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將軍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原為明總兵鄭芝龍部下左衝鋒。

施琅長期轉戰于東南沿海,熟悉海上作戰,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

而且,他喜讀經書,熟悉兵法,精曉陣法,尤善水師,是一名有勇有謀的帥才。

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海上抗清,招徠施琅,施琅便跟隨鄭成功抗清。

後來鄭、施失和,鄭成功抓捕施琅及其眷屬。施琅用計逃脫,但其父、弟及子侄等都被鄭成功殺害。

施琅于順治八年(1651年)背鄭降清。

1667年(康熙七年),孔元章赴台招撫失敗後,施琅即上《邊患宜靖疏》,

次年又上《盡陳所見疏》,強調不能容許鄭經等人頑抗,盤踞臺灣,而把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

使得東南地區賦稅缺減,人民愈加貧困;必須速討平臺灣,裁減當地的軍隊,恢復地方上的經濟,

增加賦稅,使得民生得以安定,邊疆可以安穩。他分析雙方的力量,

指出臺灣兵馬總計不滿二萬多,船兵大小不上二百號,他們之所以能佔據臺灣,

因為汪洋大海為他們提供了保障。而福建水師官兵共有一萬多人,

管制的陸上兵馬和投降清朝的官兵也有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

足以平定臺灣。他主張剿撫兼施,從速出兵征台,以免養虎遺患。

施琅這一主張,受到以鼇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的攻擊,

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藉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

施琅的議諫被束之高閣,甚至裁其水師之職,留京宿衛,

長達13年,但他仍然矢志平台報仇,實現自己的意願。

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視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每天在府內耐心等待朝廷起用。


施琅大將軍

在康熙皇帝啟用施琅平台前,曾經有過多次的談判

縱觀明鄭與清廷的談判歷程,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時間越早,鄭成功及其兒孫的談判籌碼越多,

清廷的善意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岸的形勢,越來越不利於臺灣方面,談判時清廷給的議和條件越來越差。

中間,清廷作為了爭取臺灣,曾做出許多讓步。


比如,最早清廷與鄭成功談判時,是否剃髮可以由鄭成功自行決定。但是到鄭經時,剃髮就成了雙方談判的焦點。

在1677和1680年的兩次談判中,清廷做出最大讓步,給予臺灣和朝鮮一樣的藩國待遇,

連“剃髮”也不強求,要不要稱臣亦可以由其自行決定,

但是,很可惜鄭經強硬拒絕了。此後,鄭軍在與清廷的軍事交戰中失利,

連失在大陸的七府兩島,水師精銳盡失,只好於1680年退回臺灣。

後來,僅僅一年之後,即1881年,清廷開始強硬起來,收回了“比照朝鮮藩屬國關係”的讓步,

康熙皇帝直接說“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如果悔罪,剃髮歸誠”。

不但不能做藩國,而且又還是要求剃髮。

到1682年,鄭氏第三代鄭克塽認不清形勢變化,繼續誤判清廷,還妄想要求臺灣主權,

不要剃頭,只願“世襲為清屏障”。這時,清廷已經放棄和平統一,於是拒絕了鄭氏的和談要求,啟動武力統一

1682年康熙皇帝授予施琅專征權,負責指揮統一台灣的作戰

並向割據在台灣的南明東寧流亡政權發出了最後通牒

福建總督姚啟聖,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致書於 台灣承天府鄭克塽閣下:

朝廷頻頻招撫,乃憐台灣黎庶皆我漳、泉、惠、潮同根骨肉,亦緣台灣文武官員,多為不忘故明、

不忘舊君、不忘桑梓、不忘華夏列宗列祖,大義在於同根,大是在於同源,血濃於水,同大於異,

故朝廷懷德以待,懷誠以求,企盼化解隔閡,同心攜手,共書統一大業,振興華夏,造福海峽兩岸黎庶。

然台灣分裂叛國者,上欺天心,下逆民意,冥頑不化,一意孤行,陰懷沐猴之惡,背棄故主鄭成功收復台灣、

金甌無缺之願,恃海割據,欲自立乾坤。喪心病狂,莫此為最,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軍揚帆陣列,將行討伐,此舉矛頭所指,唯台灣分裂叛國者,非對台灣思鄉愛國之士和骨肉同胞。

