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chungJay wrote:
這數字對嗎？翻過來的？...(恕刪)
麻煩有空也查查日本人殺了多少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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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6724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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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67253300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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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67253316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里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里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里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里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里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20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10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里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于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里，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鍊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個人積分：706分
文章編號：67253326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里，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衊”。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個人積分：706分
文章編號：67253332
個人積分：706分
文章編號：67253573
1、1967年青海西寧「二二六」事件
據美中文摘報導，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寧武鬥擴大到省委、省政府、軍民用機場。省公安廳、西寧市公安局被佔據，3所大學、12所中專、職校、35間軍工企業職工參與造反，從2月26日到3月5日持續武鬥，曾出動了「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
武鬥造成2,177人傷亡，死亡822人。
2、1967年7、8月黑龍江伊春武鬥事件
1967年7到8月，黑龍江省伊春市林業局籌備「革命委員會」，因派性激發，對立的兩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捍衛者」自居，經過15天協商，雙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協，又因爭奪財權發生衝突，開始搶掠市財政、銀行。
中共地方駐軍參與支左，導致武裝對峙。8月2日至8月25日，武鬥升級。武鬥造成37座政府建築物被毀，兩座軍營遭炮彈攻擊，230多名中共官兵傷亡。
在武裝衝突中，有3,750多人傷亡，有記錄的死亡名單為1,944人，多數是林場職工和家屬。
3、1967年8月至11月湖南懷化武鬥事件
1967年8月到11月，湖南省懷化市職工「紅衛兵造反派」佔領、接管了懷化勞改農場、勞改工廠。
中共軍隊奉命進駐，遭到武力阻止。勞改農場、勞改工廠的囚犯們被武裝起來編成敢死隊，向中共軍隊進攻。中共軍隊奉命鎮壓，造成37,7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中共軍隊傷亡430人。
4、1967年6月至68年3月四川宜賓大武鬥
1967年6月到68年3月，四川宜賓地區兩派群眾組織，就「劉結挺、張西廷，是毛澤東司令部戰士還是劉鄧司令部黑干將」發生激烈鬥爭。
當地中共駐軍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展開激烈的武鬥。參與動用武器武鬥的有17萬多人，有兩個團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傷亡，死亡21,100多人。
據悉，中共軍隊在宜賓地區實施戒嚴長達15個月。
5、1967年10月至69年5月內蒙古「內人黨」事件
1967年10月20日到69年5月底，內蒙古發生「內人黨」慘案。主要來自北京、河北、山東的 66屆、67屆、68屆大專畢業生，有56,200多人被殺害，多達377,000多人被關押，受冤案打擊迫害的人達355萬多人，占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6、1968年5月至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鬥
1968年5月到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間企業單位的職工發動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華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圍了兩地的「革命委員會」，佔據了鐵路、公路交通長達12天。
該事件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性質，說「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後台」，從合肥等地調動5萬中共的武裝民兵，配合中共駐軍限時繳械自首。期限到後，展開進攻和逮捕。
在長達35天圍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3,433人，軍人、民兵傷亡525人，827間建築被損毀。
7、1968年12月至69年2月陝西寶雞武鬥
1968年12月到69年2月，陝西省寶雞地區八間兵工廠展開「清理階級隊伍」政治運動，7萬名職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為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當地中共軍管會宣判死刑立即執行。
第二天，全地區發生大動亂，中共駐軍報稱發生「反革命暴亂」，展開追擊，於是追擊和反追擊戰鬥開始，出動了坦克、裝甲車、四筒平射炮、噴火器等投入戰鬥，死傷 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
8、1968年4月至7月廣西南寧「四二二」慘案
1968年4月到7月，廣西南寧地區兩派「群眾組織」130多萬人參與武鬥和自衛反擊，中共軍區5間武器庫的槍支彈藥遭搶。4個月時間，發生武鬥22起，有175,0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人數101,000多人，報失蹤33,115人。
據悉，廣西南寧武鬥是文革中死傷中嚴重的。
9、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兵變」大鎮壓
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石河子、奎屯梁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發生「集體兵變」造反，中共於是出動軍隊、建設兵團進行整頓、整肅，引發武裝對抗，展開激戰，石河子地區有7,330多人傷亡，其中2,170人死亡。兩地報失蹤8,137人。
據悉，中共在武裝鎮壓中，出動了武裝直升飛機。
10、1975年雲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雲南省「沙甸事件」，又稱雲南鎮壓回民事件，造成3,700多人傷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沙甸地區當局建築物被炸毀。
對於這次武裝鎮壓事件，中共官方的說法是：「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但也有報導稱，最終是鄧小平命令軍隊對此穆斯林村莊進行了鎮壓。
（責任編輯：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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