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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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55203
法不入校門？談校園性平事件的黑數問題
2016-10-12,
文／楊素芳（國立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資訊揭露於媒體上，輔大事件的發展讓社會大眾得以一窺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過程，竟然包含了如此複雜的互動關係與個人情緒、權力差距所造成的二次傷害、專業本位主義的心態，以及性別平等意識的不足等問題，而使得校園性平事件的救濟顯得艱難，這對學生的身體自主權與友善校園環境的傷害是很大的警訊[1]。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校園內性平事件的特徵在於常發生在熟識的人之間。（蕭昭君，2012：168）因此，更有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使得實際發生的頻率與狀況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嚴重。引用犯罪學對犯罪黑數的界定，相較於「官方統計數字的犯罪現象分析，一般稱明區犯罪資料」，犯罪黑數是指「難以被官方機構所獲知，沒有呈現在官方統計數字的犯罪事件。」一般認為，所有的犯罪類型皆存在犯罪黑數的問題，但性犯罪的黑數問題可能較為嚴重。
從近年來疑似校園性平事件的通報件數統計來看（參考下表），可以發現黑數確實是存在的現象。表格中呈現了近九年度的疑似校園性平事件總件數，其統計範圍包含小學、國中、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等各學習階段，以及特殊學校體系。從95年至98年，可以看出逐年微幅增加或減少的趨勢，從98年到100年的數據則有大幅度倍數成長，而100年到103年則又呈現微增與微減的趨勢。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與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表（件數）
從以上的數據變化，或許我們會產生些許疑問：為什麼98年到100年的件數統計會有如此大幅的變化？98年前的數據或99年後的數據，何者比較能反映真實的狀況？如果是後者，那麼這些數據的落差，便是傳說中的黑數浮上抬面的結果。
黑數從何而來？
回顧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修法歷程，可以看出該法雖然要求學校應積極處理性平事件，然而運作結果卻發現法條的不足，因此2011年修法，新增學校的通報義務與違反義務的處罰，以回應社會要求及使學校教育人員得以拒絕人情關說或壓力，杜絕校園性平事件發生[2]。換言之，性平事件的黑數，源自於學校面對疑似性平事件時，該通報而未通報，使得原本應致力於建立性別友善的校園，卻採取隱匿姑息的方式來處理，這也就是為何修法前後的通報件數，有如此大幅變化的主因。
修法之後，黑數還可能存在嗎？
目前處理疑似性平事件的處理機制與正當程序，依法規定是「知悉通報」、「性平會受理」、「性平會調查」、「調查屬實處分」。一般而言，學校或相關權責單位應依據上述的流程處理性平事件，然而實際上卻可能發生（在此，先排除過當事人隱忍導致學校不知情的狀況），在通報義務人知悉通報「前」，因為各種因素與考量，事件就被處理掉而成為黑數的情況。例如：A情況，錯用「當事人自決」與「當事人最佳利益」原則；B情況，則因性別平等意識不足或錯誤所導致；C情況，則以優先保護學校利益為前提，切割與迴避責任歸屬的違法措施，最為嚴重。
A：「當事人並不想申訴，把事情鬧大，對誰都沒有好處！」
B-1：「這種情況，應該不算性平事件，會不會太小題大作了？」
B-2：「當事人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不是外人可以釐清或評價的！」
C：「為防止當事人現在不申訴，畢業後反過來告學校，要請當事人寫一張切結書，切結是本人不申訴的。」
然而，衡諸於立法目的，之所以規範通報義務人（包括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在知悉有疑似校園性平事件時，應立即履行通報義務，且不須事先徵得被害人之同意。由此可知立法者於「主管機關行政監督權」之價值與「學校自主權」、「被害人意願」之價值間，選擇了前者（鍾宛蓉、2007:57）。因此，在修法之後，可能產生黑數的關鍵便在於，啟動疑似性平事件處理機制與法定程序前的「裁量空間」。而這裁量空間是無法透過明確的法律要件加以強制約束的道德準則，包括「反權力濫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績效迷思、「反專業暴力」—排除其他專業的參與，以及「反歧視對待」—刻板印象與偏見的再現等等。
讓法真正深入校園
我國推動性別平權的立法上，雖然近年來有很大的進展，主管機關與各級學校單位也訂定相關防治準則或實施計畫，並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等等，形式上法律早已以挾其強制力進入校園多年。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必須進一步去關注的是，法律所欲維護的核心價值，放置到校園情境與場域的運作過程中，能否真正地被落實？
黑數的存在，首先必須被消弭。當學校積極面對每一個疑似個案時，透過法定的處理機制，練習再練習，反思再反思，從個案中累積辨識「性／別」平等關係的經驗值，才能改變滋養性平黑數存在的校園文化，讓法治思維與性平理念真正走入校門。
[1]關注輔大性平事件發展的人，應該都很難不注意到夏林清教授在處理疑似性侵事件的過程中，對當事人關於「情慾流動」與「被害者」的詮釋。根據目前所揭露的資訊來判斷，批評者認為夏師的言行，有違反性平事件正當程序與專業倫理，然而，除此之外，本文認為，夏師與相關人實際上可能足以構成疑似性霸凌的行為（即「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而成為該事件所延伸出來的「另一個疑似性平事件」。
[2]性別平等教育法於100年修法，第21條新增要求「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立即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依法向主管機關通報。」第36條規定違反者，處以罰鍰（新臺幣3～15萬元）；及第36之1條，新增設若因此導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予以解聘或免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