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十等分月平均薪資●你在第幾等?

river16800 wrote:
總結:連共產主義國家都不敢實行共產主義 !!! 好誇張 !!!
zzz


這點我過去已經說過很多次(我至少被問過20~30次)
我舉過慈機太后和火車的例子
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你沒學習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這樣的邏輯觀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變生產關係 是和「上層建築」處於相互矛盾運動的

社會架構好比一棟建築物

上層建築」指的是 宗教 意識形態 法律 國家制度 政治體制 等等一切社會頂層架構的東西

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裡是處於「經濟基礎」的東西

但是總的來說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改變又會推動上層建築的發展

經濟基礎的改變推動上層建築

就拿狩獵採集社會和遊牧社會來說,之所以進化到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是因為農業的發展

因此出現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型態,再拿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推動民主共和國和普選權的發展(這也是一種上層建築)

你至少理解一下五段論

人類社會的演進大致上分成這幾階階段

從原始共產主義 -> 奴隸社會階段 ->封建社會階段->資本注意階段-> 社會主義階段->共產主義階段
>
人類歷史大致上分為這幾個階段
1.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狩獵採集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2.奴隸社會-開始發展農業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3.封建社會
4.資本主義社會 -工業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5.社會主義社會-在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盛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6.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斯在「哥達斯批判綱領」、「共產黨宣言」已經說過

社會主義只是作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

而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是沒有經濟基礎和條件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的

如同1萬年前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部落怎麼樣也不可能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一樣

因為當時社會生產力沒辦法實行大工業生產,只能免強進入農業社會,而且因為當時人口密度不高

可以狩獵和採集的東西相對較多,農業生活會比狩獵採集更辛苦

因此就沒有條件強迫人民從事農業

而每一個社會階段要轉變為下一個階段

往往會有上層建築和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給予的反作用力和阻力

我舉過「慈禧太后反對火車」的例子,


便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反對現代化大工業生產力的發展 或進化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例子

在「法國大革命」、「孫中山推翻滿清」可以理解一種資產階級革命

這是在社會生產力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社會和大工業的要求下 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而在封建社會之前有過奴隸制社會

例如古羅馬時代的「斯巴達克斯奴隸起義」,可以看過是一種古代的階級鬥爭

每一次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就會改變生產關係,

既得利益者和統治階級總是拒絕變革上層建築


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越來越反動,越來越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

例如社會主義階段人類應該享有免費教育 醫療 和住房

但是房地產私有制、醫療私有化的卻阻礙了這一點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只有透過階級鬥爭才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築

改變這個剝削人而腐朽的資本主義頂層架構




abc003 wrote:
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恕刪)



我之前也和網友討論過:「共產主義並不是烏托邦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然規律」
投資房地產會導致經濟衰退●許多人的合成繆誤


chalupa1 wrote:

若是如此,我是對共產主義經濟能否達到 「歷史五段論」中的第五階段,感到非常悲觀,原因很簡單:
按Game Theory,這是典型的Prisoner's Dilemma,
雖然每個人知道「合作-Marxism」會使所有人有最大收益,
但若是只有我「合作-Marxism」 + 別人「背叛-Capitalism」,我的損失會最大。
反若是我「背叛」,我的損失不是最大/可能還有收益。
所以,若我是理性的人,假設別人也是理性的,而且能有自由選擇,我會選「背叛-Capitalism」


我不是隨時有空24小時在線上 回文有時沒看到 如果看不到你可以回兩次----

這種矛盾性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才產生的,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正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你可能會說共產主義經濟下人類生產的積極性會受到影響(但是沒有任何國家實行過共產經濟體 包括蘇聯)

但是那不是共產主義經濟,不管是蘇聯的計畫經濟或者是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

本質上都不是共產主義, 是「中國是初級社會主義經濟」 或是「瑞典 芬蘭 可以等北歐國家稱為發達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經濟是一種把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的一套制度」 就不會有你說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性

不會有賽局理論中-囚徒困境的產生,至於如何達到這種狀態 ??底下我會說明


原始社會中的氏族和公社可以是共產主義經濟是因為 ,當時社會生產力不發達 不需要大分工

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國富論 經濟就是在專業分工之下得到效率的提高

西方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說過如下的話 ----------

如果一個人來完成生產鐵釘或針,所有生產步驟他一天可能可以做10個針或鐵釘
(比如找鐵匠製作)

如果把鐵釘的生產拆解成1000個基礎的步驟

讓一群工人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分工合作

人均產量一天可能可以生產1000個鐵釘 相比之前的手工生產10個1人完成所有製程 單位產量提高100倍

人均產量在分工之下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 成本被降低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戰勝農業時代手工業的原因


但是也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導致勞動者本身不擁有了生產資料

發生「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生產者勞動者之間發生的分離現象

在中世紀 許多農民本身就有生產資料 在英國也有許多小農 小店主本身是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以自己玩成生產和銷售

而分工的效率提高帶來的提升導致「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上 和實際生產者的分離

馬克思就觀察到這種矛盾性的存在

這種制度的未來會如何會產生的結果雖然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成本

但是也就是資本有機構成會提高 利潤率會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低

----------------共產經濟如何達到在公有化生產資料條件下的把生產者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結合

首先共產經濟的實行必須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的國家之內 這是一切的先決條件
(而且到了他的末期無法再繼續擴大在生產 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大)

19世紀的馬克思一開始就不認為會在俄國和中國這類國家發生,可能在未來的大英帝國發生

因為這些農業國家「資本有機構成」太低也就是說沒有先進的生產力當時是農業國家

連列寧的導師普列漢諾夫也持這種觀點 (因此後來和列寧分道揚鑣)

而托洛斯基甚至認為俄國根本不可能在國內建成一個發達社會主義 更別提是共產經濟

因此需要不斷輸出革命到西歐 在波蘭卻遇到慘敗

後來史達林把它(托洛斯基)暗殺在墨西哥,而托洛斯基也反對獨裁者即史達林模式的計劃經濟

而史達林是想在一國之內建成共產經濟還且還是在落後的經濟體之內(最終走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即國家資本主義)

2018-10-31補充:而托派的計劃經濟自至下而上的一種組織

但是這模式本身還是必須同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性競爭,有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券再生產圖式」就知道

為了避免比例失調,第一部類生產資料部門應該採用計畫經濟 第二部類生活資料部門應該採用市場經濟


只有成本最低的和勞動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能在這種經濟競爭中生存下來

冷戰7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 一國之內不可能建成共產經濟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全部換成機器人 歷史上不斷反覆出現的變革

1.在狩獵採集時代人類的生產是分散、共享的原始氏族社會
後來為了發展農業和水利建設出現了中央集權型態的國家
(因為集中大規模生產比分散更有效率 農業的單位土地產量比採集狩獵更高
但卻需要中央集權的國家投入土地改良興修水利如大禹治水 這是經濟基礎改變第一次改變上層建族)

2.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各國是農業社會,一國的總就業人口農民有90%的人口比例

後來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全部失業,並進入了城市進行工業生產 這是經濟基礎的改變導致上層建築和社會組織的改變

3.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電氣化的時代和資訊化的時代

製造業本身的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 需要的人工越來越少

因為在一個21世紀的現代化國家 ,服務業有時可以達到81%人口 製造業只占19%人口 農業站1%就業人口

4.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即將發生的變革---------------

服務業就業人口本身可以全面性的被AI人工智慧所取代

想想看22世紀可能出現的狀況,一個國家就業人口最多的低端服務業完全消失

無人車自動駕駛 自動化物流 無人零售商店 大數據醫療 大數據金融分析

因而不需要司機 倉儲物流 不需要零售店員

連高端服務也不需要太多醫生 金融從業人員

總之強人工智慧可能戶吹現而全面性取代人類所有工作種類

在這個社會下勞動生產本身就變成沒有必要

因為生產完全100%自動化 連管理階層的高級工作崗位90%也被自動化

這時候社會普遍大規模失業 就需要無條件基本收入 和生產資料公有化制度

否則社會100%人口都將沒有工作可以做這是一格極端的完全永久性失業狀況

所有收入都將壟斷在資本家手中

至於你說的生產者和資本家的之間的矛盾性這時已經消失了

因為沒有人類去生產

共產經濟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實行會導致「勞動積極性被破壞」

而在一個全不由機器人完成生產的100%失業率社會就不適用這種矛盾性

因為人類根本不需要勞動 生產只需要案一個鈕就自動完成 全球沒有半個人類在進行生產勞動

只是公平的分配機器所生產出來的產品

即使一開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最終將演化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

這於這種演化是如何大成的 也可是無產階級大革命 也可能民主制度下重新選舉完成的演化

但是哪條路線走得通 要看當時的資本家肯不肯變革自己

如果資本家堅持讓全球75億人口餓死 自己壟斷所有生產資料 並且不需要任何勞工

那75億人口在資本家眼裡就是多餘的、過剩的就業人口 已經完全不需要 會完全餓死

這種經濟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築變革,過剩人口將推動共產經濟





chalupa1 wrote:
然後請不要再引我們的討論文了 謝謝
真的 您很多用語 我很多是看不懂的 很燒腦的


你看不懂就代表你很多基礎不了解就妄加批判 ,這是你需要做功課來理解這些"專有名詞"

經濟學有經濟學專有名詞 你要閱讀其他人文章要先有這些基礎 理解這些"專有名詞"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
就好比一個宗教人士和唯心主義者不懂物理學的人

連國中物理的基礎名詞都不懂,就開始批判量子力學和相對論

開始批判物理學是反上帝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有名詞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什麼

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架構如何運行,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生產關係所決定的

生產關係也就是生產的方式

狩獵採集--氏族社會 是一生產關係

農業社會--中央集權國家 是一種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現代化共和國 是一種生產關係

高度AI自動化----社會主義經濟

全面AI自動化---共產主義經濟


上層建築

這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

所以才說樓上批判馬克思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烏托邦是錯誤的

他的分析是基於科學的共產主義經濟就有現實上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只是社會資本有機構成太低 和落後生產力還不能適性先進的社會生產關係就必然會崩潰

如蘇聯解體這樣

如想想在狩獵採集社會強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會如何??

比如你在1萬年前的原始社會讓1000個部落的人口強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去推動汽車 和智慧型手機生產

但是這種強行推動會導致那1000個部落的經濟崩潰

人還要靠打獵維生 採野果子 社會沒辦法達成規模經濟生產力也不構

但是你激進的改變太過先進的生產關係 卻叫1000部落單位的人口去生產晶圓廠和面板廠

那1000部落人口就算把晶圓廠蓋出來生產了CPU自己卻會活活餓死

他需要打獵 採野果來生存 你去叫他用資本主義生產CPU 汽車

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就根本不適合當時落後條件下的生產力


必須先發展農業 也就是第二階段還沒走完你就想跳到第三階段

共產主義經濟和發達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如此

他的底層就是經濟基礎需要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來支持

不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普列漢諾夫 等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的

至於那些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討論範圍

蘇聯經濟的崩潰是因為它的生產關係太過先進、上層建築太過超前200年而崩潰


而生產力太落後用22世紀的生產力關係方法上層建築去維持19世紀的生產力

共產主義不能適應環境就是因為太過先進而崩潰(如同我那個狩獵採集社會去強推資本主義生產手機的例子一樣)

要維持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 人均GDP至少要有4-5萬美元這樣的水平

中國就很務實了 知道自己人均才9600美元只能稱自己是初級社會主義國家

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chalupa1 wrote:
謝謝 讓我慢慢問同...(恕刪)

chalupa1 wrote:
==== 我在這copy (1) (2) 部分 以有完整性===
大概是2100年以前 為了進入第四階段的後期達到第五階段的目標 達到「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階段
全球每一個國家要
1) 努力去做一些事:
如 加速提升生產力 我們要「生產極端發達」
如 研究創新更進步的AI/機器人 (最好更低價 每個人都可以有) 我們要「生產極端發達」
2) 努力地避免一些事:
如 一些事會影響「勞動和創新的積極性」 以致拖延「生產極端發達」的發生
如 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以上的(1)部分是加分 (2)是減分
====
當然 有其它的(1) 或 (2) 的選項 都是可討論的
現在加上一條
-- 在第五階段以前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以上(1)是加分 (2)是減分
--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不能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因為必定會產生反作用力 ==》 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是減分
--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一切的先決條件"未滿足前,共產經濟是不合適的 因「勞動積極性被破壞」 是對「達到第五階段的目標」 是有傷害的
-- 大概是2100年左右 依生產力提升的狀況 全球世界可能達到 「第五階段」
我假設您對以上沒有很大的爭議 要麼就是要多加幾個限制條件 但不會全部推翻 我也嘗試要向您確認好幾次了 是吧


意思近似但不準確

「資本主義生產的極端發達」應該修正為「物質生產力的極端發達
這種物質生產力的發達可以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一套制度加速提高了生產力,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提高的結果
例如社會住宅、醫療健保、免費免及高等教育制度 甚至是在「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提供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讓窮人也能真正100%真正釋放出創造力而勞動 和真正有能力做自己有興趣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為了基本生活物資而勞動
想當工程師的就去當工程師 想當科學家就去當科學家 想當藝術家者就去當藝術家
而不是「為了維持生存而維持必要勞動時間」導致「無產階級」永遠處於一個生產力被壓制的階段

等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加速的推動提高生產力 ,真正100%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只會造成衰退和經濟危機而已

chalupa1 wrote:
就這點「資本主義終會滅亡」 ---
若是 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滅亡 :
A==> 具有人道關懷的真正共產思想的人 是不會以輕鬆看待「資本主義滅亡」 因為窮人會受苦更多 (共產思想是由關懷窮苦人出發的 是吧)
B==> 就算「資本主義終會滅亡」的觀點被證明是對的 具有人道關懷的真正共產思想的人應該不會以勝利的心情看待
(請問您同意 以上A/B嗎?)
一個 Great depression時期 經典的照片
換一個角度 (沒有住所/食物)
C==> 事實上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一切的先決條件"未滿足前,共產經濟是不合適的
D==> 在第五階段以前 共產經濟 不是選項之一
(請問您同意 以上C/D嗎?)
==>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目前2018因沒有其他選項 我們是需要資本主義 所以才能有美麗的「2100」 (但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是減分)
==> 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滅亡 2100年的預估值只會向後推 是減分


上層建築有時候並不會自動的變革,因為存在許多反動的階級和既得利益者

舉個例子,在滿清帝國末期 「封建君主制」影響產業資本家的發展

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指出過 產業資本家也曾經起過革命推動進步的作用 主要是看到當時「資產階級革命」
資產階級革命

但是在一百多年的發展後來卻自己成為反動階級

再看看第二階段的社會上層建築和反動勢力影響過第三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所以有了辛亥革命 自強運動 維新變法等等

不推翻滿清就不可能完全實行現代化,因為這是一種「上層建築」對「現代化工業國家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的阻力」

想想看裹小腳不廢除、造個鐵路都要因為破壞風水而被強制拆掉、

當時拉根電線都要被朝廷保守派批判成不忠、不孝 拿孔孟思想和八股文來批判那根電線違反忠孝仁義

慈禧太后是中國第一個有汽車的人 當時說:「這東西跑這麼快要吃多少草啊?」

但是司機前座和慈禧平起平坐於是叫司機跪著開車,想想看這種第二階段的上層建築完全僵化了部改革,當時不革命還有救嗎?

同樣的道理: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如果受到了某一種阻礙,反動既得利益者的偏袒就應該發生變革甚至革命

可以是和平的變革(例如普遍的高素質公民透過選舉)、但是台灣不比北歐這種狀況發生的機率很低因為沒有普遍高素質公民

也可以透過革命和戰爭以武力推翻上層建築,但是永遠應該作為萬不得已的最後手段

如果既得利益者堅決反對變革以適應新型態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必要的

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中後期,有可能是和平演變而避免了自由放任的經濟危害,也可能是革命

例如前陣子台北市房地產主反對社會住宅 既得利益者害怕會導致房價下跌

卻不知道許多歐洲國家50%人口居住在社會宅 例如瑞士有一半民眾根本就住在相對便宜的社會住宅沒打算買房

甚至台北市政府還把社會住宅經營權主讓給建商和包租代管業者等營利團體

而價格(85折)是貴到沒有資格稱為社會住宅的程度


這就是一種反動階級再阻礙生產力發展 讓更多資本被浪費消耗在炒房這件事情上
river16800 wrote:
總結:連共產主義國家都不敢實行共產主義 !!! 好誇張 !!!
zzz



平心而論6568 wrote:
樓主,倘依馬克思的模型來推論資本主義早該在20世紀末就滅亡了,為何沒有?這個模型最大的「合成謬誤」就是「資源有限」的假定!馬克思忽略了人類「創新、慾望、技術、網路⋯」是無窮無盡且資源無限,因此資本主義短期有混亂、長期不但不會滅亡反而能後來局上⋯連對面老共都往資本主義修正了!另外,為何巴菲特挑對公司之後永不進出傻傻賺股利呢?他知道短期而言透過精準計畫賺價差雖然很聰明,但長期自然而然賺股利的笨蛋才是富翁!


