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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1號，ChatGPT發布當天，腦科學家、清華大學腦與智能實驗室首席研究員劉嘉教授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面前出現了一個新的物種，“從技術層面來說，這改變了我的信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來學家們對人工智能（AI），還主要是一種想像。但在過去半年中人類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震撼。
投身人工智能領域已經6年時間的獵豹移動、獵戶星空董事長傅盛，在2月13日晚上問了ChatGPT一個問題，猜猜為什麼自己養的狗叫“三萬”。根據傅盛給出的幾個條件——傅盛特別喜歡狗、狗被前主人遺棄、狗在寵物醫院做過手術，ChatGPT給出了準確的回答，起名由來是治療費用花了3萬。傅盛興奮地給朋友們打電話，“這東西有推理能力”。
被觸動的，不僅僅是學界和業界。5月22日晚，歌手孫燕姿更新動態《我的AI》，回應引發熱議的“頂流歌手AI孫燕姿”事件。文中她認為，AI“赫然聳現並將威脅到成千上萬個由人類創造的工作”，包括唱歌，並認為“人類無法超越它已指日可待”。
騰訊董事長馬化騰，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是最著名的技術男，也感慨：我們最開始以為，AI是互聯網十年不遇的機會，但是越想越覺得這是幾百年不遇的、類似發明電的工業革命一樣的機遇。
一個新的科技時代正在到來。但各種爭議和疑問也隨之而來。為什麼它讓人驚艷又惶恐？科技對人類是威脅還是解放？AI會取代人類文明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仍然在無盡的探索之中。
（一）“英雄”，還是“惡魔”？
談到AI，我們不能不產生恐懼。
很簡單，如果一切AI都能掌控，那問題就來了，那還需要人類幹什麼？
是不是有一天，就像好萊塢電影一樣，AI掌控了世界，人類作為“叛軍”在苦苦掙扎？
已故的史蒂芬·霍金就悲觀地預測：AI的發明，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可怕的事件”。
但AI正在大踏步走來。
1997年，AI在國際象棋上擊敗了卡斯帕羅夫；2016年，AI在圍棋上戰勝了李世石；2017年，AI在DOTA2遊戲對戰中完胜世界冠軍；2018年，AI可以在特定疾病的診斷判別上超越醫學專家……
2023年，ChatGPT橫空出世。
以前我們認為，人類不僅擅長分析事物，也擅長創造。現在人工智能不僅分析的更好，並且初步展現出“創造”有意義和美麗的東西的能力。“生成式AI”，意味著機器正在生成新的東西，而不是分析已經存在的東西。
甚至我們不得不承認，OpenAI的ChatGPT、谷歌的Bard和微軟的Sydney是機器學習的奇蹟。它們獲取大量的數據，在其中尋找模式，並越來越熟練地生成統計學上的可能輸出結果，朝著人類的語言和思想步步接近。
從好處講，AI意味著人類將因此迎來最大的生產力解放。
看看歷史就知道：從農業革命的鐵器牛耕出現，到工業革命機器大規模生產的出現，再到信息革命計算機、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出現，每一次技術的突破，都深刻影響人類的經濟發展。
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秩序的變革。長期來看，AI會導致相同價值的經濟生產所需的人力愈來愈少，空前規模的生產效率提升，將會促使社會資源從按勞分配轉變為按需分配，必須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與之配套。
看起來，AI已經做好解放生產力的準備了，但人類還沒做好。正是因為過於強大，AI的興起在人類社會中引發的不只是激動和喜悅，還有疑惑和擔心。
人們首先擔心的是，迅速發展的AI技術，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就業，那意味著很多人就會失業，有些工種，一旦被取消，再也不會回來。好萊塢編劇們的罷工，不過是看到了這種危機。
更大的擔憂，是AI會不會取代人類本身。
埃隆·馬斯克曾提出警告，稱推進AI向前發展的行為無異於“召喚惡魔”，為人類帶來“比核武器更恐怖”的危險。不久前，馬斯克和人工智能領域頂尖專家、圖靈獎得主約書亞•本吉奧等人就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暫停開發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至少6個月，稱其“對社會和人類構成潛在風險”。
停下不可能，更可能是加速，我們到底是走向更大的解放，還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二）與AI共舞
AI時代，每一個人都被動地成為了哲學家。
我是誰，人類如何定義自身，究竟什麼才是人類所獨有的？這些曾經往往都是哲學家思考的問題，放在AI對我們造成真切影響的今天，變成每個人都可能會思考的問題。
可能很多人還沒有思考到這麼深，但至少會想到的是，ChatGPT真的能夠實現跟人建立親密關係嗎？機器人真的能跟人成為夥伴嗎？人類會被機器取代嗎？
學界主流的觀點是不會。因為人類擁有自我意識、智力、情感、創造力、經驗、直覺，和靈活適應這個本質上疆域無限的世界的能力。即使是ChatGPT那樣的AI，也尚不具備獨創性，只是對人類現有知識的比較高效的整理而已。
相反，馬爾科夫在那部《與機器共舞：人工智能時代的大未來》的書中，曾經深入分析、預言了現在、未來的人與機器的關係。用一句話來總結此書的觀點：人類與AI不應該是互相競爭的關係，而是互補共生的關係。
這可能是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AI仍然是人類的一種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它可以替代人類做一些繁重的工作，繁瑣的計算，技術消除的是崗位，而非工作。人類可以利用AI的優勢，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質量，並因此得以更多地去做創造性的工作。
