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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輩傳下來的宗祠和家廟，到底不同之處在哪？
2018-03-08 由 愛國者誠信聯盟 發表于歷史
上古時代，宗廟為天子專有，士大夫不能建宗廟。
漢朝以前，有官爵者才能建立家廟，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
但那時叫宗廟或者祖廟。
唐朝始創私廟，以祭祀先祖。
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改為家廟。
家廟即為祖先立的廟，屬於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
古時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廟，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
古代，對廟的規模有嚴格的等級限制。
《禮記》中說：「天子七廟，卿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
「太廟」是帝王的祖廟，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廟」。
漢代以後，廟逐漸與原始的神社(土地廟)混在一起，
蛻變為陰曹地府控轄江山河瀆、地望城池之神社。
「人死曰鬼」，廟作為祭鬼神的場所，還常用來敕封、追諡文人武士，
如文廟——孔子廟，武廟——關羽廟。
《禮記.王制》載：古代天子建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
至明代，始准許庶人立始遷祖廟，一般建於宗族聚居的近地
，歲時由族長率領族人共同祭祀。也稱「祠室」、「祠堂」。
《宋史·禮志十二》：「 慶曆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
宋趙彥衛 《雲麓漫鈔》卷二：「 文潞公作家廟，求得唐杜岐公舊址。」
各族百姓為了祭祀先祖，常建有「家廟」。
後來很多地方逐漸合二為一了，兼具雙重功能，
但有的地方宗祠與家廟仍然是分開建造的，保持著原有的結構與功用。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二：
「 文潞公作家廟，求得唐杜岐公舊址。」
《文獻通考.宗廟十四》：
「仁年因郊祀，赦聽武官依舊式立家廟。」
清 袁賦正《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言》：
「謹按家廟之所奉祀與夫祖父之所面訓詮次為譜，紀其世系、字諱以炳來茲。」
《清文獻通考.群廟五》：
「順治十年，議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於家廟，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於墳墓。」
清 袁枚 《隨園隨筆·風水客》：
「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於天。」
孫中山 《民族主義》第六講：
「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
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
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象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
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
例如：
清代名臣阮元任浙江巡撫後，清嘉慶五年（1800年），
阮元的父親湘圃聚族商議說，阮氏從淮安遷揚聚居公道橋，
應該建祠堂以祭祀祖先，乃獨捐俸銀建宗祠於公道橋之南，
併購田為祭產，還邀請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讀書。
嘉慶八年（1803年），阮元之父湘圃公按清朝品官皆有家廟的習慣，
又建議在揚州舊城文選樓北的興仁街建阮氏家廟。
於是這一年，阮元家在「甘泉縣轄小東門內興仁街」（現稱毓賢街）
購買了常鍾英的住宅和廢花園，準備用該宅的西部廢花園作為家廟的基地。
但是依照禮制，家廟應建在住宅的上首，即東邊。
阮氏住宅在東，家廟反而在西，於禮不合；
故又將常宅西邊其他人家的余屋買下改建為阮氏西宅。
這樣，
家廟便夾在東西兩宅之間，於禮制相合。
家廟建築，嚴格按《大清會典》規定建造。
在家廟二道門東山牆與東宅現第二進西山牆之間，曾建一小樓，
稱譜研齋，扁額行書「譜研」二字為清代著名書法家劉鏞所題，現仍保存。
該樓原為阮元藏硯賞玩之所。
南為一長巷，東為現東宅頭進的西山牆，西為家廟前院的東花牆，稱射序巷。
巷之南端置活動箭靶，供子孫射箭習武之用。
祠是為紀念偉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相當於紀念堂)。
這點與廟有些相似，因此也常常把同族子孫祭祀祖先的處所叫「祠堂」。
祠堂最早出現於漢代，據《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
及時(指誕辰和忌日)祭禮不絕。」
東漢末，社會上興起建祠抬高家族門第之風，
甚至活人也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祀堂日漸增多。
宗祠即是祠堂，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場所，是宗族的象徵。
宗廟制度產生於周代。
上古時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廟，宗廟為天子專有。
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
每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龕。