這點我過去有發過類似的文章說明過,因為經濟基礎和科技的發展程度

影響生產關係 和上層建築也就是社會主義成敗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1萬年前人類在一個狩獵採集文明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和大工業制度例如生產汽車也必定將會失敗

你不徹底學習了解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理解為什麼


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念

以下是一個全國政協也發表過這樣觀點的文章 為什麼沒辦法在生產力落後的經濟體建成發達社會主義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1頁)

馬克思寫於1847年10月底,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本文深刻地論證了資本主義財產權力(即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與政治統治權的關係。】
馬克思指出,權力有兩種。一是財產權力即所有者的權力,二是統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資產階級的統治來自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馬克思認為,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消滅的物質條件尚未形成以前,即使革命階級暫時地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
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充分成熟,即使從政治上推翻了君主封建制也只能是暫時的。封建主義會在舊的經濟基礎上恢復和重建。
總之,政治權力從屬於財產權力,財產權力決定了政治權力。
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又指出: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1頁)
據此原理觀察現代歷史:
——1917年在推翻農奴制的革命後,俄羅斯有沒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不成熟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事實也沒有。實際建立的新制度,是斯大林主義模式的紅色貴族等級特權制度,毛澤東甚至認為蘇聯出現了新沙皇。
這一紅色特權封建制度在1990年代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白色革命所顛覆。此後的俄羅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基礎上建立了現在的半國家資本主義、半市場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制度。
——那麼,1949年的內戰革命後,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有沒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說: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形態為依據。"
換句話說,儘管前蘇聯和中國的意識形態認為自己已經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但是歷史學家判斷它的時代和性質,卻不能以這種意識形態的自我意識為依據。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曾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明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學卻還沒有達到這種平凡的認識。
不論每一時代關於自己說了些什麼和想了些什麼,它都一概相信。(《馬恩全集》3-46)


【馬克思的原文】
「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資本積累(「積聚」)等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佈為必然規律和永恆規律的現代生產關係。
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
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象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蹟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懦怯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
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
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
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 以上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四卷,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我之前也和網友討論過:「共產主義並不是烏托邦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然規律」
投資房地產會導致經濟衰退●許多人的合成繆誤




chalupa1 wrote:

若是如此,我是對共產主義經濟能否達到 「歷史五段論」中的第五階段,感到非常悲觀,原因很簡單:
按Game Theory,這是典型的Prisoner's Dilemma,
雖然每個人知道「合作-Marxism」會使所有人有最大收益,
但若是只有我「合作-Marxism」 + 別人「背叛-Capitalism」,我的損失會最大。
反若是我「背叛」,我的損失不是最大/可能還有收益。
所以,若我是理性的人,假設別人也是理性的,而且能有自由選擇,我會選「背叛-Capitalism」


我不是隨時有空24小時在線上 回文有時沒看到 如果看不到你可以回兩次----

這種矛盾性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才產生的,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正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你可能會說共產主義經濟下人類生產的積極性會受到影響(但是沒有任何國家實行過共產經濟體 包括蘇聯)

但是那不是共產主義經濟,不管是蘇聯的計畫經濟或者是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

本質上都不是共產主義, 是「中國是初級社會主義經濟」 或是「瑞典 芬蘭 可以等北歐國家稱為發達社會主義」

但是北歐這種發達社會主義和福利經濟是建立在帝國主義和科技壟斷資本主義之上的一種模式

「共產主義經濟是一種把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的一套制度」 就不會有你說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性

不會有賽局理論中-囚徒困境的產生,至於如何達到這種狀態 ??底下我會說明


原始社會中的氏族和公社可以是共產主義經濟是因為 ,當時社會生產力不發達 不需要大分工

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國富論 經濟就是在專業分工之下得到效率的提高

西方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說過如下的話 ----------

如果一個人來完成生產鐵釘或針,所有生產步驟他一天可能可以做10個針或鐵釘
(比如找鐵匠製作)

如果把鐵釘的生產拆解成1000個基礎的步驟

讓一群工人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分工合作

人均產量一天可能可以生產1000個鐵釘 相比之前的手工生產10個1人完成所有製程 單位產量提高100倍

人均產量在分工之下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 成本被降低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戰勝農業時代手工業的原因


但是也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導致勞動者本身不擁有了生產資料

發生「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生產者勞動者之間發生的分離現象

在中世紀 許多農民本身就有生產資料 在英國也有許多小農 小店主本身是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以自己玩成生產和銷售

而分工的效率提高帶來的提升導致「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上 和實際生產者的分離

馬克思就觀察到這種矛盾性的存在

這種制度的未來會如何會產生的結果雖然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成本

但是也就是資本有機構成會提高 利潤率會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低

----------------共產經濟如何達到在公有化生產資料條件下的把生產者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結合

首先共產經濟的實行必須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的國家之內 這是一切的先決條件
(而且到了他的末期無法再繼續擴大在生產 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大)

19世紀的馬克思一開始就不認為會在俄國和中國這類國家發生,可能在未來的大英帝國發生

因為這些農業國家「資本有機構成」太低也就是說沒有先進的生產力當時是農業國家

連列寧的導師普列漢諾夫也持這種觀點 (因此後來和列寧分道揚鑣)

而托洛斯基甚至認為俄國根本不可能在國內建成一個發達社會主義 更別提是共產經濟

因此需要不斷輸出革命到西歐 在波蘭卻遇到慘敗

後來史達林把它(托洛斯基)暗殺在墨西哥,而托洛斯基也反對獨裁者即史達林模式的計劃經濟

而史達林是想在一國之內建成共產經濟還且還是在落後的經濟體之內(最終走向的是計劃經濟-即國家資本主義)

2018-10-31補充:而托派的計劃經濟自至下而上的一種組織

但是這模式本身還是必須同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性競爭,有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券再生產圖式」就知道

為了避免比例失調,第一部類生產資料部門應該採用計畫經濟 第二部類生活資料部門應該採用市場經濟


但是這模式本身還是必須同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性競爭

只有成本最低的和勞動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能在這種經濟競爭中生存下來

冷戰7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 一國之內不可能建成共產經濟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全部換成機器人 歷史上不斷反覆出現的變革

1.在狩獵採集時代人類的生產是分散、共享的原始氏族社會
後來為了發展農業和水利建設出現了中央集權型態的國家
(因為集中大規模生產比分散更有效率 農業的單位土地產量比採集狩獵更高
但卻需要中央集權的國家投入土地改良興修水利如大禹治水 這是經濟基礎改變第一次改變上層建族)

2.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各國是農業社會,一國的總就業人口農民有90%的人口比例

後來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全部失業,並進入了城市進行工業生產 這是經濟基礎的改變導致上層建築和社會組織的改變

3.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電氣化的時代和資訊化的時代

製造業本身的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 需要的人工越來越少

因為在一個21世紀的現代化國家 ,服務業有時可以達到81%人口 製造業只占19%人口 農業站1%就業人口

4.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即將發生的變革---------------

服務業就業人口本身可以全面性的被AI人工智慧所取代

想想看22世紀可能出現的狀況,一個國家就業人口最多的低端服務業完全消失

無人車自動駕駛 自動化物流 無人零售商店 大數據醫療 大數據金融分析

因而不需要司機 倉儲物流 不需要零售店員

連高端服務也不需要太多醫生 金融從業人員

總之強人工智慧可能戶吹現而全面性取代人類所有工作種類

在這個社會下勞動生產本身就變成沒有必要

因為生產完全100%自動化 連管理階層的高級工作崗位90%也被自動化

這時候社會普遍大規模失業 就需要無條件基本收入 和生產資料公有化制度

否則社會100%人口都將沒有工作可以做這是一格極端的完全永久性失業狀況

所有收入都將壟斷在資本家手中

至於你說的生產者和資本家的之間的矛盾性這時已經消失了

因為沒有人類去生產

共產經濟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實行會導致「勞動積極性被破壞」

而在一個全部由機器人完成生產的100%失業率社會就不適用這種矛盾性

因為人類根本不需要勞動 生產只需要案一個鈕就自動完成 全球沒有半個人類在進行生產勞動

只是公平的分配機器所生產出來的產品

即使一開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最終將演化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

這於這種演化是如何大成的 也可是無產階級大革命 也可能民主制度下重新選舉完成的演化

但是哪條路線走得通 要看當時的資本家肯不肯變革自己

如果資本家堅持讓全球75億人口餓死 自己壟斷所有生產資料 並且不需要任何勞工

那75億人口在資本家眼裡就是多餘的、過剩的就業人口 已經完全不需要 會完全餓死

這種經濟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築變革,過剩人口將推動共產經濟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關於在俄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的爭論

Plekhanov and Lenin's Debate on Whether the Socialism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Russia

內容提要: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漢諾夫與列寧曾經就資本主義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普列漢諾夫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俄國革命必須嚴格遵循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循序漸進地演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認為俄國當前的任務是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是立刻實施社會主義。而列寧則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不失時機地將革命引向社會主義,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在這場爭論中,就成功地奪取政權、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列寧無疑是勝利者。而從後來社會主義實踐的進程來說,普列漢諾夫的一些觀點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不無啟示意義。

關 鍵 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十月革命/民主

一、引言

眾所周知,如何才能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對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對那些經濟文化落後的非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只是其最終的必然歸宿而不是近期的前景,其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努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社會主義的任務才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由於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時代絕大多數國家還處在前資本主義階段,所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一方面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態度為後繼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資本主義的立場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更何況,晚年的馬克思在回答上述問題時確實與早期相比顯得有些猶豫和謹慎,不似早年那麼堅定。不過,在後來首先成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經濟文化卻十分落後的俄國,表現出急於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人,主要是後來那些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革命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相反,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後來較晚才改變觀點的列寧在內)倒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實際,甚至可能是由於俄國相比於西歐的極端落後而表現得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為謹慎。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這方面的觀點自始至終沒有改變過。正是由於這一點,引申出了他的許多其他方面的觀點,並最終導致他與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上最終被定格為「機會主義者」、「時代落伍者」。因此,仔細研究普列漢諾夫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及他與列寧的爭論並給予儘量不帶偏見的客觀評價,不僅對於普氏本人的思想和政治定位十分重要,而且對於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和解決也非常必要。

二、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刻實行社會主義?

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相關具體理論,並考慮到俄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實際狀況,普列漢諾夫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態度和立場應該說非常明確、毫不含糊:當前俄國社會的現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不足,因此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極不成熟,還需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在其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發表的著名的《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年)一文中普列漢諾夫指出:「社會主義的組織,正如任何其他的組織一樣,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而這樣的基礎在現代的俄國是沒有的。人民生活的舊基礎是太狹隘,種類太不相同而片面了……生產的客觀社會諸條件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有社會主義組織的程度……」①在同年撰寫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解放社」綱領》中,他也指出:「當代的俄國所遭受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痛苦,而且也有這一發展不夠的痛苦。」②後一說法,他在以後還多次重複過。根據對社會主義和俄國社會現實的這一認識,普列漢諾夫進而指出:「我們完全不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堅決地相信資本主義越是有力地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銳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越會臨近。」③「如果我們不願意背叛我們所代表的那個革命階級的利益,那麼我們應當毫無例外地堅決抵抗一切停止歷史車輪的企圖,換句話說,也就是堅決抵抗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④「凡是已經有可能用另一種更高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地方,我們就力求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凡是我們只能在這種關係和過時的前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之間作一選擇的地方,我們則為它掃清道路。」⑤因此,俄國社會主義者當前的迫切任務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變革,而是儘力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掃清障礙,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階級準備去扮演它的將來獨立的和進攻的角色,據我們的意見,在現時所可能『規定的黨的任務』,就是這樣的。想把推翻專制制度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種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聯結為一,想在進行革命鬥爭時把社會發展的這兩個環節在的歷史中合而為一——就是等於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刻都推遲」⑥。

基於這樣的認識,普列漢諾夫堅決主張俄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革命的最近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保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同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準,待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時,再準備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並最終在俄國實現共產主義。考慮到俄國社會的極端落後,普列漢諾夫在提出上述革命的終極策略時,總是不忘強調這一革命策略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種邏輯的劃分,而應特別注意其時間性,即兩個革命階段之間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間隔,而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用他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能同專制制度的崩潰同時並舉」⑦。因此,他堅決反對當時俄國革命陣營中為相當一部分人所熱衷的那種「不斷革命」的「左」傾論調。

從這一革命的總策略出發,普列漢諾夫認為,在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階段,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策略是必須與俄國社會中一切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人結成同盟,只有這樣民主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針對當時革命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對資產階級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指出的那種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尖銳對立的情形,只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會有的現象,而並不是落後的俄國社會的現實。在他看來,在俄國意欲實現民主革命的現階段,資產階級不但不是革命的障礙,反而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永遠對立的,二者至少在民主革命中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在革命中結成統一戰線是完全有可能的,關鍵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策略是否對頭。因此,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完全不必過分擔心和害怕資產階級。當然,像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也沒有過高估計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這種一致性決不會達到同一性的地步:資產階級要同舊制度的各種殘餘勢力和睦相處比起無產階級來容易得不能相提並論。德國資產階級即為一例。」⑧因此,「我們的策略隨時隨地也都應當這樣,當資產階級作為革命階級同舊制度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同它一起走。當資產階級放慢腳步,當它不再是革命階級的時候,我們就批評它」⑨。

在20世紀初之前,列寧基本贊同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不過,後來列寧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看來,普列漢諾夫的觀點書生氣十足,完全不能適應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墮落為機會主義了。列寧的這種判斷來源於他此時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認定:與早期不同,20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是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的。當然,列寧也承認這樣的判斷是就整個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而言,他從來沒有否認過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當然不會忘記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教誨,在20世紀初之前,他也曾經多次以此為理論依據駁斥過俄國一些民粹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空想⑩。那時候,與普列漢諾夫相似,列寧表現得像是一個堅定的「西歐派」。不過,列寧畢竟首先是一個革命家、特別是一個革命策略大師,「與時俱進」、善於抓住稍縱即逝的革命時機是像他這樣的革命者的天性,於是他主張(至遲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在資本主義雖不如西方國家發達但確已達到相當水平的俄國,不失時機地推翻專制制度並實現社會主義。如果不這樣做,就是對歷史和人民的犯罪。實際上,早在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當時剛剛形成不久的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初步形成了這樣的想法,只不過鑑於當時的形勢和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這樣的想法還完全不可能付諸實施,弱小的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公開亮出這樣的旗幟。後來革命失敗,使列寧意識到無論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還是社會主義的實現都還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然而,歷史確實充滿弔詭和偶然性,第一次革命僅僅過去十餘年,布爾什維克的機會就不期而至,於是機敏的列寧力排眾議、不失時機地率領布爾什維克一舉奪得了政權,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裡必須指出,列寧觀點的改變不能僅僅歸結為外部環境變化的刺激和他善於調整和改變自己觀點的個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邏輯的制約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這就是,雖然馬克思終其一生始終肯定社會主義的實現和最終成功必須依賴於資本主義的一定發展,因而它始終鄙棄民粹主義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但馬克思並沒有明確說明(實際上也不可能說明)他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定」的資本主義前提究竟是什麼?是否有精確的指標即資本主義究竟要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水平才能考慮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11)在列寧看來,既然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遲早會被拋棄,那麼,我們就算稍稍提早一點拋棄這個過時的廢物,至少不是什麼歷史罪過,還很可能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何況等革命者掌權後再來補資本主義生產力落後這一課也為時不晚!就像列寧所說的,就算俄國目前暫時還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和文明前提,但「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12)?所以,客觀地說,即便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來衡量,我們也難以得出列寧的觀點和行動一定是錯誤的結論。

列寧之所以發生這種後來被證明具有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的變化,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他思想深處有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一方面,列寧根據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認為俄國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俄國社會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革命將加強資本主義的統治,革命後俄國將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列寧有時又認為,工農民主專政之後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按: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及歐洲革命的勝利並援助俄國革命)下通過鬥爭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寧發揮的正是這後一思想。但是在這之前,在列寧的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前一想法。」(13)「在關於工農民主專政前途的第一種考慮(按:即資本主義前途)中,對俄國客觀條件的尊重無疑佔了上風。……而在後一種設想(按:即社會主義前途)中,俄國『客觀條件』的不足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能動性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所克服,因此在這種思路中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能動性就被提到首位,通向社會主義之路上物質條件的匱乏可以由這種能動性的發揮而得到克服。」(14)另外,列寧之所以在二月革命後很快放棄以前的觀點,主張將資產階級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還在於:由於列寧只是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完成俄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工具,那麼在革命完成之後革命者就自然面臨著這一工具的存廢問題,從而尖銳地提出了非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權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問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原理早已告訴人們,在和平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是不能存在一個工農政權的,因而在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即工農民主專政建立後的進一步選擇只能是:或者是工農民主專政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在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這一專政快速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在1917年以前,列寧傾向於認為前者是俄國革命的前途,但二月革命爆發不久,列寧的看法改變了(15)。


其實,就連普列漢諾夫這樣「穩健」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以真正抵擋住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誘惑。他的如下這段話無疑可看成是對被他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的讓步:「但是這兩個時刻(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接近是取決於我們的。我們應當傚法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光輝榜樣,他們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當資產階級還採取革命行動時,同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同時,『一分鐘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間努力培養儘量明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敵對情形的意識』。當這樣做時,共產黨人是要使『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16)既然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有「一定」的發展(這是布爾什維克和反對他們的人都一致認可的),那我們何必過分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何況這些詞句有些也是含糊不清的)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呢?

