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日，河南許昌一天主教堂因一名未成年人入內，被當局關停整頓。（亞洲新聞社圖片/記者顧遠）
2026年4月15日，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發佈報告稱，中國當局正擴大對天主教群體的管控，推動地下教會併入官方體系，並在宗教活動、人員流動及意識形態層面實施更嚴格措施。
這份針對中國的人權報告指出，中國約有1200萬天主教徒，僅被允許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體系內進行宗教活動。拒絕加入該體系的地下教會，成為近年來執法重點。多地教堂被拆除或關閉，十字架被移除，信徒與神職人員受到威脅與限制。
河北保定一位郭姓天主教司鐸郭先生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說，過去外國教職人員可來中國大陸交流，但近年需提前申請：「現在外國教友要來和我們一起學習交流，需要向天主教保定市愛國會及教務委員會申請，說明情況、目的、停留時間，基本不會批准他們來。我們想出國也不行。」
談及信仰自由，郭先生說：「憲法說公民有信仰自由，其實這種自由是在政府領導下的自由，就是要聽政府的。天主教要中國化，普通人可以出國，我們不行，要上面批。這兩年規定越來越收緊，很多對外交流基本停止了。在國內的地下教會如果不被認可，也不能公開活動。」
「宗教中國化」政策限制教會活動
報告回顧，2016年中共提出「宗教中國化」方針，要求宗教教義、組織與實踐體現中共意識形態及以漢文化為中心的表達。此後，全國範圍內陸續出現拆除教堂、限制非官方聚會、查禁未經批准的宗教出版物及應用程序等情況。2018年梵蒂岡與中國達成主教任命協議。根據安排，北京方面提出主教人選，教宗可行使否決權。報告指出，該協議已續簽三次，有效至2028年，且教宗尚未否決任何中方提名。
有研究中梵關係的學者指出，這一機制在實際運行中，已成為推動地下教會納入官方體系的重要制度工具。該學者對記者說：「從形式上看，協議是解決主教任命問題，但在執行層面，北京掌握提名權，就掌握了主導權。地下教會如果不進入這個體系，就會逐步失去合法性與生存空間。」
他表示，隨著地下主教逐漸老去且缺乏新的任命來源，原有教會結構正在被重組：「新的主教體系基本都在官方框架內產生，地下教會的人事體系會慢慢被替代，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變化。」
據受訪者郭先生透露，有關部門正以相關協議為依據，對地下教會持續施加壓力，要求神職人員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並將此作為其繼續從事教職活動的前提條件。
多名神職人員至今仍被限制自由
報告列舉多起個案。地下教會主教蘇志民（天主教保定教區正權主教）現年94歲仍處於失蹤狀態，邢文之（天主教上海教區原輔理主教）亦未公開露面；郭希錦（天主教閩東教區原輔理主教）、邵祝敏（天主教溫州教區正權主教）長期被限制行動；崔泰（天主教宣化教區正權主教）與馬達欽（天主教上海教區輔理主教）曾被拘押並被限制履職。郭先生說，保定教區正權主教蘇志民至今處於失聯狀態：「我託幾位教友去到處打聽，他的親友公開回避，說他們壓力很大。」
報告還披露，有神職人員在獲釋後仍無法正常生活。一名神父被禁止開設銀行賬戶、辦理手機卡及護照，被受訪者形容為「幾乎沒有生存條件」。一名來自陝西的信徒表示，其所在教會在被迫轉為官方教會後，當局將禮拜時間調整至不便參與的時段，導致出席人數下降。
上海一位趙姓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記者說：「現在對未成年人的限制越來越嚴格，很多教堂都不敢讓孩子進來，連簡單的參與活動都要考慮風險。我這裡有居委會人員經常上門，表面上問你有什麼困難需要他們幫助，過年過節還送點水果、油，其實就是怕你發聲，再三囑咐我不要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還說不要給他們帶來麻煩。」
報告稱，中國部分地區神職人員需定期參加政治培訓，部分地方頻率達到每週一次以上。2023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發布五年規劃，提出教義、禮儀及教會管理需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並多次強調「宗教中國化」。
未成年人進教堂即封鎖大門
另有來自內蒙古的信徒稱，一些信眾以「婚禮聚會」等形式掩飾宗教活動，以避免在教堂內被監控與限制。報告還提到，一份2025年9月的內部文件要求家長不得在家庭中組織宗教教育，同時要求學校引導學生對相關行為進行舉報。山西省臨汾洪洞天主教堂擁有數萬教友。該教堂一位教友張先生對記者說：「現在什麼都不敢多說，我們這裡教堂很多，他們在教堂門口、裡面裝了不少攝像頭。如果發現有人帶18歲以下的人進入教堂，就會把門鎖起來，直接查封。去年12月，河南許昌有一座天主堂就是這樣被封的。」
報告同時指出，上述措施違反《世界人權宣言》有關宗教自由的原則，並涉及表達、結社與遷徙等多項基本權利。
人權觀察呼籲各國政府關注相關情況，並敦促中國當局停止對宗教群體的限制。有中國宗教人士認為，中國天主教的組織結構與信仰實踐正發生變化，地下教會的生存空間正在縮小，宗教活動逐步納入統一管理體系。
責編：李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