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003 wrote:
在深圳★可以有多窮？...(恕刪)
我覺得樓主是有心的.
誠心建議樓主,把文章在精簡並且分類,分時間分次PO文,不要一次就全部PO上來,容易反效果,畢竟這不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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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DickApe wrote:
馬克思大師的理論真的很好看
也很天真浪漫
小弟以你的文章標題來回覆，因為你在蓋樓期間早已錯亂了
三和人才市場的出現
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衝突
共產中國不允許戶籍外移
也不允許你落地生根
除非你有錢有勢能移民到歐美國家
不然你生來窮就一輩子窮
中國城鄉貧富差距大的原因
二元戶籍制度是造成中國農民工貧困的歷史根源，造成城市剝削農村地區
但是二元戶籍這不是共產主義造成的，是城市地區的中產階級是既得利益者
而統治階級為了滿足這些中產小資階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給農民工城市戶籍
他們擔心農民工搶他們工作，造成工資下降而引發危機
但是這樣造成城鄉的貧富差距擴大，不利工+農階級的團結
托洛斯基也反對過工業剝削農業這類的政策
這類政策是史達林官僚主義想出來的
同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有權力自由遷移，這和恩格斯論工人住宅問題一樣的看法
而大量的農民工人口被綁死在土地上，沒辦法進入城市打工就沒辦法產業升級
而要產業升級自然會吸納大量工業和服務業勞動人口，減少農業人口
歷史上所有國家的發展趨勢都是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機械化農業取代人 導致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
然後把農民轉成製造業工人
製造業發展起來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製造業的機器取代人就會把工人也擠到服務業裡面
英國圈地運動發展的歷史也是如此
從農業轉型-->成功轉型為製造業-->再轉型到服務業
但是中國的二元戶籍制度會減慢這種轉型，
造成一堆工資很高的城市白領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農民
如果拖派的民主計畫經濟在21世紀條件下搞農業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按造托洛斯基的方法搞計畫經濟，會和史達林模式有什麼差別？
假設沒有外部軍事壓力之下
如果根據公有制和市場化結合的辦法來做，假設稻米總產品=C+V+M，
但是種稻米的土地和拖拉機是生產資料C，這些東西應該跟政府以市場價格出租所有權屬於公有，
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種稻米本身多努力1小時的農民就應該多1小時的產量根據他的種植量扣除掉補償公有制租金和投資生產資料的折舊C及以後都歸他所有為工資V(因為稻米是勞動生產的總產品)，
例如勞動強度不變下種植最後1小時稻米應該是種植最後兩小時的2倍勞動量，
他把多產的稻米拿到市場賣掉以後就應該拿到更多的工資，
而前蘇聯的史達林官僚計畫經濟和集體農莊是怎麼做的呢？
他是按造政府公定價格收購(政府會壓低收購價)而不是按造市場價格收購，以這個價格剪刀差來推動重工業的發展，
因此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發生工業剝削農業的現象，重工業高度發展輕工業發展緩慢 農業原材料卻不足
而資本主義又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美國的農場土地和生產資料壟斷在產業資本家手裡，
往往一個美國農民耕種幾千英畝的土地有幾百萬美元的資產，
美國農民年收入高達10萬美元(大約300萬台幣)的農夫也有，
而要成為美國農民這個資本主義農業的門檻也是很高的，
因為要拿幾百萬美金來購買土地，否則就不可能成為農民，
因此美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100萬農民就養活3億人口了，
21世紀後美國已經開始轉型「自動化資訊網路農業4.0」和智慧農業
請參考這裡有詳細說明美國農業機械智能化
美國100~300萬農民供給美國國內3.2億人口吃還有剩餘還可以口創造外匯，
人工智能時代能做到「無人農業」就應該收歸公有制
美國農業已經成為「農業資本家壟斷」的農業了，
但是如果按「拖派民主計畫經濟」的方法來做是至下而上的和蘇聯的完全公定收購價官僚計畫經濟又會是不同的狀況，
雖然拖派曾經在蘇聯建議使用剪刀差收購發展重工業(諷刺的是史達林當時站在布哈林那投反對票)，
但是那是在一國社會主義之下為了扶植軍事的重工業才有的暫時性策略，卻被史達林當成永久剝削農民的辦法，
這種政府完全計算一切價格的組織方法是至上而下的「史達林官僚計畫經濟」。
補充關於美國農民的收入調查新聞
美國農民是怎麼煉成千萬富翁的?