另一個角度來看，人類對自己的了解都還遠遠不夠。人類的智慧極限還有多少沒有開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人？人的範疇在哪裡？人工智能的進化其實可以讓人類更加了解人的本質。
AI在進步，但人類借助AI，實現更大的進步。AI正在塑造著人類的未來，人類也藉助AI塑造著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人類。
由此，構建成一種平衡。
（三）人類和每一種技術的相處，都是和而不同
在高端談話節目《毛鋪和文化錄》的最新一期，有一個非常切中時代的主題—— 《大科技時代下，人類的危機與際遇》。
這期節目的嘉賓是腦科學家、清華大學腦與智能實驗室首席研究員劉嘉教授和獵豹移動董事長兼CEO、獵戶星空董事長傅盛。從ChatGPT這個熱點切入，他們探討了現階段我們應該如何去認識AI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以及科技對我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及其在未來的可能性。
在劉嘉看來，未來人類和人工智能的關係可能有三種：忠實夥伴，人機共存，超越人類。儘管存在超越人類的可能性，但劉嘉和傅盛都是“拯救派”。
人機共存，一方面是互相協作。人們此後或許不需要再去做太多“低級別的工作”，而是可以把精力放到更有意義、更有創造力的事情上去。這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因為蒸汽機的發明，將大量的人從低效的耕種、紡織中解放出來，而去從事科技文化藝術的工作，導致我們的文明在過去300年的發展，遠遠超過過去三千年的總和。
更進一步的，是互相進化和互相融合，也許我們的每一個神經元都可以被更“智能”地替換，人因此可能變得越來越聰明，甚至獲得一種新的永生，數字化的永生。人類和人工智能連接成一個新的命運共同體，而這個新物種的共同體與人類共同體如何互協作共演化，將是未來如何發展、文明如何演化的關鍵。
傅盛的視角，是人類創造的人工智能有很強的傳承關係，比如生成式AI的起點就是從大規模社會中獲取到的數據，當中隱含了人類的價值觀。因此只要給它正確的價值觀，人工智能智慧讓生活變得更美好。“我一直是科技向善的看法。”
AI前行的最佳方向，是要在人類心智的內在結構中去尋找線索。
馬爾科夫有一個觀點，人類與機器的關係在每一種文化中都呈現了各自的特徵。比如，長久以來，日本人都對機器人情有獨鍾，而在美國，人們在崇敬機器的同時，又多了幾分懷疑和惶恐。
那麼在中國，AI會沿著怎樣的路徑前行？儘管科學技術的底座是相同的，但如何應用，應用到哪裡，這些都會受到中國的精神、文化和哲思影響。
在中國，“和”是中華民族最牢固的文化基因。從“中庸和諧”的文化精神，還是“以和為貴，以和為美”的價值主張，或者是“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處世之道，都足以看出“和”之於中國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和而不同”，這是中國人面對這個世界的總原則，也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大智慧。
這一智慧，也會呈現在技術與人的關係之中。即兼容並蓄，因勢利導，互補共生，和而不同。
在劉嘉看來，“和而不同”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承認個體的差異，這種差異是人類社會多樣化文明多樣化的基礎，這就是不同；另一層含義是和，是每個人怎麼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幫助之下，能夠展現更多的創造力，從而讓人類社會變得更和諧美好。
從歷史上來看，人類和每一種科學技術的相處，都是和而不同。具體到人工智能，它所展現出的，是AI與人腦的和而不同，科技與生活的和而不同，科技與人類未來的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也是近年來持續通過《毛鋪和文化錄》這一思想盛宴傳承輸出和文化的毛鋪酒一直想要傳承和堅守的。
毛鋪草本年份酒五味草本融合之“和”，創新詮釋了中國白酒產品硬實力中的深厚積澱。
傳統白酒領域，香型上有所融合的酒類不多，毛鋪草本年份酒在技術團隊多年鑽研與調試下，實現了醬香、濃香、清香三種香型的融合，並且它還以極具創新性的做法將草本漿與白酒相融合，融草本精華之萃，集合苦蕎麥、葛根、枸杞子等五味草本精華，經過科學配比，造就了甘潤醇厚、餘味悠長的口感。
不同香型的融合，草本漿與白酒的融合，飲酒與健康的融合，這是毛鋪酒的“和”。
而毛鋪草本年份酒主打“真年份”，其原酒陳釀12年以上，“一瓶一碼”，掃碼即可查看年份認證信息，讓每一滴毛鋪酒都擁有真實年份，且取得了中國酒業協會、方圓標誌認證集團的權威認證。區別於當前酒行業年份酒的管理亂象，毛舖的堅持真實年份是其核心價值觀的“不同”。
酒是深刻融入中國人精神層面的。
毛鋪酒展現出的，是倡導兼容並蓄的君子風骨，既能堅持自我、有主見不隨波逐流，也要積極入世、以和為貴，追求與自然、世界、他人、自我的和諧共處。“和而不同，草本毛鋪”既是對毛鋪酒獨特品質特點的歸納總結，也是對毛鋪品牌的處世態度與氣度格局的形象詮釋。
和而不同，應該也是人類與AI的唯一相處之道。對於人類文明而言，只有找到平衡點，懷著一顆向善的心去創新和突破，我們才有可能抵達和諧共存。
（四）
AI是人類最複雜精巧的創造物，它帶來機遇，也有風險，但它肯定不會是“人類最後的發明”。
相反，我們創造出的東西，目的是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這便是開始。正如丘吉爾在1942年阿拉曼戰役勝利演說時講的一句話：“現在並不是結束，結束甚至還沒有開始，現在僅僅是序幕的尾聲。””
如果中國做出來, 你現在吹到月球上了. 中國被制裁, 做不出來, 你眼紅了. 對吧.
除了立場，你眼裏就看不到其他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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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怕就好. 美國人不怕啊. 台灣人不怕啊.