可普列漢諾夫究竟不是列寧,他更像是一個學究氣十足的理論家,他一生不僅很少變化而且似乎對列寧式的「善變」不屑一顧。他以不同的詞句反覆申述同一個觀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遠沒有發揮出來。更確切一些說:與其說我們吃資本主義的苦頭,不如說我們吃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苦頭。」(17)「以馬克思的學說為依據的社會主義政策當然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18)俄國並沒有做好走向社會主義的準備,「這是神聖的真理,只有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才能拒絕它」(19)。政權轉入社會主義者手中「無非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勞動群眾還沒有實行這種專政的準備。正像恩格斯指出過的,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在它還沒有充分發展而不能適當的利用政權的時候就得到政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要遭到慘重的失敗。至於勞動群眾,那麼,如果它奪取政權,它的失敗也會是必然的,因為大家知道,俄國現在正遭受空前的經濟破壞。……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麵粉,因此當它還沒有磨好這種麵粉的時候,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必須讓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在目前這個十分特殊的時期是特別必要的」(20)。

三、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上述爭論的評價及這一爭論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啟示

作為不帶偏見的歷史研究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普列漢諾夫當時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認識呢?今天這可能依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再給普氏貼上過去那種本身就含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標籤——「機會主義」的做法是難以被稱為客觀的研究了。因為只要我們仔細研究當時俄國的國際國內形勢,就不難真切地感受到普列漢諾夫如此謹慎的原因。實際上,當時如此謹小慎微的不僅是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樣的「穩健派」,就連在一向被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內部,許多人也對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就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充滿疑慮和不安。對此,列寧的回答(21)一開始還顯得比較謹慎,他一方面正面反駁加米涅夫等人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觀點,指出從革命的含義是指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來說,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而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已經完成?」這一問題提得不正確:因為在理論上,這樣抽象地、簡單地提問題,忽視了極其複雜的現實狀況;而在實踐上,這是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舉手投降。現實情況是,政權轉移到了資產階級手中,這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同時除了現實的政府外還存在著一個附屬政府,即蘇維埃,這也是一個政府,而加米涅夫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另一方面,他回擊對他的冒險主義的指責說:「在我的提綱中,絕對保險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整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一點也沒有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因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這種經驗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完全根據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充分保證大多數人實行直接的、絕對的統治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22)但很快列寧就改變了看法(保證布爾什維克不奪取政權的《論策略書》寫作於1917年4月8—13日之間,而改變觀點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寫作時間是同年4月10日):「不推翻資本的權力,不把國家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爭得民主的非強制的和約。」(23)1917年6月上旬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列寧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會放棄這樣做(按:指掌握全部政權),我們的黨也不放棄這樣做,它每一分鐘都準備掌握全部政權。」(24)不過,隨著後來蘇俄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列寧的觀點似乎有了一些變化。在其最後著作之一的《論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一文中,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前俄國在社會經濟關係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實施社會主義的準備,只是由於當時俄國社會的矛盾異常尖銳,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情況下,只能奮起鬥爭,奪取政權。但革命的成功使得他們能夠利用這一政權著手創造和發展文明,並「開始走向社會主義」(25)。甚至還在此前四年多就寫成的《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他指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6)

二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革命的爭論實際上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無產階級應不應該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是否成熟,社會主義者是否應該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後馬上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那就是實施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他看來當時還遠未成熟,所以他斷然否認當前革命轉變的可能性。這方面他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而列寧的看法則不同,十月起義發生前,列寧和俄國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承認俄國近期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俄國而言還是比較遙遠的未來。但與普列漢諾夫不同的是,在大多數場合下(特別是為了反駁普列漢諾夫等人對他想「提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指責時)列寧是將上述兩個問題分開對待的:先奪取政權,再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立刻實現了社會主義,或者奪取政權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前面已說過,《四月提綱》提出時,列寧並沒有明確提出奪取政權的要求,更沒有把奪取政權後要建立的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十月革命成功後的情況又如何呢?從列寧那時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來看,起初他只是稱這一革命為「工農革命」或「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而沒有將其界定為社會主義革命。「從1917年革命事件一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明白了俄國尚未為直接『實施社會主義』作好準備。但是他們奪取政權不是為了直接實現社會主義變革,而是為了完成民主變革。」(27)「在十月起義的進程中,並沒有特彆強調這場正在進行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與後來的許多宣傳用的套話和聲明相反,起義當天——10月25日(11月7日)——說的是『布爾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農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本文作者注),已經成功了。」(28)托洛茨基在描述列寧當時的立場時指出,這一立場導致的結論是「在只有工人階級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才能完成民主革命」(29)。這就是說,在列寧看來,雖然已經發生了二月革命,但這一革命是不徹底的民主革命,沒有實現他早在1905年革命時就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理想,所以必須繼續革命,使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奪得政權,才能真正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列寧著名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

當然,對十月革命性質的界定,列寧的看法不久就發生了改變,明確肯定它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就成為公認的、流行的觀點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道理不難理解:雖然十月革命前列寧明確反對托洛茨基激進的「不斷革命論」,但一旦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情況就可能有所改變,之前如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這一被認為似乎是難以踰越的界限,現在可能變得不那麼不可企及了(30)。就像托洛茨基所說的:「無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最低』和『最高』綱領(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政治旗幟下取得政權,它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31)。從邏輯上說,托洛茨基的觀點並沒有必然性,列寧區分革命的兩個階段或主張「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從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托洛茨基的看法確實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是因為,雖然從理論上說革命可分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但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間隔有多長列寧並沒有明確說明,這就使這一「兩個革命階段」的理論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為後來以種種理由縮短這一進程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預留了空間。列寧本人雖然經常強調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不應該過早地實行社會主義,但同時他也有另一方面的思想,即一旦時機成熟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只不過在二月革命爆發前,前一方面的思想表現得比較突出,後一方面的思想比較隱晦。但二月革命發生以後,列寧逐漸改變了觀點,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迅速奪取政權,並將資產階級革命不失時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轉變固然有其政治敏銳這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列寧思想中早已存在的這後一傾向的潛在影響。

一方面,在上述問題上,相比於列寧政治上的高度敏銳和靈活性,普列漢諾夫確實顯得比較呆板和教條,列寧對他在這方面的批評是正確的。而且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本身也無可厚非。如果像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些自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死抱著「無產階級只能在資本主義鞏固的基礎上才能奪取政權,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這樣的觀點不放,那恐怕社會主義永遠沒有成功的那一天(按照這種「社會主義條件論」來看,最具備實行社會主義條件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卻至今也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如下一段話是比較公允的:「孟什維克始終不渝地忠於他們的信仰,這種品格確實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品質。但是,他們的學說有嚴重缺陷,孟什維克運動因此而衰落下去,終於銷聲匿跡。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可以在不發達的俄國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而自己不想去奪取政權,這種見解在理論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實際上是非常不現實的。要是沒有工人階級大規模地參與的話,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進行,那麼期望無產階級把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願望壓在心底,難道合理嗎?可曾有過什麼階級為革命出過力,然後自願退讓,讓別的階級去獲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實?」(32)

另一方面,從後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來看,普列漢諾夫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認識也有其合理之處和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後,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革命者應該繼續前進,將革命不斷向深處引導。即使不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在至少已經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基本條件,所以應該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發動的。應該說,革命確實獲得了成功,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從社會主義近一百年的實踐過程來看,當初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的看法是有些過於樂觀了。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雖然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轉變,從而被視為機會主義者,但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說,在他的這種反對中隱藏著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非常值得重視的意見,那就是:二月革命雖然成功地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革命就已經真的大功告成了。對像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不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本來就很薄弱甚至完全闕如的落後國家來說,社會主義者在奪取政權以後,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民主革命已經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徹底過時,從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相反,與那些具有比較長期和深厚的民主傳統的國家相比,落後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更應該注重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我們今天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時所應獲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驗教訓。的確,從歷史來看,「在一個充滿著『領地』、『封邑』、『小公爵』、『獨斷專行』和『家族統治』的社會裡發動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一個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處於第四等級地位的中世紀社會裡發動反對近代文明的『革命』,會造成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那場『反修防修』的浩劫說明了這一切」(33)。

其次,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最終政治目標無疑是要在俄國社會實現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者或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又深深地相信,歷史的發展必須循序漸進,不可單憑某一個階級或黨派甚至個人的主觀好惡而隨意跨越那些本不可以輕易跨越的歷史階段。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歷史階段。與列寧及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的是,普列漢諾夫所謂「資本主義不可跨越」,不僅指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不可跨越——即使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國家勝利了,也必須補上資本主義大生產缺失這一課,否則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同意;而且也指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可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加以借鑑和利用,這點至少十月革命後的列寧是不會贊同的。特別是考慮到長期的封建專制歷史使俄國社會極度缺乏民主和自由,普列漢諾夫特別重視這個問題。當然,和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談論民主和自由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相比封建主義的專制是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終歸會被未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所代替」這一歷史決定論的理論架構中進行的。只不過,比較而言,普列漢諾夫更多地談到前者,與列寧相比他顯然更多地注意到俄國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傳統(後者在談到俄國社會的落後時,似乎更關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內容),並且還認為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應該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因為既然俄國社會已經走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又暫時不能被超越,那談論資本主義民主已經過時、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優越在他看來就是不適當的,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當務之急應該是在俄國社會儘快地補上民主自由缺失這一課。

如此看來,雖然在普列漢諾夫眼裡,資產階級民主並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有害和恐怖,反而對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有益的東西,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普列漢諾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始終都沒有遊離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外,始終都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高利益前提下進行的。他多次強調的一句話「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34)就是這個意思。「要順利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有政治自由。」(35)「爭取政治自由應該是,而且只能是為在多少遙遠的未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的必要條件之一。」(36)正因為這樣,他也沒少像一般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抨擊資本主義的民主和自由,認為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口號的價值只是形式上的,因而是冠冕堂皇的,批評這個口號「一百多年,這個出色的口號最好不過地同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剝削群眾的現象和平地相處」(37)。更是因為這樣,他才會要求對民主應有所限制:「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而如果為了革命的成功需要暫時限制一下某個民主原則的作用,那麼在這種限制面前停步不前就會是罪過的。」(38)姑且不論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是否正確,但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和強調,對我們反思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值得我們今天加以注意。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固然不能因為後來蘇聯解體、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而事後諸葛亮般地指責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初選擇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是冒險主義;同樣,對普列漢諾夫反對在俄國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因而反對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這件事,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將其斥之為「落後者」、「機會主義」而簡單了事。今天看來,普列漢諾夫關於革命應有步驟、分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在革命過程中革命者不可急於求成等觀點還是相當有預見性的。我們看到,在革命漫長的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無論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者,還是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都具備堅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地奔向他們心中神聖的革命目標。但歷史地看,他們當中許多人當初都犯了一個共同的毛病,即革命的「急性病」。無論是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還是毛澤東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都是這種革命急性病的典型表現,其後果已如「大躍進」這樣的歷史悲劇所一再證明。與此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以「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重新審視革命和建設等事關重大的問題,於是行動的目標變得實在了,路線、方針、政策變得切實可行了,表面上看目標似乎降低了,建設速度也降下來了,但由於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反而取得了扎紮實實的成效。

①②⑥《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4、79頁。

③④⑤⑦《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上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172、174、305、126頁。

⑧⑨《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227、66頁。

⑩直到二月革命發生時,在1917年3月中旬回國前夕,列寧還對瑞士工人說:「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裡,社會主義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

(11)《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12)《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頁。

(13)(14)(15)曹浩瀚:《列寧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97、165頁。

(16)《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

(17)(18)(19)(20)《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03、23—24、203、207頁。

(21)這裡有必要說明,與過去人們普遍的看法有所不同,筆者發現在列寧著名的「四月提綱」中並沒有明確提出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設想,更沒有提出立刻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問題,相反,列寧認為:「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該提綱中比較激進的地方只是: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支持,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議會制共和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等等。

(22)(23)《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7頁。

(24)(26)《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21頁。

(25)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頁。

(27)(28)(29)[俄]阿‧帕‧布堅科:《蘇聯歷史的現實悲劇》,載李宗禹主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頁、637頁注(23)。

(30)何況十月革命至少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即介於舊式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革命階段,它實行的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甚至直接就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專政。

(31)[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蔡漢敖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63、62頁。

(32)[俄]亞伯拉罕‧阿謝爾編:《俄國革命中的孟什維克》,石菊英、余瑞先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發行,第40頁。其實孟什維克有時也表現得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教條,他們曾經有如下主張:「雖然我們一定要經歷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這兩場革命可能不像西方那樣,被一段長時期的和平發展分割開來。假如內戰延長,作為民主革命而開始的革命,很可能就會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如何,我們切不可忽視這種可能性。社會民主黨同空想的無政府主義相反,始終認為,俄國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躍進到社會主義階段。但是,我們並沒有想要規定出這兩者之間的確切間隔時間。世界資本主義在繼續發展,資本主義條件開始在改變俄國的舊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越是延緩專制制度崩潰的時間,人們就越有理由期望從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前書第63頁。)

(33)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34)《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35)《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3頁。

(36)《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2—23頁。

(37)《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417頁。

(38)《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chalupa1 wrote:
然後請不要再引我們的討論文了 謝謝
真的 您很多用語 我很多是看不懂的 很燒腦的


你看不懂就代表你很多基礎不了解就妄加批判 ,這是你需要做功課來理解這些"專有名詞"

經濟學有經濟學專有名詞 你要閱讀其他人文章要先有這些基礎 理解這些"專有名詞"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
就好比一個宗教人士和唯心主義者不懂物理學的人

連國中物理的基礎名詞都不懂,就開始批判量子力學和相對論

開始批判物理學是反上帝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有名詞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什麼

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架構如何運行,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生產關係所決定的

生產關係也就是生產的方式

狩獵採集--氏族社會 是一生產關係

農業社會--中央集權國家 是一種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現代化共和國 是一種生產關係

高度AI自動化----社會主義經濟

全面AI自動化---共產主義經濟


上層建築

這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

所以才說樓上批判馬克思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烏托邦是錯誤的

他的分析是基於科學的共產主義經濟就有現實上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只是社會資本有機構成太低 和落後生產力還不能適性先進的社會生產關係就必然會崩潰

如蘇聯解體這樣

如想想在狩獵採集社會強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會如何??

比如你在1萬年前的原始社會讓1000個部落的人口強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去推動汽車 和智慧型手機生產

但是這種強行推動會導致那1000個部落的經濟崩潰

人還要靠打獵維生 採野果子 社會沒辦法達成規模經濟生產力也不構

但是你激進的改變太過先進的生產關係 卻叫1000部落單位的人口去生產晶圓廠和面板廠

那1000部落人口就算把晶圓廠蓋出來生產了CPU自己卻會活活餓死

他需要打獵 採野果來生存 你去叫他用資本主義生產CPU 汽車

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就根本不適合當時落後條件下的生產力


必須先發展農業 也就是第二階段還沒走完你就想跳到第三階段

共產主義經濟和發達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如此

他的底層就是經濟基礎需要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來支持

不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普列漢諾夫 等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的

至於那些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討論範圍

蘇聯經濟的崩潰是因為它的生產關係太過先進、上層建築太過超前200年而崩潰


而生產力太落後用22世紀的生產力關係方法上層建築去維持19世紀的生產力

共產主義不能適應環境就是因為太過先進而崩潰(如同我那個狩獵採集社會去強推資本主義生產手機的例子一樣)

要維持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 人均GDP至少要有4-5萬美元這樣的水平

中國就很務實了 知道自己人均才9600美元只能稱自己是初級社會主義國家

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chalupa1 wrote:
謝謝 讓我慢慢問同...(恕刪)

chalupa1 wrote:
==== 我在這copy (1) (2) 部分 以有完整性===
大概是2100年以前 為了進入第四階段的後期達到第五階段的目標 達到「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階段
全球每一個國家要
1) 努力去做一些事:
如 加速提升生產力 我們要「生產極端發達」
如 研究創新更進步的AI/機器人 (最好更低價 每個人都可以有) 我們要「生產極端發達」
2) 努力地避免一些事:
如 一些事會影響「勞動和創新的積極性」 以致拖延「生產極端發達」的發生
如 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以上的(1)部分是加分 (2)是減分
====
當然 有其它的(1) 或 (2) 的選項 都是可討論的
現在加上一條
-- 在第五階段以前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以上(1)是加分 (2)是減分
--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不能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因為必定會產生反作用力 ==》 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是減分
--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一切的先決條件"未滿足前,共產經濟是不合適的 因「勞動積極性被破壞」 是對「達到第五階段的目標」 是有傷害的
-- 大概是2100年左右 依生產力提升的狀況 全球世界可能達到 「第五階段」
我假設您對以上沒有很大的爭議 要麼就是要多加幾個限制條件 但不會全部推翻 我也嘗試要向您確認好幾次了 是吧


