居至阿罩霧(今霧峰)的後代林文察召慕台灣兵勇，赴大陸助剿太平軍，因軍功擢升為一品福建陸路提督，而其子林朝棟在中法戰爭裏出錢出力，搏得官府好感，因此，順利取得樟腦專賣權，累積家族財富，影響力大為提高。
至於板橋林家始祖林平侯於十八世紀後半跟隨父親來台，先是在米商鄭谷家中幫傭，而後自立門戶，與竹塹(今新竹)的林紹賢合辦全台鹽務致富，逐步拓展事業版圖，還有計畫地捐錢買官，與內地大官結交聯姻，奠定士紳地位。
針對這些大家族的發展模式，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黃富三在《帝國邊陲與家族社會流動：霧峰林家的發展模式》一書中寫道，他們「首先透過致富的手段，包括拓墾與經商，以成為地方領袖；再經由軍功或科舉之途徑，以躋身官紳階層。」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祁在《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一八六○～一九一六》一書中指出，台灣作為移墾的邊疆地帶，「社會上領導階層已由豪強之士轉變為士紳階級。民間的價值判斷與社會習俗均以儒家道德標準為主」，因此，台灣日益「內地化」，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強烈認同感。
竹塹的鄭崇和不僅從事土地開墾，而且「淹貫群籍，準先輩法程。門下多達材，晚益好宋儒書，令子弟時讀數行，以窺聖學源流」，所作所為就像是一位大儒；而下一代的鄭用錫更是「開台進士」，主持明志書院的時間長達八年，並興建「北郭園」，成為北台灣文人聚會勝地。此外，同鄉的林占梅也聘請大陸名匠打造「潛園」，園內遍植梅樹，一到開花時節，便舉行宴會，賞花賦詩，刻意展現出屬於中國園林傳統的「雅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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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戲↑ 習唱北管，自創五洲派五音特色的黃海岱，百歲高齡猶親自上場「搬戲」。傳自大陸閩南及粵東地區的布袋戲，自清初時便流傳於台灣鄉野，三百年後，黃海岱的第三代傳人還將台灣的布袋戲帶上國際舞台。(攝影/郭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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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84465635
撰文/陳柔縉 ‧ 第093期2006.040.
【文教台灣】摩登新世紀 日本領台後，台灣的西方文明體驗.
撰文/陳柔縉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島彷彿飄浮起來，一夕之間，從中國滿清的天空飄落到插滿日本太陽旗的土地上。一場領受異族文化的歷史旅程於焉展開。
有人恍然若有所失，他們在日本新領主給予的兩年思考期限後，選擇回返中國。有人留下，卻懷抱「棄地遺民」之痛，拒絕新統治者帶來的一切新文化。當然，更多的人是無力抵擋世局的巨變，只能滾進波浪，迎面承接。
從社會的角度看，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被迫開始走一趟政治苦旅，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之地，卻也因此有了意外的人文遭遇。
一八九五年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徹底西化，向西方學習，已經從西方列強嘴叼的一塊肥肉，快速變身為「列強的新生」－－換他張嘴叼肉了。
一八六八年揭幕的明治政府開始分兩線向西方學習，一方面請美英法德等國專門教授、工程師進入政府，最多時，一年有超過五百人待在明治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各類菁英開拔到西方各國學習知識。日本建「鹿鳴館」，讓名媛貴婦也穿戴起洋人蓬蓬的蕾絲長裙，和洋人一樣跳起社交舞，連油畫都派黑田清輝去法國學，可見日本恨不得化身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台灣一夕之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要把台灣從一個中國原始農鄉社會導向「文明開化」，變成統治初期主要的官方修辭。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代事物，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此階段於是有了史上最大的轉彎。