Ai不會看膚色，人類通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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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排除俄羅斯的和平計畫？真的想不到有什麼意義。
烏克蘭的和平計畫，不就是要俄羅斯退兵賠款，那麼，若全世界都支持，俄羅斯就要退兵賠款嗎？世界那有這種便宜的事？不如直接把和平計畫放上聯合國表決吧！
更別提排除俄羅斯就是排除中國，一個只得西方和烏克蘭聲音的和平計畫，唯一的作用就只能拖延時間。
“烏克蘭欲辦和平峰會，重擬“和平計劃”爭取中巴印沙等國支持
據《華爾街日報》30日報導，烏克蘭總統一高級顧問和歐洲外交官表示，烏克蘭及其盟友正計劃於7月北約峰會舉辦前，召開一次將俄羅斯排除在外的全球領導人和平峰會，以爭取各方支持由基輔提出的結束戰爭條款。
報導稱，烏方這一初步計劃已經獲得了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內的歐洲領導人的大力支持，最近幾週後者正積極遊說那些迄今為止持中間立場的國家參會。
歐洲官員透露，他們正與基輔方面協商重擬烏總統澤連斯基去年提出的10點“和平計劃”，使其更容易被中國、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其他世界主要大國接受。
截圖自《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援引歐洲外交官的話稱，舉行此次和平峰會的想法，最初誕生於馬克龍和澤連斯基在今年2月的巴黎會談中，當時馬克龍敦促烏總統接受最終必須與俄方展開和平談判的事實。
該官員表示，澤連斯基今年早些時候要求馬克龍幫助他與其他世界大國領導人進行國際接觸，關於談判的設想隨後發展成了計劃組織一場全球會議。
5月，澤連斯基訪問法國巴黎圖自《華爾街日報》
報導稱，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與會國家名單，但歐洲官員最近幾週已經分散到各個世界主要大國，尋求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加入。
澤連斯基的高級助手安德烈·耶爾馬克（Andriy Yermak）表示，烏克蘭準備與所有國家進行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尤其是近幾個月來，基輔方面一直在努力與中國、巴西和印度等國接觸。
“如果沒有整個世界參與進來，包括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想要取得進展是不可能的。”耶爾馬克說。
本月早些時候（21日），澤連斯基在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發言稱，他希望在7月份舉行一次全球峰會，討論他去年提出的10點“和平計劃”的實施細節。
根據烏總統網站發布新聞稿，澤連斯基強調，和談應完全基於10點“和平計劃”，其中包括“所有俄羅斯軍隊必須撤出烏克蘭領土”。
烏總統辦公室副主任伊霍爾·佐夫克瓦（Ihor Zhovkva）認為，G7峰會與會方對烏方提出的“10點和平計劃”的反應非常積極。按他的話說，這一計劃“沒有任何一點內容引起了G7成員國的擔憂”。
他表示，烏克蘭希望在G7國家領導人的幫助下，能讓盡可能多的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參加烏方提議在今夏舉辦的“和平峰會”。
不過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歐洲官員透露他們正與基輔方面合作，重新擬定10點“和平計劃”，使其更容易被中國、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全球大國接受。
5月21日，澤連斯基抵達日本廣島參加G7峰會 圖自美聯社
報導稱，這次和平峰會將尋求將烏克蘭及其盟友重新置於國際外交的中心，歐洲官員的目標是確保未來的和平會談將以基輔計劃為外交落腳點。
然而，烏總統高級助手耶爾馬克所說的“全世界”中，不包括俄羅斯。“（和平峰會）歡迎所有人，但不歡迎俄羅斯人。”一位歐洲高級外交官在談到峰會計劃時說。
“我們需要一個統一計劃，一個由真正希望和平共處的負責任文明世界所製定的計劃。”耶爾馬克一再表示，只要俄軍仍佔據烏克蘭，就不可能與俄羅斯進行直接談判，烏克蘭不會在領土完整問題上妥協。
他強調，除非莫斯科方面準備接受烏方主張的和平計劃，否則他們將繼續與俄羅斯作戰。
另一邊，俄羅斯雖然稱對和平談判持開放態度，從未拒絕任何形式的和談。但該國也指出，“不會以烏方條件為基礎進行任何談判”，俄方將繼續開展特別軍事行動，直到達成全部目標。
俄媒“今日俄羅斯”報導稱，當地時間27日，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米哈伊爾·加盧津受訪時提出了俄烏進行和平談判的四個條件，其中包括烏方保持中立地位，尊重講俄語的人口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權利等。
另據路透社29日報導，烏總統辦公室副主任佐夫克瓦上週五表示，烏克蘭對鎖定俄方控制領土的停火安排毫無興趣，基輔提出的“和平計劃”是結束俄烏衝突的唯一途徑，而調解努力的時機已經過去。
他說，近幾個月來，烏克蘭拒絕了多國提出的一系列和平倡議，“在這段公開戰爭時期，我們不需要任何調解人。現在進行調解為時已晚”。
不過，佐夫克瓦補充稱，贏回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是當務之急，雖然烏克蘭在衝突初期專注於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但確保和平是所有國家都關心的問題。
路透社報導稱，5月開始，澤連斯基大力向全球南方國家“示好”，先是出席在沙特阿拉伯舉行的阿盟峰會，與東道主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伊拉克等代表團舉行會談；隨後又馬不停蹄飛往日本，見縫插針在G7峰會期間會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領導人。烏克蘭外長也於近期進行第二次非洲之行，呼籲非洲國家放棄中立，給予烏克蘭外交支持。
報導沒有提及澤連斯基在日本對巴西總統盧拉“失約”一事。據法新社早前報導，盧拉對於自己在G7峰會期間未能與澤連斯基舉行會談感到“不高興”，後者被指沒有在既定會面時間出現。盧拉還說，澤連斯基似乎對與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不感興趣”。
巴西《論壇》雜誌還稱，澤連斯基後來回應此事，在提到盧拉時使用了嘲諷和傲慢的語氣，笑著說“盧拉一定很失望”。
5月22日，盧拉出席G7峰會後在新聞發布會上講話圖自視覺中國
在上週採訪中，佐夫克瓦指出，“和平峰會”的舉辦地點仍在討論中。《華爾街日報》稱，除了馬克龍提議在巴黎主辦此次會議，丹麥和瑞典也積極表態欲做“東道主”。