意思近似但不準確

「資本主義生產的極端發達」應該修正為「物質生產力的極端發達
這種物質生產力的發達可以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一套制度加速提高了生產力,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提高的結果
例如社會住宅、醫療健保、免費免及高等教育制度 甚至是在「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提供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讓窮人也能真正100%真正釋放出創造力而勞動 和真正有能力做自己有興趣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為了基本生活物資而勞動
想當工程師的就去當工程師 想當科學家就去當科學家 想當藝術家者就去當藝術家
而不是「為了維持生存而維持必要勞動時間」導致「無產階級」永遠處於一個生產力被壓制的階段

等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加速的推動提高生產力 ,真正100%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只會造成衰退和經濟危機而已

chalupa1 wrote:
就這點「資本主義終會滅亡」 ---
若是 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滅亡 :
A==> 具有人道關懷的真正共產思想的人 是不會以輕鬆看待「資本主義滅亡」 因為窮人會受苦更多 (共產思想是由關懷窮苦人出發的 是吧)
B==> 就算「資本主義終會滅亡」的觀點被證明是對的 具有人道關懷的真正共產思想的人應該不會以勝利的心情看待
(請問您同意 以上A/B嗎?)
一個 Great depression時期 經典的照片
換一個角度 (沒有住所/食物)
C==> 事實上 在第五階段以前 "一切的先決條件"未滿足前,共產經濟是不合適的
D==> 在第五階段以前 共產經濟 不是選項之一
(請問您同意 以上C/D嗎?)
==> 「資本主義生產極端發達」是目標 目前2018因沒有其他選項 我們是需要資本主義 所以才能有美麗的「2100」 (但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 是減分)
==> 資本主義 在第五階段以前滅亡 2100年的預估值只會向後推 是減分


上層建築有時候並不會自動的變革,因為存在許多反動的階級和既得利益者

舉個例子,在滿清帝國末期 「封建君主制」影響產業資本家的發展

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指出過 產業資本家也曾經起過革命推動進步的作用 主要是看到當時「資產階級革命」
資產階級革命

但是在一百多年的發展後來卻自己成為反動階級

再看看第二階段的社會上層建築和反動勢力影響過第三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所以有了辛亥革命 自強運動 維新變法等等

不推翻滿清就不可能完全實行現代化,因為這是一種「上層建築」對「現代化工業國家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的阻力」

想想看裹小腳不廢除、造個鐵路都要因為破壞風水而被強制拆掉、

當時拉根電線都要被朝廷保守派批判成不忠、不孝 拿孔孟思想和八股文來批判那根電線違反忠孝仁義

慈禧太后是中國第一個有汽車的人 當時說:「這東西跑這麼快要吃多少草啊?」

但是司機前座和慈禧平起平坐於是叫司機跪著開車,想想看這種第二階段的上層建築完全僵化了部改革,當時不革命還有救嗎?

同樣的道理: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如果受到了某一種阻礙,反動既得利益者的偏袒就應該發生變革甚至革命

可以是和平的變革(例如普遍的高素質公民透過選舉)、但是台灣不比北歐這種狀況發生的機率很低因為沒有普遍高素質公民

也可以透過革命和戰爭以武力推翻上層建築,但是永遠應該作為萬不得已的最後手段

如果既得利益者堅決反對變革以適應新型態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必要的

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中後期,有可能是和平演變而避免了自由放任的經濟危害,也可能是革命







以下是大陸的全國政協何心也有類似觀點
何新觀感43:重溫馬克思一個極其深刻的歷史觀點
轉載 2018-08-05 22:19:49
觀感43:重溫馬克思一個深刻的歷史觀點
【何新按語:《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寫於1847年10月底,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本文深刻地論證了資本主義財產權力(即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與政治統治權的關係。】
馬克思指出,權力有兩種。一是財產權力即所有者的權力,二是統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資產階級的統治來自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馬克思認為,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消滅的物質條件尚未形成以前,即使革命階級暫時地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
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充分成熟,即使從政治上推翻了君主封建制也只能是暫時的。封建主義會在舊的經濟基礎上恢復和重建。
總之,政治權力從屬於財產權力,財產權力決定了政治權力。
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又指出: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1頁)
據此原理觀察現代歷史:
——1917年在推翻農奴制的革命後,俄羅斯有沒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不成熟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事實也沒有。實際建立的新制度,是斯大林主義模式的紅色貴族等級特權制度,毛澤東甚至認為蘇聯出現了新沙皇。
這一紅色特權封建制度在1990年代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白色革命所顛覆。此後的俄羅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基礎上建立了現在的半國家資本主義、半市場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制度。
——那麼,1949年的內戰革命後,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有沒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說: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形態為依據。"
換句話說,儘管前蘇聯和中國的意識形態認為自己已經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但是歷史學家判斷它的時代和性質,卻不能以這種意識形態的自我意識為依據。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曾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明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學卻還沒有達到這種平凡的認識。
不論每一時代關於自己說了些什麼和想了些什麼,它都一概相信。(《馬恩全集》3-46)


【馬克思的原文】
「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資本積累(「積聚」)等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佈為必然規律和永恆規律的現代生產關係。
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
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象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蹟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懦怯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
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
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
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 以上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四卷,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最近看到這篇為史達林主義辯護的影片


我要批判這個為史達林主義辯護的影片


個人心得:以下「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
是蘇聯創始元老之一拖洛斯基在二戰剛開始的1940年5月寫的文章,

從21世紀的眼光現在看起來都一一被他言中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本身就是戰爭和剝削全球無產階級的根源,
列寧認為,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被養成了「工人階級的貴族」而拒絕反抗,加上內部龐大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人口,因此這就是已開發國家內部反革命的根本原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採取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利用從國外輸入壓榨開發中國家的剩餘價值來養活國內的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還有無產階級貴族工人,因而表現為已開發國家內部的高工資高社會福利和北歐等級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帝國主義的外部世界剝削和全球60~65億人口的剝削基礎之上的。而史達林主義的官僚則退化成一種反世界革命的反動派,比如史達林後來為了拉攏向西方民主國家妥協解散了第三共產國際,又把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理解成了反法西斯戰爭和衛國戰爭。卻沒看見問題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市場和資源以及無限擴張的壟斷性資本主義才是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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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 托洛茨基 (1940年5月)
(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 托洛茨基 (1940年5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4005.htm
建議你看完「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這篇
再看看列寧當初對國家的存在的看法是什麼,列寧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因為到了20世紀後期1960核子武器的存在和相互保證毀滅,蘇聯如果沒辦法用國家力量輸出世界革命真正解放全人類,那麼所有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一樣也會發生在蘇聯國家身上。因此現在21世紀只能改變革命策略,只有從以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崩潰和革命才可能輸出世界革命了。

列寧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
-----階級社會和國家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ig5/marxists/lenin/19170899.htm 1
國家與革命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癒來癒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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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批判你這樣的觀點,史達林從為了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盟開始,解散第三共產國際開始史達林根本上已經放棄了輸出世界革命退化成腐朽的官僚主義,建議你去看列寧另一本書「國家與革命」國家之所以存在正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史達林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國家主義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是對馬列主義嚴重的歪曲

我在moble01有發過類似的文解釋 你可以看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51&t=5606677

蘇聯亡於「史達林官僚主義」和「一國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不是史達林主義

資本主義國家才是真正的獨裁和極權,看看他們發動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殺死這麼多人

對無產階級的鎮壓是多麼不民主,極少數人控制多數的資源,而多數人卻要為維持這個剝削的系統為此去死

而且也並非所有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在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很多是對於馬列的歪曲而實際上維持自己官僚統治而存在的

那些放棄世界革命 並建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目標的國家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共產國家

那些以馬列主義維持獨裁統的國家

如史達林主義的蘇聯 並非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

一方面雖然生產資料公有但是工人自己沒辦法控制而是被官僚權力所控制,

托洛斯基才認為要由工人自下而上的結合民主生產的計畫經濟和領導,才能避免腐化

在列寧治理下的蘇聯下並沒有打算完全放棄市場經濟因此有「新經濟政策」

而列寧和托洛斯基,在一些原則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列寧基本上是反對史達林主義的, 列寧死前重病在身,希望史達林離開蘇共中央政局,

因此有「列寧的遺囑」 史達林只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權謀家而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大清洗只殺根他意見不同的人,而不是真正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

甚至還和希特勒和西方盟國締結盟約 你只要看看托洛斯基 、布哈林 等人的下場就知道,

而100%計畫經濟 不採用第一部類計畫經濟+第二部類市場經濟結合

必定會導致工業生產的「比例失調」問題,這點對「資本論第二卷的再生產圖式」有研究透徹的人都明白

畢竟社會主義國家還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不可能完全脫離市場經濟,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更是不可能

而許多國家的房地產價格高漲,正是因為沒有對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進行深入研究,

設計一套合理的地租政策而導致的, 因為房價是虛擬資本,地租才是真實的 ,

而土地的地租和房租經過「資本化價格」才會產生「虛擬的房價」

例如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理論如果「在馬克斯看來就是一個幼稚園社會主義」的理論

孫中山只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小學生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膚淺的

補充:而托派的計畫經濟是「自至下而上」的一種組織「非史達林自上而下的官僚計畫經濟」

但是這模式本身還是必須同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性競爭,有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券再生產圖式」就知道

為了避免比例失調,第一部類生產資料部門應該採用計畫經濟 第二部類生活資料部門應該採用市場經濟

只有成本最低的和勞動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能在這種經濟競爭中生存下來 冷戰7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

一國之內不可能建成共產經濟 因為規模經濟性和分工程度的提高要求有國際貿易有巨大的人口和市場才能降低成本

在這點上蘇聯一國社會主義處於和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網競爭的劣勢

而史達林主義基本上錯過了輸出世界革命的最佳時機 就是20世紀前半葉

樓主的影片應該檢討,蘇聯因為受到史達林主義影響沒能在20世紀前半葉輸出世界革命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史達林除了拒絕在一戰後輸出革命到西歐,

二戰中還為了拉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解散第三國際共產國際,

在朝鮮戰爭中沒有想要徹底援助毛哲東,中國建國初期還跟國民黨軍隊談判等等等反革命政策 ,

史達林大清洗甚至還削弱了蘇聯在二戰初期的作戰能力讓蘇聯承受巨大損失,

史達林甚至還和羅斯福談好二戰後要加入「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都表現為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

因而蘇聯錯過了輸出世界革命的最佳時機20世紀前半葉,

你看看看「列寧的遺屬」列寧在遺囑中根本不想史達林在政治局裡任職,

而到了20世紀後半葉核子武器被美蘇大量的部屬,依靠蘇聯國家力量輸出世界革命基本上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會導致核子大戰和全球的毀滅,因此現在21世紀只能依靠已開發國家內部崩潰革命才可能有世界革命了,

但是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存在大量「貴族工人」和高度社會福利因此相當的反革命,

但是這種社會福利是建立在帝國主義和金融體系的全球性壟斷帝國主義壟斷性資本主義之上,

第三世界雖然被壓榨程度比較高因而表現為「革命意識比較強」但是也缺乏足夠的生產力和先進生產資料,

我之前有在mobile01發表過「打破帝國主義壟斷的三個方法」。

就是不斷對開發中國家投資還有AI人工智慧和自動化用來代替勞動力的趨勢,

以及全球化是驅動以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革命的唯一辦法了。



river16800 wrote:
您的論點客觀的講,實在很難讓人信服,理由是:
1. 目前幾乎是資本主義當道,少數三個共產主義國家,其實也只是披著共產主義紅巾,遂行資本主義才得以存活.
2. 這些少數共產主義國家的表現實在太糟糕了,幾乎與獨裁,極權畫上等號,,,共產主義已經被這3個國家搞到臭不可聞.



共產主義不等於社會主義,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實行過共產經濟,別傻傻分不清楚

你根本是無知,沒有系統性的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就妄加批判,

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文件(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都沒看過都不懂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歪曲馬克思列寧,無所不用其極歪曲事實,而你受到洗腦根本不懂獨立思考

蘇聯亡於「史達林官僚主義」和「一國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不是史達林主義

資本主義國家才是真正的獨裁和極權,看看他們發動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殺死這麼多人

對無產階級的鎮壓是多麼不民主,極少數人控制多數的資源,而多數人卻要為維持這個剝削的系統為此去死

而且也並非所有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在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很多是對於馬列的歪曲而實際上維持自己官僚統治而存在的

那些放棄世界革命 並建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目標的國家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共產國家

那些以馬列主義維持獨裁統的國家 如史達林主義的蘇聯

並非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

一方面雖然生產資料公有但是工人自己沒辦法控制而是被官僚權力所控制,

托洛斯基才認為要由工人自下而上的結合民主生產的計畫經濟和領導,才能避免腐化

在列寧治理下的蘇聯下並沒有打算完全放棄市場經濟因此有「新經濟政策」

而列寧和托洛斯基,在一些原則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列寧基本上是反對史達林主義的,

列寧死前重病在身,希望史達林離開蘇共中央政局,因此有「列寧的遺囑」

史達林只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權謀家而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大清洗只殺根他意見不同的人,而不是真正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甚至還和希特勒和西方盟國締結盟約

你只要看看托洛斯基 、布哈林 等人的下場就知道,而100%計畫經濟

不採用第一部類計畫經濟+第二部類市場經濟結合

必定會導致工業生產的「比例失調」問題,這點對「資本論第二卷的再生產圖式」有研究透徹的人都明白

畢竟社會主義國家還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不可能完全脫離市場經濟,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更是不可能

而許多國家的房地產價格高漲,正是因為沒有對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進行深入研究,設計一套合理的地租政策而導致的,

因為房價是虛擬資本,地租才是真實的 ,而土地的地租和房租經過「資本化價格」才會產生「虛擬的房價」

例如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理論如果「在馬克斯看來就是一個幼稚園社會主義」的理論

孫中山只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小學生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膚淺的



列寧 國家與革命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癒來癒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托洛茨基與列寧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在前線檢閱部隊


  每當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為首的「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蓋因自上世紀20年代末以來的近80年時間裡,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也是戴著「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處決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但是,從這一決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實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並未昭雪,因為王實味是個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沒有」「參加托派」,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死有應得了!
  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學習著毛澤東的著作,不斷地深化著反托意識;人們在為王實味英年早逝扼腕嘆息時,不會想到還有一個比王實味更富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國輿論宣傳的特點,托洛茨基漸漸淡出了普通大眾的視野,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
  這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雖然列寧此前曾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因受矇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魯吉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個警告只是一種暗示,還不是斷言。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託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是不會束手待斃的,由他領導的書記處(以及組織局)當時已經從政治局手中接過了絕大部分行政職權。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組織權力,通過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將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職。這一過程甚至波及到基層,不反對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擔任廠長、車間黨支部書記、會計和謄寫員等職務。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前,許多省的代表會議的代表是在沒有差額的情況下根據省委書記的推薦選出的。從1922年夏天起,省委書記名義上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推薦選出的,實際上是由書記處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為了排擠托洛茨基更是殫精竭慮。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由「三駕馬車」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七人小組」每星期二召開會議,政治局每星期四召開會議,以便提前協調立場。「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當時的經濟、政治、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問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最重要的決定,所有組織問題還有黨的幹部任免問題,幾乎全是「七人小組」事先決定好的。季諾維也夫後來證明,「七人小組」是瞞著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實際領導,擁有專門密碼的真正的派別組織。在這種情況之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佈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機器否決了托洛茨基在經濟建設道路、黨內民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問題等等領域的理論和提案,並發動了持續數年的、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黨的最高委員會上作最後陳詞時警告各派說: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的反對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罵聲中,預言將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說其中不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數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將遭到滅頂之災;他相信斯大林的勝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體制將會突然垮台,徹底崩潰,因為眼前的勝利過分依賴暴力。很不幸,歷史讓托洛茨基成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將他的所有對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斷頭台;1991年,蘇聯解體。而預言了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史達林的特務刺客用冰鎬暗殺。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是頗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斯大林以後的蘇聯以及後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當成反革命來醜化。在革命的旗號下,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歪曲無所不用其極,托洛茨基的著作被嚴厲禁止,閱讀、傳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論處,被判處死刑、流放,最輕的也要監禁幾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末,蘇聯開始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將迎來公正評價之時,蘇聯解體了。因此,蘇聯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個正式的「官方結論」,可謂是不了了之。







托洛茨基與列寧
以下文章是托派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在蘇聯解體前夕1991年的的文章

托洛茨基的經濟觀點與今日蘇聯

曼德爾

(1991年)


  *這篇論文發表在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no.84 (New York,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April 1991,P.24)上,由法文譯出,原文以「L'alternative economique」為題發表在Rouge的一份特別雜誌增刊上,由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aire在法國發行。


  隨著官僚主義的蘇聯陷入混亂,對於重振社會主義的規划來說,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的經濟綱領具有必不可少的指導意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對於自由派來說,「新布爾什維克」是當前的主要敵人。
  那些由斯大林和新斯大林主義者全力拋出的反對利昂‧托洛茨基的無恥誹謗,今天在蘇聯毫無疑問已經被拋棄了。在托洛茨基遇害50週年紀念日前夕,官方的日報《消息報》(Izvestia)莊嚴地公開承認,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是一位偉大誠實的革命者,蘇聯重要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其他報紙透露說,1922年列寧曾兩次舉薦托洛茨基,由他出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一旦自己生病或去世,即由他作為指定的繼承人。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運動的創始人名譽的恢復標誌著人們對他那種反斯大林的政治綱領持一種認可態度。恰恰相反,在當前蘇聯的媒體和社會科學圈裡,敵視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的新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統治著一切。在這些思潮看來,托洛茨基仍然是意識形態上的敵手,托洛茨基主義仍然是政治上的宿敵。
  然而,真正危如累卵的卻是蘇聯不容否認的歷史人物和傳統。不可否認,斯大林將他們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當斯大林被絕大多數蘇聯人民痛恨時,主流思想家必然會通過自然而然地轉向對托洛茨基施予某種同情來爭取平息這種痛恨。他們通常選擇的方案是提出一套新的誹謗,與斯大林主義者和新斯大林主義者的誹謗相比,這些誹謗具有較少的煽動性,但卻更多地建立在公開歪曲歷史的基礎之上。
  歷史的諷刺在於,人們在今天指責托洛茨基,並不是因為他曾經是一個反革命,而是因為他曾經是一個極左的「革命狂」;人們之所以指責他,不是因為他曾經是列寧的敵手,而是因為他在1917年及之後,曾經是列寧的冤家對頭(damned soul)[註:譯為「冤家對頭」顯然不對,疑為「該死的化身」。——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和「啟發者」(inspirer)。作為十月革命「血腥」的化身(一個猶太教徒且受到歐洲文化熏陶的世界主義者),托洛茨基是新法西斯主義者和偶爾公開與新斯大林主義者結盟的新黑幫分子(neo-Black Hundreds)的主要目標。在所有的十月革命「民主的」反對者們看來,托洛茨基(「工人階級歷史任務」的「教條烏托邦」[註:譯為「固守著『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教條的空想家』」為宜。——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是一位自1918年以來在俄國歷史上「離經叛道」的偉大領袖。

新經濟政策的反對者?

