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一個故事：1917年俄國革命的主要（和被低估的）因素
或者說一連串成功的政變，都是持槍的人完成的。
更確切地說，是彼得堡的駐軍和波羅的海海軍，那裡離首都非常近。
(“人民”)沒有機會推翻沙皇，除非沙皇：
1.動員他們
2.把他們帶到首都
3.訓練並發給他們武器
4.確保他們有理由推翻自己，在這一次革命中的理由是“避免去一戰中戰場送死”
1917年的情況是可以預見的。
1916年11月，尼古拉二世可能已經懷疑他的內政部長普羅托波夫有反對他的陰謀，
並已在尋找其他候選人。他把這個內閣職位提供給克里扎諾夫斯基，但後者提出了幾點要求：
1.將近衛騎兵（最富有和最有特權的貴族軍團）送回首都
2.將首都46萬義務兵組成的龐大駐軍的一部分轉隸為警察（聽著，我們不會送你去打仗）
3.將其餘的駐軍趕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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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計劃，旨在降低爆發革命的風險
然而沙皇拒絕了他，所以克里扎諾夫斯基也拒絕成為內政部長。
不到三個月，沙皇就被推翻了，主力就是首都裡的這些義務兵。
我想說的是，學者們往往會誇大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是文人，對一些高深的邏輯構造很著迷，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傾向於低估一些來自外省的未受教育的農民的地位
即使這些農民恰好在首都武裝起來，人數達到46萬。
這些農民作為革命因素比知識分子更重要。
這些被徵召的農民可能對複雜的邏輯結構沒有興趣
但他們絕對有自治機構和自我利益。而且他們還有槍，
而且他們還有近50萬的人數。
因此，他們的立場意味著一切，而知識分子的立場則毫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