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機”論，不僅僅是內宣，其底層邏輯，是日本右翼沉睡了八十年的“賭徒基因”再次被激活。
回顧歷史，甲午與日俄戰爭，皆是在國力劣勢，不被外界看好的前提下贏得的兩場世紀豪賭。這為日本奠定了列強之路，開啟了日本兩千年以來最強盛的百年國運。
這種“以小博大”的成功經驗，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日本右翼的歷史路徑依賴。
而在現實層面，日本正經歷一場和平的“存亡危機”。
日本在經歷“失去的三十年”後，其家電、半導體、造船等昔日王牌產業相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巔峰時期已全面萎縮。在經歷韓國、台灣為代表的四小龍經濟產業的追趕擠壓之後，如今又面臨中國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大全產業鏈工業國的崛起。就連最後的汽車產業王冠，從最近幾年的財報看起來也岌岌可危。對日本右翼而言，這種和平下的緩慢沉淪，從曾經的發達國家No.2逐漸變回過去曆史上最常見的地位，比一場高風險的戰爭更令人恐懼。
不管台灣有沒有事，日本的未來，都是“有事”的。
既然和平競爭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進程，那麼用一場可控的軍事衝突去打斷對手，就成為了檯面上一個高風險、但極具誘惑力的選項。賭一場戰爭，若能成功遲滯中國，並換來一次新的“戰後繁榮”，這或許是日本重回巔峰的唯一機會。
這場豪賭的核心，當然還是《日美安保》這張神主牌。
日本右翼的劇本很清晰：由日本先參戰，觸發安保條約，迫使美國迅速下場，最終美日聯手擊敗中國，阻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亞太秩序重回對日本有利的格局，美中兩敗俱傷最好，即便辦不到，重回冷戰後期的亞太秩序也可以讓日本重新聚攏財富並拿回過往的產業優勢。
但日本右翼寄希望于美國人的迅速下場是否理智就很值得商榷。
在“美國優先”的邏輯下，華盛頓那些軍事冒險主義者的劇本有可能完全不同：
讓日本先去“測試”中國的實力。若日本能打出一段時間僵持和均勢的局面，說明解放軍戰力並不像紙面一般強大，且一段時間的僵持已經有效消耗了解放軍軍事資產。此時美軍再下場收割，贏面很大，正好實現為霸權續命的目標；
但若日本迅速戰敗，華盛頓則可將其定義為“日本的獨走”，不觸發安保條約，作壁上觀，並以此為藉口，名正言順地加速戰略收縮。至於霸權的信譽，一個已經抓著小弟們逐個放血為自己續命的大哥，會在意“小弟眼中的信譽”嗎？
所以現在的情況更像是：一群對未來絕望的賭徒，準備將自己國家的下一個百年命運，全部押給一個隨時準備出賣自己的“大哥”，並誤將一段早已不適用於今日的歷史成功經驗，當作了自己必勝的底牌。
至於這群賭徒能否真的如同百年前的日本軍部一樣影響甚至綁架日本走向那個瘋狂的方向。
我們還得觀察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