  在這片不和諧的喧囂聲中,圍繞經濟方案選擇的爭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據說,托洛茨基曾經是一個新經濟政策的反對者、「超級工業化」的堅定支持者、個體農民殘酷的敵手和「計畫經濟」之父。斯大林只不過是運用了托洛茨基的經濟綱領。今天,蘇聯的反托洛茨基主義者宣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不過是兩個暴君間的權力之爭。
  從1923年起,中間經過1928年直至1934年,關於這種爭論的解釋橫掃整個蘇聯,它包含著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不包括1929年之後的投降主義者)不同出發點的一種混用:一個是長期的分析方法,另一個是政治方法在短中期的運用。這種混用是蓄意謊言、無知或對這些問題缺乏理解的結果。
  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的理論,托洛茨基確證了他的立場,即考慮到帝國主義的本性,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將在蘇聯獲勝,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得出答案。在俄國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的「自由聯合生產者」的無階級社會,因為這不僅需要高出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同時也會陷入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不斷衝突之中。這種對抗的影響力將隨著如下機會的破滅而消失,即如果革命無法擴展至「發達工業國家」,蘇聯將憑藉軍事或經濟壓力建立社會主義。[註:譯文有誤,應為「假如革命沒有擴展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對抗的重壓終將通過軍事或政治壓力摧毀在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機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這種對於長期趨勢的分析當然也有短期的意蘊,它強調了一種工業滯後發展的危險,即冒險推進俄國個體農業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間的聯盟——工農聯盟的一種決裂。為了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做鬥爭,托洛茨基強調了限制個人資本積累和提高國家工業生產率的必要性,這意味著將允許產品銷售處於一個較低的價位,也必然會使工業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因此,與發端於斯大林—布哈林主義,後又在20世紀60年代由喬治‧盧卡奇(George Lukacs)進一步發展的神話相反,托洛茨基並沒有從這一分析中得出冒險主義—失敗主義的結論,即認為歷史已經為主要的經濟方面確證了一條明確的道路。絕不能將蘇聯的中期命運簡化為這樣一種兩難窘境:要麼是革命戰爭和領土擴張,要麼是不可避免地退回資本主義。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可以在逐步鞏固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同時,等待發達國家革命勝利主客觀條件的成熟。換句話說,他建議蘇聯丟掉吹噓或幻想,以一種現實審慎的態度步入建設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另類選擇建立在經濟邏輯的辯證法與社會力量的動態發展基礎之上。托洛茨基的分析與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然不匹配。[註:譯文有誤,應為「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托洛茨基的分析仍舊是無與倫比的」。——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工業化節奏的加快必須依靠社會剩餘向經濟生產的社會化部門的穩定轉移才能得以維持,也就是說,尤其是要犧牲中產階級(富農和新經濟政策中受益的人)和官僚機構的利益,以非生產性支出的徹底減少為代價。
  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和貧困農民(也包括願意加入的部分中產農民)社會地位的提高,必須通過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工作條件來實現:消除失業;工人在工廠管理中的領導地位;為確保其成員比他們作為個體生產者獲得更高的回報,勞動農民在生產合作之初便以機械化的勞動為基礎。
  這些建議以其內在的一致性為標誌,今天仍令人印象至深。1923年,首個大型拖拉機廠的建立確證了「貧困農民在國家農場裡的自願參與」。通過防止農業剩餘產品集中在富農手中,城鎮居民將會避免因富農減少發貨量而受到敲詐的危險,他們的實際工資將會持續增長到1926—1927年。這項政策還將為蘇聯提供強大的軍備工業,使其在長達十年(而非五年)之久的時間裡能夠抵禦可能發生的軍事進攻。
  同時,向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提出的這條經濟道路,將使他們能夠充分利用諸如那些1923—1937年發生在德國、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的革命形勢。
  遠非「沒有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政策自1928年起就一直處於反對黨人先進思想的對立面。[註:譯文有誤,應為「從1928年起,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政策就與反對派提出的經濟政策相敵對」。——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全面工業化伴隨著實際工資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伴隨著勞動條件的災難性惡化,而不是改善。管理費用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急劇攀升,擠佔了工人消費的絕大部分份額。這便是官僚機構令人震驚的重負及其支配社會的絕對權力。如果生產的增長不是由生產者的利益和覺悟來維繫,那麼它必然要通過暴力和全面控制來實現。現實不再是「處處蘇維埃」,而是遍地警察控制和官僚作風(red tape)。
  農業的強制集體化與列寧的「合作計畫」相一致,與反對黨人提出的自願參與正相對立。[註:譯文錯誤。應為「農業的強制集體化與反對派主張的自願合作相敵對,後者與列寧的『合作計畫』是一致的」。——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尤其是牲畜的大屠殺政策,導致了農民的誓死抵抗。同時,它還伴隨著一種農業和服務部門(倉儲、運輸、分配)投資的系統性低下以及一種浮動的價格政策。這便是造成十幾年來農村苦難和城鎮貧困的根源。

反對計畫經濟

  隨著斯大林的政策日漸明朗,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左翼反對黨人開始公開指責農業的強制集體化、新經濟政策的總體壓制、「超級工業化」、對實際工資和農民收入的抨擊[註:「抨擊」應改譯為「攻擊」(attacks)。——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社會不平等的加深。以這些政策來標識反對黨人,認為他們受到了這些政策的鼓動,這實際上是一個純真的謊言。[註:譯文有誤。應為「將這些政策歸罪於反對派,認定是他們鼓動起來的,結果只不過是個十足的謊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必須識別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Preobrazhensky-Trotsky)的觀點與斯大林政策的差別,前者認為,從長期來看,資本主義將會隨著社會剩餘產品私人佔有和市場機制的擴張不可避免地復興;後者則認為,從短期和中期來看,這些機制的消除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黨人對經濟目標的曲解。下面的幾個引證足以說明這一點。

反對黨人的說法

  拉科夫斯基、V.科西奧爾(V.Kossior)、N.穆拉洛夫(N.Muralov)和V.卡什帕羅娃(V.Kasparova)在1930年的聲明中寫道:

  廢除新經濟政策和作為一個階級的富農,該法令是……一個經濟謬論。……任何特權和法令都不能消除經濟和日常生活中仍在發生作用的矛盾。……企圖忽視這一經濟事實……已經導致了對暴力的運用,導致了對黨綱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破壞,導致了對列寧關於集體化、中農和新經濟政策的最基本告誡的蔑視。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論文《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繼續說道:

  如果存在一個可以將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猜想中的普遍觀念——該觀念可以同時記下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進程、能夠量度它們運動的動態過程、能夠預測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先驗地擬訂出一個完美、全面的經濟計畫,上起小麥的畝產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紐扣。官僚機構常常設想只有這樣一種觀念才是可操控的,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擺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在對其精神資源進行評估時犯下了可怕的錯誤……
  大量在經濟中活動著的參與者——國有的和私有的、集體的和個人的——必須要由計畫委員會的統計測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強制來正式宣告他們的需要及其相關力量。計畫是受到檢查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來實現。市場調控本身必須由其機制所引發的趨勢決定。部門擬訂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說明其經濟效益。離開了對盧布的控制,過渡時期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堅挺的貨幣單位,商業計算只能增添混亂。
[1]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著說道:

  然而,工業發展和將農業帶入廣闊的國家計畫的層面讓領導層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質量問題被推上前台,官僚機構破壞了富有創造力的首創精神和責任感,沒有了這些,將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質性的進展。官僚機構的弊病在大產業中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它卻連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業、小規模地方工業,即所有那些與人民靠得最近的經濟部門……
  按照一種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機構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廠是有可能的——然而,毫無疑問這要花費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發展,經濟就越是陷入與官僚主義如影隨形的質量問題不能自拔。蘇聯的產品彷彿都打著冷漠的灰色標籤。在國有經濟下,質量需要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一種批判和首創精神的自由——這些條件同一種恐懼、謊言和諂媚甚為流行的極權主義制度是不相容的。
[2]

三種方向

  在1928—1934年間,蘇聯共產黨內部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經濟政策傾向——假定布哈林(Bukharin)的支持者在1933年後仍然如此,這一點根本無法確定。
  斯大林的路線以工人和農民為代價,建立在農業強制集體化、超級工業化、超級集中化和超級不均衡計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半計畫)的基礎之上。
  布哈林的路線以私有經濟和社會化經濟的「和平共處」為基礎,前者負責為後者提供準備,但它的擴張將十分有限。
  同布哈林的方案相比,反對黨人的路線預見到了社會化部門更迅速的擴張,但又不如斯大林方案那樣急促,當然也就更加平穩。它要求縮減例如被那些官僚們佔用的非生產性支出,改善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生活。
  這三種傾向無疑反映了不同社會力量的壓力。但必須牢記的是,至少在1930—1933年間,與那些斯大林主義者相比,反對黨人和布哈林主義者在具體建議上的差別更為模糊。以下兩個方面最能體現反對黨人經濟綱領的特徵,一個是他們清晰一致的經濟立場,另一個是他們清晰一致的政治立場和社會立場(蘇維埃民主、生產者物質需要的滿足、反對不平等和官僚機構特權的鬥爭)。
  1932年,同樣在《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中,托洛茨基聲明道:

  作為計畫的基本要素,生活權益的鬥爭將我們引入關注經濟的政治領域。在蘇聯社會,社會團體的工具是(應該是)——蘇維埃、工會、合作社,首先是執政黨。只有通過這三種要素(國家計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的相互作用,過渡時期經濟的正確方向才能夠實現。[3]

  最後一句話應受到重視。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托洛茨基認為:

  批判權利的恢復和真正的選舉自由,是蘇聯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這表示恢復黨派自由,從恢復布爾什維克黨和復活工會開始。在工業中輸入民主制,意味著從根本上修改計畫,使之適合於工人們的利益。自由地討論經濟問題將減少因官僚錯誤和左右搖擺而導致的一般管理費的開支。停止各種浪費金錢的玩意兒,如蘇維埃宮殿、新戲院、炫耀的地鐵等,而用此種經費建造工人住宅。「資產階級分配規範」將被嚴格限制在必需的範圍之內,而且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將漸漸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平等。
[4]

  這幾行寫於55年前的話,對於今日蘇聯仍具有強烈的重要性,我們再一次發現了這三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傾向:

  第一種傾向堅持以重要的經濟變革為代價,讓官僚機構控制經濟。
  第二種傾向習慣於資本的原始積累,旨在鼓勵重要的私營部門發展。
  第三種傾向是一種新社會主義,主張捍衛工人的當前利益(充分就業、增強購買力、社會服務),減少社會不公和不平等。

  與布哈林及其同伴這類真誠的共產主義者相反,第二種傾向在本質上是反共產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第三種傾向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策。但是,必須日益從革命馬克思主義那裡借取觀念,而不用去管具體術語的選擇,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這些觀念同當前真正獨立的工人運動聯手合作的景像在蘇聯復甦。


新的誹謗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9月9日的《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中,一個親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敵手列昂尼德‧拉濟舍夫斯基(Leonid Radzikhovski)既譴責了像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na)這樣的新斯大林主義者,也控訴了蘇聯共產黨內受託洛茨基思想鼓舞的「馬克思主義講壇」的發言人布茲加林(Buzgalin)——在最好的斯大林主義傳統中將他們並置在一起,於是,「新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是「新托洛茨基主義者」。
  然而,與此同時,拉濟舍夫斯基不得不承認,「多虧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托洛茨基才得以揭露蘇聯社會最重要的罪惡:新貴族階層和官僚機構反對賦予普通民眾權力的鬥爭。……托洛茨基在20世紀30年代還提出了一個整改蘇聯的規劃,包括民主化、自我管理、開放性,甚至是市場」。確實如此,但指責新的蘇聯社會主義左派想要「捍衛官僚體制,抵制資本主義」卻是一個惡劣的誹謗。像托洛茨基那樣的真正的「新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同時在兩條戰線上戰鬥,既反對官僚機構,又反對中產階級的增長。這與工人們的物質利益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義面臨的最重要的矛盾如下:當每一個個體被正式宣佈擁有神聖權利時,如何防止大多數市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進行辯護呢?應該以何種原則為名做這種辯護呢?在最好的斯大林主義傳統中,在暴力的作用下,儘管人們違背了自身的意願,卻又必須表現出快樂,這可能嗎?


[註釋]
  
[1] Trotsky.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3),pp.273—274.
  
[2]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New York:Pioneer Publishers.1937),pp.275—276.
  
[3] Trotsky.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p.275.
  
[4]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p.289.