改頭換面新世紀
最明顯可見的人文景觀改變，男人後腦勺的滿清辮子喀喳落地了。
日本基於衛生理由，鼓勵剪辮，但沒有強制規定。日治初始，只有像李春生這種大茶商，應首任總督邀請到東京參訪，被日本小孩謔笑「豬尾奴」而剪斷辮子。或像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一九○○年奉派到法國參加巴黎博覽會，就在香港停留轉船期間斷髮；行前台北圈已經傳聞，吳文秀到法國要「削髮解裝」，「他日歸來恐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這裏的削髮，並非落髮出家，而是剪掉滿清的辮子。報載吳文秀寫信給公會說道，以前到東京，因垂一條辮尾，「甚愧」，但那裏還有清國人身影，不至於「驚世駭俗」；此行巴黎，已經沒甚麼清國人，所以在香港「籌思一夜，遂毅然斷髮」，並改穿西裝。
一九○二年初之前，斷髮去辮，留西式頭髮的台灣人僅李春生、辜顯榮等商紳二十八人。但到一九一○、一一年，醫學校的學生翁俊明、蔣渭水等日後知名的抗日領袖，紛紛斷髮剪辮。老一輩儒生如中部詩社「櫟社」成員，大約再晚一兩年，也見改留西方髮式了。
一九一一年起，台灣民間士紳紛紛倡導「斷髮不改裝」，開始讓剪辮子和穿西服這兩項標誌近代化的活動脫鉤。換言之，台灣人改穿西服的速度沒有剪辮子快。不過，商紳階層在日治初期多已能接受西服。引日軍進台北城而獲總督府授與多種政經利益的辜顯榮，其哀榮錄《辜顯榮翁傳》裏有一張攝於一八九九年的西裝照片，已打有蝴蝶結。
婦女的服裝在這個時期改變不大，仍然以大襟衫和長裙為主。躲在婦女長長裙下的腳卻產生巨大變化，也是台灣史上最震撼的身體解放；一九○○年，台北大稻埕的黃玉階倡導成立天然足會，最早有一個叫張方的人，讓他十四歲的奴婢「剪絨」解纏足。此後，一九○五年雖然還有三分之二的女性綁小腳，但放足者逐漸增加；另一方面，新纏足者已減少。據一九○三年報載，恆春廳境內，「新纏足者殆似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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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町通↑ 日本領台後，拆除台北城牆與舊建築，大力推動市區改正計畫，新世紀初的榮町通(今衡陽路)，寬敞的大路邊就有電線桿與郵筒，騎樓立著各種鮮奇市招。(圖片提供/台灣傳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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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84465698
撰文/廖彥博 ‧ 第094期2006.050
【文教台灣】從動盪到融合 五○至六○年代的台灣文化縮影.
撰文/廖彥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傍晚，在台南佳里行醫的醫生作家吳新榮得知日本已宣布投降。欣喜之中，他與友人「各脫衣裳，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與五十年來的苦汗」，從此迎接「光明的新生命」。在同一時間，律師陳逸松在台北山水亭內和友人品茶，「數十年來，我們從沒有這麼輕鬆過。」作家吳濁流在竹北車站，看見每個人的臉上，都有抑制不住的喜色；在南部服役的林書揚也得知了日軍戰敗的消息：「台灣人的苦難不再，前途光明。」
上述這些日治時期境遇各自不同者在八月十五日的反應，使我們得以窺見在時代轉折時刻台灣人的心靈圖像。文化上的血脈相連，中國是五十年殖民統治下多數台灣文化人的精神原鄉，這一年十月廿五日，台灣區受降典禮於甫改名中山堂的台北公會堂舉行，半世紀的精神、文化想像，至此成為政治、經濟的現實鏈結，台灣走向新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就此由「昭和」一變而為「民國」，對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希望無窮的開端；然而，誠如葉榮鐘所言，「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台灣固然擺脫被殖民的境地，卻迅即迎向中國的動亂，產生文化的衝擊、壓抑與融合。
