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東北人,對國內外政治研究的還算不少,歡迎友善提問誠實交流,盡量知無不言


RR wrote:
我只對這兩個字有意...(恕刪)


国民党那会儿滥发纸币真的害死人的,你让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人家怎么怀念。。。
我前几个回复就有说。
那会儿,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来了就发新货币,黄金,银的,镯子,戒指什么的全部换走,
我奶奶那会编草鞋好辛苦,赚了点钱,来了一拨人发行新的钱,老的钱,全部变成废纸。

我奶奶那些年跟我说了几十次(老人絮叨),说当时把我爷爷气的,把铁盒子里存的那些变成废纸的钱全扔进灶坑里烧了
我当时还开玩笑,要是留到现在,当文物纪念品,也不至于一文不值啊,烧了干什么。。。

台湾那边军民自然会受到照顾毕竟不能乱,国民党带着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和文物去了,可我们这边怎么活呢,当时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拎着一捆钱买不了一袋米的日子,就跟现在委内瑞拉似的。

说白了,普通平民能有什么意见,谁给我衣食温饱我听谁的,不就这么简单点事嘛
不给人活路,怎么可能怀念。。。
明月幾時有... wrote:
如果中共做的真的好...(恕刪)

新加坡因为穷被T你这是从故事会看来的吧。

事实上新加坡在英治时期就是大马的商业中心并不穷最高时60%税收要上交中央,只是资源匮乏而已。
63年大马成立华人一下就从37%上升到42%成为第一大族群严重威胁到巫统的地位,所以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新加坡公民不能参加马来亚的大选,马来亚的公民也不能到新加坡从政。

当然华人内斗也厉害马华公会联合巫统打压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造成关系急下,然后也不知是阴谋还是无意的挑衅造成了种族暴乱,1964年7月21日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二”。当天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游行马来人在维护民族与宗教利益的口号下,向华人宣泄了长期的不满与怒火,演变成了可怕的种族暴动。

因为这些原因巫统领导人东姑发起新马分离议案意思是“感情已经破裂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几个小时就通过了,本来能当斧头帮扛把子你现在让我当幼儿园一霸,李光耀能不哭吗。

PS:马来西亚并不是马来人的最早是无人居住的岛,华人最先或者同期跟巫族迁移过去开垦的现在也占巫族的1/3人口,凭什么勤劳有钱就应该压迫吗。

明月幾時有... wrote:
我從不認為會去大陸...(恕刪)


老实讲我也不能肯定台湾来大陆的学生是什么水平,但近几年确实qs排名还是泰晤士报排名,台湾的好大学排名下降(台大最近的事也挺让人失望的说实话),而中国大陆的得好大学在上升中(尤其是别只关注清华北大,这几个总是是很高不用担心)

我觉得随着情况的变化,台湾的学生里,学习最好的那些,在选择方向的比例上也会出现变化吧。
毕竟大陆这边大学的学费极低

不过有一点,我是认为中国的大学是需要自省的,就拿哈工大为例吧,这个水准的学校,一部分辅导员和学生组织,官本位气息十分浓厚,小小年龄不好好长本领,也开始扯些官僚主义

我很反对党支部之类的政治组织涉及校园(台湾的政治介入校园好像更严重。。。从比例上来看)

两岸这种事最好还是都各自管管的好。

我认为,学术就是学术,少扯其他,大学里,少扯那些有的没的,即使要强调文化多元,也应该主轴明确把本职工作做好再谈其他,尤其工科,扯些有的没的,非常令人不爽。

kouchou wrote:
>為何要統一?統一...(恕刪)


感谢
其实我在这些年,对很多“大范围盈vs小范围亏”的事,都有一种矛盾之感

中国盈,东北亏,
如果不是总有人白眼狼笑贫不笑娼地骂东北,我也懒得计较,多数东北人其实也懒得计较
东北人可以说对这个国家最忠心不二的一群人了

举个例子即可看出
独生子女政策,国家减慢出生率,国策是对的没错
东北人执行的相当严格,
对比之下,我那些同龄的南方朋友家,尤其福建广东,很多家也没执行,家家俩孩子或以上

东北当时执行的有多严格,
像我姑姑家,夫妇二人都是公职,当时是政策执行初期,第一个是女孩,山东人的习俗(虽然我爷爷那代就已经是生于哈尔滨了),重男轻女,就想生第二个,因为这,差点没把公职丢了(结果第二个还是女孩子,我姑父这辈子都极其遗憾。。。他貌似三代单传),也因此影响了晋升机会。