史達林主義的危害,不但傷害了世界革命還傷害了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戰間期的全球政治型態的對立,實際上就是兩種制度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所構成的了衝擊,也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制度和德日意的法西斯主義道路,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之間的對抗。蘇聯在建立後,所採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體制,也叫做史達林模式。史達林模式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搞個人崇拜,人們認為他是活著的列寧,比列寧還偉大。像是:在史達林的家鄉,格魯吉亞的主峰,1800米的主峰上,聳立著史達林40多米高的銅像。真佩服蘇聯人,那時候也沒有直升飛機,他們怎麼給弄上去的?底座上還刻著一行字,獻給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一定要崇拜他。
  第二個特徵是,凡是跟我意見不合的人,都要幹掉,咱沒有政見之爭,不許你給我提意見,你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把你幹掉。史達林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昔日的戰友,揮起了屠刀。本來列寧臨死的時候,就已經看出史達林有很大缺點,不讓他當接班人,而讓托洛斯基,亦即蘇聯紅軍之父托洛斯基接班。結果當時史達林羽翼已豐,他的部下切斷了列寧跟外界的一切聯繫,連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去看望列寧,出來都會遭到搜身。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當上了蘇聯領導人,他一上來,先將托洛斯基趕走,托洛斯基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驅逐出境,後來1940年住在墨西哥城,被人拿一把冰錐給劈死了。然後他又盯上了自己的另外兩個戰友,加利耶夫和季諾維也夫,這兩個人當年跟史達林、列寧都是平輩的,給關進監獄裏嚴刑拷打,打得傷口往外爬蛆,在牢房裏37,38度的時候,給你接通暖氣,讓你傷口無法癒合。史達林的部下跟加利耶夫和季諾維也夫說,只要你們倆在法庭上認罪,對你們會從輕發落,這樣就認罪了,這誰受得了啊?在沙皇的時候,我也沒受過這麼大罪。
  想當初,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代幾十年中,判決的625個政治犯裏判死刑的191個,史達林時代,則槍斃了500萬人。
  那酷刑他們受不了了,就認罪吧,認罪,史達林就在莫斯科搞了一場世紀大審判,把外國的記者都叫來,拍成電影,那外國記者邊錄影邊笑,沒見過這麼審判的,這事兒是你幹的嗎?不是我幹的,正常人都會本能性的否認,不是我幹的,你看這兒有你的指紋,不、是你偽造的;他是證人,不、是他偽造的。結果法庭審這倆,加利耶夫和季諾維也夫,你們倆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嗎?沒錯,我們倆是。然後你說吧,你交代吧,你反黨的罪行,兩人都搶著說,這是我幹的,不是你幹的,這是我幹的。
  這作假作得太明顯了,誰都能看得出來,那記者就一直笑,好,你們倆承認自己是間諜了,法官一敲槌,判處季諾維也夫、加利耶夫死刑,立即執行,這下傻眼了。同志們,原來不是跟我們這麼說的,不管,往外拉,拉,他們就喊:我們要見史達林同志一面,推上囚車了,囚犯拍門,看在死去的列寧的分上,我們要見史達林同志一面。囚車到了刑場了,坑都挖好了,給他倆往坑裏拖。他們倆喊,看在上帝的份上,共產黨人是根本不信上帝的,他們連幼年的偶像都喊出來了,“砰砰”兩槍,然後往坑一埋。這個時候跟史達林平輩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頭兒,就剩一個布哈林了,他被抓起來,剛要拷打,布哈林說別打,我承認我是帝國主義的間諜,我承認不承認都得死,別打,甭受罪了,我是間諜。我就一個要求,你崩我之前,我要見我妻子一面。史達林說這可以,一個小時的時間,見面吧,他妻子一進來,布哈林就給了妻子一封遺書,把這封遺書背下來,然後把它吃了,因為你出門肯定被搜身,你帶不出去,你背下來。那封遺書寫的是,致蘇共下一代黨的領導人的公開信,布哈林明白,他要我的命,但無論如何愛人呀,你要活下去,妻子比他小25歲,所以要活下去。她把這封遺書交給了蘇聯最後一代黨的領導人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宣佈給布哈林平反洗冤。
  列寧時代的政治局委員是11個,被史達林槍斃了9個;列寧時代召開的最後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是1162個,被槍斃了1095個;列寧時代的州委書記一級的官員,95%被處決。更慘的是在軍隊裏面,5個元帥槍斃了3個,剩下2個連作戰地圖都不會看。
  然後,15個國防部副部長、大將,全部被處決,80個軍長,槍斃了57個,110個師長,槍斃了87個,195個旅長槍斃了121個,蘇聯紅軍上校以上軍官,被槍斃了80%。德蘇大戰:希特勒激動得要授予史達林一級鐵十字勳章,沒有一場戰爭能夠使敵方高級將領,有這麼大的損失。說是史達林中了希特勒的反間計。所以,希特勒非常得意地講,蘇聯紅軍是無頭巨人。四百多萬阿兵哥,一萬多輛坦克,看著挺威風,卻沒有腦袋,沒有指揮中樞,所以在蘇德戰爭初期,蘇聯紅軍喪失陣地,一潰千里;德軍勢如破竹,摧枯拉朽。原因在於你的高級將領都被清洗掉了,像西南方面軍菜鳥司令:基爾波諾斯上將,一年之中由團長升到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方面軍司令,一年連升五級,坐著火箭上升,他能指揮70萬大軍嗎?他就只能指揮兩三千人的水準,所以西南方面軍一被圍,基爾波諾斯上將,第一個反應就是砸毀電臺突圍,底下人都跟他失去聯繫了,之後投降。70萬人被圍,66.5萬人被俘,上將就領著司令部的一兩千人突圍,他幹這個挺得心應手的,他就能指揮這點人,坦克一沖過來,上將抱著炸藥包就上去了,不愧為戰鬥英雄,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上將粉身碎骨,坦克接著往前開,沒炸著……所以,你想,他這種所謂的高度集中的體制,後來我們說社會主義國家要進行改革,要改革就是改掉這種史達林模式,在政治上就應該發揚民主,在經濟上就應該搞市場經濟和有限度的計畫經濟。所以,要改革,正確道路是民主和市場經濟。你只要是這樣的改革,就能成功,後來,二十世紀末,蘇聯、東歐的改革失敗全是因為他不是這麼改的。


abc003 wrote:
以下文章是托派 馬...(恕刪)



不同意陳平的觀點!美國的擴張侵略背後是有一套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存在,也就是帝國主義,才會有中美貿易戰,只要這套壟斷資本主義存在中美就不可能和平共處,因為帝國主義就是要靠外部的剩餘價值剝削其他國家來提高自己內部的人民利益。(你看看美國反中南美移民和邊境牆、反外國企業購併高科技、美國在華企業利潤等)才會有美國國內的高工資存在,如果美國不擴張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爆發,美國人民就會起義把資產階級政府推翻,建立共產主義美國,這是美國帝國主義者不想看到的,因為他們想要永遠剝削這個世界
資料好多,精神好再來看。>.0
托洛茨基怎樣預示蘇聯的解體

How Trotsky foretol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邁爾斯(Jim Miles)

  【1994年11月10—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一個名為「托洛茨基遺產、歷史及時代意義」的國際科學大會。本文是提交給大會的英文論文之一。該次大會設立了「托洛茨基遺產研究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Leon Trotsky's Legacy)。本文作者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


  「人們絕對不應該把時間因素摒除在政治計算之外。假如你確認資本主義在歐洲會繼續存在多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而蘇聯因此被迫要在經濟政策上向資本主義作出調整,那麼,問題就會自行解決了 。」(托洛茨基在1922年的演講,載於《共產國際第一個五年》第二卷第254頁)

  「只有當驅除波拿帕特主義是出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覺行動的時候,斯大林主義政治政體無可避免的崩潰才會導致蘇維埃民主的建立。至於在所有其他情況下的崩潰,替代斯大林主義的,只會是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的《工人國家,特爾米多和波拿帕特主義》第182—183頁)

  托洛茨基早在六十年前作出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提出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崩潰,要麼會是世界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勝利;要麼就是歷史性的失敗。評估這場失敗所包含的豐富的理論教訓,其迫切性濃縮為以下這個問題:會不會有一支革命馬克思主義幹部的核心保存下來,擁有托洛茨基的(理論)方法的水準,對物質現實作出分析。工人階級面對的中心問題,是國家問題。

  由於群眾的士氣低落,以及革命馬克思主義另類出路的闕如,蘇聯崩潰的結果是一個公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政府得到的鞏固。這個政府借助墮落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官僚機器,完成了對國家計畫的破壞,並且勇往直前,把國營工業推向私有化(盜竊)。邁向「市場經濟」的計畫,雖然由戈爾巴喬夫政權開始,不過,他那畏縮的斯大林主義政府仍是裹足不前,沒有完成措施。從葉利欽及復辟派官僚的觀點來看,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有必要把戈爾巴喬夫的政權推翻。

  托洛茨基清晰地看到蘇維埃工人國家的生存所繫,不在於國家計畫,而在於無產階級群眾革命意識的生存。一如他在差不多六十年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經指出,官僚「對它的政策的社會主義方向已經不提出什麼主觀的保證了。它之繼續保持國有財產,只因為它害怕無產階級 。」(《被背叛的革命》春燕出版社中譯本第219頁)

  由西德在1990年吞併東德開始發生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崩潰,令到全世界大部份左派陷入危機,心灰意冷。不過,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眼前的變動,實在應該不足為奇。早在崩潰實際發生前的五十年,托洛茨基已經就下列情況作出勾劃:假如西歐和北美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及時地把蘇維埃工人國家從政治和孤立中拯救出來,工人國家無可避免地將要崩潰;對導致「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崩潰的經濟和政治的動力,托洛茨基作出了描繪。

工人國家的雙重性質

  托洛茨基對蘇維埃國家的墮落的分析,深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發展出來的有關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深刻的理論。馬克思首先發展出一套理論,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在消費品的分配問題上,資產階級的經濟規律無可避免地會繼續運行。從資產階級經濟規律無可避免地會繼續運行這一點上,列寧推斷出,在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之間,資產階級國家會繼續存在。托洛茨基在第一個工人國家的政治墮落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及運用列寧的深刻見解,引伸出工人國家的雙重性質 的理論,適用於所有工人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或國有財產的限度之內,工人國家是無產階級 的;在有需要保護物資和服務上的不平等分配的限度之內,是資產階級 的。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部份必須「消亡」以向共產主義過渡;假如不出現這種情況,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復辟。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義官僚視作波拿帕特主義(即搖擺在工人與帝國主義之間謀取平衡),政治上是反革命,因此是蘇維埃工人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傾向最極致的表現。斯大林主義統治(假如沒有被工人推翻)最後保證會給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即國有化工業帶來毀滅。

  托洛茨基認為,在墮落工人國家裡的兩種傾向之間,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最終 只能夠在整個世界範圍之內得出勝負結果和獲得解決。要麼起碼要在主要的帝國主義中心及時得到社會主義勝利,從而能夠再接再厲向社會主義發展推進;否則,資本主義會通過軍事干預或世界市場的壓力(世界帝國主義更高度的勞動生產力),令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所以,與資產階級思想販子的論斷正好相反,所謂「共產主義的崩潰」,正是驚人地應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的科學效力和繼續適用性。

資本主義復辟對政治革命

  托洛茨基不只是消極地觀察俄國革命的墮落。從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首先提出政治改革、工業化及民主規劃經濟的綱領,作為對官僚的抗爭及恢復工人階級的元氣。當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在1933年在毫無阻力下獲得成功,同時,斯大林主義者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又沒有因此而對其採取的消極因素的宗派主義作出重新評價——正是這種消極的宗派主義導致世界資本主義中最有組織的工人失敗了——托洛茨基看到了有需要由一場政治革命來推翻反革命的蘇聯官僚,以讓工人在其國家中重握政治權力,藉此恢復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政治革命不同於社會革命,後者在推翻原有統治階級的國家及財產方式後,代之以新統治階級的國家及財產形式;而政治革命推翻的只是官僚政府,至於工人國家原有的財產形式會仍然保留。

  可是,在斯大林主義統治七十年後的今天,正在俄羅斯、東歐和中國發生的是一場社會反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為俄羅斯及東歐當前訂定的一套過渡綱領,首先就是要負起保衛剩餘下來的國營工業的任務,反對私有化。這套綱領要兼而解釋及推廣下列觀點,即,工人階級需要贏得直接的政治權力,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國家對外貿的壟斷,以及重新把經濟計畫納入體制之內,以防止社會進一步崩潰和被資本主義完全半殖民地型式化。

俄羅斯和東歐經濟上未鞏固的資本主義

  東歐和前蘇聯從1989年開始的斯大林主義政府的倒台,導致了工人國家的政治 崩潰,僅由資本主義政府替換了斯大林主義政府。一度運用國家權力並借助不完善乃至是反動的手段來看守及保衛無產階級國有財產的官僚政權,現在由立足在舊有斯大林主義官僚廢墟之上的新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政權而代之。新的政權運用國家權力剝奪工人的國有財產,以此來鞏固統治權力。

  這些變態工人國家及墮落工人國家的崩潰,表示著這些國家的雙重性在政治方面的矛盾已經有了最終結果,結果是對資本主義有利。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關廠,前計畫經濟(國有的國營工業)只剩殘餘。這些國家一日不能夠解決這些殘餘和市場之間不健全的經濟矛盾,這些國家一日仍然是經濟上不曾鞏固的資本主義 。新俄羅斯和東歐的資本主義國家,由積極地進行著把後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的殘餘加以私有化的資本主義政府 所統治著。

勞動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

  冷戰加劇了蘇維埃集團的崩潰;在冷戰時期,雖然蘇聯在科技方面間歇性地取得驚人成就,然而,蘇聯的勞動生產力只是維持在約美國的四成。蘇聯因此被迫運用其國家生產總值25%在國防方面;相較而言,美國只用去其國家生產總值的7%。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給這種狀況作出如下總結:

  「歷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礎上,也不過是為了節省工作時間之一種長期的鬥爭而已。我們之所以擁護社會主義,並不僅僅因為它要廢除剝削,還因為它要保證社會能節省時間,比資本主義所能保證的更高些。假使這個條件不能實現,而只是消除剝削,那便如戲劇性的插話一般,是沒有前途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73頁)

  托洛茨基明白到蘇聯的命運,是和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至於「斯大林主義不是別的,而只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個階段 。」(《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0頁)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崩潰,並且由葉利欽公開進行資本主義的政府所取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二個階段,其間的過渡早已為托洛茨基所預見:

  「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在蘇聯會得到成功,新政府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裡,仍是要立基在國有經濟之上的。然則,經濟和國家發生的這一種短暫衝突,到底表示著什麼?它表示著革命或反革命。一個階級壓倒另一個階級的勝利,標誌著經濟的重建按照勝利者一方的利益進行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之《既非工人也非資產階級國家?》第63-64頁)

  托洛茨基在1936年早已用令人吃驚的明確性,預告了由一個公開地進行資本主義的政府取代了斯大林主義政府,對蘇維埃經濟會意味什麼: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畫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的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產。那些成就較大的工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會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的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18-219頁)

  不過,資本主義政府的鞏固不僅意味到計畫經濟的滅亡,同時也意味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滅亡: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無可避免的倒台,將會給蘇聯是否仍是個工人國家的性質,立即打上問號。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權,就不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蘇聯是否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由將起而取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的政權的政治屬性來決定 。」(《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第181-182頁)

  這些以及隨後的摘引,將會揭露出一個事實,即與廣為傳播的神話相反,托洛茨基對國家的一般性觀念和特殊地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一直保持著深刻的政治性,而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社會經濟簡化論者。托洛茨基的觀點是認為,只要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仍然保衛著計畫經濟,即使它是使用反動手段來進行,則它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在接著來的摘引文可以看到,我們必須緊記,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所有國家都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社會專政。這個社會專政,可以是由比較民主的政府管治,也可以是由專政的政府管治。正是由於俄國的工人階級經過近七十年的斯大林主義反動政府的統治,已經變得冷漠和非政治化,因此,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倒台的同一時候,結果也成為了這個墮落工人國家在政治上的倒台。

  這裡謹希望有關於托洛茨基對當前正在發生的反革命的先知式洞悉力,在接著來的評論中,可以在革命社會主義者之間引發起更多的研究和討論。這裡對托洛茨基著作的大量援引,其作用正與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述的相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是這樣普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給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的真正教誨恢復生氣。為了這個原故,就有必要大量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自己的著作 。」

工人國家雙重性質的根源:資產階級分配和無產階級生產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理解,其不可少的,是對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進行研究。就是在這兩部著作中,馬克思對工人國家含有雙重性質的觀念首次作出了提示,而後由列寧對這個觀念加以闡明及發展。到了托洛茨基那裡,又由他對這個觀唸作了最高度的運用,並且傳給了子孫後代,給予我們一個工具,用以分析當前我們目睹的前蘇聯經歷的資本主義復辟的特定階段。托洛茨基開始時小心地指出,在過渡向共產主義的全部工人國家,都無可避免地帶有雙重性質。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有關「工人國家的雙重性質」這一節中寫道:

  「社會主義的國家,縱然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如美國建立起來,也不能即刻供給每個人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因之還要被迫去鼓勵每個人儘可能的多多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的責任,自然落在國家的肩上,而在國家方面,也不能採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按照勞動來支付的方法,雖然加以種種修正和改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寫道:『資產階級的法律,……在共產主義社會初期,還是避免不了的,此時,社會還在經過長久的勞苦、從資本主義社會蛻化出來的那種形式。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的結構,以及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 。』」

  「列寧在解釋這幾句重要的話時,加上幾句說:『在分配消費品上,採用資產階級的法律,必然要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因為法律若沒有一個機關強迫人們遵守它的條規,那便毫無用處。』他又說:『共產主義之下,不僅資產階級的法律,還要殘存一個相當的時期,並且一種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國家,也要殘存一個時期!』這種極有意義的結論,已被現在御用的理論家完全忘記了,它對於瞭解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上,卻有決定的意義,或者更確切的說,對於此種瞭解的第一步,有很大的幫助。只要以社會主義的轉變為己任的國家,一天還要被迫以強暴手段來保衛不平等,即保衛少數人的物質特權,那它就一天還是『資本主義式』的國家,縱然沒有資產階級。這些話既不是恭維,也不是責罵:它只是以事物的真名稱此事物而已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50-51頁)

資產階級官僚治理的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清楚地論斷,當權的蘇維埃是資產階級的性質:

  「對於只有一副固定方式不變的腦袋而言,謂工人國家的官僚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論斷,一定被看成是不可理喻的,而且還不只此,它還是完全愚昧的。然而,像化學物質般純粹的國家,一般來說,在過去從來不曾存在過,而且也不會存在。半封建的普魯斯君主制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大部份任務,但它是以其方式去執行;即,是用封建的方式,而不是雅各賓派的方式。縱然在今天日本的身上,從其國家的資產階級性質和統治層的半封建性質的相互關係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屬性。不過,所有這些,都不足以妨礙我們識別一個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之間的不同…… 」

  官僚層的這一資產階級性質,不是意外產生的結果,而是與經濟持續需要的強制力即國家的存在本身緊密相連。

  「然而,工人國家並不能夠在一夜之間創造出一個新社會。馬克思曾經寫過,在工人國家存在的第一個時期裡,資產階級分配的法則還是會繼續保留……人們必須認真估量這個思想的份量,以及將之推論到底。工人國家本身之所以必須作為一個國家,恰恰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分配法則仍然起著作用 。」

  由於這個原故,所以不單只斯大林主義官僚是資產階級性的,乃至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革命官僚,也一樣有著資產階級成份。

  「這就是說,縱使在工人國家下最革命的官僚,其中也會有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器官。當然,這種資產階級似的程度以及發展的總趨勢,擔負著決定性的意義。假如工人國家失掉了其官僚化的過程,並且反而逐漸退位,那麼,這種發展就表示著它正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反之,要是官僚愈來愈強大,享有權勢、特權,並且固步自封,那意思就是說,工人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傾向於藉著蠶食社會主義者而得以壯大。換句話說,即是工人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自有的內在矛盾,從第一天開始就在成長,而不是如『法則』所要求的減少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資產階級國家?》第66-67頁)