農滿
今年4月以來，國內部分蔬菜滯銷，蔬菜價格暴跌，農民賠掉不少錢。在變幻莫測的市場面前，農民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弱勢地位暴露無遺；在這輪菜價風波中，單家獨戶的農業生產經營，同樣顯示了其弱不禁風的疲態。那麼，美國的農產品市場如何保持價格穩定，他們的農民又怎麼抵禦市場風險？我們的報導，或許能提供一個新穎的角度。
一人種地數千畝
在中國，一個人種植100畝地已屬罕見；但在美國，一個人種植五六千甚至上萬畝土地的情況比比皆是。最近，記者飛赴美國實地探訪發現，美國的農夫一年只有2個多月的時間花在土地上，不僅如此，他們同時也是機械師、會計、投資者，有的甚至已是「千萬富翁」 。
美國的農業模式適合移植中國嗎？美國農民的今天，是否中國農民的明天？
3月的佛羅里達州溫暖如夏，美國一年一度的農產品經典年會在海濱城市坦帕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農場主和各大糧食協會的頭頭們會聚，交流著對市場的看法，農場主們敏銳地捕捉市場信息，試圖從中尋找任何能幫助預測糧價走勢的蛛絲馬跡。
在會場，記者隨機發放問卷，調查了近10位農場主，發現他們的農場規模大約在3500畝至2.5萬畝之間。據會議新聞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與會農場主們的農場平均規模約為1.4萬畝。來自美國奈伯拉斯卡州的女農場主黛比的農場只有3600多畝，不過與她同行的格雷格則表示，自己的農場規模比較大，達到2.4 萬畝，一半是買來的，一半是租來的。土地採取輪作的方式，1.2萬畝種玉米，1.2萬畝種大豆，全靠自己和兩個兒子耕種，只在農忙季節僱一個工人。
鮑爾‧傑斯基是伊利諾伊州格蘭迪縣的一個農場主，農場規模在2.2萬畝左右。他表示，自己的兩個兒子在芝加哥上班，土地全靠自己夫婦和妻弟夫婦四人種植，只在收割時節請兩個工人幫忙。
美國農業部首席經濟學家格勞伯對記者表示，目前美國大約有200萬的農場主，其中大約只有15%的農民是專職的，他們生產85%的農產品，其他農民是兼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其他工作。
收入堪比中產階級
在美國，農民家庭年收入十幾萬美元，可與城市中產階級媲美，而生活卻比城市上班族更加自在。鮑爾說，去年秋天產量不是很理想，但談起自己的收入，他仍一臉驕傲：「由於農產品價格大漲，去年我們的收入翻了倍。」2.2萬畝土地給他們兩家人帶來了50多萬美元的收入。如果將機器維修、折舊費等全部花銷去除，鮑爾和唐納夫妻兩人去年的淨收入是11.5萬美元。
唐納‧傑斯基告訴記者，就去年的收入而言，即使在美國中產階級中，他們的收入也不算少。事實上，經過多年的積累，鮑爾夫婦買了2200畝土地，如今，這些土地價值160萬美元左右。
而格雷格顯然已經依靠種地成為「千萬富翁」。在過去30多年裡，他會將自己的積蓄用來買地，目前自己擁有的1.2萬畝土地，都是自己分批買入的。如今，土地的租金每年可以高達每畝33美元～50美元。如果賣的話，這些土地的價格在每畝660至800美元。記者算了一下，他擁有的1.2萬畝土地，價值高達900萬美元左右，顯然已成為千萬富翁。
天天盯著期貨價格
鮑爾農場的生產機械和穀倉的投資，需要約150萬美元，而每年生產經營所需的日常花費，一年需要200多萬元的經營投入。他們如何獲得如此大的投資資金呢？
鮑爾介紹，他們種地需要的大部分資金是從銀行貸的，幾乎所有農場主都會和兩類銀行合作，一類是小型的私有商業銀行，另一種是叫做農業信貸體系的合作銀行。日常的營業貸款一般會向小型私有商業銀行借，購買機器、建倉庫和土地所需的一次性投入，則會向農業信貸體系借長期貸款。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學習瞭解市場，還會到處參加協會組織的活動，以瞭解最新的信息，儘量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銷售價格。」鮑爾說。他介紹，該地區活躍著五大糧商，他們每天都會進行三次報價，出售糧食時他會和糧商們討價還價，比較價格。
為了儘量提高出售價格，鮑爾表示，他每天都會看期貨價格，並在價格較高時通過期貨市場提前賣出尚未收穫的產品，鎖定價格。
他介紹，因為價格好，目前美國70%的農民已經賣掉了存貨，不過他去年收穫的大豆、玉米，有80%被儲存起來還未進行交易。 「我看好中國還會購進玉米，價格還會上漲。」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農場主都和鮑爾一樣，會利用期貨市場鎖定價格，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農場主們是一支活躍的力量。美國玉米種植協會行政總裁理查德‧托爾曼告訴記者，美國農民每季度都出售農作物，以便平均價格。同時，農場主也投資期貨以對衝風險。
我以下回覆網友的問題有說過
網友反駁wrote:
關於米塞斯他在1920年發表了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首次提出了【經濟計算問題】，以此來質疑共產黨政權的中央計畫經濟。那一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才結束不久，蘇聯都還沒成立，米塞斯就已經開始質疑中央計畫經濟了。
米塞斯這篇論文指出：中央計畫經濟必然導致市場的【價格機制】受損（徹底的中央計畫經濟會完全摧毀價格機制，部分的中央計畫經濟會部分地破壞價格機制）。在價格機制受損的情況下，負責制定經濟計畫的官僚【無法】計算出各種資源的有效分配情況。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經濟計算問題」。
「經濟計算問題」在學術界引爆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一邊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學者，另一邊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學者。
對於米塞斯的質疑，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爭辯說：可以通過建立一套完備的方程組，把社會中所有資源的信息和所有人的偏好都納入其中（成為方程組的參數），然後求解該方程組。
哈耶克也加入論戰，他反駁說：建立這樣的方程組需要收集的信息太多，很難做到；即使真的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也很很難求解。
由於那個年代的計算機技術尚未充分發展起來，對於方程組的爭論，雙方分不出勝負。
到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 Alexander Nove 指出，即使能建立這樣的方程組，用當時最好的計算機，也要花上百萬年。