祠堂是族權與神權交織中心。
祠堂中的主祭---稱宗子，管理全族事務稱宗長，還有宗正、宗直等職。
宗祠體現宗法制家國一體的特徵，是凝聚民族團結的場所，
它往往是城鄉中規模最宏偉、裝飾最華麗的建築群體，不但巍峨壯觀，
而且注入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古塔、古橋、古廟宇相映，
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獨特的人文景觀。
宗祠記錄著家族的輝煌與傳統，是家族的聖殿。
民間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時期。
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於唐末。
涵江黃巷村黃氏宗祠，建於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
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產」。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建陽陳氏家族的祠堂，始築於元代。
各地大規模營造祠堂，則在明清兩代。
此時入閩各家族經過長期發展和繁衍，族眾日益增多，
家族為團結族人大興土木，一時建祠盛行。
據清初《光澤縣誌》載，當地「從前各族宗祠無幾，
近數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鄉多各建祠。
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賢，頗有追遠睦族遺意。」
（清·乾隆《光澤縣誌》卷四《輿地誌·風俗》）
一般家族不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稱「總祠」），
族內各房、各支房，往往還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
舊時漳州府詔安縣，「居則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
（陳盛韶《問俗錄》卷四《詔安縣》）這一時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
據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等調查，連城新泉的張氏家族，
除總祠外，另有支祠24座；
惠安山腰莊氏家族，族眾數萬人，
大小祠堂超過100座，其準確座數連族人也說不清。
福州郊區尚乾的林氏家族，族眾近萬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
為顯族威，大宗祠堂還蓋進省城。
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
民國時期，永定「鄉村之中，不論大小姓，皆合建祖祠，
複合散居各鄉及徙居各處之同宗在邑城建祠。」
（民國《永定縣誌》卷十五《禮俗》）仙遊縣黃氏家族，派下子孫散居30餘村，
各地黃姓集議，在縣城合建黃氏大宗祠。
福建林氏是人數最多的家族之一，
清初曾會同八閩林氏族人，於福州創林氏大宗祠。
此外，在海外及台灣的分支子孫，與鄉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聯繫。
民國時，漳州許氏家族，居新加坡、馬來西亞者，曾聯袂返鄉倡建新加坡許氏大宗祠。
祠堂的建築大多講究「風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
將舊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時，往往先建祠堂。
閩北一些單姓小村落，無力籌建大祠堂，
便在村前選址設牌位，供祖先。祠堂一般多位於正寢（前堂）東側，講究的有三間二外門。
正大門平常不開，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議大事時開啟。
正廳外，有儲藏祭器、遺書的小房子，環繞成一個獨立的建築群。
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間正廳，正廳內設4個龕（也有8-10個龕者），
龕中置一個櫃，內藏祖宗牌位（稱「神主牌」），
4龕神位依次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號。
每龕前各設一矮長桌，用以擺放祭品。
一些宗祠里，凡本族新添男丁要貼張紅紙在柱上，上書×××長子（或次子等）、取名×××，
以示到祖先面前報到。
如今閩南一些祠堂大廳正中大木龕中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已被各主遺像所取代。
本房死者若有子已婚（不屬夭折）者，其遺像可入祖廳正堂。
惠安崇武一帶，幾乎所有宗祠廳堂的龍壁都貼有符篆、
「金箔」及用錫箔色紙剪成的鏡、尺、剪刀、雙喜等圖，用以鎮宅。
符篆多書「北方玄武大神鎮宅」、「西方白虎大神鎮宅」、
「東方青龍大神鎮宅」、「南方朱雀大神鎮宅」等。
平日祠堂空屋有借給家無住房的族人居住，有的族人的靈柩也寄放在祠中。
族人去世，則送香灰入祠。
外出族人來謁祖尋根時，必先到祠堂祭拜，
而後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鄉泥土帶走，以示不忘根本。
清劉大櫆《方氏支祠碑記》：
「然吾以為後世之宗祠，猶有先王宗法之遺意，彼其所謂統宗之祠，族人莫不宗焉。
《郭沫若《洪波曲》第十六章三：
「他們也是什麼東西都丟光了，暫時住在 水東門 的娘家－－ 岑氏宗祠里。」
《紅樓夢》第五三回：
「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塊匾，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大字......
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設著青綠古銅鼎彝等器......