分裂叛國者,若能幡然悔悟,收心就安,我將容其自新,不作追究,且依功行賞;

彼若執迷不悟,自立乾坤,我將萬船齊發,犁其巢穴,絕其孽種,斷不留情。

正義在我,民心在我,勝利在我,特致通牒,勿謂言之不預

最後通牒無效,1682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終於派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水陸官兵2萬餘人、

戰船200餘艘,從銅山向澎湖、台灣進攻。守台灣的鄭家軍和攻台的清軍人數相差不多,但士氣遠不如攻方的清軍,

兩軍一經接觸勝負立見,鄭軍死傷6,000餘被俘逃亡者1萬多人,清軍陣亡僅392人。

被打敗的鄭克塽終於1683年7月19日率眾歸順清政府。鄭三代統治台灣二十二年的「東寧流亡政權」就此結束。

施琅的捷報傳到康熙帝御前,正好是八月仲秋之夜。康熙帝高興地作《中秋日聞海上捷音》七律一首:

萬里扶桑早掛弓,水犀軍指島門空。

來庭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黷武功。

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清朝接收台灣後廢鄭氏對台灣的稱號「東寧」,依施琅提督之建議正名為「台灣」。

解決了台灣的清政府終於完成統一中國最後一環的大業,使台灣和祖國大陸完全融為一體。

清政府統一台灣後,將台灣及其屬島歸於福建巡撫統轄,為福建省台灣府,分全島為台南、諸羅、鳳山三縣。


施琅大將軍





施琅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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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鳥不鳴,男無義,女無情,瘴癘之地,割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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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痴汉 wrote:
“台湾的水,向西流,...(恕刪)
時代不同了,現在美日台軍力大勝中國n倍,康熙施琅諸輩要奪取台灣不易,倒如同甲午之戰,前清自稱最強海軍戰力被一舉殲滅~~


chrischenslayer wrote:
施琅(1621~1696...(恕刪)

【李志德╱專題報導】江澤民上周交卸最後一項公職「國家軍委主席」,臨去前訂製了八十座鄭成功的白磁像送給解放軍將領,叮囑他們勿忘「揮師收復台灣」,但有趣的是,為什麼送的雕像是鄭成功,而不是施琅?

施琅收復台灣遭吹捧
施琅原本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手下大將,跟隨鄭芝龍投降清廷,康熙二十二年奉命跨海攻打偏安台灣的明鄭第三代鄭克塽,成功收復台灣。
施琅在歷史上評價不高,最重要原因是中國傳統「忠臣不事二主」的價值觀,投降效忠都不會得到真心的尊敬,明朝降清的將領洪承疇被寫進《貳臣傳》(先後事奉兩個政權的臣子),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於施琅收復台灣的「功績」,《清史稿》作者柯劭忞在傳後評論中認為,施琅固然平定台灣,但當時兩位將領姚啟聖、吳興祚已先一步平定金門和廈門,施琅只不過趁勢攻佔只剩下台灣和澎湖的鄭氏政權,讓施琅獨佔平定台灣的功勞並不公道。
但到了九○年代,中國為在歷史上找到統一台灣的正當性,施琅的評價出現大逆轉,中國清史專家形容他「在統一台灣的過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官方編寫中的《清史》將他定位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愛國主義將領。」投降清廷也不再是人格汙點,而是「棄暗投明」。

鄭成功才是民族英雄
但江澤民卻捨棄施琅,選擇佔據台灣、力抗清朝「統一大業」的「分離份子」鄭成功,做為寄託他未竟之業的代表。可能的解釋為:儘管中共可以祭出無孔不入的政治力,發動所有宣傳機器吹捧施琅為民族英雄,但在一般民眾心裡,施琅的人格遠遠比不上鄭成功,鄭氏人格的感召力直指人心、超越政治,江澤民也得承認。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台南延平郡王祠前留著清朝名臣沈葆楨對鄭成功的禮敬,一個現實世界的失敗者,卻在不同時代、立場相異的政權間贏得一致的尊敬。回頭看看進行中的中國人大會議,那一堆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裡放言批評台灣,卻沒人知道他們怎麼選出來、更不知道代表誰的「台灣代表」,對照江澤民最後的選擇,民眾或許能從中得到些啟示。

