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周毛選學習計劃第1周為什麼篇：革命、國共合作、毛先生的認識
2020年07月04日
摘要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首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於1925年12月1日發表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廷闓）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而不是發表在共產黨的內部刊物上。 為什麼？ 這要從故事的最開始講起，從以下三個方面講起：1、革命；2、國共合作；3、毛先生對以上兩個方面的認識。 1、革命 20世紀上...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首次發表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於1925年12月1日發表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廷闓）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而不是發表在共產黨的內部刊物上。
為什麼？
這要從故事的最開始講起，從以下三個方面講起：1、革命；2、國共合作；3、毛先生對以上兩個方面的認識。
1、革命
20世紀上半頁中國社會的主題是革命。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相繼有洋務運動（器物層面）、辛亥革命（制度層面）、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文化思想層面）等各方面的救國救民運動，但一切上面的改革或革命後，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沒有根本的變化，到1920年代中國社會仍是帝國主義操控下的軍閥政府統治，反封建反帝的任務尚未完成。
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國內的反封建（後逐步拓展到反帝）革命主要地是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去實現的，當時說革命黨人就是指國民黨人，1925年孫中山於北京病逝，遺囑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國共產黨人則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革命道路。
而革命到了1925年12月，就是國共合作（其時已經進行了兩年）。
2、國共合作
國共合作是蘇俄直接促成的，甚至是強加於剛剛成立不到兩年的中國共產黨。
我們先看直接促成和代表國共合作開始的發表於1923年1月26日的《孫文越飛合作宣言》的第一條：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黨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到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越飛就是蘇俄的代表。
注意細讀這第一條，合作雖然開啟，但是是蘇俄和國民黨雙方進行了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交換的結果。
蘇俄承諾國民黨「共產主義不能引用於中國」，以換取在中國東北中東路和外蒙古的利益（宣言的第三、四條），還有就是扶植在中國的勢力去反對帝國主義以減輕自身的國際壓力（成立不久的蘇俄蘇維埃政權一直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
國民黨則通過退步換取了蘇俄的軍事援助、經濟援助，包括改組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等支持，還獲得了蘇俄認可的其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狙擊中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落地）。
此宣言沒有徵求初生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為什麼？
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這樣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繫」。
（事實的確如此，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基本都是知識分子，而在他們把工人運動列為自己的工作任務之前，在國民黨和一些第三方工人運動領袖的領導下，工人運動已經開展了很多年，而且取得了不少的經濟權利的勝利，後兩者在工人中間有著更廣泛的影響力。）
（但那又如何，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和明確自己的使命，便以犧牲精神做出了卓絕有效的工作。（這些是後來為實踐證明了的東西，只是在那個時候，各方都沒有這個預計和期待，包括中國共產黨自己。））
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只有（也不完全是被動的）接受國共合作的建議，而且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不是類似於後來的統一戰線的各方獨立的聯合的方式）。
從數據上就能看出來這種必要性，在1921年中共成立時，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到1922年二大時，全國只有195名黨員，即便到了正式接受國共合作路線的1923年三大，全國也只有430黨員。
外部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而依照這種發展速度，又受困於只能以秘密的方式發展和開展工作，「獨立自主」，就很有可能被革命形勢落在後面，被歷史所拋棄。
黨的辦公經費的99%都是蘇聯和共產國際贊助的，如果脫離了共產國際，黨的活動就會停滯下來（或許會找到其他方式去籌集資金但耗費精力耗費時間又只能犧牲發展速度，而速度就是生命），更不消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二大上加入共產國際而必須遵守其決議。
所以，無論是否被迫，無論是不是有喪失獨立性的風險，接受國共合作包括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都成為了當時最不差的選擇。
而於私下而言，在合作的革命發展中壯大自己（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工作，發展共產黨自己的黨員；要知道，到1927年的中共五大時，共產黨的數量已經增加到57967名），再去改變國民黨，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也未嘗不是一個「曲線救國」的方式。
斯大林就說，「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後再扔掉」，這裡的他們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當然也留了一手。為了獲得援助，國民黨願意和蘇俄、共產黨合作，但「醜話」已經說在了前頭（宣言第一條），如果共產黨以後觸犯了這個底線，就別怪國民黨不客氣。不僅說了「醜話」，國民黨還設置了懲戒制度。
1924年國民黨一大通過了黨章，其中專門設了第十一章《紀律》。胡漢民專門做了說明：「嗣後黨中遇有黨員破壞紀律，或違背主義，當加以最厲害之制裁。」何為「違背主義」？當然是指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不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
執行這一紀律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黨一大選出中央監察委員5人：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蔡元培、許崇智、劉振寰、樊鍾秀、楊庶堪。無一名共產黨人。孫中山容許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部長，卻不允許他們成為國民黨的監察委員。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寫給蔣介石關於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信中，孫中山說：「現在局面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黨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國民黨以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