俺想說的是：Alexander Nove 還是太天真了。不論是他還是早先那些企圖建立方程組的學者，他們顯然都不瞭解【混沌理論】。而人類社會恰恰是個典型的混沌系統。
以下是我的想法回答-----------
這個作者還拿米賽斯和海耶克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來反駁計畫經濟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可以透過托洛斯基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計畫經濟來解決，
簡稱「民主計畫經濟」和史達林的「官僚集中式指令計畫經濟」相反
因為民主機制是一種分散式計算架構，
而計畫經濟不是只有史達林一種模式而已，
而且西方資本主義並非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本質上自己也是在採用政府的規則和計畫運作。
而關於混沌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很早就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正反饋系統，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會改變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之改變又會對上層建築產生作用力
而反作用力也是存在的，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來自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的趨勢，
也就是舊社會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斷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阻滯社會體制進步
慈禧太后反對火車和鐵路，狩獵採集部落反對農耕，資本家反對社會主義
這都是存在的，關於這種混沌理論和蝴蝶效應的產生機制
本質上是一種「正反饋的耦合系統」因此產生的混沌現象
數學家龐加萊發現的三體運動難以求解析解可以說是混沌理論的始祖之一，
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
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力發展和上層建築互相產生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矛盾運動的混沌系統。
計畫經濟的條件和方法
制定與執行計畫的機關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監督計畫的執行、並對計畫加以調整呢？要讓計畫獲得成功，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
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必須對下列三個方面進行一番簡短的分析：
（1）專門的國家機關，即由中央與地方的計畫委員會組成的體系；
（2）作為市場調節機制的商業；
（3）蘇維埃民主，即群眾對經濟結構進行積極而即時的調節的機制。
只有把國家計畫、市場與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論文《危機中的蘇維埃經濟》（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繼續說道：
如果存在一個可以將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猜想中的普遍觀念——該觀念可以同時記下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進程、能夠量度它們運動的動態過程、能夠預測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先驗地擬訂出一個完美、全面的經濟計畫，上起小麥的畝產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紐扣。官僚機構常常設想只有這樣一種觀念才是可操控的，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擺脫市場和蘇維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在對其精神資源進行評估時犯下了可怕的錯誤……
大量在經濟中活動著的參與者——國有的和私有的、集體的和個人的——必須要由計畫委員會的統計測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強制來正式宣告他們的需要及其相關力量。計畫是受到檢查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來實現。市場調控本身必須由其機制所引發的趨勢決定。部門擬訂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說明其經濟效益。離開了對盧布的控制，過渡時期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堅挺的貨幣單位，商業計算只能增添混亂。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著說道：
然而，工業發展和將農業帶入廣闊的國家計畫的層面讓領導層的工作大大複雜化了，質量問題被推上前台，官僚機構破壞了富有創造力的首創精神和責任感，沒有了這些，將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質性的進展。官僚機構的弊病在大產業中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它卻連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業、小規模地方工業，即所有那些與人民靠得最近的經濟部門……
按照一種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機構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廠是有可能的——然而，毫無疑問這要花費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發展，經濟就越是陷入與官僚主義如影隨形的質量問題不能自拔。蘇聯的產品彷彿都打著冷漠的灰色標籤。在國有經濟下，質量需要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一種批判和首創精神的自由——這些條件同一種恐懼、謊言和諂媚甚為流行的極權主義制度是不相容的。
