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因為內生的機制有兩種經濟週期
一個是以相對生產過剩為原因和內生機制的10年一次的較短周期
第二個叫長時間的以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70年以上為周期的長波
勞工階級要抓緊未來幾年的機會建立工人民主化管理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的心得是曼德爾沒有區分現期成本利潤率和歷史成本利潤率，所以才會認為技術革命提高利潤率而不是降低利潤率，我感覺曼德爾他是錯誤的，但是他的理論仍然有參考價值
以上是關於階級鬥爭週期長波的分析
我的影片有介紹歷史成本利潤率是什麼，利潤率為什麼會有長期下降趨勢這一點
以下文章是比利時馬克斯經濟學家 曼德爾的分析
厄內斯特‧曼德爾
「長波」論初探
十月 7, 2018 by admin‧0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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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是政治經濟學裡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它是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一把鑰匙。我們要理解資本主義，必須對「長波」理論有一個初步的瞭解。
長波的概念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什麼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長波」理論有好幾個分析框架，根據荷蘭學者羅伯‧溫特的歸納，可以分為4種：「1.資本投資理論，和康德拉季耶夫自己有關，這種理論認為長波肇因於對資本財的投資，以及長久下來資本財的折舊，如鐵路、運河和工廠。經濟繁榮時，會產生對資本財的過渡投資，這便導致了衰退，而多餘的資本即在衰退中被沖銷……2.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和托洛茨基有關，主張長波是利潤率下降趨勢（最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即會描述過）的產物……進入新擴張期的轉折點，是外生因素的結果（例如發現新的自然資源、擴張市場、或工人運動的歷史性挫敗）而使長期的條件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利潤率的上升使新的擴張期成為可能，但是新的衰退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3.創新理論，和熊彼特有關，認為長波的特定時刻、特定部門中一連串的創新所導致的結果。這一連串相互連結的創新，在經濟中創造出新的領導部門，而這個領導部門迅速成長，導致新的復甦……經過一段時間，這些促成經濟擴張的創新所帶來的報酬日益下跌，使得經濟冷卻，終究帶來了衰退……4.戰爭理論，和一個以歐洲學者為主的團體有關，包括杜普列茲，主張長波是重大戰爭的結果（或至少密切相關）。週期性重大戰爭的後果（尤其是通貨膨脹）使世界經濟反覆受創，並導致長波。」[1]我們在這裡採用第二種分析框架，也就是資本主義危機理論來進行理解「長波」理論。
資本主義長波理論按照曼德爾的解釋是這樣：「任何一個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長波理論只能夠是一個資本積累理論，或者用一個不同的方式來表述同樣的思想，它是一個利潤率理論。」[2]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語境裡，利潤率是個極其核心的概念，利潤率的高低既是資本家所關心的，也是我們判斷經濟週期的最重要標準。那麼長波和我們平時所說的經濟週期有什麼區別呢？曼德爾接著說道：「克服前面所承認的平均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時，就會出現平均利潤率的突然急劇上升。這並不是意味著它們抵消了平均利潤率的正常週期的上下波動（即，它們消除了正常的經濟週期）。但這的確意味著只要相互抵消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強烈地和用更同步的方式起作用，它們就可用作對週期性下降的制動器。相反地，當這些相互抵消的力量相對很弱，並且只有少數（或者沒有）力量起作用時，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就是不可抗拒的，其特點將是長期的低平均增長率（一個蕭條性的長波）或者甚至是一個走向停滯的趨勢。這又一次不能消除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的週期性上升（即一個正常的經濟週期），但它的確說明了為什麼復甦階段將是相對很弱和短期的。因此，擴張性的長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力量以強烈的和同步的方式起作用的時期。蕭條性的長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力量較少，較弱，並且不那麼同步的時期。」[3]利潤率的下降趨勢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就已經提出的概念，在此我們不詳細證明，而是作為一個已經被證明的概念直接使用。在資本主義危機理論裡，很多人誤認為利潤率下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但這是錯誤的。我們平時所說的經濟危機指的是生產相對過剩危機，是由於生產相對於有效需求來說過多而引起的生產相對過剩。這是因為資本家都想給自己企業的工人低工資，卻又想其他企業的工人都有足夠的購買力來消費自己的產品，並且資本家都只顧自己企業的利潤，整個社會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這就造成了供需的不平衡。而這種生產相對過剩危機本身也就以消滅一部分過剩生產力來解決供需不平衡的問題，經濟危機發生後，商品滯銷，利潤減少，生產急劇下降，失業大量增加，企業開工不足並大批倒閉，使得過剩的生產力被消滅，資本貶值，資本家得以重新進行資本積累，然後又開始新一輪的經濟週期。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部調整，因此是內生的經濟週期，可以自己解決危機，雖然其代價是巨大的。