至于东北的乡镇农村地区,那执行的就更严格了。

上面说的还只是初期,1976-1980那时
到了1985-1990我出生的年代
我家乡的同龄朋友,几乎没有哪家有两个孩子。

要知道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孩子,是有很大风险的,孩子这一辈子如果有点什么意外,老人。。。
但即使这规则过于硬着陆,东北地区严格执行规则了。

被坑的,永远是最老实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对比今日的东北,港台,太明显了。

其实也正是和台湾的朋友相处久了,去深入思考个体的得失,我才会有移民的想法
我爱这个整体,但我也不想个体被坑。
总不能说我有所保留就是不道德吧。

唉。

htmlgate wrote:
台湾和大陆的思维是...(恕刪)


朋友看的透彻,佩服
我虽然说话啰嗦没有你提炼的好,但逻辑还可以能看懂

我的感觉是,台湾的本质,是部落文化,没有一个缓慢过渡到农耕文明——封建君主——极权——民主化的过程
跳了好几步的坏处就是,
1.畏威而不怀德,这是典型部落文化的特点,日本也有这样的影子,但日本人的思辨能力要远强于台湾
2.口口声声民主,却又期盼一个执行力强的铁腕人物。

所有人都没方向,又或者说所有人都各说各方向。
缺乏思考,只为多元的形式主义。
为什么多元,不管。反正形式上一定要很多元。

你问他要什么,不知道,然后你说一个方案,不同意的永远多于同意的,不动的永远多于动的
西方的城邦民主,本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为选民基础,发挥妥协的艺术

台湾民主的乱象就在于,选民基础的学识不够,都不必说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了,连大的方向也无法做出判断
台湾又没有一个传播机构,或者有公信力的机构,去把实情告诉民众。

这个论坛老实讲已经是我看到的台湾人的论坛里相对有一定水准的了,仍然回答了相当多的非常表面就可以查到的东西
被这样的媒体包围,才是真正的死结,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

很多问题,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涉及到的相关方向判断,甚至会影响他们一生。。。
按理说如此重要的事,早就应该全盘弄清楚并有一套自己的路线了。。。然而。。。他们竟然不知道。。。

这真的很危险,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已经灭绝的渡渡鸟。。。当年在岛上蠢萌小确幸着。。。
幸好他们的对手是同族的我们,不至于至他们于死地,如果是其他族裔,台湾人这样,真的会有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台湾人,自从国民党登岛开始隐瞒一些真相,一直到今天,这隐瞒的雾已经厚到没有一个岛内的政权或者组织能把雾完全吹散了。台湾的政治氛围,也越来越像菲律宾,尤其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菲律宾,蔡英文像极了阿基诺三世。。。

simon1989b wrote:
国民党那会儿滥发纸..台湾那边军民自然会受到照顾毕竟不能乱,国民党带着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和文物去了,可我们这边怎么活呢,当时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拎着一捆钱买不了一袋米的日子,就跟现在委内瑞拉似的。.(恕刪)


這是你們的教育給你們的錯覺,有興趣可google以下聯結:

1.美援:
2. 台灣通膨:
3.故宮文物:
4.國民党帶去台灣的黃金

不相信繁体字,可以看大陸人寫的簡体字的相關文章.

從這篇開始,本人實在不相信你接觸外網已經好幾年了,你的思考羅輯跟沒出國過的大陸人是完全一樣的...
你的關點完全是沒出過大陸的封閉思想,跟其他沒出國過的大陸人也沒什麼不同!認為只要在網路上仇共仇中的一定是台獨彎彎,不然就是綠蛆...有沒有想過, 仇中的還有那些人?

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想法,因為我們連台灣總統講的話都可以不接受...


補充一下, 大陸人都說東北人愛吹牛, 今天總算見識到了!


我也是哈尔滨人,是工大21系毕业的后辈,我研究生室友是5系的。比较好奇老哥学经历。

打臉開始:
1.故宮文物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02479.html

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依然悬而未决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精品文物迁址保存。这批文物在经历了南迁、西迁、东归的颠沛流离后,最终一分为三。一部分入台;一部分回归北京故宫;剩下的一部分,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宋春丹 2016/12/08 09:30浏览 18.1W字体: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87年6月,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前在吉林大学任教多年的新院长雄心勃勃,想要在自己手上收回故宫流散在外的文物,打造一个完整的故宫博物院。

“这个问题要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考虑。我们大陆内部的文物问题都解决不了,将来怎么要求台北故宫的文物完璧归赵呢?因此,我就产生一个想法,要办成完整的故宫博物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张忠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