環顧戰後歷史，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台灣文化活動曾有一段活動旺盛的時期。台北師院助理教授何義麟曾為文指出，以市民社會的成熟、言論自由的開放程度，以及藝術活動的頻繁舉行而言，當時的台灣，較諸中國大陸，民間文化機制極為活絡。承接日治時代的發展，戰後台灣的新劇和繪畫，都在此時達到高峰，例如由「聖烽演劇研究會」演出，宋非我導演的《壁》、《羅漢赴會》就是當時受到高度矚目的戲劇。在美術方面，一九四六年十月所舉行的全省第一屆美術展覽會，承襲日治時期的展覽制度，蔚為一時盛事。
而這也是左翼文化思想最後一段能公開表達的時光。戰後，台灣知識分子懷抱熱情，要求公義、反抗壓迫。台灣的社會主義風潮亦與內地同步，從當時的雜誌如《政經報》、《台灣評論》、《新台灣》、《新知識》、《文化交流》、《前鋒》可以一瞥島嶼上繁複交響的思想面貌。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回憶那個時代，他指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一直有個文化上的父祖之國，但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士種種貪腐行為，與對台灣缺乏同情的理解，卻使台灣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破滅。這樣的印象，一直烙印在當代知識分子的心中，在往後的數十年，成為難以痊癒的傷痕。
何義麟評論道：政治力量對於思想的禁絕，不但使得戰後台灣自日本統治時期延續而來的左翼批判傳統成為曇花一現，也讓市民社會與言論自由在台灣的出現，往後推遲了數十年。二二八後，台灣菁英率多遭難：廖文毅出亡海外，謝雪紅逃離故鄉，吳新榮、王白淵曾被拘捕，呂赫若棄筆從戎而英年早逝，陳逸松亦飽經壓迫，林書揚更成為被關押最久的白色恐怖政治犯。這段短暫「文化多元」的交響歲月，眾聲戛然而止，而後繼則是更長時間台灣本地文化活動力的蜇伏，以及與過往歷史傳承的斷裂與壓抑。數十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塵封歲月，才發現這段百花齊放的時期，不過是漫長白色年代前的短暫喧囂。
文化的危局與重組
一九四七年底，國共和談破裂，武力成為解決衝突的唯一手段。南京的國民政府在「戡亂」聲中加緊制憲、行憲的腳步；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則在全國各地掀起「解放」的燎原烽火。翌年，大局急轉直下，在大雪紛飛的徐蚌戰場，數十萬國軍全軍覆沒；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不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幾架從成都起飛的飛機，滿載倉皇撤出的中央政府各機關，正式遷台辦公。於是，在二十世紀與內陸中國僅僅交會的四年當中，台灣竟參與了中國歷史上自明末以來最大規模的亂世：國家崩解與文化絕續的危機。
中共攫取大陸，不僅是武力上的征服，也代表思想上的勝利，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靠向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成立的紅色政權。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寫到，國共兩方在北平的對峙，實同於對文化資產的爭奪。國民政府雖有「搶運學人計畫」，如派飛機接運身陷北平圍城中的北大校長胡適南下，以及敦請各領域的學者赴台等，無奈敗局難挽，史學大師陳寅恪、儒學宗師熊十力、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等皆不願赴台；更有去而復返者，如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創所所長姜立夫。中研院各所中，只有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完整撤至台灣；前年於南京選出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中，赴台者不到一成。
另一個搶運計畫則在驚濤駭浪中成功：由朱家驊、杭立武等人主導，將北平故宮、南京中央博物院等所藏國寶文物、圖書菁華兩千多箱搶運來台。在當時大量政府機關、民眾搶搭船舶到台灣之際，搶先搬運文物的舉措反映了主事者的文化價值觀念：保存文化命脈重於政權的興亡。一位負責載運任務的軍官回憶那個關鍵的剎那：當意識到手中被交付的是民族文化的存續，「心情激動，熱血沸騰」。這批國寶來台後暫置於霧峰庫房，從此遠離了蘊含它們數千年的故鄉，在戰爭煙硝威脅中靜靜地等待重啟之日。
