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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淇的隨性中，處處有稜角：她堅定地維護屬於自己的空間，那其中有取捨，有掙扎，但沒有猶豫。空間和時間總有束縛，正如以之構建起的自由，總有代價要付出。但她不介意玩味一下這其中的悖論，人生在世，總要盡興才好。
坎城宣佈侯孝賢獲得「最佳導演獎」的那一刻，舒淇哭了。
前一晚劇組已經一起聚過餐，雖然結果還未揭曉，但法國最大的《解放報》已經大張旗鼓地宣佈《聶隱娘》是他們心中的金棕櫚獲獎影片，甚至半帶「威脅」地說，如果這部電影顆粒無收，報社成員要帶上石頭和火把向評委會抗議。電影節場刊評定的分數高達3.5分，位居所有參賽片之最（最後獲得最佳影片的《流浪的迪潘》獲2.5分），而幾乎所有評論都一面倒地對電影贊不絕口，這在坎城電影節歷史上都屬罕見。
他們覺得，有這些肯定已經足夠。真的得了獎，大家也來不及慶祝，各自忙完訪問就四散回家。坎城是個奇妙的地方，前一夜的璀璨熱鬧還來不及回味，第二天日光一起各處已經換上新的廣告牌，時時舊貌換新顏，人人都在與時間賽跑。舒淇當然明白這些。只是在那個片刻，她多少有點難以名狀的百感交集。
在舒淇眼裡，侯孝賢是個「拽拽的、挺帥的男人」，他的信心，從來不源於別人的肯定。兩人認識了15年，《聶隱娘》準備了8年，定一定神再回想，不過是彈指一瞬間。他們相識於電影《千禧曼波》。侯孝賢後來頗為得意地說，因為是第一次合作，他發現舒淇在和他拼「張力」，就毫不客氣地利用了這一點。舒淇成了那次拍攝中最大的驚喜，他的評價是，「她實在是聰明又好。」多年後，他們已經足夠習慣和瞭解彼此，但舒淇說，面對侯孝賢她仍然會感到「痛苦」，「我不想重復以前自己做過的東西，挑戰自己多過聽他說什麼。」
何況，侯孝賢從來不會說「好」或者「不好」，沒有贊貶也不論對錯，最多只是一句，「這次你多了，要收一點。」舒淇生來直接，「我知道他是大師級的導演，可他什麼都不講，自己又什麼都不會……」第二次見面時她便壯著膽子問，侯導，我哪裡不對你可以直接告訴我，我改。侯孝賢覺得她很有意思，很「敢」，心又善，拋給她的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她每每又交出出人意表的成績來。
《最好的時光》的那段默片雖然消音，但拍攝時一樣有台詞。開拍第二天就要舒淇講南音—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泉州南音，幾個原音繞來繞去，侯孝賢都說，「不是用記就可以記住的。」當然拍不下來，本來也只是想給她一個刺激，做不到又壓力大，正好帶動表演，符合劇情里的角色狀態。到殺青前倒數第二天回頭再重拍這一場，舒淇一次就過，一邊講字正腔圓的南音，一邊掉下眼淚，手指還在撫琴。侯孝賢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只看到她隨時隨地都在聽CD，而且拍完後足足瘦了5公斤。
侯孝賢的要求，舒淇從不問為什麼或者怎麼辦，反正問了也沒有用。聶隱娘是俠女，神龍見首不見尾，總是隱於半空，於是她常常被威亞吊起來又放下去，房頂或是樹上，一站就是四五個小時。她眼見太陽從腦後方移到了前方，才知時間流逝，眼神思維早已一並渙散。有一幕戲要求她站在4米高的樹上往下跳，每天的通告時間都是凌晨4點，為的是朦朦晨霧蓋住樹林，而恰好晨光初升，勾勒出人影的隱約景象。舒淇本來就有點畏高，望下去只見白茫茫一片彷彿深不見底，俠女靠雙耳聽風辨人，一躍而下一擊即中，可她只要一睜眼，心裡翻來覆去的就只有「不可能」幾個字，跳了三天都沒過。侯孝賢也不著急，「他說沒關係啦，每天4點來跳一下，總有一天會跳成的。」第四天，成了。
侯孝賢拍攝時有個奇怪的要求：現場除了演員之外，誰都不想看見。「他要全世界的人都消失，攝影師就問，你不要看到攝像機，那我怎麼拍？他說，我不管。」舒淇默默覺得好笑，兩個人都年過半百，卻像孩子一樣在現場鬥氣，「不可以看到燈，不可以看到麥，結果就是拍攝現場到處都是麥克風，但要收到導演一個都看不到。」她模擬當時的情景：打開衣櫥，赫然發現裡面團著個人舉著麥，拼命噓聲，「不要跟侯導講！」攝影師又偷偷過來溝通，「你們過下，呃，能不能盡量坐在這個位置，下面有收音。」