裡邊香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神主，卻看不真切。
只見賈府諸人分昭穆排班立定：
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
賈菖、賈菱殿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拜興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
宗祠，除了作為祭祀場所之外，還是執行族規家法的地方。
族人的冠禮、婚禮、喪禮基本上都在祠堂進行的。
有的宗族規定族人之間或族人家庭之中發生爭執，都要到祠堂中裁決。
所以，在封建時代，祠堂在一定意義上又成了衙門，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質。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的民族。
在每個家族中，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
所以，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
並給它取一個名號，這個名號就叫「堂號」，
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堂號就知道本族的來源，紀念祖先功德。
俗話說，樹大分杈。隨著生命的傳遞、繁衍，家族也會不斷擴大，
擴大的結果是一些家族從祖居地遷居他處，另開基業，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
自然也有不少家族遠赴重洋，在海外定居，
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會建立新的祠堂，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
於是，由一個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來。
宗祠，雖然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產物，在當今則有其新的存在的意義和社會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
許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復，族譜被續修，而海外華人則不斷翻新舊宗祠，聯絡故眾。
可以說，今天的宗祠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
只具有幫助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後人、互相協作的積極意義，
是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華民族的團結產生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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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與「家廟」的區別
2019-06-15 圭海四記
宗祠或者家廟，最常見於廣東、福建、江西和浙江等南方省份，
即使是同姓氏，在同一地方都可能存在宗祠和家廟並用的現象，
咋看之下沒有規律可循，可又似乎有嚴格的界定。
海滄漸美許氏宗祠
祠，起先是用於紀念和祭祀某些偉人的場所，
一般是對已故之人，對於在世的也偶有建祠，稱為「生祠」。
如《漢書》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及時祭禮不絕」。
隨著魏晉南北朝名門望族的出世，祠堂也逐漸普遍化。
海滄石塘謝氏家廟
但，自從科舉制的興起以及望族的消亡，民間祠堂又開始沒落，
特別是五代至北宋時期，百姓居無定所，祖先的祭祀則僅限於每家每戶的正堂。
整個宋代，不管是北宋還是南宋，文人的異軍突起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
使得儒家理學得到了廣泛普及，而宗祠的再次推廣多賴南宋時期的朱熹。
朱熹在《家禮》中談到，
「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
其宗旨是希望有識之家應建立宗祠祭祀祖先，以揚宗功祖德。
此外，朱熹也提出了詳細的宗祠規制，
有錢之族「祠堂之制為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
「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
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
如此在朱熹的倡導下，朱熹理學文化影響下的江西、福建、浙江便在民間掀起了宗祠修建之風，而當時福建適逢經濟文化大發展，名士輩出，加上發達的海外貿易，使得大量的文化輸出，包括宗祠文化，至福建之外。
以宗祠之名，一般用於祭祀開基祖或較前世的祖先，大有一地同姓祖祠的意味，故現存地區同姓總祠一般都用「大宗祠」作為尾綴。
海滄溫厝溫氏家廟
而家廟的產生則相對宗祠要晚些，家廟的源頭包括宗祠和宗廟，宗廟本是皇權特有的，但隨著宋代忠君仁愛思潮的擴大化，大家與小家得到兼顧，朝廷也允許部分高級官員設立自己的家廟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於是別於宗祠的同族共祭，某宗祠的某人家如有高官產生時，得以以高官的名義設置獨有、小眾的家廟以自我祭奠，久而久之這種家廟便也成了宗祠的功能而流傳於世。
因此，宗祠與家廟的區別在於，家廟設立之前一定有過高官，而宗祠則不需要：先有高官才有家廟，先有宗祠才有高官。
什麼樣的官才算高官，這個還真不好說，至少死後有諡號才算吧。
因此，曾經高官比例較高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便成了家廟的高發地，而其他地方則多見宗祠，不知各位是否有察覺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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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廟
祖廟；宗祠。
古時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廟，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
上古叫宗廟， 唐 朝始創私廟， 宋 改為家廟。
宋 趙彥衛 《雲麓漫鈔》卷二：
“ 文潞公 作家廟，求得 唐 杜岐公 舊址。”
《宋史·禮志十二》：“ 慶曆 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
清 袁枚 《隨園隨筆·風水客》：
“先生髮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於天。”
孫中山 《民族主義》第六講：
“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
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
象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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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授杨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祭祖与孝道 ( 慎入，內容深入，文化與歷史觀點方式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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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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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又稱家廟、祖堂、公廳，是基於宗法制度，用於供奉和祭祀祖先的祠，
其又具有從事家族宣傳、執行族規家法、議事宴飲的功能。
用於舉辦家族內子孫的婚、喪、壽、喜等事，
還可以作為私塾使用。
祠堂可分為宗祠和家祠（或支祠）兩類，宗祠是大宗的祠堂，
家祠、支祠則是分家所建供奉分房的祖先。
結產生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