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共軍始終損失比較大的,國軍敗的原因不是不能打,而是補充能力很差,共軍有損失後很快能夠補充新的力量,但是國軍少一個就少一個。
陳立夫曾經總結過經驗說:
後來我們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就是日本投降後,所有在日本軍隊後面打遊擊的部隊,我們沒有收容過來。當時這些在北方、在東北打遊擊的部隊,都是本黨同志,後來軍政當局或許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之影響,不要這些遊擊隊的兵,引起了他們的怨恨,這些人心裏想:中央軍隊和日本人作戰時,我們在日本人後面打遊擊牽制他們,不無有功,到現在天亮了,我們也應該有個歸宿呀!現在中央卻不要我們,那我們跑到共産黨那裏去算了!這項政策的錯誤導致北方、東北那些打遊擊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産黨那邊。我們應該臨時接收他們,再慢慢地補充到各正式部隊裏去,才是正當辦法,如同淪陷區退出來的青年,如果我們當時不收容他們,他們自然被延安共黨收容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了,為淵驅魚,是等于壯大了共産黨,使他們平白增加好多萬人。
以上是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我們失去大陸。第二項失敗的原因是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當日本人占領了一地區,他們用日本軍用券一塊錢換取我們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幣一塊錢,他們用這種方法逐漸收去了我們的錢幣,而使整個淪陷區都用日本軍用券,而我們中央銀行的錢幣便不通行了。這時候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人,他有一萬塊法幣,那這個人必定很富有,因為那時吃一桌含有魚翅、燕窩的酒席,才不過三、四塊錢。在淪陷區,可以用一萬塊法幣去換一萬塊日本軍用券,人民感到並無吃虧,後來當汪精衛組織僞政權以後,他發行一種僞幣,此時一萬塊軍用券可換五千元僞幣,乃等于貶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後,收複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竟規定兩百元僞幣換取一元法幣,這一錯覺,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僞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僞幣的人只能換到二十五元法幣了,而這時候的法幣早已貶值了,所以原有一萬元法幣的人民,只剩貶值的二十五元法幣了。再舉例來說,抗戰初期,我曾用一萬塊錢協助兩所大學遷校,這兩所大學一所是複旦大學,一所是大夏大學,他們都在上海,沒有錢遷校到後方,我就撥給他們一萬塊錢辦好了這項艱巨的遷移工作。這樣看來,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産由一萬塊錢變成二十五塊貶了值的錢了,這不是替共黨鋪路嗎?還算什麽財政專家呢?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政策把有錢的人民也變成沒有錢了,沒有錢的人,更是一無所有了,以前有句話我不太懂,這句話就是「民窮財盡」,到這時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錯,可使民也窮了,財也盡了,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了窮人,無錢的人都變成了赤貧了。換句話說,我們已先替共産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産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當時政府不應該去占這種便宜。人民有五千塊僞幣,政府仍要用五千塊法幣去換才對;不應該占人民的便宜,用兩百塊僞幣換一塊法幣。他只看到自己這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慘了。勝利後我們剛回到上海,發現一切東西都便宜極了,因為我們一塊錢法幣等于兩百塊使用,所以大家都搶購東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軍事上失敗,把遊擊部隊放棄,使他們成為共産黨的部隊;財政上的失敗,是幫助共産黨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無産階級」,這兩大失敗,是我們為什麽要到台灣來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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