早些時候，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曾表示，丹麥願意承擔主辦俄烏和談峰會的工作。他同時指出，峰會不應只有烏克蘭的盟友，還應包括中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表示，中方目前還不了解有關會議的具體設想。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始終致力於勸和促談，推動危機的政治解決。我們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繼續為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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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想看看，對不肯制裁俄羅斯的國家，例如中國，能有甚麼“嚴重後果”。
“以史為鑑：G7制裁俄羅斯加碼，會帶來什麼後果？
西方七國集團（G7）已日益背離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初心”，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向了富有爭議的政治問題，即使在全球經濟面臨重大風險挑戰之時也不例外。而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本職”的日益荒廢，甚至給國際經濟運行增添了許多額外的衝擊和障礙。
在剛剛結束的七國集團（G7）廣島峰會上，如同國際社會普遍預期的那樣，烏克蘭戰爭繼續成為主要議題，在5月19日發布的《七國集團領導人有關烏克蘭的聲明》中，主要西方國家強化了去年以來西方陣營關於烏克蘭戰爭的主要主張和措施：
全方位制裁俄羅斯；
要求第三方參與對俄製裁，“否則將面臨嚴重代價”；
繼續凍結俄羅斯在他們管轄範圍內的主權資產；
查找、限制、凍結、扣押並“在適當時候”沒收俄羅斯個人和實體的資產；
繼續努力確保俄羅斯支付烏克蘭的長期重建費；
對俄方相關人士追責，“包括支持國際刑事法院（Criminal Court）等國際機制的努力”，即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等罪名向俄羅斯總統普京等人發出的逮捕令……
究其本質，所有這些主張、措施實質上是將俄羅斯這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核大國當作戰敗國處置；自去年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對俄羅斯的眾多製裁措施已經達到了《凡爾賽和約》“修理”一戰戰敗國德國的水平，這回七國集團峰會聲明的某些主張甚至超過了《凡爾賽和約》懲罰德國的程度（如對俄方相關人士追責）。
烏克蘭戰爭是冷戰後由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動的第一場爆發於世界核心地區、交戰雙方實力比較對稱的現代化正規戰爭，加之幾乎整個西方陣營都參與了支持烏克蘭，對俄羅斯實施的全方位經濟、政治、文化製裁，不僅是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甚至很可能是人類貿易史上前所未有，動搖了二戰以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國際資本市場的基本原則，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衝擊和影響。
根據七國集團廣島峰會上述聲明主張，和剛剛結束的烏克蘭戰爭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戰役結果， 可以判斷，西方制裁已無可能達成打垮俄羅斯、迫使其屈服的目的，對世界其它國家、對參與西方陣營製裁者自身的負面影響正日益凸顯；假以時日，未必沒有可能成為引爆系統性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戰役表明俄羅斯在軍事上已經步入“可持續持久戰”軌道
就在《七國集團領導人有關烏克蘭的聲明》發布次日（5月20日），俄軍宣布完全控制與烏軍爭奪近300天的頓巴斯城市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鑑於烏克蘭戰爭早已成為雙方拼軍力消耗的“總體戰+持久戰”，這場戰役結果表明，俄羅斯在軍事上進入了以有利交換比進行的持久戰軌道，烏克蘭在這樣的持久戰中無望獲勝。
俄羅斯宣布已經完全控制巴赫穆特，以上為NBCnews截圖
為什麼？戰爭歸根結底是靠人打的，即使西方各國政府能夠一直壓制國內對資助與己無關烏克蘭戰爭的反對而繼續向烏克蘭敞開供應軍火，烏克蘭人力資源也只有俄羅斯的幾分之一；在做好經濟持久戰和以核威懾嚇阻北約出兵直接參戰的基礎上，俄方最優策略是在有利戰場以有利交換比最大程度消耗烏克蘭軍隊有生力量，力爭推動烏軍力量和西方對烏支持衰退從量變到質變。
俄羅斯總人口1.46億， 烏克蘭戰前總人口4113萬， 不考慮兩國人口年齡、性別構成差異和烏克蘭人口大規模逃亡因素，烏克蘭要想在這樣的總體性持久戰中勝出，必須長期保持俄方傷亡為己方3.5倍以上的水平；考慮到開戰後烏克蘭人口大批逃亡、入俄，導致烏克蘭政府控制區現有人口總數可能僅存2000餘萬，烏克蘭甚至需要打出1比7左右的交換比才有希望在持久戰中勝出。
然而，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本是有利於守方烏克蘭軍隊的堅固築壘地域，蘇聯時期就開展了幾十年礦產採掘和地下工程建設，2014年以來烏軍又在此修築工事長達8年之久，烏軍在此戰中從未被切斷後勤補給線，投入兵力和後勤補給充裕，最終仍然失守，俄羅斯瓦格納軍事集團戰報宣布的烏軍及外國僱傭兵傷亡合計約15萬，綜合各方面信息判斷的俄軍傷亡則遠遠少於烏方。
由此看來，烏克蘭沒有希望在這樣的持久戰中獲勝，俄羅斯在軍事上經受得起持久戰的消耗。而且，通過這場戰役，俄軍打亂了烏軍組織、發動大規模反攻戰役的計劃，重新掌握了戰場主動權，提高了俄羅斯在這場持久戰中不敗或勝出的概率。
指望經濟制裁打垮俄羅斯脫離現實
烏克蘭戰爭在軍事上進入了相對有利於俄羅斯的持久戰軌道，西方延續對俄羅斯的全方位經濟制裁不足以打垮俄羅斯，對俄製裁衝擊、干擾正常國際經貿秩序，壓縮制裁發起國自身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空間及世界經濟的“迴旋鏢效應”將日益凸顯。
讀史可以明智。美國生於製裁，長於製裁，愛好制裁；這個國家開國便始於北美殖民地對母國英國的貿易抵制/制裁，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率先提出以經濟制裁取代戰爭手段維護國際秩序，二戰後美國迅速成長為世界頭號貿易制裁大國，以至於這個國家不僅僅是20世紀以來全世界遙遙領先的頭號貿易制裁大國，也堪稱人類有史以來最熱衷於製裁的國家，主導了1914—1990年間近7成國際制裁、1991年冷戰結束後16年裡近8成國際制裁， 過去20年裡實施制裁數量暴漲10倍（美國財政部數據）。
數據來自美國財政部《2021年美國製裁評估報告》：深藍色為現存指定制裁項目數，淺藍色為新指定制裁的項目數目，該數據不包括除名（delisting)制裁項目數
巨大的相對國力優勢賦予了美國強大的製裁能力，但全方位制裁俄羅斯這般大國而欲求成功，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國力範圍。哈夫鮑爾等人研究發現，在絕大部分經濟制裁案例中，發起國與目標國經濟規模之比至少超過10倍；在目標相對適度的經濟制裁中，發起國經濟規模比目標國平均大200倍；在以顛覆對方政權為目標的經濟制裁中，這一比例超過400倍。
如上文所述，西方陣營對俄羅斯的製裁措施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凡爾賽和約》懲罰一戰戰敗國德國的水平，這樣的製裁要想成功，美國、或整個西方七國集團經濟規模究竟是達到了俄羅斯的10倍、200倍還是400倍？