個人積分：3002分
文章編號：71721927
再說一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Marxist geography」心得
Marxist geography
法國黃背心抗議燃油稅上漲，是環保和土地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形成這種矛盾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城市中心的土地私有制
造成大量底層人民離開市中心，被排擠到城市郊區
然後開汽車一段很長的距離進市中心打工，這就會增加燃油的消耗一點也不環保
而馬克龍的解決方案卻是 提高燃油稅，這是愚蠢+腐敗的
但是你看新加坡如何解決城市交通問題?
基本上新加坡汽車是奢侈品，一般民眾根本不需要汽車
而是住在政府配給的廉價「公共組屋」裡
新加坡組屋其實是一種「社會住宅」
因為90%人口都住在廉價住房裡 ，這也會導致新加坡物價和紐約相比更便宜更有競爭力
而人口密度高 又距離市中心比較短
因此可以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達到很高的移動效率，這就是新加坡的解決辦法
但是美國和法國都是採取用汽車來讓上班族通勤的辦法
這個汽車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房地產私有制
而房地產公有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工資被壓低了，降低的工資會有一部份從地租轉移到產業利潤
因為卡爾‧馬克思分析過這問題
馬克思說 ：「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購買價格，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就是 生活資料的價格」
所以住宅公有制後產業資本家的利潤得到提高，產品就更有競爭力
生產力就發展得更快
關於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Marxist geography is a strand of critical geography that uses the theories and philosophy of Marxism to examine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human geography. In Marxist geography, the relations that geography has traditionally analyzed —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relations — are reviewed as outcomes of the mod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underst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on this view, the social structure must also be examined. Marxist geography attempts to chang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1]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Marxist geography is radical in nature and its primary criticism of the positivist spatial science centered on the latter's methodologies, which failed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and abuse that underlie socio-spatial arrangements. As such, early Marxist geographers were explicitly political in advocating for social change and activism; they sought, through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exploit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ies.[2] Marxist geography makes exegetical claims regarding how the deep-seated structures of capitalism act as a determinant and a constraint to human agency. Most of these ideas we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1970s by dissatisfied quantitative geographers; David Harve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trail-blazer of the Marxist movement in human geograph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such philosophical aims, these geographers rely heavily upon Marxist social and economic theory, drawing on Marxian economics and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ease o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ntrol huma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apitalist structures. Marx is also invoked to examine how spatial relationships are affected by class. The emphasis is on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mechanisms.