但資本主義的長波卻不是這樣，它根源於利潤率的漲落，而不是供需矛盾，平均利潤率長期大規模上漲就會產生擴張性長波，而平均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會導致蕭條性長波。這並不代表在一般的經濟週期裡就沒有利潤率的漲落，但長波卻有更為根本性的原因，也是更為深刻的資本主義矛盾。它無法通過自身調節，而必須通過外部條件的變化來進行調節，這一點我們後面會講到。
斯威齊區分了這兩種不同的危機，蕭條性長波被他稱之為「與利潤率下降趨勢相聯繫的危機」，而一般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被他稱之為「實現的危機」。而他也正確地將「與利潤率下降趨勢相聯繫的危機」根源解釋為「與其說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毋寧說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問題絲毫不在於市場的匱乏，而在於工資收入者與剩餘價值獲得者之間收入分配的不當（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4]但斯威齊並沒有用「長波」理論來解釋這種危機，因此對這種危機的探討並不徹底。
長波的歷史
最早看到資本主義長波的應該是帕爾烏斯（「不斷革命論」的提出者之一，另一位是托洛茨基），曼德爾介紹道：「從資本主義歷史似乎已經看出這些個『長波』的第一位著作家，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亞歷山大‧黑爾普汗，即帕爾瓦斯。」[5]但帕爾烏斯的文章缺乏統計數據，也有劃分週期的錯誤，因此雖然得到了考茨基的讚揚，但仍然不被人重視，一直到十多年之後才被重新提起，而這一次才是「長波」理論的真正起源：「一九一三年，范‧蓋爾德倫用費德爾這樣的筆名，在荷蘭的『左翼』期刊『新時代』上發表了一組三篇文章，在這些文章裡，他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處處可以看得見的價格上漲作為他的起點，為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資本主義歷史建立起了一種『長波』的假設……這些文章把這一整個問題提高到了一個水平，這個水平比之帕爾瓦斯和考茨基所達到的水平要高出許多……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對『長波』理論的進一步闡述的人中——從康德臘季耶夫到熊彼特和杜普利茨——幾乎沒有一個超出范‧蓋爾德倫所發展了的概念。」[6]而由於這組文章都是用荷蘭語寫成，所以也幾乎無人知道。後來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也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於1920年成立莫斯科聯合研究所蒐集資料，提出「長波」理論，而這也最廣為人所知，熊彼特就將其命名為「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不過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康德拉季耶夫將其簡單理解為資本的投資與折舊，而這與古典經濟週期並沒有本質區別，因此康德拉季耶夫認為長波只是「長期循環」，它能夠像古典經濟週期一樣通過自身調節。而熊彼特雖然加上了「企業家的革新活動」這麼一個因素，但同樣將其視為內在的自主變量，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可以推動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創造出新的生產部門，從而帶來經濟的繁榮。而當這些新的經濟部門邊際報酬日益減少，也就造成了經濟衰退。
但這種康德拉季耶夫的觀點卻被托洛茨基所批判，曼德爾接著說：「托洛茨基提出了兩個中心論點以反駁康德臘季耶夫的論題：第一個是『長波』與古典的『週期』之間的類同是虛假的，也就是說，『長波』並不是象古典的週期那樣具有一種相同的『天然需要』。第二個是，古典的週期可以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動力學來單獨作解釋，與此同時，對長波的解釋，就需要『對資本主義曲線、對後者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作出更具體的研究。』」[7]托洛茨基的觀點後來被曼德爾所繼承和發展，認為資本主義擴張性的長波是可以通過其內在規律進入蕭條性長波：「具有擴張趨勢的新長波之後不可避免地要跟著發生一個具有停滯趨勢的新長波。」[8]而蕭條性長波卻不能通過內在規律進入擴張性長波，必須通過外在條件：「不能認為新的擴張性長波出現是前一個蕭條性長波的內在結果，不管後者的持續性和嚴重性。不是資本主義運動規律而是整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的結果決定這個轉折點。」[9]因此曼德爾提出了「非對稱性長波」的概念。