即使薩達姆政權統治下的伊拉克這樣一個國家，1991年海灣戰爭後對其12年全方位制裁也未能推翻薩達姆政權，美國最終還是靠直接出兵方才如願打倒薩達姆政權，代價是自身深陷治安戰泥潭，7年之後不得不黯然撤軍。
更何況俄羅斯幅員遼闊，資源豐裕，蘇聯又與建國前期的新中國並列為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僅有的兩個在全面貿易禁運下從農業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指望單靠制裁打倒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脫離現實，何況多年來的北約東擴和開戰1年以來的製裁激發了俄羅斯國民的義憤，增強了俄羅斯國內凝聚力。
實施1年多的對俄極限施壓全方位制裁結果也與製裁發起方的期望背道而馳。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以美元現價計算，2022年有25個國家人均GDP下降，其中歐洲國家19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典、芬蘭、日本、韓國皆名列其中，俄羅斯人均GDP則同比增長22.3%，超過1.5萬美元，達到20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GDP總量重返世界十大經濟體行列，為近8年來首次。在通貨膨脹率、國際收支等宏觀經濟穩定性指標方面，俄羅斯現狀也優於歐洲。
對俄製裁“迴旋鏢效應”將日趨凸顯
根據歷史經驗和開戰1年多以來俄羅斯經濟表現，可以判斷，該國已經頂過了全方位經濟制裁衝擊的高峰，能夠經受住經濟持久戰，西方現在和未來宣稱的製裁加碼對宏觀經濟已無任何實際意義；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更多地關注對俄製裁衝擊、干擾正常國際經貿秩序，壓縮制裁發起國自身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空間及世界經濟的“迴旋鏢效應”。
首先，由於俄羅斯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糧食、能源、金屬、化肥等重要投入品的生產國和出口國，西方維持和加碼對俄製裁，必然直接間接抬高其本國和其它許多國家的現實和潛在通貨膨脹壓力。
對於其貨幣政策已經深陷“穩增長”與“抑通脹”目標衝突的西方而言，這一影響實非佳音，他們將遭遇更大壓力不得不放棄“穩增長”目標而繼續收緊貨幣政策，為此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經濟減速乃至引爆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
歐元區CPI飆漲，圖為扣除能源價格的CPI指數上漲走勢
而且，與十月革命後對蘇維埃俄羅斯和冷戰時期對社會主義陣營全面貿易禁運不同，那時的西方國家製造業產能產量佔全世界壓倒多數，制裁別國尚不足以直接導致本國製成品供給明顯短缺和漲價；現在中國早已是全世界遙遙領先的最大工業國和出口國，如果西方藉口中國等國未參與製裁俄羅斯而保持、增加對中國商品的限制，還會進一步放大上述壓力。
其次，西方維持和加碼製裁俄羅斯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在不同國家是嚴重不對稱的，在較長時間跨度上，就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所受影響大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中工業化進展較好、擁有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者境況好於業化相對滯後、存在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者，發達國家中美國處境好於歐洲。
即使在製裁俄羅斯的情況下，由於世界經濟減速、全球總需求減少，國際市場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的價格仍有可能階段性跌價，從而階段性部分緩解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壓力；但工業化相對滯後、存在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壓力仍將進一步上升，因為此時美歐已經收緊的貨幣政策將導致這些新興市場本幣匯率顯著貶值，即使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大宗商品的美元價格下跌，以其本幣計價的價格卻仍有可能繼續上漲。
相比之下，工業化進展較好、擁有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處境就要主動許多，其本幣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大宗商品的美元價格階段性下跌時，以其本幣計價的價格也將相應下跌。
而且，這樣的國家較有底氣抵制西方陣營要求其參與製裁俄羅斯的壓力，由此可以獲得價格比西方陣營更優惠的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大宗商品供給，從而進一步平抑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在尋求“穩增長”時受“抑通脹”目標衝突掣肘較少。
在發達國家中，由於美國基本已實現能源自給而歐洲最佳天然油氣能源供給方本是俄羅斯，可望長期替代俄羅斯的進口油氣來源地北非、西非又屬於社會秩序極為混亂區域，能源進口“去俄羅斯化”給歐洲造成的潛在和現實通貨膨脹壓力遠遠大於美國。
第三，由於維持和加碼對俄製裁人為抬高了本國能源、原料等投入品相對於競爭對手的成本，不利於西方國家陣營現有製造業及其“再工業化”目標。即使普遍認為從制裁俄羅斯導致的歐洲能源危機中獲利豐厚的美國，其能源行業固然通過對歐液化天然氣價格、數量雙雙暴漲而攫取了暴利，但副作用是美國國內能源價格也因能源出口猛增而顯著上漲，美國製造業相對於中國競爭對手的能源成本優勢由此縮小。
這一負面影響初期在歐洲表現得最為明顯，隨著時間流逝，日本、韓國承受的這一負面影響日益突出而有超越歐洲之勢。這一點在天然氣價格上面表現得最為突出。
由於“頁岩革命”推動美國頁岩氣生產爆發式增長，美國迅速成為全球天然氣價格窪地；東亞天然氣消費者則不得不承受國際天然氣市場長期存在的“東亞溢價”負擔，東亞市場天然氣價格高時可達北美市場6倍左右。從2012年至2020年，歐洲天然氣價格相當於美國天然氣價格的1.6—4.1倍，東亞價格（以日本價格為基準）相當於美國的2.7—5.9倍。
這種“東亞溢價”導致中、日、韓製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不得不承受數倍於美歐的能源成本劣勢，而且激勵了中、日、韓製造業向美國轉移產能，以求獲取其廉價油氣能源、原料供給。在次貸危機後不久的年份裡，甚至棉紡織業這種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也有企業從中國向美國轉移設廠。
隨著液化天然氣國際貿易發展和其它因素，近年來天然氣市場“東亞溢價”總體趨向縮小。2021年5月，日本天然氣價格首次與歐洲齊平，翌月起低於歐洲。
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歐洲天然氣價格扶搖直上，東亞各國天然氣價格相對於歐洲的優勢急劇擴大。但隨著形勢發展，由於歐洲市場非俄羅斯天然氣供給激增，而日本、韓國參與了西方陣營對俄製裁，中國則置身事外；其結果之一是日本價格喪失了中國天然氣價格基準功能，只能保持作為其本國和韓國等其它一些東亞經濟體的價格基準，中國天然氣價格相對於日本、韓國開始呈現越來越大的優勢；結果之二是日本天然氣價格相對於歐洲的優勢從2023年初開始逆轉：