個人積分：77分
文章編號：71757794
abc003 wrote:
法國黃背心，土地私...(恕刪)
【林丹】1999年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在他的著作《誰是新中國》新書發佈會上，提出了「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的呼籲。2003年曆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刊登了辛灝年先生的《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系列文章，在讀者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應英國未來科學與文化中心的邀請，2005年6月3日至6月19日辛灝年先生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作了題為《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系列演講, 深刻地分析了馬列主義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對中華民族的侵害，發出了「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中華民族就有希望」的呼喚。
新唐人電視臺《透視中國》節目將以特別節目的形式，陸續為您播出辛灝年先生2005訪英系列演講。今天我們首先為您播出的是《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系列演講的第一部份《當代中華兒女民族精神的喪失》。
【辛灝年】今天到英國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能看到我這麼多年輕的同胞和我一起來討論我們民族的問題和我們自己國家的前途，內心真的是很感動。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當真不如人家嗎？我們的民族當真不如別的民族嗎？不是。我首先想到的，應該說還是我們中國的那句老話，不過是「風水輪流轉」嘛。
我們的中華民族在自己幾千年的文明發展的歷史當中曾經輝煌過，曾經領先過。今天我們站在歐洲──千餘年前馬可波羅的《遊記》，那可是把我們中國寫成了天堂的啊！就像我們今天很多中國人，我們的一些忘了自己祖宗、忘了自己歷史的所謂的中國人，他們在告訴我們國人西方是甚麼樣子的時候，有的也是把它寫成了「天堂」的。
我想我們不能自卑。可是我們又不能夠因為有一點歷史光榮而驕傲，更加要面對自己所身處的這個時代，去認識自己的歷史，認識自己的民族，認識自己的文化。我們不僅要從對民族歷史的反思當中去瞭解自己，去瞭解祖宗，去瞭解當代中國在政治上的反動和其他方面的落後，乃是「中華無罪，罪在我輩」。同時我們也要從英國、法國、義大利、俄國、德國這樣一些早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認識到, 他們走向共和的艱難、反覆、曲折的歷程，實際上和我們中國由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走向共和」的歷程一模一樣。我們只有認識了這兩個東西,我們才能意識到今天的中華兒女,其中有相當的一部份，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真的是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所以近幾年來,我就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把自己民族歷史搞清楚了,我們再把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百年艱難反覆歷程也搞清楚了,我們的自尊心就回來了,我們的自信心就回來了。
那麼，為甚麼中華兒女們在相當程度上、在相當?圍內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呢． 他們又是怎麼喪失掉的呢． 為甚麼我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在研究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會突然意識到, 不驅除馬列就不能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呢？
也許有的朋友會說, 你是不是有點狹隘． 你是不是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 不, 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們幾千年很少打人家, 卻很多的時候被人打。可是我們即便是被人打了, 甚至被人打亡了國, 我們的民族文化都沒有中斷過。 我們的武力雖打不過別人, 我們的文力卻能夠同化別人。蒙人打敗了我們的大宋, 蒙古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滿人打敗了我們的大明, 大清成了中華民族偉大歷史上的一個朝代。著名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 就是我們討厭的慈禧太后, 她也自命為中國的千古一後啊 ！所以,我們在近代落後了──也許是因為「風水輪流轉」吧,可是這個「風水輪流轉」，它還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這個原因和道理之一：就是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侵略了我們的民族, 侵害了我們的國家。
我剛才講了我們的中華民族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們在辛亥之前西元1903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大清王朝滅亡八年前, 第一批宣傳社會主義的書刊, 甚至於包括日本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的篇章和典籍就已經進入了中國了。我們的滿清王朝都沒有驅除過馬列呀！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已經出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 已經出現了中華民國工黨了。辛亥之後, 我們的先人們也已經把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用專號的方式, 用叢書的方式一部又一部地、一套又一套地出版了。 就不說1906年、1908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連《民報》第二號 和《天意報》第十六、十九號, 都已經介紹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也就是說, 辛亥前後, 我們的中華民族, 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曾抱著虛心的方式, 對來自西方的一切思想和社會思潮開始研究，開始宣傳，開始判別, 儘管那個時候我們還真的缺少一點判別的能力。