利潤率的下降趨勢根本上是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當然也不止是這一個單一因素，「還必須考慮馬克思提到過的、促進利潤率週期下降的另外兩個因素：工資提高導致的剩餘價值率下降以及商品價值實現問題。」[10]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從擴張性長波轉向蕭條性長波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資本家會想方設法來抵消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具體的細節方面我們這裡不討論，只是指出利潤率突然的大規模上漲幾種可能的原因：「1.資本有機組成的突然降低，比如說，資本大量深入到一個有機組成非常低的領域（或者國家）的結果。2.剩餘價值率的突然增長，比如說，由於工人階級的嚴重失敗和原子化導致勞動強度提高所造成的結果，這種失敗和原子化使得工人階級不能在勞動市場上使用其有利條件以抬高勞動力商品的價格，並迫使工人階級即使是在一個經濟繁榮時期也得以低於其價值的價格來出售勞動力這一商品。3.不變資本因素的價格，特別是原料價格的暴跌，這種暴跌對資本有機組成的突然下降或由於在第Ⅰ部類中勞動生產力的革命性進展而發生的固定資本的價格的暴跌，有比較大的影響。4.由於交通運輸新體系的完備、分配方法的改進、股份的加速循環等等原因而發生的流動資本週轉期的突然縮短。」[11]而當這些因素一個或多個共同起作用時，利潤率下降趨勢就會暫時得到遏制，出現利潤率的上漲。在此曼德爾認為這些抵消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因素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生因素，而是取決於外部條件的作用。
科技進步在曼德爾看來也不會成為擴張性長波的原因，因為資本家在利潤率低的情況下是不會投資於新部門的：「相對停滯的長波先於技術革命而發生，大規模的創新就不會出現，因為預期利潤很低。」[12]而這和熊彼特明顯不同。但曼德爾同樣也正確地把技術革命解釋為支持擴張性長波持續下去的因素：「一旦利潤率開始急劇地高漲，資本就會發現大量沒有應用的或者只是稍有運用的發明，因此就有了物質財富以用於技術創新率的高漲。」[13]當然擴張性長波持續下去的動力不止這一個因素，還有無產階級在蕭條性長波里討價還價能力不足，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導致無產階級內部分化瓦解。而擴張性長波開始時無產階級仍然不能立即利用自身籌碼來提高工資，即使提高也趕不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相對剩餘價值率仍然在提高。這也說明並不是越窮越革命，階級鬥爭強度反而在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比較高，當然這並不是機械對應關係。
關於出現第一次資本主義長波的時間，這個也存在爭議，多斯桑托斯指出：「費爾南‧布羅代爾研究中心的一批研究人員跟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和泰倫斯‧K. 霍普金斯合作提出了一個關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週期律和長期趨勢的廣泛的研究計畫；他們發現康德拉捷夫長週期始於1450年。」[14]不過曼德爾認為其始於1793年。長波根本上是一個資本積累理論，它需要有工業來進行積累，因此我們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才出現了長波。
第一次擴張性長波出現的時間為1793年至1825年，其原因在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和工業無產階級隊伍擴大，世界市場擴大。緊接著1826年到1847年為蕭條性長波，除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外，還有從本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獲取的利潤衰減，殖民擴張也告一段落，世界市場擴張速度放緩的原因。1848年至1873年為又一次擴張性長波，根源於可以使用機器製造機器，降低了固定資本的價值，西歐北美鐵路建設使得世界市場又一次擴展。1874年到1893年是蕭條性長波，因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工人實際工資的增加而利潤率降低。1894年至1913年為擴張性長波，「對殖民地的投資、帝國主義的突破、壟斷的一般化，都更進一步從原料價格明顯而緩慢的上升中獲取了利潤，並且由於第二次技術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力和剩餘價值率的總的增長，這種增長說明了資本積累迅速增長的原因。」[15]1914年到1939年是最為嚴重的一次蕭條性長波，一戰的爆發、世界市場的分裂和俄國革命造成的世界市場縮小使得資本主義面臨深刻危機。1940年至1966年為又一次擴張性長波，而這次擴張性長波同之前的擴張性長波有著根本的不同，它起源於法西斯主義和二戰造成的無產階級削弱和原子化產生的利潤率上漲，而第三次技術革命促成利潤率的長期增長，世界市場由於擴大勞動分工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而擴展。但資本主義這一次已經不能像之前幾次一樣在基本穩定的國際金融制度下進行擴張性長波，而必須通過通貨膨脹、國家干預和軍備活動等人為干預來進行。這次擴張性長波的出現本身就以全人類極大的災難為代價，而它的維持也要花費巨大代價。1967年開始蕭條性長波，由於階級鬥爭和相對過剩人口減少，國際競爭和世界通貨危機共同作用使得利潤率下跌。
此外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就是階級鬥爭規律問題。按照一般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下失業率越高，對資本主義不滿的人也就越多，希望打破這個制度的人也就越多，社會主義革命也就越順利。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的是工人的自我組織，這種組織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往往也最多，雖然絕大多數都是改良主義組織，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內部也有嚴重的官僚化傾向，但至少是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組織。在擴張性長波期間，資產階級由於有足夠資金，工人階級討價還價籌碼也較多，因此資本家更喜歡用收買的方式來對付這些工人組織，將他們納入資本運動的軌道，在二戰後的擴張性長波期間這個表現最為典型。