2022年12月，歐洲天然氣平均價格為36.0美元/百萬英熱單位，相當於日本價格（20.6美元/百萬英熱單位）的1.7倍；
2023年1月，兩者價格均為20.2美元/百萬英熱單位；
2023年2、3兩月，歐洲天然氣平均價格分別為16.5美元/百萬英熱單位、13.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日本價格分別為18.4美元/百萬英熱單位、18.0美元/百萬英熱單位，分別為歐洲價格的1.1倍和1.3倍。且美、歐天然氣價格均已低於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爆發之時，日本價格則繼續高於那時的水平。
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日韓天然氣價格也隨之大幅上漲
鑑於日本、韓國已經雙雙出現罕見的連續高額貿易逆差，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戰役後西方對俄製裁加碼，對其經濟實非佳音。
第四，隨著西方對烏克蘭軍援武器繼續升級，從提供坦克發展到了提供F16等美式戰機，以及芬蘭、瑞典申請加入北約，北約國家與俄羅斯的間接軍事摩擦正在持續升級，直接軍事衝突的潛在風險也從無到有，不斷上升，這對於歐洲經濟社會構成了日益上升的潛在重大風險。近日俄軍空襲赫梅利尼茨基軍火庫引發大爆炸後，盛傳英國援助烏克蘭的貧鈾彈也在被炸軍火庫中，導致烏克蘭當地和毗鄰的波蘭等國輻射水平急劇上升，就向歐洲敲響了警鐘。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歐洲房地產市場由此面臨的潛在顛覆性風險。美歐央行的激進加息本來就已經將其房地產市場推向危境，即使在瑞士，今年一季度公寓樓市價同比也下跌了12.1%之多。3月初黑石集團5.62億美元商業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違約事件震動國際金融市場，這批證券就是以2018年收購的芬蘭企業SpondaOy名下一系列寫字樓和商店為擔保的。
在此基礎上，北約國家與俄羅斯的間接、直接軍事摩擦升級，完全有可能在歐洲房地產市場引爆全面恐慌。特別是芬蘭、瑞典兩國，其房地產市場基本面本來就劣於其它許多歐盟國家，又因為申請加入北約而與俄羅斯關係急劇惡化，引爆歐洲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潛力不可忽視。
更進一步，如果北約國家與俄羅斯爆發直接軍事衝突，歐元將有崩盤之虞。1930年代大危機期間英國被迫退出金本位，英鎊匯率崩盤，直接導火索就是1931年9月15—16日英國皇家海軍“因弗戈登兵變”，重創了市場對英國皇家海軍和英鎊、以英鎊為核心的金本位制的信心，以至於英國短短5天之後就被迫於9月21日退出金本位，將英鎊與黃金脫鉤。
與那時的英鎊相比，今天的美元和歐元是純粹的信用貨幣，更加依賴市場參與者對發行國軍事力量支持的信賴；相應地，一旦這種信賴動搖，美元和歐元的衰落將比退出金本位風潮中的英鎊更顯著。那麼，今天的歐洲軍隊戰鬥力與市場對其的信賴程度和歐元市場地位相稱嗎？他們上戰場後的真實戰鬥力真的能趕得上當下的烏克蘭軍隊嗎？
《凡爾賽合約》歷史之鑑
從凍結俄羅斯官方儲備資產，到剝奪俄羅斯居民海外私人資產，到既要求俄羅斯賠償烏克蘭又企圖通過制裁剝奪俄羅斯出口獲取收入的渠道……所有這些，都可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強加於戰敗國德國的《凡爾賽和約》中找到類似條款，而《凡爾賽和約》的後果已經有目共睹：戰後初期的經濟危機爆發；1929—1933年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喪失主宰世界秩序的能力、地位……
今天的俄羅斯地位並不是當年的一戰戰敗國德國，今天的西方七國集團在全球經濟中所佔份額達不到當年美英法主導的協約國集團，在這樣的情況下，企圖把近乎當年《凡爾賽和約》的屈辱條件強加於俄羅斯，想過後果嗎？能夠實現嗎？
從經濟到政治，秩序運行的基礎永遠是現實與客觀規律；而從美國到歐洲，其國內人口民族/種族構成巨變、身份政治盛行等因素正導致其政策日益意識形態化。
1919年的歐洲，在復仇的狂熱聲浪中還能容得下凱恩斯的卓越才識預見，他的《和約的經濟後果》出版後，雖然未能消除《凡爾賽和約》埋下的二戰禍根，但多少讓當時的一些歐美領導人做了一些補救，並為二戰後世界秩序規劃提供了可貴的思想、理論準備。今天的西方各國社會，在格外癲狂的“政治正確”潮流中，連人的生理性別都失去了自然賦予的確定性，還能誕生凱恩斯那樣的才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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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大時代。
“中國大陸人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給陳建仁按個大讚！
「中國大陸人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依憲政原則、依民主實踐、依實際狀況，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否則，主權在民，若繼續承認「中國大陸人民亦是中華民國國民」，那麼，中華民國主權豈不操之在中國14億人之手？豈不就控制在中共專制政權之手？
這樣荒謬的「中國大陸人民也是中華民國國民」、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毒瘤，卻牢牢的殘存至今，被當做綁住台灣、製造不公平的枷鎖，陳建仁內閣以「溫柔堅韌」方式低調的開始割除，把中國大陸人民區隔在中華民國之外，分清大陸人民、中華民國國民，這雖然是遲來的正義、雖然尚未竟全功，未來仍需很多努力，但仍要給陳建仁內閣按個大讚！
把中國大陸人民區隔在中華民國之外，分清大陸人民與中華民國國民，這雖然是遲來的正義、雖然尚未竟全功，未來仍需努力，但仍要給陳建仁內閣按個大大的讚！（資料照）
行政院通令各部會，「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的舊函釋，即日起停止適用。這項動作雖小，來的也不算早，卻是一個回歸憲政主義國民主權原則、符合社會公理正義、也反應台灣現狀的勇敢起手式！
論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明訂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為憲法權利義務施行的對象，中國大陸人民本就被排除在憲法之外，本來就不屬中華民國國民。憲法增修條文把中華民國的憲法修正權、領土變更權，都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國民行使，無論憲政理論與實際，只有自由地區人民才是中華民國國民，中國大陸人民本來就不是。
何況，憲法增修條文經7次修訂，全部都是由在台灣及金馬的中華民國人民通過的，基於民主憲政國民主權原則，中國大陸人民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參與，他們本就不屬中華民國、更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實彰彰明甚!