此後到了1928年, 當北伐打倒軍閥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並且中國國民黨在不得不把那個由蘇俄扶植的共產黨從國民革命的陣營裏面清除出去之後，中國當時又面臨了與前蘇聯的一個怎樣的關係呢． 是蘇俄在1929年的8月份大舉地侵略了中國, 佔領了我國東北一百零四所縣城。我們的愛國將領韓光第將軍就戰死在抗俄的戰場上, 可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卻接受史達林的命令要「武裝保衛蘇聯」, 和它裏應外合。 即便是在這種時候，從1928年到1932年這短短的四 、五年時間內，在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在中國的北京, 特別是上海幾乎得以全部翻譯出版。那可是在 「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呀！也就是說「國民黨反動派」──清除了國民陣營裏的中國共產黨，卻沒有驅除馬列, 沒有在思想文化上對馬列實行專制。我們中國的老一輩的文藝家們, 那些左派作家們, 他們都是在那個時候自由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
到了1937至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 我們的國民政府要共產黨和大家一起來抵抗日本帝國對本民族和本國家的侵略, 所以他允許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 「國統區」辦報紙、寫文章、 出雜誌、拍電影，也就是容許他們在地上宣傳共產主義, 在地下集結共產黨的力量, 也從來沒有驅除過馬列。
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就曾經登過這樣一首詩《史達林啊 我們的母親！》，就是我們著名的共產派詩人郭沫若先生的大作，它是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刊載的。也就是說，當年正在艱難領導人民抗戰的國民政府, 也沒有驅除馬列, 反而讓共產黨能夠利用全面抗戰的八年時間, 在地上和地下全面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應該說那個時代的一批知識青年, 甚至是少數學有所成的著名知識份子，和因為種種原因而對現政府、現社會不滿的青年們,都是在國難當頭的歲月裏面, 在我們中國人民走向共和還不能盡如人意的年代裏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成了它的傳播者。
至於1949年以後，則不管你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你是情願的,還是不情願的, 你都得去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 你都得去學習它, 你都得用它來指導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才說，從滿清到民初，到國民政府在南京的重建，到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再到1949年之後這麼漫長的歷史歲月裏面, 我們中華的兒女們從來都沒有驅除過馬列。那為甚麼我們今天要說驅除馬列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 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民族意識的喪失
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 一個個人，都要有一個自我的意識。作為一個中國人，窮也不怕,倒楣也不怕, 但要意識到我是中華的子孫, 我是中國人, 這不叫狹隘。但是，在共產黨統治的這麼多年裏面, 在共產黨的革命和它的革命已經建立了政權以後的這麼多年裏, 我們的民族意識在喪失。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紐約有一位著名的華僑叫李勇先生, 他是聯合報的創辦人之一, 也是北美世界日報的創報人之一。這個人， 他跟海外的許多華僑不大一樣, 他既愛自己的祖國, 也愛他的臺灣, 還愛他寄居的美國（他是在臺灣長大的大陸廣西人）。 他是一支筆桿子, 他經常寫文章，名聲很大。多年前, 他曾經隨一個代表團去中國大陸浙江訪問, 在浙江省歡迎招待這個華僑代表團的宴會上, 浙江省的一位副書記走到他的身邊說: 請問您就是李勇先生吧． 久聞大名。李勇答道： 不客氣, 不客氣。省委書記說: 你的文章寫了很多啊, 我看了很多, 不錯。 但是不要反華嘛, 以後反華的文章還是少寫嘛……。這位李先生可是有脾氣的人物, 他對省委副書記說：我告訴你, 你是在說我反華, 我看你才是在反華。我是中華兒女, 你才是馬列子孫。我死了要去見孫中山的, 你死了是向馬克思報到的！
1949年之後, 在我們的祖國大陸從北京到地方, 從大都市到小城市, 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他們垂垂老矣的時候, 都會告訴他們的兒孫和同事們說: 我就要向馬克思報到去了。這句話在中國大陸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無人不會說。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由於他們的表率作用和影響已經造成一些有文化的、沒文化的、高級知識份子、低級知識份子、甚至於小學生都會說一句: 我們總有一天要向馬克思報到去的。