这批文物共2211箱。1960年,故宫博物院和江苏省文化局签订协议,约定“寄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由后者代管。本来约定最多寄存两年,由于种种原因,一存就是55年。

故宫慈宁花园宝相楼的佛堂里,已经空了80多年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依然空着。

辗转迁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逼华北,为使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决定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

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之后,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了专门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又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在南京。

1944年,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1946年,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而取名梁嘉生。

抗战胜利后,分散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库房对面的院子现在变成了江苏省昆剧院,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家属院。1947年5月,梁金生在这里出生,因南京又称金陵而取此名。

朝天宫库房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000多平方米。

梁金生小时候喜欢在库房后山上跑着玩儿,也经常跟大人坐马车去位于中山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玩儿。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有时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地响。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共计2972箱,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后藏于台北故宫。

1949年1月,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随第二批文物登上招商局“海沪轮”。本以为是短暂离开,没想到成骨肉诀别。1972年,梁廷炜在台湾去世。

梁匡忠则奉命留守南京。他和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在南京迎来了解放。除了赴台的15人和辞职的,南京分院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有十四五人,梁匡忠担任库房保管。

解放初期,常有国民党飞机来扰。警报一响,梁金生就跟着大人跑到朝天宫库房地下室躲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进到朝天宫库房里去。抬起头,能看到所有窗上都贴着防止玻璃炸碎伤人的“米”字条。

1951年,梁金生的妹妹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

解放后,南迁文物开始分批返回北京故宫。1953年,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也随其北上。

回到故宫后,梁匡忠担任了库房保管员。下班后,常有政治学习。6岁的梁金生经常佩戴着家属证来故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故宫四处溜达,抓蛐蛐,逮蚂蚱。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他和其他一些家属小孩常在假期里来故宫除草,赚点书本费、学杂费。

1956年,梁金生的小弟弟在北京出生,取名梁燕生。

委托代管
整个50年代,故宫分三次从南京分院运回了南迁文物。

根据故宫官网记载,南京分院的文物迁台后,尚存11178箱。1950年,从南京分院运回1500箱。1953年,运回716箱。1958年,运回4027箱。

根据这个记载,三次共运回6243箱文物。不过,故宫在别的场合又提到过,共运回“8000余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1933-1952年在任)的孙子马思猛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总之,一个被认可的数字是,2211箱南迁文物留在了朝天宫库房。约10万余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

1960年,故宫博物院撤销了南京办事处(南京分院1954年改为此名)。经北京市文化局(当时故宫归北京市领导)和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后,故宫与江苏省文化局签订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移交接管协议书》。

协议规定,将现有工作人员5名,连同朝天宫库房建筑、工作室66间,以及家具、图书等物,全部无偿划归江苏省文化局。对于这批文物,则约定:

故宫博物院现存南京办事处库房的2211箱文物仍原箱不动存放库内,由故宫博物院编号造册点交寄存,寄存时间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协议还附上了委托代管文物箱册等各种清册。之后,江苏省文化局将库房等设施分配给了南京博物院使用。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故宫没有如约在1961年底前将文物运回。南京博物院致函故宫,双方商定,延期至1964年底,最迟不得超过1965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引发了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故宫大门关闭。运回文物之事,再也无人提起。

交涉
故宫重新开始交涉这批文物,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国家文物局两次发文给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文化厅催办,无果。

1987年5月,故宫派人去南京,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季根章建议他们直接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商谈。故宫人员在南京博物院见到了徐湖平,但无功而返。

就在此时,张忠培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上任后,加紧了解决此事的步伐。

出生于这批文物迁徙路上的梁金生,再次与这批文物结缘。1979年,故宫统一对外招考人员,他通过考试进入了故宫,正式成为这个“故宫世家”的第五代 传人。1985年,他成为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负责文物总账的管理、文物征集和点交等,后来又担任了故宫文物管理处主任。

1987年7月,故宫电催江苏省文化厅,得到了干脆的答复:希望故宫支持,将全部文物留下。

张忠培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当年的协议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签订的,在法理上这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的关系,和南京博物院没有直接关系。

张忠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首先要由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或国家文物局进行行政调解,调解无效才可以诉诸法律解决。

随后,张忠培找到国家文物局,请国家文物局调解此事。同时,张忠培以一年8000元的酬金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故宫法律顾问,开始做诉诸法律的准备。故宫后来成立法律处,即起因于此。

