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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翼 wrote:
https://www.facebook.com/kenbo.liao/posts/10202146297791852
正宗好鼻師出來了
..(恕刪)
對於此篇作者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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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個學會德語住在波蘭而且關心民族衝突的波士尼亞人，跟一個住在台西養魚也會說德語更關心文化評論的台灣人，這兩人沒有商業利益，卻會變成談論文化衝突的朋友的機會有多高?根據合理的推論，這個人是龍應台在德國教書的時候認識的同事或是去德國留學的波士尼亞人。而那個94歲講出天方夜譚日本時代偷東西要砍斷手的人，應該出自於龍應台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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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母親應美君, 家鄉浙江淳安, 1949年時24歲,現年應為89歲, 應該沒有日本統治的經驗
誰能說出"經常懷念日本殖民時期「夜不閉戶」的善治，卻很少對當時「捉到小偷就剁掉手」的酷法提出批評。
誰對治安感興趣? 不是小偷就是警察
龍父龍槐生，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湖南衡山, 16歲加入憲兵隊, 1949年,帶領一支國軍憲兵隊，駐守天河機場。
來台後,軍職轉警職, 在苗栗縣苑裡分駐所擔任所長, 今年正好滿94歲
龍應台的《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均舉出無數台灣社會現象來作為討論，並以中國人文化的心理角度解釋台灣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表現。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滿坑滿谷高雄、台南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他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
短短十四個月以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和其他十一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軍隊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數被捆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被按著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低頭跪了下來。
在老街上見到了許媽媽。他們說，許媽媽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給了一個福州人，跟著新婚丈夫回黃岐見一下公婆，卻從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過台灣。
許媽媽一口福州話，閩南語已經不太會說。我問她，「那你還會唱什麼台灣歌嗎？」
基隆的姑娘點點頭。
她有點害羞地開口唱。
我側耳聽──她唱的，竟然是日語。
問她這是什麼歌，她說，是台灣歌呀，就是學校裡教的「國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國歌「君之代」。
對她而言，這就是「台灣歌」。
龍應台對這段歷史是知道的, 應該不會發這樣的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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