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瞧不起中共作戰能力，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怯懦
共產黨非抗日而是抗中
習近平主席應正視歷史事實，他所謂在抗日戰爭期間高舉的「共產黨旗幟」，其實不是對抗日本，而是對抗中國。（美聯社檔案照）
星期專論》習主席的對日抗戰勝利
2025/09/21 05:30
◎譚慎格（John J. Tkacik）
上週，讀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中，對人民解放軍發表一篇過份溢美的頌詞，實在令人十分惱火。習同志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充斥著「先烈」、「犧牲」、「隆重」、「堅定不移」之類的辭藻，頌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他的抱負洋溢著對「世界和平」的嚮往，以及對中國做為創始會員國之一的聯合國的熱愛。
中國人民解放軍機關報《解放軍報》則聲稱，習近平總書記「字字鏗鏘，以大歷史觀闡明偉大勝利的豐富意涵—『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築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中共與抗日「勝利」毫無關係
我想，這些話倒也不全然是假，除了一點：中國共產黨與所謂對日抗戰「勝利」，其實毫無關係。
無論是在幾乎完全由美國承擔作戰重任的太平洋戰場，還是在中國本土，中國共產黨都沒有做出任何值得稱道的貢獻。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還不遺餘力地破壞國民政府的抗戰努力。在此期間，挑起對抗侵略者所有重擔的，是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蔣介石挑起對抗侵略者重擔
在這裡，我也想做一點修正主義的歷史詮釋。美國學術界的傳統觀點認為，蔣介石在對日抗戰中毫無作為，而且他本人既貪腐又無能。然而，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是，蔣其實是一位卓富成效的領導者。例如，陶涵（Jay Taylor）和芬比（Jonathan Fenby）這些近年出版蔣介石傳記的作者，閱讀過當時的第一手文件，包括美國與英國的檔案，以及蔣氏家族的日記，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這位「大元帥」（Gimo，即Generalissimo簡稱）對於抗日戰爭確實有重大貢獻，他是一位嚴肅的戰略家，也是真正的愛國者。
我曾經翻閱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六分儀會議」（Sextant Conference）的美國紀錄。從整個會議逐字紀錄的交鋒內容，可以清楚看出羅斯福總統看重蔣介石的貢獻。當時，蔣的國民政府部隊已經投入北緬甸作戰，但令人遺憾的事實是，美國無法提供羅斯福所設想的後勤補給。此外，蔣介石堅持，中國遠征軍在緬北的作戰，必須由英國在緬甸西部實施兩棲登陸行動加以呼應。然而，英國首相邱吉爾對此嗤之以鼻。他根本無意支援中美合作的緬甸戰役，因為大英帝國正將所有資源傾注於歐洲戰場。
至於台灣，至少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美、英、中三方共同發表的《開羅公報（宣言）》（Cairo Communiqué）中，同意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包括「福爾摩沙（台灣）」與「滿洲（東北四省）」），應該「歸還中華民國」，而不是交給戰後可能倖存的其他任何「中國」。事實上，蔣介石與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戰場牽制日本的同時，美國的攻勢正以全速推進，穿越太平洋直搗日本本土。
史達林瞧不起中共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對於擊敗日本可說毫無作為。誠然，正如習同志所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倡導並建立的」。共產黨對於「倡導」和「建立」，確實很有一套。從一九三七年起，是中國的國軍在與日本人作戰，中共則隱身於中國西北內陸的偏遠地區，低調地避免與日軍正面交鋒。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共的資源與兵力有限，其苛捐雜稅與階級鬥爭政策也未能普遍贏得民心。整體而言，在日本佔領區內，平民百姓或許會選擇加入日本扶植的「偽軍」，也未必會投向共產黨。根據中共黨史學者廖蓋隆的記錄，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化名「孫平」），「在其《延安日記》（Yan’an Diary）中，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怯懦，僅從事游擊『機動』，卻從不主動出擊。」這種情況不難理解。廖蓋隆解釋說，中共將一九三八年後的一段時期界定為「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廖蓋隆還說，史達林對中國共產黨的作戰能力評價甚低：「當蘇聯開始感受到來自東方的日本威脅，大約是在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前後，他們看重的是蔣介石與國民黨，認為只有蔣有實力，基本上瞧不起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點，曾在抗戰期間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的崔可夫（Vasily Chuikov），在他的回憶錄裡說得非常清楚。根據他的記載，史達林曾經告訴崔可夫，如果中國要抵抗日本，主要只能依靠國民黨，共產黨根本毫無力量可言。」
廖蓋隆坦承，蔣介石確實曾與日本人作戰。他寫道：「但是，從一九三九年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日本侵略者也逐步將主要力量用來對付我們之後，我們在日、蔣夾擊之下遭遇極端困難。」
在整個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唯一真正對日軍發動的進攻性戰役，就是所謂的「百團戰役」。這場戰役是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後來的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指揮，從一九四○年八月廿日持續到一九四一年一月。 在三個半月內，中共從太原至石家莊一線破壞日軍在華北的重要交通運輸線。彭德懷及其同僚聶榮臻認為，這場戰役在軍事上算是成功，但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傷亡慘重」，而且遺憾的是，並未取得任何持續性的戰果。他們的戰後檢討認為，日軍毀滅性的反擊（即所謂「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反而使日本在華北獲得更有利的戰略地位。更糟糕的是，就「戰略」角度而言，此役暴露了中共八路軍的實力，不僅讓日軍看破手腳，國民政府對此也有所掌握。廖蓋隆的歷史研究記載：「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人民抗日力量縮小了。」黃克誠將軍在一九七八年透露，八路軍游擊隊在此次戰役中折損兩萬兩千人，而日軍與「偽軍」則損失約四千至六千人。
在這個時候，中共決定採取「有節」的鬥爭策略，即淡化抗日，將矛頭轉向蔣介石，「以待時機」，也就是為內戰預作準備。事實上，共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的另外一場主要戰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即毛澤東的「新四軍」試圖潛入安徽省的國民黨控制區，結果被蔣的部隊包圍殲滅。自此之後，毛再也不敢發動「魯莽作戰」。根據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的回憶，在他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派駐延安期間，未曾目睹過任何軍事行動。一名美軍軍醫倒是見證過一次中共襲擊某個村莊，但僅有一人傷亡。雖然中共在氣象通報與地圖繪製方面提供若干協助，但在整個抗戰期間，只有一名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獲得中共救援。
習近平應正視歷史事實
共產黨非抗日而是抗中
我可沒有暗示毛澤東的共軍在抗日戰爭中表現無能，或缺乏勇氣。不過，習近平主席至少應該正視歷史事實。他所謂在抗日戰爭期間高舉的「共產黨旗幟」，其實不是對抗日本，而是對抗中國。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與北京的美國使館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顧問。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