搶運學人計畫的失敗、故宮文物的流離遷徙、百萬移民湧入島嶼，在在顯示一九四九年不但是政治版圖變遷的關鍵年分，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台灣文化面臨重組的危局。四年內戰摧毀了經濟、通貨膨脹與政治控制，也幾乎使民間文化生產機制破壞殆盡。一九四九年五月，台灣省主席陳誠宣布全島戒嚴，思想和文化活動同時受到嚴格的監視與限制。在報刊雜誌方面，歷經戰後語言換軌以及二二八事件，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面接掌台灣各文字媒體刊物；培育思想的大專院校，以「防範滲透」為由，為當局所嚴密偵伺監控；日本神社拆除了，民間的宗教生活卻顯得青黃不接，亂世之中又逢法難。成一法師奉太師公智光老人、南亭法師師徒由上海抵達台北時，驚訝地發現：台灣各地廟宇經書典籍嚴重缺乏，民間信仰與佛教分際模糊；慈航法師帶領的僧團，甚至被當局懷疑「有匪分子滲入」而遭受追捕。
同一時間，戰爭將至的危急感仍然如影隨形。一九五○年初，美國國務院的內部評估：應付對岸隨時可能發動的下波大舉進攻，台灣只剩六個月的準備時間；《中央日報》驚呼：「我們國家實在已經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每個處在這個孤島上的人也已沒有什麼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在戰爭與貧窮的陰影籠罩下，軍車呼嘯而過，沿路可見反攻標語，報刊中充滿控訴中共暴政的戰鬥文藝，耳聞激昂的愛國進行曲《保衛大台灣》，那是個求生不暇的動盪年代。思想不能翱翔，生活苦於貧窮，文化機制仍處於重重壓抑與荒蕪中。甚至，到了幾年後，台大的幾位學者們都還為國外對寶島是「文化沙漠」的評語感到無辭以對，「文化」在一九五○年代初期，是深藏於知識分子腦海、無法使用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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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廖彥博 ‧ 第094期2006.050
【文教台灣】從起飛到回歸 解嚴前夕的台灣文化氛圍
撰文/廖彥博
男舞者赤裸上身，展現精瘦的身軀；女舞者們以緩慢樸素的動作，柔和地訴說莫名的焦慮。〈渡海〉一幕，不斷滾動的白色長布象徵台灣海峽的滔天巨浪，舞者們在舞台上扭曲、痛苦、迷茫而喃喃祝禱，熾熱的情感四處流動，台上台下盡皆回到先人在惡浪中掙扎的艱難時刻。在一切彷彿絕望之時，站在眾舞者肩頭上的瞭望者，突然看見了陸地！所有舞者在此刻同時躍起，像是「悶了幾百年」般，自肺腑間發出吶喊。
這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晚間，雲門舞集的《薪傳》首演，終場謝幕時，嘉義體育館內掌聲不絕，許多人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齣以舞蹈呈現先民渡海來台開墾的舞蹈劇，機緣巧合，意外遭逢台灣史上當代重大關鍵事件的發生：美國於首演當日宣布承認中共，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蔣經國總統緊急宣布暫停正在進行的增額民代選舉。一時之間，遭到友邦「背棄」的氣氛籠罩在每個人心中。
這是一個時代的瞬間：在台上舞者以律動舞姿回溯演繹先民開台艱難、台下觀眾因為當前情勢心有所感之際，島嶼的文化靈魂彷彿從中盈盈流出；似乎從那個台上與台下同脈搏、共落淚的瞬間，開啟了一個窗口，看到了台灣七○年代發展與起伏的種種面相。
戰爭的陰影逐漸遠離，一九六五年起的十年間，台灣經濟獲得快速成長，每年成長率皆高於百分之十，國民所得不斷累積；然而在政治面，一九四九年開始的戰爭戒嚴體制仍然持續運作，國家的箝制力量限制了社會的成長。官方雖仍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意識形態論述的發明與塑造，但歷經六○年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滌蕩與反覆衝決，已經產生鬆動。一九七一年一月，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引發留美學生抗議，保釣運動開始，知識分子心中的民族主義，偏離政府的保守論調；十月，台灣在中國代表權席位爭奪戰中落敗，退出聯合國，政府原有的政治、文化論述遭受極大衝擊，戰後成長的知識分子，乃不甘置身於由官方灌輸的單一知識體系，開始起身尋找自我的定位與認知。
找尋的起步由釐清自我身分開始，這答案須向歷史追索。一九六七年，旅美舞蹈家王仁璐返台，在當時少數可作為公眾藝術表演場所——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台灣首次現代舞蹈發表會，這是當時藝文盛事，年輕的林懷民，正是座中觀眾。一九七三年，林懷民在台北市信義路的小巷中，創辦了雲門舞集，這個台灣第一個現代舞團，除了歐美現代舞技外，尚且融入傳統京劇、台灣民俗身段。創建初期的雲門，即顯示出追尋身分的強烈企圖，這從其選題可以看出。