對於施琅的事蹟,連雅堂著眼於復仇之義。對於降清且引清兵攻台的原鄭成功部將施琅,連雅堂並未堅持他一貫的明鄭立場加以譴責,反而從人子復仇之議寄予同情。在《臺灣通史˙施琅列傳》贊文中云:「施琅為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藉滿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員之怨,而為滅楚之謀,吾又何誅?獨惜臺無申胥,不能為復楚之舉也。悲夫!」連雅堂以伍員復仇的故事比喻施琅,頗富歷史想像力,而贊文中結以對「復楚」的期待,則重申了自己原來立場。在短短的贊文中,做到了立場的平衡與周密。
《臺灣通史˙施琅列傳》正文則以側筆烘托施琅的大略事蹟及時人對其評價,並節錄施琅攻臺奏摺及和大學士李光地的對話,凸顯其攻台決心及嫻熟軍事謀略的韜略將才。以下節錄自施琅列傳,並附上筆者個人按語,謹供參考。
1. 琅年少,號知兵,恃才而倔:施琅的個性極為自負驕縱,與鄭成功之間,充滿著較勁、取代的心思2. 成功購琅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國中匿者族:鄭成功因施琅不聽號令(不給面子),不惜重金懸賞,必欲殺之而後快,且從話語中可明顯看出鄭成功對施琅頗為忌憚,視之為心腹大患。3. 臺人聞之,為嗟歎曰:『父仇一也,隕公辛賢於伍員矣』:臺人對施琅評價不惡,但不免惑於施琅的表面功夫。施琅入臺後,即積極想要掌控臺灣,除了報復鄭家之仇,雖不殺之,但遣送明鄭家族入京,讓其承受物質困頓,行動受管制的精神折磨外,更壞鄭氏一門忠義之節,實甚於誅殺,又可博得美名。4. 廷議以臺灣險遠,欲墟其地。琅疏言不可:獨排眾議,上〈棄留臺灣議〉,有其戰略眼光,但也有其私心。看似一片老臣謀國之心,所陳肺腑之論,極為冠冕堂皇,但若配合施琅攻臺前後的作為,不難探析其真正用心,充滿個人私利考量。5. 又奏減臺灣地租,許之:奏減臺灣地租,固然有為臺灣生民考量,但以施琅在臺所占田園之廣(據推估約有七千五百甲),顯然有私利考量,與施琅在康熙22年在澎湖發布「曉諭澎湖安民疏」幾乎如出一轍。不僅凸顯清朝威望,同時也以蠲免居民三年徭役、差役,做為籠絡民心、甘為大清子民的德政。但私下卻又倚勢佔徵漁稅,一年規禮一千二百兩。與當時全澎所徵收「丁地船網共徵銀六百十三兩三分四釐」相差近一倍。實因澎湖土地貧瘠,他只好從漁艇陋規下手。表面一套,為民福祉,私下卻剝削苦累窮民。在鄭克塽投降後,至清廷派官治臺為止,臺灣實際的統治者為施琅。在這段無政府時期,他即對臺灣的田園及貿易,大力的朋分佔有。 6. 二十四年,請申嚴海禁:施琅先是主張開海禁,海禁既開,又要求嚴加限制。這種消極政策,主要源於預防大陸人民與鄭氏殘餘勢力的勾結。



施琅是一位忠臣?功臣?或是民族的罪人?如果從他的一生行徑,與後來種種神異事蹟的創造,也許他一點都不在乎是忠?是罪?他最在意者,可能就是貪婪之心下的自己利益,而非國家民族的大情操;驅使他力留臺灣,建設臺灣!

家世[編輯]
施琅先祖施炳,南宋高宗朝評事官,於隆興元年(1163年)自光州固始縣施大莊(今郭陸灘鎮青峰村)南渡入閩,為潯海施氏始祖。[3]

施琅生於明天啟元年(1621年)二月十五日。

降清與反清[編輯]
早年施琅出身武夷派,武藝超群,是鄭芝龍的頭號猛將,順治三年(1646年)隨鄭芝龍降清。然其反清之志尚在,不久又加入鄭成功的抗清義旅,成為鄭成功的得力助手、明鄭軍的重要將領,還曾經奉獻策略幫助鄭成功殺族叔鄭聯(一說族兄)奪取廈門,也積極參與海上起兵反清。