行政院通令各部會，「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的舊函釋，即日起停止適用。（翻攝自鄭運鵬臉書）
論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立委，都是由中華民國國民選出，他們行使中華民國國民賦予他們的權利義務，他們當然是向中華民國國民負責，不向中國大陸人民負責。所謂「中國大陸人民亦為中民國國民」的老舊解釋，根本違背民主最基本的原則。根本就是國民黨政權高喊「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時代幻影殘留的歷史之瘤，卻遺毒至今，才得以開始破除。
馬英九就是一個護「歷史毒瘤」的反民主大逆流，國民黨朱侯韓趙等等，也都在搖旗吶喊，他還一再指稱「兩岸互不隸屬」違憲，要反問他的是，你當選兩任總統，難道不是由中華民國國民選出，而是由「亦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陸人民選出？親中舔共到利令智昏、醉在習近平中國夢裡的馬英九們，想必又要對政院廢止「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舊函釋，瘋狂囂叫「違憲」吧？！
另一個就是中共政權，大約又要祭出「傷害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批判民進黨「以此謀獨」之類的吧！？其實，對此議題，最沒資格、卻最無恥的就是中共，你們反對台灣廢止「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那麼，你們就是承認中華民國是活生生、生龍活虎的存在囉？如果不是，中共就閉嘴，不要對中華民國國民主權指手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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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果然想在談判桌上很到，這是要刷新人類的常識和認知嗎？
“烏顧問提俄境內設非軍事區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周一（29日）在Twitter表示，戰後解決方案的核心，應包括在俄羅斯邊境內設立一個100至120公里闊的非軍事區，以保護烏克蘭居民安全。烏克蘭首席外交顧問若夫克瓦強調，基輔的和平方案是唯一可以終結烏克蘭戰爭的途徑，不會採納其他國家的版本，並稱與莫斯科的調解時機已過。
波多利亞克（Mykhailo Podolyak）指出，為確保烏克蘭哈爾科夫、切爾尼戈夫、蘇梅、扎波羅熱、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地區居民的安全，免受炮擊，必須在俄邊境設立非軍事區，範圍包括別爾哥羅德、布良斯克、庫爾斯克和羅斯托夫地區。他強調，設立非軍事區是防止將來俄軍再次侵略，且首階段可要有一個強制性的國際管控特遣隊進駐。
路透社周一發布烏克蘭首席外交顧問若夫克瓦（Ihor Zhovkva，圖）的專訪，他指出烏克蘭對於俄羅斯保有佔領地區的停火協議不感興趣，烏方只希望落實自己的和平計劃，那就是俄羅斯全面撤軍。
不接受巴西中國南非和平方案
若夫克瓦又拒絕近月多國提出的和平倡議，並稱與莫斯科調解的時機已過，「在這個公開的戰爭時期，我們不需要任何調解人，現在調解已太遲。當你談到烏克蘭戰爭時，不可能有巴西和平方案、中國和平方案、南非和平方案」。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周一表示，他認為俄羅斯現在仍然試圖打贏烏克蘭戰爭，目前不願談判，他同時估計今年夏天前戰爭仍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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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中國在倡議和平。
其實，有人是喜歡戰爭，寧願選擇戰爭的嗎？
“趙小卓：亞太安全，兩種理念、兩個前景。
中國大陸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趙小卓5月31日在大陸《環球時報》撰文指出，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將於6月2日至4日召開，來自數十個國家的防務高官和專家學者將雲集新加坡，就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闡釋立場、交流對話。根據目前公布議程，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及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等數十個國家的防務部門領導將出席會議。其中，李尚福部長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的新安全倡議〉，奧斯丁演講的題目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趙小卓表示，近年來，香格里拉對話會逐漸成為美國防長闡釋地區安全戰略舞台。2012年潘內達在香會上首次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2018年馬蒂斯在香會上首次公開系統闡述「印太戰略」，其他年分美國防長演講，都是在這兩個戰略下圍繞如何拓展深化展開。雖然每年情況不一樣，但基本套路一樣，可概括為「三部曲」：
第一，把矛頭指向部分國家，渲染「安全威脅」，甚至「威脅」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為後面的展開做鋪墊。
第二，以美國為圓心、以與美國的遠近親疏為半徑畫圓，把地區國家分為三六九等。「盟國」是內圈，「夥伴國」是中圈，「其他國家」是外圈，重在拉攏盟友。
第三，強調美國的軍事舉措，包括加強軍事部署、投入軍事資源、強化與盟友的聯合演訓等，確保盟友對美軍的信心。
趙小卓稱，說到底，美國維護的是其自身霸權利益，絕不是亞太國家普遍受益的和平與發展。
如果說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強調「戰爭」「分裂」「小圈子」，中國外交政策則強調「和平」「發展」「大家庭」。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從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到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強調的內容高度一致，那就是開放包容、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中國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因應各國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共同訴求，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趙小卓說，中國的理念並沒有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落實在行動中。中國始終致力於有中國特色的熱點問題解決之道，堅持勸和促談，強調標本兼治，為推動地區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不懈努力。僅今年以來的短短幾個月，就有若干重大舉措。在中方推動下，沙烏地和伊朗實現歷史性和解，為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分歧、實現睦鄰友好樹立了典範。