1989年起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文物局要管全国的文物事宜。对于南迁文物这个遗留问题,当然要关心。原则上就 是要‘恢复原状’,返回故宫。具体怎么弄,还得双方协调。国家文物局原则上还是支持故宫的,因为文物有完整性问题。有些文物跟故宫息息相关,对研究故宫的 历史和文物收藏史都很重要,放在故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这一例。马自树谈了这样一件事:文革后期,西哈努克要来参观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为了做好接待工作,洛阳市文物局从故宫借 了慈宁宫一座佛堂的所有佛像。80年代,故宫要求归还,国家文物局表示支持,但始终无果。“河南这个问题没解决,南京可能觉得左邻右舍是这样,那我着什么 急。”马自树说。

1988年两会期间,张忠培找到了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顾秀莲,当面提起此事,顾秀莲表示回去了解情况。

这年5月,张忠培再次派人前往南京交涉。

故宫方面提出了对这批文物的处理意见。双方先共同开箱清点、造册,故宫再将几类东西运回:一是离开故宫就不能真实反映文物意义的藏品。例如700多尊 “大清乾隆年敬造”款铜佛,原为慈宁花园宝相楼佛堂的原状文物,现在该佛堂楼上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一直空着,一旦把这批铜佛运回,佛堂即可完整恢复原 貌。而在南京只是佛像而已,含义是不一样的。二是配套类的,如罐盖。 罐儿在故宫,盖儿当然应该拿回去,才能保持文物完整。三是故宫缺门的或稀少的。余下的,可按一定比例由双方分配。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对方说,故宫和南博都是国家的,这批文物也是国家的,放哪都一样。故宫长时间不取走,说明对这批文物不重视。而南博保管了这么多年,对这批文物已经有了感情。

几乎每次的商谈都是重复这些内容。说急了,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就会缓和气氛,说,哎该吃饭了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吃刀鱼!

1988年底,张忠培听闻南博展览了南迁文物,就派人赴南博了解情况,并在展厅里拍了照片留存证据。

张忠培从院办秘书处拿到一张台湾报刊的影印件。上面的报道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表示,一旦两岸统一,应让南迁文物回归北京故宫。“我一看到这个报道,就想台北故宫院长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些人却没有。”张忠培说。

“不能拖到下个世纪”
进入90年代,故宫文物回迁问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9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将关于故宫南迁文物处理问题的情况报告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时任政治局常委批示:先由文物局或文化部协调处理,是否报中央,视进展情况再定。

1992年7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主持召开了各方参加的协调会议,商定清点工作从当年9月开始。

为此,故宫组建了清点小组,花数万元印好了账册和封条。

不久后,故宫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负责人口中收到了南博的一个口信,称南博要在年底举办院庆活动,清点工作不能如期进行。

等待一年之后,故宫再次致函南博两位院长,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以便尽早开始清点工作。

但清点工作始终无法开始。

1996年6月,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关于解决方案的请示:一、4000余件杂项,即“宫廷文物”,全部运回,因为这部分文物只有放回故宫才能发挥其应有 的历史作用。二、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文物的作用,并报偿南京博物院多年来的工作,关于10万件瓷器中重复的,拨南博一部分,具体办法是:相同瓷器在 10件以上,50件以内的,按二、八分成(故宫为八、南博为二);50件以上,100件以内者按四、六分成(故宫为六,南博为四)。如此,约有三分之一的 文物将留给南京博物院。

12月,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厅举行了座谈会,决定开展清点工作。

1997年4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带队,再赴南京。

马自树参观了朝天宫库房,在地下一层见到了一部分南迁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箱盖的钉子已被起开,故宫博物院的封条也被拆下。已开箱的文物一部分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中展览,一部分仍在箱子里。他在库房见到了一些木质牌位,保管得不错。

马自树一行与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博物院举行了会谈。

马自树说,张文彬局长来了以后,对这件事很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个世纪的问题要在这个世纪解决,我们这一代的事 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不能拖到下个世纪。东西是故宫的,应回故宫,当然都是国家的。南京在保管这批文物的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这次来,就是商谈落实清点工 作的具体安排。

南京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后,因为当时要搞院庆,拖下来了。现在南博盖好了新库房,保管部这一年的任务是搬迁文物到新库房,很忙。

故宫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到1997年6个年头了,再拖,我们这一代就完不成任务了。不能再拖了,人生有几个6年呢?