再降清[編輯]
鄭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施琅,施琅藉故殺了曾德,因而得罪了鄭成功,鄭成功立即誅殺施琅全家,施琅逃走,父親與兄弟被殺。由於親人被鄭成功族滅的大恨,施琅再次降清。施琅先後擔任清朝副將、總兵、水師提督,參與清軍對鄭軍的進攻和招撫。

施琅甫投清營二次領軍征臺遇風不順,後調北京任內大臣期間,甚為貧苦,依靠妻子在北京當女紅裁縫貼補家用所需。期間鄭成功在台灣病逝、鄭經繼為延平郡王;鄭經主政期間,明鄭內部派系鬥爭日趨激烈,群臣分以支持鄭經二子克臧、克塽為名,結黨爭權,國事日非。

進攻台灣[編輯]
主條目:澎湖海戰
1681年,鄭經薨逝,權臣馮錫範與宗室鄭聰等,發動東寧之變,殺了鄭克臧,立先王幼子鄭克塽。七月,清廷大學士李光地上書認為攻台條件成熟,光地為福建省泉州府安溪人,並推薦泉州同鄉施琅。康熙帝採納了李光地的意見,授施琅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銜,命其 「相機進取」;施琅遂得積極進行攻討明鄭的部署準備,時年六十一歲。

1682年,康熙排除朝廷中反對意見,決定攻台,命福建總督姚啟聖「統轄福建全省兵馬,同提督施琅,進取澎湖、臺灣」,授萬正色為步兵提督領軍12萬進駐福建,接應水師提督大將軍施琅,俱受姚啟聖節制。1683年六月,施琅指揮清軍水師先行在澎湖海戰對明鄭水師獲得大勝,後鄭克塽順命薙髮令率臣民降清。他還反駁當時清廷內部有人提出「宜遷其人,宜棄其地」的意見,上疏籲請清廷在台灣屯兵鎮守、設府管理,力主保留臺灣、守衛臺灣。施琅因功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

臺灣歸還荷蘭密議[編輯]
「三藩之亂」期間,福建主政者耿精忠與廣東主政者尚之信均鼓勵手下商人前往日本與東南亞貿易,以支應財政開銷。臺灣主政者鄭經也佔領福建海澄、廣東南頭(珠江口東北面)水域,以經營對中國大陸的貿易。1680年代起,在清廷逐步掌握閩、粵兩省後,開始整肅耿、尚兩藩下的外貿商。以沈上達為首的廣東外貿商,遭受到全面壓制;而福建外貿商則在總督姚啟聖籌備征台軍需的藉口下,得以苟延殘喘。鄭氏勢力在撤出中國沿岸後,因清廷對閩、廣外貿商之整肅,以及臺灣天災、暹羅洋米漲價等因素之影響,發生了軍餉與軍糧周轉不靈的現象。1683年夏季,清軍水師在施琅率領下,於澎湖擊敗鄭軍。東寧王國決定投降清廷「舉國歸命」[4],以免因洋米被截,導致飢荒。施琅在與英、荷兩國滯台人員接觸後,計畫以「臺灣歸還荷蘭」等方式,誘引英、荷兩國人前往福建或臺灣貿易,並以「外國貪涎」為由,力促清廷維持海禁,以達成讓福建外貿商壟斷中國外貿的目標。然施琅此一企圖,並未獲得荷蘭當局支持,遂於1684年,在康熙帝堅持開海,以及福建、兩廣總督不予配合的多重因素下破滅。[5]

統治台灣[編輯]
施琅攻佔台灣後,雖鄭成功殺施琅父兄,施琅仍親至當時葬於台南的延平郡王墓前,跪拜磕頭痛哭,喃喃禱鄭國姓,意略曰:「忠孝不能兩全,初芝龍公提攜施氏父子有恩,並且佩服鄭國姓忠於明朝鞠躬盡瘁,惟施琅也揹負父兄大仇;今之如此,各為其主,天意使然,四十年國仇家恨,糾葛至此,感傷不已云云;左右聞之動容。」[6]