到了擴張性長波尾聲和蕭條性長波初期的時候，由於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速度下降，資本家沒有那麼多多餘的利潤來收買工人了，傾向於削減福利等政策。但在擴張性長波里形成的工人階級自我組織仍然存在，經濟形勢的惡化使得資本家圖窮匕見，這些改良主義的組織就只有兩條路，要不徹底站在資方一邊，要不徹底站在勞方一邊，選擇保衛勞工利益的組織這時也就成了革命的工人組織了。這解釋了每次革命浪潮的出現時間，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浪潮。曼德爾對歐洲階級鬥爭長波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波間相互關係做了梳理，當然我們不能把這絕對化，無產階級先鋒黨、工人階級階級鬥爭的傳統和階級意識對於階級鬥爭形勢來說也非常重要。
革命浪潮一旦沒有成功，被資產階級所擊退，那麼在後來的蕭條性長波里革命就會變得困難許多，因為工人組織已經被打垮，工人階級的凝聚力被拆散，比一盤散沙的狀態好不了多少。這時長期的失業加劇著無產階級內部的鬥爭，談判籌碼的減少也動搖著無產階級鬥爭的信心，革命也就困難了起來。而對於失業者來說，他們並不是工人階級，是喪失了階級屬性的一群人，很多時候是資產階級挑動無產階級內部鬥爭的工具，他們也就更容易支持新自由主義，因為這代表著勞動力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地在資本家腳下跪著，擁有相同的工作機會和待遇，即使這很低，「缺乏靈活性不僅對資本家來說是弊端，通常對個體勞動者而言也是弊端，主張靈活具體的勞動過程和彈性勞動時間，此類積極要求能夠成為新自由主義勸服個體勞動者的說辭，尤其是說服那些被強勢工會帶來的壟斷性利益排斥在外的勞動者。」[16]這也說明了工聯主義和工會官僚的罪惡，他們讓無產階級內部產生分化，最終成為資產階級客觀上的幫凶。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托洛茨基就指出：「資本主義長久的危機，在無產階級內部——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產生了最變態的和最危險的分界線……在業工人還能繼續等待。失業者則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現在他們的急躁具有革命性。但如果共產黨找不到能把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聯合起來，展示革命出路的前景的鬥爭形式和口號的話，失業工人的急躁不可避免地會反對共產黨。1917年，雖然有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政策和革命的迅猛發展，在9、10月間，甚至連彼得格勒無產階級中處境較差的和更加急躁的階層，開始把自己的目光從布爾什維克轉到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一邊。如果十月革命沒有及時爆發的話，無產階級的瓦解就會具有尖銳的性質並導致革命的衰敗。在德國，沒有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需要：他們的位置被國家社會主義者佔據，他們把無政府主義的蠱惑和自覺的反革命目的結合起來。」[17]失業者是最需要被謹慎對待的人群，如果在革命的關鍵時刻，無產階級先鋒黨沒有正確的策略來爭取他們，他們就會轉向反革命。在平時的時期，如果先鋒黨沒有做到無產階級內部的團結，那麼他們就會讓革命愈加困難。
虛幻的長波
由於曼德爾成書時間較早，20世紀90年代後的情況他並沒有研究，不過也提出了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新的擴張性長波的可能性，雖然也同樣提出了其可能的代價：「當我們說不能排除90年代開始一個新的擴張期在理論上的可能性的時候，儘管對我們來說表面看上去相當不可能——就必須立即加上一句：『適應』的社會和人的代價此時將遠遠高於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18]而多斯桑托斯指出90年代後又有了新一個擴張性長波：「從1994~1998年到2020年為一新增長期。」[19]雖然多斯桑托斯是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框架來研究「長波」，對於擴張性長波的時間確定存在問題，但也正確指出了20世紀90年代後的一系列跡象，不過這一次很難將其定義為真正的擴張性長波，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虛幻的擴張性長波。
曼德爾事先對90年代可能的擴張性長波出現的原因做了估計：「經濟增長率將顯著地高於70年代和80年代平均水平之上的擴張性長波，需要的必要條件是驟然提高積累率，因而提高平均利潤率及最為一般含義的資本主義商品市場更為顯著的擴張。我們自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所經歷的低速增長長波的『合理化』的功能，似乎定會創造平均利潤率長期大幅度提高的必要的經濟環境。而在實質上，這一環境卻需要下列的條件：曠日持久的大批失業侵蝕實際工資和工人的自信心、戰鬥精神和組織水平及大幅度提高勞動強度，導致剩餘價值率的迅速上升；通過進一步消除小型、中型甚至大型的，包括許多多國公司（在資本的國際集中和聚集上，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實現了新的躍進）在內的無效率的企業這一辦法，來大規模降低資本的價值；至少相對地徹底降低設備、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新方式；新的技術創新廣泛應用；資本週轉率新的變革性的提高。」[20]非常不幸的是，新自由主義使得這些條件幾乎都出現了，它打垮了工人組織，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範圍消滅中小資本，加強西方國家大資本的勢力，也使得流動資本週轉加快，成本降低。這一切給了新一輪擴張性長波的出現創造了一個條件。