对方说,库房电线老化,电的问题一拖,事情一多就又拖下来了。电要重新换一下。

马自树说,电的问题好办,只要库房里可以照明就可以,现在谈谈这项工作的启动。要有个进程表。

下午继续会谈。南京方面再次提出了文物应留在南京的意见。马自树说,你们这样做,把去年12月的座谈纪要全推翻,我们回去无法交待。

对方说,对人民能交待就行了,我保护好就行了,现已经是博物馆的财产了,你把账给我,局里一批就行了。他还说,文物局、中央领导要听听我们的意见,要听进我们的话,不要一谈南京问题就是你们要顾全大局,好像我们不顾全大局。

马自树说,这是客观的悬案。南迁文物故宫委托江苏省文化局代管,南博对这批文物的保管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文物局一贯的看法,南博催过故宫,故宫由于 “下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没能运回,这些都是事实。文物局的观点是端正的,这是历史问题。这次我们来就是落实清点的共识问题、住宿问题,没想 到落实不了。看来思想上还有些问题没解开,还有些问题我们没听到。关于处理问题是最后一步的问题。要承认历史,也要承认现实。现在,大家都忙,可以不可以 清理,我要一句话。

对方说,现在没办法清理,没有人员。

商谈不欢而散。

领导人调研
根据故宫官网,1997年9月,李鹏视察故宫博物院,李铁映和贾庆林等陪同。

领导人就故宫南迁文物、筒子河治理和故宫地下展厅等问题进行了调研,针对南迁文物问题提出了三个处理原则:一、明确这批文物是属于故宫的,要在国家文 物局的主持下进行清理、登记、造册。二、这批文物现在要全部运回故宫也不现实,但那些不放在故宫就不足以体现其价值的文物和故宫原状陈列需要的文物,要送 回北京。三、大部分文物还是要留在南京,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故宫博物院也可以在南京建个分院。

根据南京博物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东南文化》,10月10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江苏省副省长俞兴德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博物院。上午9时许,李铁映一行来到朝天宫库区,逐层查看了库房的文物保管保护情况,并打开了一些箱子仔细观察。

11月,根据领导人的指示,国务院针对故宫“南迁文物”下发了通知。

故宫向国家文物局表态,将派员南下,参与清理、登记、造册工作。

这期间,出了一个插曲。

1998年,国家文物局获知,南博在日本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日本NHK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镜头里,南博朝天宫库房的大铁门徐徐打开,摄像机推进,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库房里开箱,把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箱子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清晰可见。

国家文物局请来了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观看这盘录像带,听取他的意见。张忠培记得,录像中有南博领导开箱的镜头。

不过,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迁的,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古物陈列所去台湾后,没有运走的一批文物就拨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 物院前身)。由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主要来自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清代皇宫文物,与故宫的南迁文物同祖同宗,形式上、制作上都一致,所以单从南博陈 列的展品上,并不能说明是来自故宫还是古物陈列所。

各执一辞
1999年5月和8月,为落实国务院通知,国家文物局召集江苏省文化厅、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关负责人,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行了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开展清理工作,由财政部拨给专款,清理阶段不涉及今后的管理问题,要求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

会上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文物局一位副局长担任组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钱林祥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担任副组长。又成立了清理工作小组,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牵头,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领导参加。

“改革开放后,很多规律发生变化了,强调物产权。现在对地方文物不能简单采取调拨了。”钱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这样僵持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交代。应该让这批文物与公众见面,发挥最大化社会效益。”

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呈报了会议纪要。国务院领导指示,在清理过程中要注意不得损坏,更不能丢失。

会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处长在4个月内6次致电或亲赴南京,催办清点工作。对方总是答复,正全力忙于南博新馆的筹备、开放工作,或新馆开放后人员跟不上,没有精力做清理工作。并建议,先落实国办通知中恢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意见。

2000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江苏省政府发函,请其敦促南京博物院支持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理工作。函中称,如果江苏省政府积极敦促后,南博仍无限期 拖延,则建议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于故宫和南博之外抽调其他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组成精干的清理工作小组,全面承担清理任务。

6月,江苏省政府向国务院发出请示,提出了这批文物应归南京所有的几条理由。

其中一条理由,是刘北汜的《故宫沧桑》中的记述。刘北汜曾任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他所著的《故宫沧桑》里写道:“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小部分拨交南京博物院。”

另一条主要理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江苏方面称,1961年签订协议时,吴仲超(1954年~1984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向江苏 省文化局周局长口头承诺:“过了1961年底不来取走,文物就算你们所有。”1979年,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专程赴京拜会吴仲超,吴仲超表示,这批文 物就留在南博。

江苏省政府提出:

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经故宫多次筛选,精品已被运回,剩下的宫廷文物,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可谓微不足道。而对南京博物院来说可以补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南京博物院经过几十年建设,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经达到国内先进博物馆水平,为保护利用这批文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京博物院实际上承担了近半个世纪的保管责任,1959年后,故宫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保管从未过问,尤其是在文革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南京 博物院的专家和干部职工冒死坚守,这批文物极可能毁于一旦。文物搬来搬去也易于损坏,而且过于集中也不利于避免突发性灾害带来的损失。