在施琅的治下,規定「赴台者不許攜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連雅堂《台灣通史》)。首先嚴禁粵東人渡台,表面上的理由是那裡出的「海盜」多,實際原因是「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於是臺灣客家人人口數因此大幅落後同時移民台灣的泉州人及漳州人,而在日後分類械鬥中失利並退出平原。對其他地區的人民渡台也嚴加限制,竟然規定渡台人員不得攜帶家眷,也就是說不許老百姓在台灣札根,這一政策後來導致台灣婦女奇缺。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引《理台末議》的記載說:「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因此施琅對台灣的統治構成當時兩岸往來的最大障礙。

後事[編輯]
施琅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賜諡襄莊,贈太子少傅銜。施琅死後與其妻王氏、黃氏合葬。 卒於75歲


國內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引起不少爭議,我這裡不想多加評論是非,只想把這場爭論的論點說出來。

不少人批評編劇陳明「美化漢奸」,因為施琅變節,投靠清朝,然後再揮軍攻台,為滿洲人滅了明朝這個漢人正統(我記得朱元璋的檄文寫的好像是"華夏")。

編劇陳明當然很火大,他在一篇訪問中自言,自己是一片愛國心,收復台灣這等大事,豈可誣為「漢奸」行為?他說:

「收復台灣難道不應該肯定?即使把滿清視為征服者,在土地或版圖上也與中國利益存在客觀上的交叉,畢竟我們跟它共存于某種政治場域之中。例如,今天的疆域就是我們從他們手中繼承下來的。正是因為存在一個前面我説的由异族征服者到合法統治者的轉變過程,曾國藩、左宗棠以及康有為、梁啓超等等的留辮子、仕清廷、稱聖上等等才變得可以理解。」

顯然,陳明是用了今天的「中國」概念來評價施琅的,既然他在三百年前完成了統一大業,他當然是值得肯定!在訪問中跟他對談的石勇指陳明是歷史實用(機會)主義傾向,因為所有歷史事件及人物的意義,都是(或只有)當下意義,例如,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是民族義舉,施琅投靠清朝,幫滿洲皇帝康熙收復台灣,也是民族義舉。

這一點,陳明是直認不諱的,他說:「台灣問題上,不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備或没有武力解决的意志,只會導致戰略上的被動,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造成灾難性的後果。」似乎,對陳明來說,歷史的意義只能在這個「當下」被理解了,更有趣的是,陳明說,台獨份子很討厭施琅! 

除了是一種歷史機會主義之外,我想,陳明也是很虛擬遊戲的思考方式,台獨份子呀,鄭成功呀,康熙呀,台獨份子呀,胡錦濤呀,陳水扁呀,都可以在同一個時空裡比較及比併,真的很像一個虛擬遊戲。
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以歷史事實為依據,這是一般的常識。但是隻憑歷史事實就能正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嗎?顯然不能。舉一例而言之,如關於馮道的史實很清楚,但對他的評價卻有涇渭分明的兩類,一類認為他無恥,歷仕數朝,全無忠誠理念﹔一類認為在戰亂時代,馮道以蒼生為重,不斤斤於個人毀譽,使社會得以相對安定。中國歷史上對類似馮道這樣比較復雜的人物的評價始終不能一致,道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評價歷史人物,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評價者的主觀的歷史觀念的反映,而不是客觀事實本身的投影。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事實上是“我”的評價,而且是此時此刻的評價,既受制於“我”的認識,又帶有顯明的時代色彩。因此,同一的事實可以得出不同的評價,就成為很正常的現象。不但是不同的評價者有不同的觀點,甚至對有定評的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時期也會出現不同的見解,有時甚至是很奇異可怪的評價。譬如說,對岳飛抗金的評價歷來是積極的正面的,但近十數年來也有人認為如果從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國家的統一大業而言,抗金的行動似乎又不全是正面的。由此而折射出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有其深意在的。

  前不久有關施琅的電視劇正在播放,對於施琅其人的評價也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施琅的身世與功業基本上都很清楚,沒有什麼疑點。施琅是福建晉江人,先是海盜鄭芝龍的部下,后來隨鄭歸順明王朝。清軍南下后,隨鄭抗擊清軍。后來又隨鄭投降清朝。但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卻奉南明永歷皇帝正朔,高舉反清復明大旗,並邀施琅入伙,施遂率部加入鄭軍。但后來因故與鄭齟齬,又掉頭投奔清軍。結果在很長的時間裡,施琅一直是被看作變節者,當然這種視角是從傳統的正統觀念出發的。尤其在清末民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語境裡,施琅更不可能翻身而成為什麼愛國將領的。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是祖國統一的大義下,對施琅的評價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有人認為正是施琅的功勞才使台灣納入中國的版圖,他不算愛國將領誰算?