我就沒有聽到他們說, 向秦皇漢武報到, 向唐宗宋祖報到, 向康熙乾隆報到, 向我們的共和之父孫中山先生報到。大家想一想這是個甚麼問題呢． 魏晉南北朝時代民間有兩句罵自己的話, 它說: 「漢兒傍得胡兒睡, 便以胡兒傲漢兒」。 而今卻是「中共傍得馬列睡, 便以馬列傲中華」, 連祖宗都不要了。 這不是笑話呀, 這是一個已經浸透了我們精神領域的非民族意識，也就是說，我們的民族意識喪失了。我就不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這些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多少年來都被迫要「言必稱馬列」，都要「書必證馬列」。 甚至到今天，還想要「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呢！
民族自尊的喪盡
共產黨用馬列「反封建」一句話, 就把我們秦始皇早已經「廢封建,置郡縣, 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的這一段光榮歷史, 以及其後兩千一百年的君主專制的歷史, 全部廢了，甚至全部把它說成了是「封建歷史」。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1848年馬克思在發表他的《共產黨宣言》的時候, 德國是一個封建制的國家, 還是一個幾百個封建專制的小國所拼成的一個大國。所以，德國當時在追求統一，馬克思在那個時候說要反封建, 在他的國土上也許沒有錯。可中國不是, 中國的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就已經廢了封建, 置了郡縣。中國的秦王朝命短, 只有十五年，可是秦始皇建立的反封建的制度 – 君主制度, 持續了兩千多年, 直到孫中山才將它結束。 可是共產黨只因馬克思要反封建，就用「反封建」這一句話, 就把1912年前兩千多年中國歷史──我們民族輝煌的古代歷史，全部否定光了。 而在它開了這麼一個頭以後, 也就把我們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掃光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從1949年開始, 哪一年沒有坑儒． 哪一年沒有焚書． 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就是公然地焚書坑儒, 人人都焚, 人人都坑。這麼一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就在破四舊的火焰中越燒越少, 越燒越沒了。
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搞改革開放的時候, 我們一批號稱自己是改革派知識份子的黨內黨外的專家學者, 他們不敢罵共產黨, 不敢批判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 他們罵誰呢． 他們罵祖宗：中華民族是黃土高原出來的, 它不是藍色的文明；中華民族的天不好, 地不好, 土不好, 水不好, 人不好, 祖宗不好, 樣樣都不好； 就不說中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統治不好。我們不怪他們， 我自己也膽怯。 我們是真的不敢批判共產黨，可是你不敢批判共產黨,可也別光罵祖宗啊, 祖宗無辜啊！
到了九十年代就更不得了了, 改革派知識份子們搖身一變, 又變成了「自由派」知識份子, 這些自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乾脆就下了個結論: 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 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是愚昧的文化, 是這樣嗎． 不是的。 真是士大夫之恥為國恥。 然而， 這一切都被誰利用了, 我不說都知道，是被共產黨利用了。共產黨利用是理所當然的事, 為它開脫了罪責嘛 ！ 因為：「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嘛；有甚麼樣的民族就有甚麼樣的政黨嘛；有甚麼樣的民族歷史和文化, 就會產生甚麼樣的專制統治嘛！一句話：「共產黨就是你自己生出來的，你對共產黨還有甚麼好埋怨的？」 特別是一些打著民主的旗號, 扛著民主的名義, 要走出中國, 分裂中國, 或是要支援台獨的,那些所謂的中國人, 他們罵我們中華民族不好, 所以臺灣應該獨立；他們罵我們中國人民是下賤的, 是無知的, 是愚昧的, 所以臺灣要獨立；罵我們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是永遠不能走上民主光明的前途的, 所以臺灣要獨立……。有道理嗎． 臺灣人民和我們同文、同宗、同種啊, 只不過大家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惟瓴D遇的不一樣，所遇到的政治狀況不一樣，所造就的社會發展不一樣。臺灣的那些恨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獨派們, 他們今天要獨立的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因為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國人民是愚昧的人民。如此看來，我們的民族自尊也真的是喪失得差不多了！
民族信心的破滅
意識沒有了,自尊喪失了，信心當然就要破滅了。1986年11月11號, 我在武漢大學給我的朋友們和年輕的同學們作了一次講演, 我講的是「中國文學的大趨勢」。那時，我只能講文學。雖然我已經開始研究歷史了, 但我的膽量只允許我通過文學的煙霧, 去勾引出一點歷史出來說給大家聽聽。可是那場講演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 我講了三個小時的文學史，後來大家提了幾十個問題，卻沒有一個人是問我文學的, 都問我「改革開放」是怎麼回事 。其中有一個研究生很大膽地站起來問我說: 那你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阻力到底在哪裏． 我當時一聽心裏就一抽, 因為我不想從臺上走下來就走向監牢, 可是我當時回答問題時, 正處在興奮狀態下, 似乎有點不顧一切, 沒有多想, 就回了他一句話, 我說：中國真正改革開放的阻力, 就是我們的黨用一塊巨大的頑石堵在那裏, 讓我們真正追求變革的人民走不過去！待我一口氣說完之後， 心裏真是不覺一涼啊, 因為全場鴉雀無聲。大概幾秒鐘以後, 八百多人的階梯教室才一下子哄起來了, 掌聲如雷, 大家都站起來說: 說得對, 說得對！ 其實， 不是我說的對, 是事實就是如此。那個個正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黨將一塊巨大的頑石, 放在中國人民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大道上。這塊頑石已經堵了我們二十五年了！