另外還有一件人類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發生了，那就是蘇東劇變。蘇聯，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雖然是畸形的工人國家），竟然在沒有強敵入侵的情況下從內部自動垮台了。這個國家在20世紀的一大半時間裡都象徵著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火炬與燈塔，意味著勞動者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雖然也受著官僚壓迫）；它曾經給不少人類解放事業提供精神與物質支持（當然也破壞過不少革命），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人類解放並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可以為之奮鬥的事業，而這個希望居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既然在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興起造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歷史性失敗，那麼蘇東劇變絕對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從生理到心理的一次災難性打擊。它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打擊遠遠超過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政黨在90年代出現了世界性的退黨潮，這個對人類解放信心的打擊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恢復過來，它讓全世界的階級鬥爭形勢一下轉入最低潮，而這也是資產階級的一次大勝利，使得資產階級更為方便地推行新自由主義，肆無忌憚地提高剩餘價值率。當然，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如果沒有蘇聯工人的政治革命，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但這並不代表蘇聯解體就是存在於政治真空中的事件，而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有實實在在的影響。並且蘇東劇變使得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工人國家幾十年內積累的財富紛紛落入西方資產階級的腰包，這一切導致了利潤率的猛增，新一輪擴張性長波的條件成熟了。
但這一次擴張性長波之所以沒有成為真正的擴張性長波，是因為這一輪經濟增長有一個最為致命的缺陷：它並沒有技術革命作為支撐。第三次科技革命支撐了1940年到1967年的擴張性長波，讓長波維持了20幾年。但這一次卻沒有出現科技革命，也就是說利潤率的提高完全是靠資本家死命剝削工人。這一方面是由於沒有出現基礎科技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是曼德爾所預見到的：「機器對人力的根本替換（實際上，新的自動化浪潮是以『機器人主義』為特徵的）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產性就業的大批減少……即使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停滯趨勢得以控制，甚至實際工資的下降將極大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工作周中工人生產的以其工資可以購買的商品等值的部分），生產勞動力的根本減少也極可能意味著大量剩餘價值的驟降。在這樣的條件下，剩餘價值率的提高只能是有限的，不能與使用機器人所必需的巨大的新的開支成比例。利潤率不會增加很多。被變革性技術排擠出生產過程的眾多的工人能夠通過所謂服務業的新擴張來再吸收，至少看來是不現實的……即使不考慮長期失業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嚴重後果，顯然也還存在可怕的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新技術往往意味著生產的使用價值量（新創造的和已有的）的躍進，帝國主義國家存在大批失業情況下誰將購買這些堆積如山的產品？」[21]也就是說，雖然理論上存在著新技術，但是這些新技術卻要極大地削減工作崗位，而不是像之前幾次科技革命一樣大量增加就業崗位。而減少就業崗位也意味著全社會剩餘價值量減少，提高的剩餘價值率和新技術的巨大投入相比性價比太低。同時新生產的產品在存在大量失業的情況下會面臨供需矛盾，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資本家必須在這兩種危機之間進行選擇，這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是艱難的選擇。這些原因使得新技術的推廣很難進行。
上世紀末以來，我們經常被灌輸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科幻小說與電影裡很多都是以機器人時代作為背景，而當時人們普遍也相信不久的將來會出現無人的自動化工廠，機械枯燥的流水線作業將成為野蠻時代的歷史。但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人們天真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利潤邏輯支配下，資本家根本不會放棄剝削廉價勞動力，所謂的日本機器人搶美國工人飯碗，富士康推廣機器人代替血汗工人，只不過是很多人的一廂情願罷了。
我們也可以從美國20世紀90年代後經濟增長的特徵來證明這一點。根據朱安東等人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形成了靠金融活動來進行資本積累的新模式，利潤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是金融部門的貢獻，而不是實體經濟的增長。