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與烏克蘭總統通話，中國特使接連訪問烏克蘭和俄羅斯等五國，推動解決烏克蘭危機。中國積極開展斡旋外交，為推動伊朗、朝鮮半島、敘利亞、巴勒斯坦等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積極作為。今年香會上，李尚福部長演講的主題是〈中國的新安全倡議〉，到底有哪些新倡議，「新」在什麼地方，人們充滿了期待。
趙小卓強調，觀察中美在亞太安全中的作為，從理念、政策到行動，看得很清楚，美國是對抗的力量，中國是和平的力量；美國是分裂的力量，中國是合作的力量。中美之爭不僅是兩種力量的博弈，也是亞太地區兩個前景的較量。兩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冷戰已一再證明，對抗衝突帶來的是巨大的浩劫、災難和痛苦，人類文明已高度發達的今天，不應該再重複過去的悲劇。
對於合作共贏的前景，人們翹首以盼，但它不會自動到來，而是必須經過堅持不懈的爭取。當前亞太安全已經走到十字路口，是維護各國普遍受益的地區和平，保持繁榮發展勢頭，還是鼓動對立對抗，重蹈冷戰和熱戰的覆轍，相信地區國家會給出自己的判斷，作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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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總有一日能幫到這一群最需要世界援手的人。
“貧困人口面臨複合危機 改革援助方式迫在眉睫
從索馬利亞到巴基斯坦，世界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社區正面臨著氣候變遷的最嚴重影響。這個現實正推動貧困惡化、潛在的衝突，以及對主要污染者的怨恨，如何化解這些複合危機，有待各國的合作。
多重危機衝擊 窮國處於懸崖邊
全球多重危機對經濟發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使數千萬人再度陷入貧窮。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對經濟的影響持續，烏俄戰爭產生的外溢效應，貧困國家的人民幾乎無法負擔更高昂的糧食與燃料價格，也無力償還債務。
除此之外，還有威脅人類性命與生計的洪患、乾旱，以及作物歉收等災害，氣候變遷的影響日益明顯。
全球人道援助和發展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主席米勒班(David Miliband)指出，目前，「有一種真正的複合危機感」，較貧窮的國家正與氣候衝擊、沉重的債務和經濟困境搏鬥。
曾任英國外相的米勒班表示，「這些國家真的覺得自已處於懸崖邊上」。
專家表示，重新思考全球開發銀行的使命、確保發展、氣候適應力、聯合人道主義努力，並讓當地人對需要改變的事有真正的發言權，以及獲得改變所需的資金，將會有所幫助。
援助需求日益增加
米勒班表示，在過去5年中，全球需要人道援助的人增加了兩倍，達到3.4億。
他說，其中約90%的人生活在20個國家，通常是那些面臨重大氣候衝擊或捲入全球54場國內衝突的國家。
但是，對援助的需求飆升，正壓垮人道主義援助系統，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等組織，越來越難以籌集所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將導致更多人挨餓。
專家表示，氣候衝擊、沉重債務、貧困和饑餓加劇，以及其他壓力，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COVID-19衝擊經濟的綜合影響，意味著短期人道需求將變成長期需求。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國際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利奇(Melissa Leach)指出，「這給目的是提供短期援助的全球人道主義系統，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重新思考援助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填補日益擴大的差距，必需重新思考如何提供援助。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7次締約方會議(COP27)中同意成立「損失和損害基金」，來彌補脆弱發展中國家因自然災害而蒙受的損失，是其中的一部份。
但他們表示，找到確保需求不會繼續飆升的方法，也是關鍵，例如投資有助於緩衝一系列衝擊的社會保護體系。
英國「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共同主任達維(Edward Davey)問道：「我們要如何才能調解對人道危機有所行動的立即需要，而又同時在現在轉向一個更永續、更有韌性的體系，讓我們去度過未來200年或更長的時間？」。
達維指出，世界糧食計劃署內部正努力測試「預期行動」計劃，預先為那些處於可預測氣候衝擊路徑中的人們提供現金，以保護他們的資產，避免日後在援助上花費更多資金。
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估計，在預期行動計畫上花費的每1美元，將產生7美元的效益。
但是，隨著更立即的援助需求飆升，用於此類試驗的資金正在枯竭，金庫將耗盡。
前進之道 改革世銀等多邊機構
應對脆弱性日益加劇的關鍵之一是，改革世界銀行等大型多邊機構的支出，以推動更多資金用於減緩氣候變遷和建立抵抗其影響的韌性，特別是在較貧窮的國家。
由巴貝多總理莫特里(Mia Mottley)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倡導的「布里奇頓議程」(Bridgetown Agenda)，目的就是改革銀行，減輕較貧窮國家的沈重債務負擔，為氣候行動騰出財務空間。
英國外交、國協及發展部(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FCDO)能源、氣候和環境工作的主管藍卡拉賈(Vijay Rangarajan)表示，世界銀行改革對於為氣候適應項目獲得更多資金，「絕對至關重要」。
藍卡拉賈說，氣候變遷、發展和政府人道支出越來越相互關聯，但每個國家的資金往往都是分開的，阻礙了聯合行動的努力。
利奇說，在這種情況下，與強大的地方當局合作可能是一種潛在的解決方案，例如知名且受人尊敬的宗教團體、傳統領袖或民間社會團體。
米勒班指出，現在需要的是「以人民優先」，而非「政府優先」的援助策略。
專家表示，最重要的是必須認知氣候和其他衝擊導致全球不穩定加劇，而且只會變得更糟，這使得在最脆弱國家和社區尋找建立韌性的方法，迫在眉睫。
為FCDO從事中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區工作的藍卡拉賈指出，所有國家，尤其是最脆弱的國家，都需要為「氣候衝擊絕對確定即將到來」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