对此,故宫方面回应,刘北汜是文革以后调到故宫的,对以前的工作并不了解,况且《故宫沧桑》是他私人著作,也不能代表院方意见。而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没有任何记载,没有法律效力。

故宫称:

故宫将朝天宫库房移交给江苏省文化局后,也一直与该局联系,对未能将暂存文物取回表示了歉意,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断了联系。经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灾难。

会见台北故宫老院长

2000年后,对这批文物的争执之声渐渐弱了。

但故宫的老人一直不能忘怀这批文物。他们认为,不管最终如何解决,现在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完成清点。因为关于这批文物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丢 了,有人说让日本人拿走了,到现在对公众都没有一个解答。故宫在院史上必须要有这一笔。这批东西到底怎么了?对历史应有一个交待。

82岁的张忠培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一件往事。

2001年,他向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建议,邀请前一年刚刚卸任台北故宫院长的秦孝仪来大陆访问,得到采纳。秦孝仪是老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的笔杆子。早在1994年张忠培去台北访问时,就与他相识。

秦孝仪来北京时,张忠培去机场接机,汽车直接开到已经关门了的颐和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颐和园的一个亭子里宴请了他,张忠培等人作陪。

席间,秦孝仪说,自己要说一件事。

他说,在台北故宫,从北京故宫迁去的文物的编号是“故”字号,后来收购或接受捐赠的文物是“新”字号。他们对这批“故”字号文物做了认真清理,发现只有一本书丢了一页,其他都保存完好。

张忠培认为,这是秦孝仪在1988年对台湾媒体发表“完璧归赵”的谈话后,当面对大陆文物界朋友所做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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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为何依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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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23


航海果果
东西是不是不在了,为推卸责任拖着不让清点

12/08 19:30回复(0)赞(0)

老夏的日常
你故宫就那么大地方 很多文物都展不出来 为何不建一个故宫分院呢 也不需要千里迢迢去北京看了 台湾就有嘉义分院

12/08 19:30回复(0)赞(0)

均者克己复礼
还是放南京好,分散一点,利于保护。

12/08 19:00回复(0)赞(0)

周博通炳钻
奇葩啊 又开眼界了

12/08 17:30回复(0)赞(0)

莫非???
无非就是利益分配罢了,谁不知道这批文物展览对博物馆来说意味着什么…

12/08 16:59回

明月幾時有... wrote:
這是你們的教育給你...(恕刪)


等等。。。我自家的金银首饰被强行收走换纸币变废纸。。。我为什么还得要别人来告诉我我家没吃亏?

我自家现在生活的挺好——你被洗脑了,你其实生活的不好。。。
我过得还算挺幸福的——你被洗脑了,其实你不幸福,得我台湾人/美国人/XX人说你幸福你才能算幸福
我觉得自己还挺自由的,共产党挺民主的——不行,不民主,得台湾人/美国人/XX人说民主才能叫民主,你们是独裁的

所以,无论我网内网外多少年,我是不是得跟你台湾人一个口径,才叫不洗脑?

我自己奶奶的亲历,不能算,还得你来告诉我,国民党没让我家吃亏,是这意思吗?
2. 台灣通膨: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655

舊台幣4萬元兌換新台幣1元的故事:戰後台灣為何被捲入中國嚴重的通膨風暴?

文: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台史所合聘教授)

1945年10月接收台灣以後,陳儀在蔣介石的支持下,透過不採用法幣而實施台幣的政策,試圖防堵中國大陸嚴重的通貨膨脹,透過輸入的方式衝擊台灣的經濟。[1]

但是,此一政策是否有效,實際上是以國民政府的匯率政策作為依歸的。而此一戰後台灣史中短暫的「一國兩制」經驗的意義,比起對國民黨當局統治政策,或是陳儀不當施政的批判,過去較不受重視。但是對戰後初期的台灣經濟而言,則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一、初期匯率問題的影響
對此,汪彝定的回憶錄便清楚地指出,(中央的)國民政府所訂的匯率如何對台灣造成不公,而有利於中國大陸來台取得物資,過程中以匯兌不當的狀態,取得財經上的利益,這也就是低估台幣的價格所帶來的影響。