  工人國家資產階級性的一面日益壯大,對計畫經濟的意義是什麼?有關這個問題,早在1933年已經作出具體刻劃:

  「『官僚』通過恣意揮霍國民收入,打亂經濟的基本體例……延誤了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增長……官僚主義更進步的肆意發展,勢必導致經濟及文化無可避免地停止增長,導致可怕的社會危機,令整個社會顛沛沉淪。這樣來,將要結束的不僅是官僚的控制權。取代工人國家會是『社會官僚』,而會是資本主義關係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第115頁。)

官僚層的雙重功能和蘇維埃工人階級的雙重性質

  蘇維埃官僚的功能誠然不會純粹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官僚所服務的階級利益具備雙重性,既是無產階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它的雙重性,體現在矛盾重重、左搖右擺的外交及內政上,在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

  一如托洛茨基所言,在帝國主義壓力下:「無產階級統治的器官(國家)成為帝國主義施予壓力(外交、軍隊、外貿、思想和習俗)的器官。從歷史的範疇來看,這是一場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爭奪控制權的鬥爭。官僚層只不過是這場鬥爭的輸送機制 。」

  「作為鬥爭的輸送機制,官僚一時傾向於無產階級一邊反對帝國主義,一時又傾向於帝國主義一邊反對無產階級,以此或彼此來提高其本身的權力。……」

  「與此同時,官僚無情地利用其作為匱乏的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角色,用以守衛其自身的利益及權力。無產階級統治的這一面,具備了刪剪、阻撓及扭曲的屬性。」

  這種情況表示到,不僅蘇維埃的官僚有著雙重性質;蘇維埃的工人階級也同樣兼有雙重性質:

  「人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落後及孤立的國家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一個被壓迫的階級。壓迫的根源,來自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機制,則是官僚 。」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不是一種,而是多類型構成的一種),並不意味著從理論上和政治上給蘇維埃官僚開脫。恰恰相反,正是從官僚的反無產階級政治,及工人國家的需要這兩者之間產生的矛盾衝突,暴露了官僚的主動性質。只有循這種態度來提出問題,我們對斯大林主義集團的罪行的暴露,才會取得全部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意味著反對帝國主義的最高鬥爭,同時還意味著給推翻波拿帕特主義的官僚層作準備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資產階級國家?》第70-71頁。加重點是原文所有)

  在同一篇文章內,托洛茨基把波拿帕特主義的斯大林的作用,和工會官僚層領袖的作用並列對照。托洛茨基取來美國勞工聯會的領袖威廉‧格林,作出比較:

  「斯大林的作用,一如格林其人,具有雙重性質。斯大林為官僚服務因而也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然而,他不能在服務官僚的同時不去保衛官僚的社會基礎;官僚正是藉著剝削這社會基礎來為其利益服務的。是在這個限度內,斯大林保衛國有財產,免使其受到帝國主義及來自官僚層自身那些不耐煩及貪得無厭的官僚們的進攻。然而,斯大林用以保衛的方法,卻為蘇維埃社會的普遍毀滅鋪路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資產階級國家?》第65)

  蘇聯最後一個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者戈爾巴喬夫的下台,同樣標示著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雙重功能的垮台。

資產階級波拿帕特主義對蘇維埃波拿帕特主義

  托洛茨基大量引用1789-99年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作歷史類比,用以理解1917年俄國革命的墮落,並且給未來投射出一幅可能的藍圖,作為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動指引。從1793年春天到1794年7月為止,法國大革命處在激進的羅伯斯庇爾和雅各賓派領導的平民時期;到了7月,激進的雅各賓派被推翻。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年曆上,七月名作「特爾米多」。所謂「特爾米多派」(熱月黨人),即指繼續推翻羅伯斯庇爾和激進的雅各賓派後,自1794年到1799年執政的保守資產階級革命力量。這個力量往後又被拿破崙所推翻。在拿破崙統治下,經歷了執政府時期(1800-1803)和第一帝國時期(1803-15)。

  托洛茨基概述了法國和俄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相類似性,同時亦著重指出兩個革命之間具體的歷史差異;這些差異,來自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國家官僚集團各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按照托洛茨基的界定,波拿帕特主義是:

  「是這樣一個政權,其享有經濟控制權的階級,具有運用民主方法管治所需的素質,然而,為了保存其佔有物,它不得不容忍壓在頭上的一頂『救世者』皇冠,即忍受軍隊和警察機器不受約束地發施號令。這種局面,發生於階級矛盾特別尖銳的時期。波拿帕特主義之目的,就是於階級矛盾特別尖銳的時期。波拿帕特主義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大衝突爆發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的,〈再論波拿帕特主義〉第206-207頁)

  「從我們感興趣的觀點而言,源於雅各賓派和蘇維埃的這兩種不同的波拿巴特主義,更為重要的是兩者立足的社會基礎之間的差異。對前者來說,主要問題是要鞏固資產階級革命;為了這個目的,必須通過清除首要的及政治的機關。而對後者來說,則是通過粉碎其國際綱領、領導黨和蘇維埃,以此來達到鞏固工農革命的目的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工人國家、特爾米多和波拿帕特主義〉第181頁)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分別通過波拿帕特政權來鞏固其社會基礎;他們兩者的不同,亦給這兩個國家及政府立居其上的經濟發展,在日後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經歷過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後——這個革命把農民從奴制解放出來,並且給予農民土地——封建反革命一般來說再不可行。被推翻的君主制,有可能重建其權力,置身在中世紀幽靈的包圍之間;然而,它已經無力重建封建主義經濟。資產階級關係一經從封建主義的桎梏解放出來,它就會自行發展。沒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擋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它只能夠自掘墳墓——它在先前已經創造了自身的掘墳人 。」(引文同上)

  托洛茨基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作了有益的對比。前者的生產關係,依靠被剝削群眾的消極性;至於後者,無產階級仍在實驗摸索其生產關係,為了達到社會主義及防範反革命,要求無產階級自覺地計畫生產及自我組織起來。

  「這一切都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的發展背道而弛。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把生產力從私人所有制的桎梏解放出來,同時亦把生產力置於其創造的國家直接指導之下。而至於資產階級國家,它在革命之後把自身自限於警察的角色,放手任由市場按照本身的規律發展。工人國家直接負起經濟學家和組織者的角色。政治政權從一手轉到另一手的替換,對市場經濟只會構成間接和表面的影響。相反來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府替換一個工人政府,就勢必會導致從一開始便把有計畫的發展取消,乃至在隨後恢復私有財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鮮明對照,在於社會主義不是自由任意地,而卻是自覺地建立起來的。邁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家權力不可或分;這個國家權力是渴求社會主義的,或者是縮壓對社會主義的渴求的。社會主義只當在到達一個十分高的發展階級,才會是不可逆轉的;即是,只當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遠遠超過資本主義,人們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國家已經全部消亡,融解到社會中去。但是,所有這些的出現,仍是在遙遠的未來。在發展的特定階段,社會主義的建設,會隨著工人國家的升降而浮沉。只當經過在構成資產階級的規律(『無政府式的』和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之差異間試盡一切的搖擺之後,才有可能理解各種限制——相近似的例子如法國大革命,就是不能跨過這些限制 。」(同上)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熱月黨人的衰微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兩者有許多類似性;相形之下,拿破崙及斯大林的波拿帕特主義倒台,其兩者之間就有著決定性的不同。這不同,對蘇維埃工人國家的未來,會是決定性的。

  「農民革命,以及依附在農民革命的資產階級,很容易就能夠和拿破崙政權取得和解;甚至路易十八治下,他們也可以得到保存。而無產階級革命,在現行斯大林的政權下,早已是危機四伏,它將無法承受身右傾的再進一步發展 。」(同上,第180頁)

  由此而知道,工人國家的政府替換,對社會和經濟,以及工人國家守衛著的國有計畫經濟,會造成怎樣的震動,對此托洛茨基是一目瞭然的:

  「政治的反革命,縱使要回覆到俄國革命發生前的羅曼諾夫皇朝去,也不能夠重建土地的所有制。然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集團要掌政權的話,就足以令社會主義建設煙消雲散 。」(同上,第180頁)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必然倒台

  托洛茨基認為,以斯大林主義政府為表現的官僚,是個危機深重的政權,不能長久存在,必然要倒台的;促使官僚倒台的,或者是工人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資產階級反革命:

  「波拿帕特主義,從其內在本質來說,是不能夠長時間自我維持的;一種勢力,當其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搖擺不定,最後一定會向著這邊或那邊滑落。然而,卻恰好是在這一點上,已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歷史的類同體已走到它的盡頭。拿破崙的倒台,誠然不會不觸動到各階級之間的關係,然而,在法國社會金字塔的最本質方面,仍是繼續保留著資產階級性質。另一方面,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必然的倒台,卻會令蘇聯作為工人國家的性質,立即成為疑問。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夠在沒有社會主義權力下做到。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由未來起而代替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的政治政體是什麼所決定。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移除才能夠令蘇維埃制度重得新生;而要做到這點,端賴無產階級能夠再一次動員圍繞在它周圍的城市和鄉村的貧苦大眾 。」(同上,第181——182頁)

  懸在工人國家的社會金字塔上搖擺不定六十七年的管湧「勢力」,從人一生的時間長度來看,或許是沒完沒了地漫長;然而,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段時間可說是相當的短促。再者,一如托洛茨基在前面指出,一個資產階級管湧「勢力」的倒台,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及其經濟(社會金字塔)乃至其階級結構,可以不造成很大影響;然而,若由一個資本主義政府取代工人國家的斯大林主義政府,卻可以令致工人國家及其計畫經濟崩潰:

  「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政體必然倒台而導致蘇維埃民主的建立,只能夠在一種情況下發生:即是,只當這是無產階級移除攆走波拿帕特主義的自覺行動。至於在所有其它情況下,取代斯大林主義的只會是資產階級法西斯的反革命 。」(同上,第182、183頁)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1990年德國統一後重新興起了新納粹,前南斯拉夫進行著「種族清洗」的種族殲滅戰,葉利欽政府甚至對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斷企圖阻撓,而在俄羅斯境內,如法西斯煽動家日裡諾夫斯基之流,亦同時在冒昇。從此可見,托洛茨基作出的預見和分析,有著一般適用性,並且仍然有效。在寫完了《工人國家,特爾米多和波拿帕特主義》的數個星期後,托洛茨基寫了另一篇文章,回應指責他運用「波拿帕主義」這個名詞的批評。他指出:

  「在列寧時代,蘇維埃的波拿帕特主義是一個可能性;在斯大林的時代,這變成了一個現實。」 (《再論波拿帕特主義》,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208頁)

  換一個說法,我們現在可以說,在托洛茨基的時代,蘇維埃波拿帕特的仍然是一個可能性;在葉利欽的時代,則成為了現實。歷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的政權,經過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到了葉利欽那裡,由資本主義的波拿帕特主義所取代。

勞動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為何相信,只是一個政府的更換便足以推翻工人國家?這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與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同;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所有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從經濟上當時最先進的國家開始的。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勞動生產力,比諸在其周圍的半封建世界遠為優越。因此,在法國,反革命復辟在推翻拿破崙之後,仍然要在生產方面保留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以此來維持與別國的競爭力;那些其他國家,包括有由拿破崙從上而下透過軍隊征服的國家。

  至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從經濟上最先進的國家開始的恰恰相反,革命是從經濟上最落後的 帝國主義勢力俄國開始的。這個差異,意味到俄國不同於十八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二十世紀俄國的無產階級及其革命,被擁有更高生產力的帝國主義強國重重包圍。斯大林假設可以依靠在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用自給自足來提高生產力而達致超過帝國主義的水平。托洛茨基則保衛布爾雪維克的觀點,認為革命只當擴展到帝國主義的中心,才可能有生存希望。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蘇維埃生產的矛盾總結如下:

  「十月革命本身乃是從高度的世界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財產形式中的矛盾中產生出來的,反過來又造成了一種矛盾,即是低度的一國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中間的矛盾 。」……

  「革命所造成的法律和政治水準,對於落後經濟發生一種進步的作用,但他方面:這些水準本身也受這種落後性下拽勢力之影響。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生活愈長久,則社會結構也就墮落得愈深。延長的孤立,不可避免地,將不會歸結於一國共產主義,而是歸結於資本主義的復辟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60—261頁)

世界勞動的分工及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在1922年共產國際就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的演說中,提出了下列問題:新經濟政策下對市場、自由貿易、廠房間的竟爭、租借期及各種優惠的政策,會把初生的蘇維埃國家帶往何處去?是朝向資本主義,還是朝向社會主義?在列舉了無產階級仍然保留國家權力、壟斷外貿及土和工廠國家所有制這些反資本主義的主要武器之後,托洛茨基提出了主要的問題: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重要和基本的問題,我們仍完全沒有觸及到,這個問題決定了一個社會政權的生存可行性。這個問題,就是經濟的生產力;不是個別工人的生產力,而是一個經濟政體的生產力問題。人類歷史所包含的全部歷程就歸結在這一點上,即是,能保證有更高度勞動生產力的政權會取代較低度生產力的政權。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從古老的封建社會脫穎而出,取而代之,只由於在資本的統治下,人類的勞動更富有生產力。而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完全和肯定地戰勝資本主義,主要是也只唯有是由於它能夠保證每個勞動力的人類個體可以生產出遠遠多得多的產品數量 。」(《共產國際第一個五年》第二卷,第246頁)

  托洛茨基沒有在社會主義未來的抽象評斷前停下步來,他再進一步對當前的具體現實作了審視:

  「我們是否已經可以說,我們的國營企業,已經較諸在資本主義政體下取得了更高的生產力?不,我們仍未到這地步。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在他們的資本主義工作得更要好些,比我們的生產力要好得多,不僅如此——他們在(俄國)革命以前已經做得比我們好了——甚至我們自己,在革命以前就已經做是比我們現在要好了 。」(同上,第246頁)

  托洛茨基並不是要鞭撻工人進行斯塔哈諾夫式的更長時間勞動,做得列多、更快。他是要指出,一個工人國家從其他革命及世界市場中孤立出來所面臨技術和組織上的限制。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回到這個問題:

  「兩個不可和解的敵對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長期鬥爭,其結果,最後分析起來,將取決於這兩個體制相對的勞動生產力。而這點,在市場的條件下,又由本國的和世界的價格關係所決定……我們不能從資本主義的圍困中逃脫開來,縮回到一國閉關自守的經濟之中。正由於是閉關自守,這個經濟會被迫沿著極之緩慢的步伐前進,而結果,招致的不會是更弱、而反會是強大得多的壓力;這種壓力,不只來自資本主義的軍隊海軍(即『軍事介入』),而更主要是來自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 」(《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6—27年文集》第334頁。)

  因而,托洛茨基能夠準確地估計到,俄國在一致廢除國家對外貿的壟斷後:

  「就會意味著,蘇聯經濟會加速地轉向資本主義的軌道,並且,經濟和政治方面會日益屈從於世界資本。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只能夠短時間地苟延殘喘,壽命不是以年計,而只是以月計的。俄國恢復對外資本的依賴,意味到她再一次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各勢力的分解,重新滑進帝國主義的政治和軍事狂瀾中去——她的前景,將同中國的模式一樣,分崩瓦解 。」(同上,第499頁)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總結如下:

  「歷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礎上,也不過是為了節省時間之一種長期的鬥爭而已。我們之所以擁護社會主義,並不僅僅因為它要廢除剝削,還因為它要保證社會節省時間,比資本主義所能保證的更高些。假使這個條件不能實現,而只是消除剝削,那便如戲劇性的插話一般是沒有前途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 頁)

  正是由於斯大林不能夠在一個孤立國家(或多個落後國家)裡做到這點,工人國家便因而崩潰。托洛茨基在1922年曾經特意指出,從歷史上來說,資本主義不是僅從一個單一國家中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都是建立在世界層面的:

  「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和文化豐盛富庶,它也是一樣平穩從革命冒升出來的;這個革命,並且更是十分有破壞的。歷史的客觀任務,在於為更高的勞動生產力創造條件,而在最後分析起來,這個客觀任務已由資產階級革命解決了;或說得更準確地,已由一連串的革命解決了。」 (《共產國際第一個五年》第247頁)

  歐洲、北美洲和日本及數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給數個國家帶來了勞動生產力的擴張,從而在全世界層面開創了勞動分工的局面。其中的分工,尤以工業生產者和原始資源的生產者的對立為主,就這一點,托洛茨基特別針對那些斯大林主義者,他們認為,可以從必需的分工中獨立開來。托洛茨基指出:

  「社會主義經濟依靠著世界經濟的這個見解,在今天被共產國際視為是『反革命』的見解。社會主義不能夠依靠著資本主義!他們是這樣說。這些不肖之徒孫們是這樣乖巧,乃至於忘記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樣,是棲息於全世界的勞動分工之上的;這種勞動分工,在社會主義裡得到最高度的表現。在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裡建設經濟,不論這事本身有多麼重要,它仍然是局部的、有限和矛盾重重的;它不會能夠抵達一個和諧社會的至高點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401頁)