我想說這個例子的目的在哪裏呢． 就是想指出，正是這塊頑石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它把我們一些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知識份子和一些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青年, 就是真正要求民主變革的幾代中國人，全都堵在這個大石頭面前, 不敢向著這個大石頭衝過去。於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就只能繞著這個大石頭走。然而，繞著走的結果是甚麼． 自然是有的走上了錯路，有的走上了歪路，有的陷進了泥淖，更多的卻是越走越膽怯了……而這塊大石頭直到今天仍舊「屹然不動」。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之後的漫長歲月裏, 用三個辦法堵住了我們的志向。第一個辦法是殺人奪命的方式。從1949年到1976年殺了幾千萬人, 餓死幾千萬人, 用這個辦法把我們中華兒女的志氣給奪掉了。 這是奪命的方法。
我剛才講的是甚麼呢 就是第二種辦法-奪路的方式。 一邊是奪命的, 一邊是奪路的, 這兩邊一奪, 我們的自信心沒有了, 我們的信念沒有了。 人們一是怕死, 二是沒路走了, 民族的自信心當然就沒有了。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奪知」- 共產黨以愚昧治國，用假話騙民，用精心禦制的充滿歷史謊言的教科書欺騙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用持久的「閉關鎖國」、反對「資產階級自有化和所謂的精神污染」來抵抗和誣衊西方真正的進步和發展。因此，當我們好幾代中國人不得不決心起來奮鬥的時候，當我們好幾代知識份子已經膽敢起來反對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統治時，又因為不論是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還是西方的近代進步文明或近代反動垃圾，缺少起碼的知識和瞭解，從而又一再地招致了自己的失敗。有的更因為上述原因，而只能夠一再地「打著紅旗反紅旗」，結果，自然只能是一再地「必被紅旗所打倒」。
1949年後, 我們中華民族走了一段彎路, 實際上是出現了巨大的歷史倒退。可是，如果真正要搞改革開放的話, 真心誠意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 決心將經濟改革配以政治改革, 為經濟改革墊上必有的「民主政治改革這張底牌」, 我們還是能走出來的呀！但是1989年的機關鎗和坦克車, 又一次摧毀了我們的信心；1989年之後共產黨「以腐敗治國」的行徑，就更是將我們的信心掃蕩得所剩無幾了！
一個民族要變革不能沒有信心， 一個國家要發展不能沒有信心, 可是我們的信心在「奪命、奪路和奪知」的這個交相煎迫的社會環境中破滅了。以至於我們今天隨時都可以聽到「中國沒有共產黨怎麼辦呢． 誰來領導我們呢． 誰來做我們的主心骨呢．」這樣一些可悲的問題。
我們天天吹噓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 但共產黨到今天為止也才統治了五十六年。我請問那四千九百多年是怎麼過來的． 那四千九百多年沒有共產黨啊, 中國人也活得好好的呀 。該反封建就反封建，該反專制就反專制，該要共和革命, 共和革命就號召起來了；該建立人民的共和國, 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大中華民國就創建了！當真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沒有共產黨就沒辦法了嗎． 不是。 所以這種民族自信的破滅, 它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種對前途的無望 。
民族意志的沉淪
民族意識的喪失，民族自尊的喪盡，民族信心的破滅，所造成的結果是甚麼． 結果，當然是民族意志的沉淪。然而，甚麼叫民族意志． 就是一個民族求傳承、求發展的志氣和志向。大家都讀過孔老夫子的一句話, 叫「詩言志」。他還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就是說，詩歌, 也是是表現了人的志向的。 兩千五百年前, 我們的孔子就說出了詩可以言志，說明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力表現得該有多早啊。我們中華民族因為有志氣, 我們才能在各種艱難的歷史的折磨下傳承下來；我們才能在幾千年的歷史的風口浪尖上發展起來。
可是意識喪失了, 自尊喪盡了, 信心破滅了, 就必然造成民族意志的沉淪。而一旦意志沉淪，我們的民族的志氣和志向就喪失了，那我們還如何傳承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這一片大好河山和精神文化？我們還如何能夠去發展自己民族的光明未來？所以我說，我們當代的中華兒女們, 不是全部,但確確實實有相當的一部份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只因為喪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民族自尊、民族信心和民族意志，因而才喪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
然而，我們的民族精神又是怎麼喪失的呢？ 一言以蔽之, 就是因為馬列的思想侵略、馬列的政治侵略和馬列的文化侵略。
【林丹】隨著越來越多歷史真相的公諸於世, 共產主義的謊言已被揭穿，認清共產黨邪惡本質的人們，紛紛退出邪惡政黨。然而有些人卻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是好的, 只是被共產黨給念「歪」了。 真是這樣嗎？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特別節目中, 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2005年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的第二部份《馬克思主義究竟是甚麼》。辛灝年先生將以他的獨特見解和深刻分析, 幫助我們分辨馬克思主義這本「經」究竟是好, 還是歪。（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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