  但如果說施琅是愛國將領就牽涉到愛什麼國的問題,是愛他原來的大明國,還是后來的大清國?顯然他起初是愛大明國的,后來卻背叛了,轉而愛大清國。那麼現在說他愛國,到底是指愛那一國呢?很明白,說者既不以明代也不以清代說事,而是以今天的中國或祖國這種概念來說的,否則就難以自圓其說了。使台灣歸入清王朝的版圖,進而成為今天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琅確有其重要貢獻。但這樣的評價顯然是以此時此刻為標准的,而不是以彼時彼刻為准繩的。如果設想一下——純粹是設想,如果鄭成功及其后代反清復明成功了,施琅失敗了,台灣依然在大明國的版圖裡,那麼施琅算愛國將領嗎?歷史是極其復雜的,在王朝更迭之時,個人的進退與忠逆也是很復雜的。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常常被人所誤解,以為天下指的是國家,其實不是,那指的是文化,指從未中斷過的中華文化。因為顧炎武同時還有一句話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也就是說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應該關心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否中斷,而對於改朝換代,關心的應該是統治階級。一姓國家的興替有時的確是小民百姓管不到的,但如果民族大義淪亡,卻是誰都有責任的。但在前朝滅亡之時,有時是很難判斷文化是否會隨之而俱亡的,所以明清之際的薙發與易服引起了普通民眾的巨大反抗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因而以易代之際的忠君觀點來看施琅的話,是無法說他是愛國將領,更不能說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從客觀效果來看,施琅的所作所為又恰與歷史潮流相吻合,所以施琅又是幸運的,他的叛變南明成就了歷史上的奇功,使得今天的人們不能以簡單的一句話就否定他。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除了受制於“我”的認識與時代變遷以外,還要將個人品質與客觀效果區分開來。個人品質與客觀效果是兩回事。有時個人品質不怎麼樣,但在歷史上卻起了推動作用,有的人品質高尚,卻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在個人品質中,又有合理與不合理的成份,忠君孝親在封建社會中是美德,但如果愚忠與愚孝則又不合理。因此評價歷史人物有時真是很不容易,不但不可能一錘定音,甚至鐵案也還有可能翻案。施琅的個人品質是很復雜的,他既做過海盜,也鎮壓過起義,但他又能不計私仇,不對鄭氏后代施行報復,更重要的是他極具戰略眼光。不但在軍事上很有才能——所以才能征台成功,而且有海權意識,知道保台灣所以保大陸沿海的道理,在鄭氏政權覆亡,許多人認為台灣不過一偏僻海島,可有可無的情況下,由於他的極力堅持,才沒有被遺棄於國家版圖之外。從這一點看,他的功勞也是不可抹煞的。因此從客觀效果看來,應該說施琅對於統一大業是有貢獻的,而從個人品質而言,也有可取之處。至於簡單化地稱其為民族英雄,或情緒化地斥之為漢奸都並不妥當。

  相對而言,對於鄭成功,似乎評價相當一致,是一個完美的民族英雄,既圖反清復明,又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於個人品質既十分完美,於客觀效果又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毫無缺憾。但依然有一個尾巴,那就是他所建立的政權,從今天某些人的眼光看來,卻是清王朝統一的一個障礙。但這樣看是后人以成敗論英雄了,設想如果鄭氏反清復明成功,那麼鄭成功不就是另一個方面的統一大業的功臣?鄭成功幸而早死(他與岳飛一樣都死於39歲),如果他活到五六十歲,正是清廷征服台灣之時,以他的思想意識與能力,若其仍然固守台灣一隅,豈不也是阻礙統一大業?由彼及此,可以料定,關於施琅的評價決不是容易說得清楚的問題,還有賴於廣泛深入的討論。即使是當代人物,好像我們看得很清楚,是非功過一目了然,其實也未必,塵埃尚未落定,結論還不能下得太早。換句話說,對於人物評價,即使蓋棺也還不能論定。主觀的認識與時代的影響永遠左右著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以上所說還只是將歷史人物評價作為一種客觀研究而言的,如果將人物評價作為一種目的,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都是大將軍耶
chrischenslayer wrote:
施琅(1621~16...(恕刪)