《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
汪彝定回憶:「1946年初來臺時最令我驚喜,後來卻深感遺憾的是臺幣與法幣匯率(一比二十)不公平。拜此匯率之賜,我們這些早期來臺的窮公務員,忽然之間發了一筆小財。我帶來臺灣約有一、二十萬元法幣,按照二十比一的匯率,變成六、七千元,甚至上萬元臺幣。

我穿著一條舊卡其褲子來到臺灣,這時趕緊去太平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二、三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筆錢(六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不公平的匯率,是臺人怨懟的一個原因。」[2]

另一方面,也由於台灣的廠商或個人,要在中國大陸購買物資必須使用法幣,而台灣的法幣供給相對不足,而導致法幣價格被高估的一個狀態。但是,台幣與法幣的匯兌制度,所帶來的不良的影響,在當時少被提起,因此在後二二八之後的狀態,不比二二八事件當時更為嚴重。

二、後二二八的通貨膨脹問題
後二二八台灣的通貨膨脹問題,與二二八之前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積極建立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網絡。大量的糖、茶、香蕉與鳳梨等產品,被輸入中國各省。但是,國民政府(及其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貨幣(法幣、金圓劵改革後此一狀況依然)對台幣明顯高估,[3] 且因中國大陸嚴重惡化的通貨膨脹及貨幣劇烈貶值的狀況下,由於買方付款的延遲,貿易局壟斷對外貿易,導致經貿利潤遭到嚴重侵蝕。[4]而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匯兌,更嚴重的是造成台灣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

除了原有的問題外,1948年8月中華民國政府推動金圓券改革,同時實施的經濟管制,不僅沒有改善台灣的經濟,反進一步傷害了臺灣的經濟。根據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的〈幣制改革在臺灣〉一文:金圓券改革實施後,中央政府於8月25日實施物價管制,規定全台物價以8月19日金圓所標示的各項定價為準。臺幣對法幣的比率的與貨物售價之調整皆需經行政院核定。

由於此一政策的實施,韓麗珍在〈幣制改革後的臺灣經濟〉便指出:「採購外國貨物,在8月19日以前,是要結匯,美金一元結匯法幣八百萬元;8月19日以後,結匯須一千二百萬元,即等於8月19日前的美鈔黑市。因此,商人要多花四百萬元,才能買到同樣美金一元的東西。成本提高,售價不提高,商人是無人敢去採辦的;此外腳踏車零件、車胎、西藥也有同樣的情形。」

臺灣銀行(舊台幣)本票
透過前述的管制機制,台灣的物價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因為不僅是台灣的物價將直接而完全的受制於中國的京滬市場,更因為工業品多係由中國大陸輸入,結果台灣成為高物價區域。原本1948年8月19日的台灣物價比起中國大陸京滬市場,不但輸入品的價格與原採辦地的價格有距離,而且台灣特產品的價格也偏低。結果以當日的水準作為限價的起點,對台灣的商人和生產者就造成嚴重的損失。

整體而言,二二八事件過後,雖然國民政府撤換陳儀,並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但是,原本的財經政策並沒有徹底的改弦易轍,也就是對台灣不利的匯兌制度不僅沒有改善,而且在之後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而中央駐台各機關不斷地要求台灣省政府代墊相關款項,也造成台幣發行數目持續增加,這是後二二八之後,台灣嚴重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換言之,透過不當的匯兌制度低估台幣的價格,以及台灣與中國緊密的經濟聯繫、貨物流通,彼此的輸入輸出狀態,導致台灣在二二八之後,原本的通貨膨脹問題不僅始終沒有改善,甚至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態,這樣的狀態越往新台幣改革的時間點逼近,問題就更為嚴重。而這種匯兌問題的解決,或是台灣與中國緊密經貿關係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在1949年新台幣改革之時,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根據林鐘雄的研究,除了1948年1月15日至8月18日,及1948年11月12日至1949年6月15日之外,台幣對法幣或是金圓券的匯率都是由中央政府決定。因此,匯率政策對台灣財經情勢的負面影響,或是台灣物資價值被低估地輸往中國大陸,相關責任也都應該由中央政府層級承擔。

1946/8/20~1948/8/18 法幣兌換台幣變動圖(作者自繪)
省政府決定本省金融經濟問題處置案三點:1.各省營機關的輸出入物資必須經過台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處理。2.各省營機關在上海的法幣餘額,全部存入台灣銀行上海分行,禁止自行保存或存入其他銀行之用。3.各省營機關的存款由台灣銀行限定。