而正是因為沒有技術革命的支撐，使得這次經濟增長裡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也享受不到帝國主義國家淘汰落後產業的好處。在1940至1967年的擴張性長波里，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產業升級換代，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開始了初步的工業化，而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抓住這個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典型例子。在這個歷史機遇期過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實現這樣的飛躍發展，因為產業升級已經完成，新的經濟格局已經確立。但在20世紀90年代的這一次擴張性長波里，沒有出現像二戰後那樣對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進行大規模產業轉移的現象，這些國家和地區反而在新自由主義裡苦苦掙扎，政治腐敗、經濟蕭條、人民貧窮、社會動盪。所謂的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只不過是資本尋找能帶來最大利潤的地方，是跨國大資本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更加深入的剝削，並沒有帶來多少產業轉移（只是產業鏈下游的轉移，而不是整個產業的轉移），即使有也以帝國主義國家的產業減少為代價（沒有新產業填補），在世界範圍都是一樣的。並且投資於工業的資本只轉移到了少數國家和地區，大部分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並沒有享受到這個好處。
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大資產階級在蕭條性長波時期裡改採取的提高利潤率的一種策略（當然不止這一種提高利潤率的策略，不過這是最主要的策略），而在擴張性長波里很難推行。而凱恩斯主義卻是在擴張性長波里維持經濟繁榮的一種策略，它在蕭條性長波里也無法有效應用，「滯漲」現象就是最好的例子。曼德爾也闡明了這一點：「蕭條性長波在根本上決定了從凱恩斯主義的以充分就業為主的政策主張轉為主張治理通貨膨脹為主的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並不是主要的經濟信條改變經濟現實，而是經濟現實的變化改變了主要經濟信條……在擴張性長波時期，在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乃至在國際關係發生不利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情況下，資本家階級的首要政策目標是通過改革，使充分就業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發揮關鍵作用，以此來收買工人階級。經濟擴張本身創造了物質條件，總的來說，這使制度能夠支付這些產品。但是，當我們由擴張性長波轉到蕭條性長波時，維持充分就業消除貧困，擴展社會福利保障，確保工資收入者的實際收入穩定（如果適度的話）增加不再可能了。此時，通過剩餘價值率（即工人階級的被剝削率）的躍升而維持利潤率的鬥爭成為最高政策目標。」[22]
現在的普遍觀點一般都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實行使資本主義走出了1929年的大蕭條，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凱恩斯主義的提高有效需求只能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反而更會加劇利潤率下降的危機，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蕭條性長波里並不能解決問題。美國於1932年實行羅斯福新政，但「新政沒有治癒危機。1933年以後，美國經濟的確開始復甦，但是速度很慢。1939年，總產量仍然低於1929年的水平，經濟復甦經歷了10年的時光尚未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復甦還未充分展開時，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來臨。」[23]一直到二戰開始後美國才靠戰爭經濟擺脫危機。
我們現在可以梳理清楚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古典自由主義教條地否認供需矛盾的存在，既不解決價值實現的危機，又不解決利潤率下降帶來的危機，因此這套理論被資本家所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承認會發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也提出了解決方法，但卻沒有看到利潤率下降的危機，也不可能解決此危機；而新自由主義卻根本上是解決利潤率下降危機的方法，它雖然採用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術語和分析，但卻賦予了其不同的內涵，這使得新自由主義思想能在20世紀70年代後的蕭條性長波里迅速被資產階級改採納。但新自由主義的藥方雖然可以提高利潤率，卻不能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反而使得生產相對過剩危機更易發生，破壞性更嚴重，這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框架下任何政策理念都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要徹底解決問題只能通過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