那真是一幅古怪到讓人無語的畫面，她邊說邊止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可是戲還要繼續演。侯導不想看見那些設備，是因為他覺得一切都給你安排好了：冰箱衣櫃都是滿的，櫥櫃里一定擺好了鹽米醬醋，桌上擺個杯子也一定有熱水和茶葉。你可以隨意去運用眼前所有的東西，可是你不一定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這種準備縝密的即興之下，舒淇只能「來真的」。拍攝《千禧曼波》時，戲中的男主角小豪又是嗑藥又是懷疑舒淇扮演的酒店小姐Vicky的工作，有一幕他的情緒又陷入癲狂，不停貼身聞Vicky，聞到舒淇皺起眉頭，聞到她幾乎要發飆找椅子砸人，侯孝賢才喊了「卡」。「可我還是有我的情緒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後我只能自己躲在房間里平復了半小時。」《最好的時光》有三段，每個故事都把她推到情緒崩潰的邊緣，「那段時間你問我在幹嗎，我真的不知道，只覺得自己的天都要塌下來了。」
這也讓她開始更有興趣玩味人物模糊的灰色地帶。大學生、良家婦女或者黑老大的女人，標籤清晰，她手到擒來，可那些把所有翻湧的情緒都收在心底、身份與內里錯位的人物，她只能「靠著自己的感覺去走」，去整理出層次。「就像是《最好的時光》里那個藝妓，她沒有特別偏向某一種典型，很多情感都被包裹起來，可她還是有自己的情緒。表面看不到的，你只能用力去走心才能看到分別。」
「聶隱娘」更是一個立於「混沌」之間的人物，這個名字本身也有趣：「聶」字崢嶸，隱隱有金戈之氣，「隱」是悠然見南山式的留白，「娘」字再添一筆委婉迤邐。最早公佈的那張電影海報舒淇拍得不堪回首，「那個擺刀的動作看起來只是一瞬，可是我拍了四五天：要用力跳起來，要頭髮飛起來，要有殺氣……可睫毛都不能動，更不能有表情。」全劇聶隱娘表情波動最大之處是療傷時不能承受之痛，定妝也簡單，黑色，中性，舒淇對她的理解是，「放到現代，可能就是個渾身刺滿刺青玩搖滾的」。
電影中她原本一共只有15句台詞，等剪輯完畢，只剩下9句。最初侯孝賢給舒淇三本厚厚的《唐傳奇》，舒淇看那些文言文寫成的野史稗記不耐煩，直接跳去看聶隱娘的部分，「第一頁我細細看了20分鐘，翻過去，咦，沒了。原來一共只有一頁半的故事。」舒淇最好奇的是，她心中到底有沒有愛？從小六根斷盡卻斷不盡惻隱之心，她不想再纏繞進官宦之家的糾葛，就跟隨磨銅鏡的少年離開，圖他那份簡單，可東洋彼岸，少年也有妻室。選擇相忘於江湖，不過是求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
侯孝賢一早就認定舒淇為不二人選，覺得她本來就是俠女性格，深諳其中的「不可說」。舞美重建出唐朝精美絕倫的雍容盛世，聶隱娘澹然世事，卻是白牆上泣燭映出的微顫身影，遺世孑立，柔腸百轉全在不動聲色之間。
即刻的自在
幾年後，公司終於放她走，還誠實說，好像沒有幫上她什麼忙。「可能騙久了，人家都有點兒於心不忍。我這樣的小人物也能碰上好事，一路上貴人還真是蠻多的。」她時時提醒自己懂得珍惜，「人好像往往只看到現在，卻忘記了當初的那種熱情，那種無畏無懼，現在沒有了呃。現在擁有一切，你卻覺得怕，因為你最缺少的就是時間。」
剛到香港時，她所有的資本就是時間，可以揮霍的就是青春。那時她拼命軋戲，A組接B組，B組接C組，服裝師丟來的衣服套上就好，不要說琢磨演技，連自己好看不好看都根本顧不上，一切都是趕趕趕。化妝梳頭時她往往已經神志模糊，被推到鏡頭前到底要拍什麼都不知道。那時起她就養成了「一定要把時間卡精確」的習慣，到經濟穩定一些，她便見縫插針玩樂，恨不得睜眼時的每一分鐘都物盡其用，用來賺錢，或者用來享受。
那時她天不怕地不怕，脾氣暴起來根本不管不顧，「我當然知道對人微笑比較好，可是我累到連微笑的力氣都沒有。」每一個「今天」都被填塞到滿滿當當，她沒有空去多想「以後」這樣的命題。前幾年她無意中看到自己的一張照片，第一次感到，怎麼不好看了？她才驚覺，原來真的要花點工夫去保持狀態，原來膠原蛋白真的會流失，原來在很多人的眼裡自己已經被視為「前輩」。年齡對她而言只是個數字，而不代表某種約定俗成的狀態，但連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變化，還是不停推著她向前走。她稍不留神，周圍的朋友就已經走過結婚生子的人生大事，看起來她好像多一點瀟灑，但其中需要更多的信心和堅定。