1946/8/20~1948/8/18 匯率問題重要紀事(作者自製)
三、新台幣改革政策及其後續問題
1948年12月,中國大陸金圓券改革失敗以後,中國大陸巨額資金迅速流入台灣,進行避險或謀取匯兌上的利益,透過匯兌導致台灣的通貨膨脹更加激烈。[5] 整體而言,當時台灣經濟情況不佳,民間更只有小型工商業活動,民間部門的資金需要很難獲得官營銀行的支持,因此,既有的研究便指出,台灣惡性貨幣膨脹的兩個主要原因都是外來的。

一是台灣銀行以省庫的角色,採取增加通貨發行的方式而墊付中央政府的各項墊支款項;二是台灣銀行係以法幣(後來改為金圓券)作為發行準備,且舊台幣與法幣、金圓券之間長期採用固定匯率制度,因而法幣及金圓券在大陸之惡性通貨膨脹乃藉固定匯率而輸入台灣,轉變成舊台幣的惡性通貨膨脹。

由此可知,陳誠主政的台灣省政府如欲壓制台灣的通貨膨脹,先須控制貨幣供給額的增加;而為控制貨幣供給額的增加,則須斷絕這兩項外來不利影響因素的關係。[6] 從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台幣從1835比1兌換金圓券,成為1比2000,[7] 這是台灣被迫推動新台幣一元兌換舊台幣四萬元的幣制改革的重要背景。

新臺幣壹分
1949年5月,由於台灣情況特殊,及財政廳嚴家淦廳長力爭結果,中央政府同意對台灣財政予以特別支持,關於過去台灣省替中央在台機關所墊款項,中央政府特准全部以存台黃金美鈔歸還。[8] 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以中央銀行撥還台灣銀行的八十萬兩黃金作為發行準備,並撥借一千萬美元外匯作為進口貿易資金,公告新台幣發行辦法,進行幣制改革。[9] 其中除舊台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一元之外,並規定新台幣最高發行額為兩億元,及一美元兌換新台幣五元。[10]

此一政策對台灣被捲入中國大陸經濟風暴所引發的通貨膨脹,有相當程度的改善效果,但是此一效果之所以產生,並不是因為四萬元舊台幣換新台幣一元這種單純面額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台灣貨幣供給額的控制基本上必須切斷與中國大陸的匯兌關係,以及台灣銀行不再藉增加通貨發行墊付中央政府各項墊支款項,才得以根本解決。

就在新台幣幣制改革的第二天,陳誠主政下的台灣省政府下令停止與金圓券及中國大陸其他貨幣的匯兌措施。[11] 此後,台灣雖曾恢復與中國大陸通匯,但是不僅時斷時續,而且商匯更見限制。[12] 加上中共政權已經逐漸控制了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區域,因此,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幾乎中斷。

1948/8/20~1949/5/27 台幣兌換金圓券變動圖(作者自繪)
1948/8/20~1949/5/27 匯率問題重要紀事(作者自製)
四、結語
純就財金政策來看,從陳儀接收台灣開始,最晚到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台灣和中國大陸曾經處於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一國兩制」。由於台灣對主導政權的國民黨當局無法發生足夠的影響力,整體財金政策也出現對台灣嚴重不利的狀況。從台幣對法幣的匯率,到台幣對金圓券的匯率,始終如此。

這也是造成戰後初期台灣被捲入中國嚴重的通貨膨脹之中,無法自拔的關鍵性因素。必須等到新台幣改革之後,台灣脫離中國經貿圈,特別是在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終結此一短暫「一國兩制」時期,台灣才能擺脫中國嚴重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在美援來了之後,透過經貿制度與對外經貿關係的重整,開啟後續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契機。

參考資料
[1]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臺北:明田,1996),頁4、14。

[2]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1991),頁16-17。

[3] 林鐘雄,〈1940年代的台灣經濟〉,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頁46。

[4] 劉士永,《光復初期台灣經濟政策的檢討》(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1996),頁71。

[5]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頁33;林鐘雄,〈1940年代的台灣經濟〉,收入《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頁46。

[6]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34。

[7]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臺北:明田,1996),頁70、84;《台灣新生報》,1948年12月22日;《中央日報》,1949年5月27日。

[8] 《台灣新生報》,1949年5月26日。

[9] 《臺灣省政府公報》,卅八年夏字第六十二期,頁770-774。

[10] 《台灣新生報》,1949年6月15日;《中央日報》,1949年6月15日。

[11]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臺北:明田,1996),頁86;《中央日報》,1949年6月16日。

[12] 《台灣新生報》,1949年12月31日。這是官方公佈的時間,實際上收兌日期稍有延後。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戰後初期台幣與法幣(金圓券)的匯兌問題–「一國兩制」財金政策的回顧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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