如脫胎於商禽的詩作的《寒食》、改編自傳統戲曲的《白蛇》、乃至民間信仰的《八家將》、《廖添丁》，一路走來，雲門標示它在台灣文化發展中清楚的走向：挖掘自身所具有文化融合的質素。誠如林懷民在《薪傳》演出後所表示的：「希望讓雲門的舞者、觀眾和整個社會得到一種力量——透過我們祖先的歷程，來肯定我們自己的力量。」
基於同樣一種想要對自己立足島嶼的強烈關懷動機，七○年代的文壇逐漸揚棄六○年代末的「虛無」或者「現代主義」，爭議首先從現代詩開始。一九七二年二月，關傑明接連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批判現代詩表達語法脫離社會，引發「現實」與「虛幻」的爭論；隔年八月，更有唐文標對於現代詩人、刊物的猛烈抨擊，強調創作應從現實社會出發。
以鄉土為名
唐文標冀圖在他安身立命的台灣尋找「中國又一個新唐宋」盛世的壯懷，開啟幾年後「鄉土文學論戰」思想層面的開端。此時的知識分子，藉由創作來表達對於台灣社會的關懷，背後往往存在有更深的意圖。「鄉土派」作家，作品著重小人物的悲喜與無奈，並檢討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弊病。例如王禎和在小說《嫁妝一牛車》當中，描寫為生計（牛車）竟不得不犧牲妻子的悲微小人物；在〈玫瑰玫瑰我愛你〉裏，則刻意使用大量西方宗教語言，嘲諷西方文化挾帶政經霸權在台灣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像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和〈我愛瑪莉〉兩篇作品，以喜劇口吻寫在美國政、軍強勢影響下努力掙脫貧困的台灣社會，種種荒謬與悲涼。一九七七年四月，小說家王拓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注重鄉土的文學興起是可喜的現象；「鄉土文學」即成為當時作家揭櫫的大旗。
作家楊照認為，鄉土文學實則是「項莊舞劍」，以文學作為載體，意在從戰後政治嚴密管制與思想荒蕪中掙脫，追尋自身歷史與現實定位。如此企圖，自然被與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接近者視為潛在威脅。作家彭歌、朱西甯、余光中等批評陳映真、王拓、尉天驄等人的鄉土文學思想；鄉土派則有陳映真、尉天驄等人撰文反駁，並獲得立委胡秋原聲援。雙方各持立場，在報刊雜誌上相互交鋒，「鄉土」一辭代表當時文化詮釋爭奪的領域。
也就在此時，政治魅影悄悄現身。一九七八年一月，當時主導思想管制的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出面，聲明鄉土之愛就是國家、民族之愛，暫時使論戰平息。一年後，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大部分黨外知識菁英以涉叛亂罪被捕，氣氛一度肅殺，事隔多年，從楊照在《迷路的詩》引用楊牧的詩句，形容大逮捕時的台灣，可感受那種「在有限的溫暖中，維持一股強大的寒氣」的冷冽、面對黎明前的漆黑，無論官方或民間的徬徨與緊張。
在七○年代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的辯證中，台灣的文化發展進程此刻已然與言論自由、人權、政治、外交相互糾纏錯結，成為不斷旋轉的漩渦。然而文化回歸「鄉土」的進程並未停止，背後象徵著一股遭受壓抑、累積已久的澎湃能量，如同《薪傳》裏先民登岸時那聲集體的呼喊，即將要釋放。未及弱冠即被強拉充軍，大流離時代後生根台灣的詩人商禽，在一九八七年寫下了以「土行孫告白」為副題的詩作〈大地〉：
他們把我懸掛在空中不敢讓我的雙腳著地
他們已經了解泥土本就是我的母親
他們最大的困擾並非我將因之而消失
他們真正的恐懼在於我一定會再度現身
想阻止善於遁地的土行孫回歸泥土，終不能長久；詩人為台灣這股沛然莫之能禦力量的未來發展，作了深隧的隱喻。戰後數十年累積培養的民間力量，從文學的「鄉土」出發，牽涉政治層面，更擴大成「本土」，演變為「台灣意識論戰」，為外交困境、官方政治文化論述均面臨挑戰的台灣，在混亂中開啟下一個更激情狂飆的八○年代。
當代的「新文化史」研究，著重討論種種文化概念，在民間傳播、變形的「小傳統」演變。較諸文字藝術，歌曲、民俗戲曲以及運動發展，從中形塑文明的進程，在閱聽生活中，可概見庶民文化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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