Henry_S wrote:
【李志德╱專題報導...(恕刪)


好文!
中國人歷史朝代的認知也是很奇妙
元朝是蒙古外族侵犯,滅了漢人王朝,漢人的階級比洋人還不如。
朱元璋吃月餅驅逐了蒙古統治者,好不容易恢復漢人統治,領土也因此比宋朝增大了一些。
漢人統治者後來又被不同文字語言的滿人滅了,只因滿人皇帝擴張了極大的領土,後來繼承的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為了佔便宜,將外族奉為正朔。
當初日本人假如真的侵略佔領整個中國,包含朝鮮,東南亞,為了方便統治應該也是會跟滿人一樣,學習漢文化。
如果後來又被漢人推翻,那現在的中國可就是包含中國大陸,朝鮮,日本,東南亞,的超級大國,這可真是一點也不能少,十幾族大融合。
反正漢人被外族統治,之後再推翻,領土越來越大,也不是第一次。小不忍則亂大謀,虧大了。

施琅呀,漢族的罪人,台灣的大地主,在台民眼中此人跟吳三桂同級數,導致留在台灣的部分後代聽說改姓"才"。

說道這,鄭氏後代鄭超英在台灣被割讓後還渡台帶兵打過日本戰死台南,真是偉人之後一門忠烈呀。

台灣向後退 wrote:
施琅呀,漢族的罪人...(恕刪)


哥根據台獨大老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記載

做了一張台獨人士變節投敵,投降國民黨一覽表

不解的是這下面大部分都是從國外跑回台灣投降國民黨

如果是在台灣被抓而投降,哥可以理解

但是在國外那麼安全卻自己跑回來投降

1958/5:由台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串通,廖史豪義父陳哲民,離日返台投降(註:陳哲民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

1965/5/14:廖文毅(雲林縣西螺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由日本返台投降蔣家集團

1966/10/28:吳振南(屏東縣人,曾任「台灣民主獨立黨」代表 「臨時政府」副總統),返台投降蔣家集團

1968/1:在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秘密盟員許錫麟,因密航返台被發覺,被日本政府強制送還台灣,他後來投敵

1971/10/9:廖明耀(台中人,「台灣自由獨立黨」代表臨時政府國民會議議長 簡文介(本名簡世強,嘉義縣大林人曾在香港加入「台灣再開放同盟」,赴日曾任「台灣民主獨立黨」中央委員「臨時政府」情報部長等職,現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總部委員)施青香(台南市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秘密盟員)等3人由日本返台投降蔣家集團

1972/2/22:辜寬敏(台北人,辜顯榮之子辜振甫胞弟前任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現任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執行委員由日本潛回台灣投降蔣家集團,其後他的得力助手廖春榮(台北市人任聯盟執行委員宣傳部長 組織部長張榮槐(台灣藝專畢業,獨盟執行委員)等跟隨辜寬敏脫離聯盟

1972/4/9:邱永漢(本名炳南 台南人 在香港曾任台灣再解放聯盟秘書長赴日後出任「台灣民主獨立黨」秘書長台灣獨立同志社」顧問,現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執行委員)由日本返台投降蔣家集團(其他的得力助手蔡炎坤,本名季霖,台南縣人曾任「台灣青年」編輯「台灣獨立同志社」幹部)相繼返台投降

1974/6:郭幸裕(本名樁然,高雄,人台灣建國會代表),潛回台灣投降蔣家集團,陷害獨立台灣會同志徐美

1974/6/19:劉吶明(本名江懷,台南縣人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秘書「台灣自由獨立黨」幹部)返台投降蔣家集團

1975/4/17:由歐洲返台的協志會會員變節投降

1975/10/9:日本關西獨立團體「台灣公會」會員林璐環 黃來旺 盧成塗 楊子湖 楊新祈 詹東光等人返台變節投降

1977/5/10 李伯仁(本名廖招明, 「臨時政府」派幹部 ,「台灣獨立戰線」代表者)由日本潛回台灣投降蔣家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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