現在的確不是餓一頓就可以減掉多餘體重的年紀了，但她不會去遵循無油無鹽的食譜——對喜歡香檳和甜品的她來說，那太殘忍。「辛辛苦苦賺錢的原因是什麼？就是要生活，要吃口飽飯。我是百分百投入在我的工作里的，但吃喝玩樂也很重要，這是一種平衡。」
她覺得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分寸規矩，自己知道底線就好。拍完《聶隱娘》後她的膝蓋受傷，日常的跑步訓練或者仰臥起坐等項目都不能繼續，她每天就以快走一兩個小時的方法來鍛鍊。這次的傷也讓她在拍攝烏爾善導演的電影《鬼吹燈》時遇到了一點小麻煩，「我們要一直在吊橋上跑來跑去，黃渤、夏雨、陳坤三個男生一起故意放慢速度，我還是跟不上。」
但這樣上天入地的商業片不需要暗潮洶湧的內心戲，她覺得整個兒好像在「玩」，「你要幻想：下面是汪洋大海！有突然躥到半空的火焰！我們拍攝時周圍都是藍背景、綠背景，你不知道後期會做出怎樣的效果來，所以不能太冷靜，要有舞台劇式的誇張表演。」個個都是影帝影後級的人物，她覺得鬥鬥戲也很過癮，「黃渤演得太好了，我們有時不得不聯合起來打擊一下他。有一次鏡頭從陳坤掃到我再轉到他，都是大特寫，我想哼哼，都這樣了你還能做什麼？」她吹一下覆在臉上的劉海，「結果他能來這麼一下！我真想把他一腳踹下去。」
她和劇組的成員相處得有如兄弟姐妹，可以前馮小剛就「抱怨」過，舒淇在劇組總會無緣無故地「失蹤」：上一分鐘大家還在一起吃飯談笑，下一分鐘她卻不見了蹤影。至今她都不能完全適用這種同進同出的集體生活，「女孩子還要回去卸妝洗頭敷臉啊，我又不能說‘我先走了，拜拜’，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只能說，我去個洗手間，然後悄悄開溜。手機關機，電源插頭拔掉。」她有點不好意思，「我不是絕情，是為了對我的事業負責！」
她知道大伙兒一熱鬧，到凌晨兩三點必然是家常便飯，她要嚴格保證自己的睡眠時間。她對時間有種「變態的緊迫感」，會精確制訂時間計劃，「剛入行時和一些前輩一起上通告，早上9點開始，他們8點半已經到了，你怕不怕？還敢不敢遲到？」如果放假，她會把時間規劃得更仔細，「精細到8點起床，11點約朋友吃飯，1點半做運動，4點吃完飯……這種。要一切兼顧，就要把時間安排到最合理。」
她在香港早就買下自己的房子，可至今仍然喜歡租房，搬來搬去，圖點新鮮感。真正的安定感並非來自某種物化的外在形式，而在於自己的心態，在她看來，「家」不是一個具象的地點，即使是台灣，回去好像更多是因為責任。「有時我也想，如果不是爸爸媽媽在台灣，我不會那麼經常回去，可每次回去就要見這個見那個，比工作時還忙。但這是人和人之間的聯繫，你不可能斷了它，不然就真的太無情了。」
但她覺得偶爾要把自己「封」起來，「這樣才會有時間和空間去思考，不然好像永遠在為別的人、別的事付出。」她非常需要恰到好處的距離感，即使是侯孝賢這樣的恩師，她也說私下「就算有空，也別找我」—兩人合作過三部戲，加上《最好的時光》里「三生三世」，統共五個挖心掏肺的角色，她覺得彼此應該留一點創新和驚喜的可能。朋友開派對她也會到場，但往往現個身就閃人，心意遞到足矣，她不需要再重復相同的熱鬧。
自己把控分寸是自由，自己把控時間是自由，說到底，她只是不想纏上任何束縛。養第一隻貓的時候，她以為它能照顧自己，「可回家打開門，裡面黑漆漆的，它就蹲在門口眼巴巴地看著我」，簡直心下一酸。她給貓找了一個伴，又破天荒地請了工人在家裡照顧它們，「說到底還是把它們交給了別人，我還是……挺不負責任的。」
難得在家時，她會把貓抱在身邊同眠，可貓咪總會想方設法在半夜躍下床去，兀自尋找舒適的角落。捉上來又跳下去，她嘆口氣，只能由它們去。其實她理解貓，又怕孤單，又想尋求安慰，既然堅持一方自我的空間，就必須有能力去應對如影隨形的寂寞。
聶隱娘最後隨夫君翩然而去，但遠渡東瀛，她還要面對磨鏡少年的結髮妻子，生死與共過，相伴也只是一時一刻的緣分。她知道，人生在世，誰不是一個人來又一個人走，眼前的萬古愁總會消散成煙雲，五花馬千金裘，什麼都比不過一份即刻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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