  托洛茨基甚至預見到,在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中取得的經濟增長,並不一定能夠保證它邁向社會主義發展:

  「現實上,蘇聯經濟在當前的增長,仍然是沿著反彈性的程序曲折地行進。在強化工人國家的情況下,經濟的成就,絕對不會自動地走上開創一個和諧社會的路途。恰好相反,它們在更高級的層次上,為孤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自有的矛盾,作出了催使其激化的準備……全世界的勞動分工跨過國界,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頭上,並且鞭策督導後者的下一步道路。」 (同上,第418頁)

  社會主義立足在對資本主義的征服之上,同時,也一如後者,即只有在世界層面上決定性地壓倒以前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起碼要在數個帝國主義的中心,而並非只是在數個落後國家中(「如戲劇性的插話一般」)取得勝利,才可以確保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權利,承繼資本主義。

  「工人國家的正確方針,不是要退減速到只是在一國內建設經濟。革命倘若沒有沿著無產階級的漩渦掃蕩至國際範疇時,它就必然會在一國的框架之內,開始和官僚的漩渦立約。無產階級專政假如沒有成為歐洲及全世界的規模,就一定會走向自身的崩潰。」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02頁)

  這是不斷革命論的ABC。

工人國家的雙重性質已獲得解決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指出:

  「兩個相反的傾向,現在正從蘇維埃政制的深處發展起來。資本主義正在日趨衰落,而蘇聯則在發展生產力,從這方面看來,它是在準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它為了上層的利益,正在把資產階級的分配規准加緊實行到極度,這又在準備著復辟。這種財產形式與分配規准之間的矛盾,是不能無限制的發展下去的。或者是資產階級的規准用這種或那種形式伸展到生產工具上面來,或者是分配規准改變了,去適應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度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13頁)

  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模式內在的資產階級傾向一天「仍未從分配的層面轉移到生產的層面,仍不曾摧毀國有財產和計畫經濟,則這個國家仍然是個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7頁)

  然而,我們目擊著東歐自1989年及前蘇聯自1991年以後所發生的,正好是把矛盾轉移到生產層面的結果。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計畫被廢除了。在俄羅斯,國有工廠倒退回市場競爭去,須借助盧布大幅膨脹才能夠保持元氣,僅僅能夠和供應商作以貨易貨的交換。比起戈爾巴喬夫時代,生產更形一瀉千里,已臨深淵。大量國有工廠給成批地傾銷,透過股票形式給予公眾及工人,而後者們又立即把股票出讓,以購買生活必需品。大量股票集中在投機家手上的情況,在捷克共和國已經發生了好幾年;而在俄羅斯,財政部是方興未艾。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再次地重複強調,對防止工人國家經濟基礎的大引爆,時間的因素起著作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的管治勢力不可能永遠保持平衡):

  「無產階級倘若能夠及時地驅逐蘇維埃官僚,那麼,在勝利之後,它仍然可以找到國有化的生產手段,以及計畫經濟的基本元素。」 (同上,第69頁)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再次複述這個觀點:

  「……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特爾米多官僚。它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 。」(《過渡綱領》中譯本第47、48頁。)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得以成功和在帝國主義中心重新發生世界革命這個條件聯結起來:「蘇維埃國家要進行貫徹到底的改革,其基本的條件,就是成功地擴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119頁)

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二階段

  托洛茨基視官僚不是一個階級,而只是「階級的工具」,是給帝國主義在工人國家發生作用的「輸送機制」。因此,他相信保衛蘇聯在「意味著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最高鬥爭,同時,也為推翻波拿帕特主義官僚作出了準備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71頁)

  在1940年一篇文章裡,托洛茨基在旁引之間,就布爾雪維克對這個問題及官僚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觀點,作出了以下總結:

  「列寧重申,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援助,(資產階級)在俄國復辟是無可避免的。他沒有弄錯:斯大林主義官僚不是別的,而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個階段 。」(《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6頁)

  托洛茨基有一段時期確認1924年的蘇聯「是蘇維埃特爾米多的開始……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第一階段,目的在於打擊工人國家的社會根基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173—174頁)

  從1924年到1991年,是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的第一個階段。而現在,我們處在俄國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二個階段;即是,工人國家被迫去保衛資產階級的分配准規之同時,又須要保衛無產階級生產的財產形式——這個古老的政治矛盾,現在已經由官僚解決,完全地倒向有利於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一邊。官僚內在固有的資產階級性質,在1991年容許了這種過渡在相對和平的狀況下發生。無產階級方面,經過了數十年來的斯大林主義而意志消沉,亦消極地默許了這個過渡。「一俟資產階級國家把其餘的國有財產全部國營化或關閉,讓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在經濟上得到鞏固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三及最後階段就會全部完成 。」這裡有必要特別指出,托洛茨基相信復辟不會「民主地」完成。工人如果無法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斯大林波拿帕特主義的倒台就會讓位給法西斯資本主義。

官僚是否已成為統治階級?

  托洛茨基把蘇維埃國家的性質界定為階級關係的力量對比:

  「各種階級,要由它們在社會經濟制度中所佔的地位來區分,並且首先要它們對生產工具的關係來決定。土地的國有,工業生產工具及運輸與匯兌之國有,加上對外貿易的壟斷,構成蘇聯社會結構的基礎。由於這些無產階級建立的關係,說蘇聯的性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些基本上是我們承認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16頁)

  托洛茨基儘管從一個簡單的定義開始,但他卻沒有因而簡單地把工人國家縮小成等同於國有化經濟:

  「蘇維埃官僚已經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政冶權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會的勝利品。但是它既在一個主要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國家裡把政治權力都奪在它自己手中,這事實就創造了官僚與全國財富之間一種新的、前所未聞的關係。生產資料屬於國家。但國家可以說是「屬於」官僚。假使這些尚屬全新的關係固定下來,假使這已變成規範並且合法化了,那麼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抗拒,長久下去,它總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所獲得的一切社會勝利品完全消滅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17頁)

  不過,托洛茨基繼續寫道:

  「官僚們也還沒有為他們的統治造成特殊財產形態社會支柱。他們還不得不保障國有財產,看作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他們的活動,在這方面說來,仍然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武器 。」(同上)

  1989年發生於東歐,及1991年發生於前蘇聯的,恰好就是這種變化,即是,官僚已經不再「不保障國有財產」甚至也不再是一種遲鈍的「無產階級的武器」。相反,官僚利用國家機器,通過雙管齊下地把工廠和社會服務私有化或乾脆關閉,從而自己鞏固一種新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政府現在正在運用國家權力,進一步締造、鞏固這個由一批舊有的特權官僚和過去的黑市販子所組成的、新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

國家與經濟

  在革命或反革命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領導著國家的政府所施行的政治行動綱領。它所看守及保衛的財產關係,是什麼形態?政府行使國家權力(軍事的、司法的或意識形態的),是為了某一特定階級的利益而行使。在革命或反革命的埋藏,用以界定一個國家的社會的內容,即其階級性質,端視政府在當時積極為經濟上的財產關係實施的政治綱領;不論這個綱領是要保存還是推翻這個財產關係的。正因此,解釋了為何在階級和平的時期:

  「權力集中在官僚的手中,及甚至生產力發展的倒退,這兩者中起來,仍然不足以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革命或反革命力量侵犯到財產關係的時候,才可以改變國家的性質。」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3頁)

  是什麼力量能夠改變財產關係?侵犯又得以怎樣進行?只有通過國家的軍事力量、政府施行的政治綱領。一如托洛茨基在下面解釋的:

  「然則,在歷史上,難道不曾見過經濟和國家之間有階級衝突的事故嗎?是見過的!(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第三等級』奪得政權之後,社會在隨後的數年間,仍然是封建的。在蘇維埃統治的最初歲月,無產階級立足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上發號施令。在農業的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許多年間(在相當程度上,在現時仍然如此),是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作的。設若資產階級反革命在蘇聯得以成功,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裡,新政府亦要立基在國有經濟之上。那麼,經濟和國家之間這種暫時性的衝突,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革命和反革命。一個階級勝出另一個階級,標誌著勝利者將按照其利益來重建經濟 」。(同上,第63—64頁)

  因此,托洛茨基在下文中再一次強調,國家的階級性質,「由其與生產資料中的財產形式的關係所決定 」。(同上,第65頁)。

  請注意,托洛茨基不是說,國家的階級性質由財產形式本身所決定。

  早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托洛茨基已有先見,描劃出官僚的倒台對工人國家的國有經濟會有什麼意義。這個過程,我們正在目擊發生在葉利欽政府身上: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畫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裂。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會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的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18—219頁。)

  有好一批官僚的確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 ,經由現存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的一面,及通過在政治上瓦解國家機器的社會主義一面,在政治上已經得到鞏固 。儘管新的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通過擁有前國營企業的股份,取得了日益壯大的經濟基礎,它在經濟上還不曾得到完全鞏固 。許多左派把蘇維埃工業零散化變成的股份,看成只是紙上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卻不作如是觀:

  「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囑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享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辣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們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佔有階級了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第221頁。)

葉利欽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為何不用粉碎國家機器

  我們已經提到過,墮落的蘇維埃工人國家裡的官僚,和封建的君主專制國家的官僚一樣,是由其所處身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的非常條件所「資產階級化的」。正由於這個理由,葉利欽的反革命,並不需要對工人國家的國家機器作猛烈清洗。一如托洛茨基的估計,倘若:

  「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維埃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當中、行政長官當中、技術家當中、經理當中、黨部書記以及在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的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地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正常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工具上恢復私有財產……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大概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畫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別『法國(公司)』之間的許多妥協(這些法團即是可能的未來業主),亦即在蘇維埃工業中的首長與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主以及外國的資本家之間的妥協」。(《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文第220—221頁)

工人國家還留有什麼?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中心觀點,是革命鬥爭的分階段性。前面已經論到,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義官僚視為「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個階段」。當反革命把革命的「影片」開倒車之時,托洛茨基給革命的坡道在不同階段所訂的區分,可以成為有用的指引。兩位美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保羅‧勒布朗及戴安‧菲利(Paul Le Blanc and Dianne Feeley)在1983年指出,托洛茨基:

  「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個階段做出重要的區分:在第一個階段,簡單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個階段,則稱為社會主義專政 …第一階段開始於工人(在農民的支持下)建立了統治。第二個階段,發生於當那同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廣泛實施社會主義政策 。」(《重建革命政黨》,第四國際派傾向一九九零年出版,Rebuild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Edited by Paul Le Blanc,Published by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第47—48頁)

  即是,隨著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奪取了國家權力及予以鞏固,奪取經濟權力及鞏固此權力會立即緊接而來。在今日,我們看到差不多依樣葫蘆的進程。官僚利用國家權力,不僅像過去一樣,用來保衛資產階級分配的規准,尤其甚者,它並用之來把無產階級的國有經濟私有化,因此而解決了工人國家的政治矛盾。換言之,復辟派的官僚已經在政治上推翻了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且亦已著手對經濟方面的社會主義專政進行肢解,將之夷為殘垣敗瓦,退減至只餘國有工廠。這些尚不曾給私有化的國有工廠,在工廠層面組成一個殘餘的墮落的社會主義專政——儘管這個專政並沒有政府。倘若會有一個新的革命浪潮興起,它將植根在這些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餘上,和工人一起保衛這些工廠,反對倒閉和私營化。

需要進行一次新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

  托洛茨基在1939年,為下一次俄國革命的階級性質的問題,作出了如下設定:要是蘇聯「已經完全停止作為一個工人國家,所需要的,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場社會革命 。」(《保衛馬克思主義》第119頁)

  面對著俄國反革命的重重開展,基本的任務,仍舊和托洛茨基在六十一年前已經勾劃出來的一樣,即是,由無產階級領導新的革命。然而,這一次由社會主義革命來創造一個新的工人國家,而不是用政治革命來改良業已推翻的工人國家。可是,縱使是政治革命,在托洛茨基看來,「這個任務,是必定地和不言而喻地,只有經由革命政黨才可以解決。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7頁)

  建立這樣的黨,務須有兩件事:

  第一件:俄國無產階級在保衛自身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進攻的新鬥爭中,重新恢復階級覺悟。第二,革命馬克思主義幹部要緩慢及有耐心地凝成一個核心,一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另一條路,是資本主義統治通過法西斯群眾運動的勝利而得到鞏固;這場群眾運動的基礎,是上百萬計的行乞貧民和失業者。這另一條路,會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三及最終階段相接。因此,現行的資產階級波拿帕特主義的葉利欽政府,只是一條橋樑,或是通向未來法西斯專政,或是未來的工人民主。

  俄國的墮落工人國家及東歐的變態工人國家的倒台,誠然是代表了世界工人階級的失敗;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是吸收其中教訓,並為在二十一世紀必將到來的新戰鬥作出準備。

  一如托洛茨基在被暗殺之前一文所寫:

  「我們首要的政治準則,不是在此或彼的方面轉變財產形式,儘管這方面本身十分重要。而是,要改變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和組織,俾令提高他們的能量,以保衛以取得的既得戰利品,並且去爭取新的 。」(《保衛馬克思主義》第19頁)

  為了建立一個有能力去領導及教育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必須能夠確認真理,並且能給予科學的解釋。


(史丹摘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BIDOM),
1994年12月號及1995年1月號)

個人心得:輸出革命有很多方法,但是依靠國家力量的方法已經在核導彈發明後不管用了只能靠內部革命,德國一戰後曾經爆發過斯巴達克斯起義,和蘇聯只相差1年卻失敗了,但是西方高薪工人貴族的存在和壟斷科技地位無法被打破,另外市場規模經濟決定分工的程度和產品成本的降低,會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托洛斯基的理論是對的,一開始史達林不輸出世界革命核導彈發明後面也沒有機會了,在1950~1970年代蘇聯有用過內部革命辦法推動世界革命,例如支持過古巴 越南 朝鮮 但是最後發現都在在和美國拚資源消耗戰和綜合國力,蘇聯的經濟規模和人口始終是沒有西方世界市場包圍之下更多,無法達成產業規模經濟,一開始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就錯了,連150年前馬克思、亞當斯密都知道分工程度決定市場淺力 史大林卻不知道這點,史達林主義者根本沒有從經濟學的觀點徹底檢討過帝國主義和各地區人民生活水平和世界革命之間差距的關聯性,一旦美國人民生活水平始終高於蘇聯,那麼西方人民是不可能起來革命打破壟斷的,相反的中產階級和小資都會團結在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那裡,一開始史大林不輸出革命到西歐的策略就是錯的,西班牙內戰他為了維護和德國法西斯的關係而沒有支援反而開始殺托派導致左翼的分裂,中國國共內戰史達林還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和談隔長江而治,目的在於把別的國家國當成史達林官僚政權的傀儡控制,二戰中還解散共產國際理由在於討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關係 不惜犧牲掉西方共產黨,史在朝鮮戰爭中沒有徹底支持毛澤東,史達林他根本就是一個只想鞏固自己權力的官僚,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長期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內因,這內因是「史達林官僚反革命」和「一國社會主義」引起的,不知道整個世界市場和全球化本身是一個體系,當你的勞動生產率低於別人,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國之內建成成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能在全球化和市場分工體系之下發芽和成長,因此史達林官僚主義是無知的,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斯巴達克斯同盟

德國共產黨起義-斯巴達克斯起義

斯巴達克同盟(德語:Spartakusbund)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於1915年建立的反戰革命組織。它原稱國際派,因該派曾創辦《國際》雜誌而得名。1916年1月1日,在國際派會議上,以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的名字發表了政治通信,稱《斯巴達克信札》。此後,該組織被稱為斯巴達克派。

該組織在群眾中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揭露德國當局的侵略政策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的叛變行為。1918年11月,斯巴達克派號召工人積極參加十一月革命。同月,斯巴達克派改組為斯巴達克同盟。12月,斯巴達克同盟聯合不萊梅左派建立德國共產黨。

該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有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弗蘭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等。

列寧原本打算和德共合作然後德國在支援俄國結成同盟關係

而世界革命也有了希望,但是最終史達林主義在蘇聯的興起一次次的錯過這個機會,理由在於官僚們不想失去自己的特權

根據托洛斯基的理論這樣可比避免蘇聯最終崩潰,因為勞動生產力和分工體系的效率取決於人口和分工程度

蘇聯只有3億人口在全球60~70資產階級國家包圍戰略之下勞動分工程度不夠深,和技術封鎖(如巴黎統籌條約)

加上內部的官僚影響創新,並不是按造托派的民主至下而上組織計畫經濟,而是史達林派的至上而下,

最終勞動生產率是低資本主義的

當「勞動生產率」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退化成官僚主義專政


「史達林主義」的反革命,導致資本主義壽命又延長了一個世紀以上,全球無產階級又多吃100年的苦





托洛茨基遭暗殺75週年祭

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分析,並與之進行不懈的鬥爭;托洛茨基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本文是首次於2010年8月刊登)

派瑞克-韋斯特蘭德(Per-Ake Westerlund),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瑞典支部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僱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倖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複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儘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畫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燬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繫。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係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藉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勛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裡,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畫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復辟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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