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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台新金首席經濟學家 李鎮宇 博士
最低工資審議又要到了。台灣再度站進那個熟悉的兩難:勞方跳出來要求經濟果實不能只落進科技業與資產持有人的口袋,最低工資調整要有感覺。但資方代表卻又擔心最低工資調得太快,AI、半導體供應鏈不受影響,但卻苦了服務業和中小企業,路邊小攤販先被壓垮。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服務業、中小企業吸納台灣7成就業人口,許多餐飲、零售、照護與中小企業的毛利率本來就薄。
工資上升太慢,勞工活不下去;一次拉得太快,部分企業可能減少工時,甚至直接關門。這也是台灣現在K型經濟最大的難處:上面那一撇在談AI訂單漲價,下面那一撇在算便當還能不能少個5元。
慘酷》調高最低工資 無法解決低薪問題
最低工資當然要調,但光調整最低工資,完全無法解決台灣低薪的問題,畢竟台灣低薪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共業,勞動部不可能單獨收拾30年累積的爛帳。
我想很多人也很納悶,台灣為什麼一條路走到這種經濟成長率很高、薪資卻很卑微,甚至被韓國貼上「乞丐超人」標籤的尷尬地步?
很多人可以有很多答案,但真正的問題在台灣政府長期不敢碰的政策連動上:台灣官員在經歷1949年惡性通膨後,打從內心對通膨恐懼,所以不希望看到CPI上升,長期壓抑油、電、水等價格;偏低的CPI又給央行低利率環境。政府把台灣水、電、油價、利率與匯率統統壓在便宜的位置。
這套模式在出口起飛階段有它的歷史功勞,卻逐漸變成沒人敢動的窠臼。低利率沒有轉成薪資與生產力,反而大量進入金融資產。房屋、股票與土地的價格跑得比工資快。
而便宜的能源與資金,也幫低生產力企業續命。企業如果靠低電價、低利率、低租金也能生存,就沒有理由投資設備、整併規模、導入AI。政府以為自己在保護就業,實際上卻把勞工困在低薪的工作環境。
於是台灣出現一幅全球罕見的畫面:我們有世界級半導體、世界級股市、驚人的房地產,卻也保留大量月薪3、4萬元的工作。台灣也養成了一個「便宜心態」。我們買東西最重視CP值。產業把「便宜」當成競爭力:便宜的電、便宜的錢、穩定的匯率、便宜的服務,最後也就只能有便宜的薪水。
所以,低薪問題要徹底解決,絕對不是丟給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台灣現在需要的是一場由總統或行政院長主持的「低薪問題國是會議」。大家把30年的帳攤開來看:我們究竟還要不要繼續相信便宜的水電、便宜的資金對產業最好?最後再期待企業自己突然發現員工應該領高薪?
天下沒有這種經濟學。因為真正的高薪從來不是行政命令創造出來的。政府可以調整最低工資,但最低工資只能把地板往上抬;真正決定一棟房子能蓋多高的,是生產力。因此一流的政治家必須做一件政治上不討喜、經濟上卻早就應該做的事情:揮別「便宜就是競爭力」的政策思維。
合理反映能源價格,讓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付出成本;讓利率逐步回到更正常的水位,降低資金過度追逐土地與資產的誘因;逼企業把資本投入自動化、AI、軟體、設備與人才;讓沒有能力提高生產力、只能永遠依賴低工資生存的企業逐步轉型、整併甚至退出。
那為什麼是現在?
因為現在可能是台灣30年來少見的改革機會,原因就在AI。AI供應鏈正在重新拉高全球資本需求,全球利率結構也已經告別過去超低利率的年代。連長期活在零利率世界的日本,都已經走向利率正常化,台灣沒有理由把過去的低利率當成永遠不能碰的神主牌。
更重要的是,此次AI投資浪潮跟過去不一樣。美國大型雲端服務商正在用驚人的資本支出蓋資料中心、買GPU、搶先進製程、先進封裝、伺服器、電源與散熱。
這些需求不是因為台灣利率便宜才來的,而是因為全世界目前只有少數供應鏈做得出來。
他們不會因為台灣利率多了一點就不買晶片。就是台灣現在最大的底氣。
以前我們怕電價上升企業跑掉,怕利率上升投資不見,怕匯率變動出口受傷,所以什麼都不敢動。今天AI第一次讓台灣擁有重新校正價格的空間。
這個機會之窗不會永遠存在。
台灣現在真正需要的,不是再研究最低工資應該多幾百塊,而是趁AI給我們的產業紅利還在,完成一次30年沒有完成的經濟結構調整。
台灣已經當了30年的「便宜王國」。
接下來真正該追求的,不是讓台灣什麼都便宜,而是讓台灣人的勞動變貴。因為一個真正富裕的國家,最值錢的從來不應該是土地,而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