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無數超級大國興起，但中國不一樣

朱雲漢：歷史上有無數超級大國興起，但中國不一樣

https://www.guancha.cn/ZhuYunHan/2019_09_19_518416_s.shtml

朱雲漢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9-09-19 07:59:16
來源：東方學刊

【文/ 朱雲漢，此文系《東方學刊》“新中國70週年與中國話語”專題文章之一】

1、前言

中國再興與中國道路再次登上人類歷史舞台，帶給許多亞非拉國家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機遇。三百年來，第一次有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達國家；

第一次有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具備同時在上百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光纖通信網絡、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礎設施超級能量，以及協助克服發展瓶頸的意願；

第一次有一個超級製造業大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與電子商務平台，協助幾十億人跨入數字與網絡時代；

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貿易夥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是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國營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不事事要求知識產權的保障與回報，也不以資本回報極大化為唯一的考慮；而且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理解國情，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搞政變。這種歷史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全球經濟正面臨逆全球化政治潮流的衝擊，尤其是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與激進單邊主義，以及美國鷹派的零和博弈與冷戰思維，對現有全球多邊體制構成嚴重威脅，也對全球化進程構成嚴重干擾。

在此世界秩序震盪與重組的關鍵時刻，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與世界最大製造業基地正責無旁貸挺身而出，主動協同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與歐盟國家，為全球多邊主義體制提供關鍵支撐。

以中國為首的廣大發展中世界，正給全球化帶來新的動力，各種深化雙邊或區域經濟整合、多邊開發融資、政策協調、基礎設施共享、文化與教育交流，以及科技合作的新機制正在加速創建、增長與強化。尤其是獲得眾多國家響應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推進新型全球化的中國方案，也是中國向世界提出的回應逆全球化挑戰的有效策略。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力，並積極推進全球化經濟秩序轉型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促使經濟全球化能與可持續性發展及包容性增長目標更緊密結合。

我們一定要從這種全球視角來理解近代中華民族走過的道路，中國再興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意涵，並開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大課題的研究。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構來理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大課題的有機聯繫，我們才能理解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的重大責任，也才能看清楚未來應該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臨的艱鉅挑戰。

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國這100多年，從被帝國主義欺凌侵略而瀕臨生死存亡關頭，到重建一統政治秩序與恢復民族獨立自主地位，然後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多麼曲折而不容易。

中國過去70年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有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超越了過去各種不同民族與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紀錄；如果中國在既有的發展道路上持續前進，那麼她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過去30多年她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化進程，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未來中國可能發揮的作用還會更關鍵，關鍵程度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這對全人類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2、回顧世界經濟活動重心的千年移轉

2018年10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專題報導。[1]這篇報導引用了一張非常醒目的歷史地圖（見圖1），信息量很大。

這張歷史地圖最早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所採用，它是根據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專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領導的研究團隊提供的歷史估算數據所繪製的，展示了過去2000多年來世界經濟活動重心的空間移動。[2]

該圖從公元元年開始繪製，我們可以看到在前面1500年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範圍非常小，一開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亞細亞，先微微地向南移動，然後緩慢地移向中國西域。在這個重心的西邊有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以及環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在它的東邊與東南邊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型的古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大多數時期於各方面都是比較先進的，包括農耕、紡織、冶金、醫藥、天文。

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後，世界經濟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這個位置，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板塊。世界經濟地理重心從16世紀開始往西北移動。1820年以後，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加速，一直往西走，這就是西方的崛起。這段歷史包含航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革命。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邊牽引。

一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大英帝國，在二戰結束的時候更是達到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分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間。

那麼接下來又開始起變化了，西歐戰後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後就開始慢慢往東移動。儘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經濟奇蹟等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重心的移動速度並不快。

但是1980年以後全球經濟重心則快速地往東移動，此時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然後到2010年、2018年，以及預測到了2025年，重心還將繼續快速東移——當然之後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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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兩千餘年以來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路徑

是什麼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顯然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一個牽引力量。所以這張圖很有趣，因為它預告了不久之後人類經濟活動分佈的重心可能會回到19世紀初的起點，甚至回到更早的兩千多年前的起點，也就是回歸更悠久的歷史常態。

《經濟學人》在這篇報導裡感嘆道，如果從統計數字的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全球趨勢”，其實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並且中國還在持續前進。

戰後亞洲興起的歷史意義非凡。因為這批成功的後起工業化案例是在西方國家已經擁有豐沛的資本積累、盤踞產業鏈的頂層，掌握多數核心技術與專利保護，控制能源與其他重要資源的供給渠道，全盤主導國際金融體係與經濟交換遊戲規則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

後起的新興經濟體主要是倚靠自身的積累、勤奮與學習，並積極掌握有利於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從參與低階的國際分工開始，從來不是倚靠戰爭擴張、殖民掠奪，也不倚靠對資金、技術與市場的壟斷。

而西方崛起的歷史經驗則非常不同，從16世紀一直到二戰結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對非西方世界的殘暴侵略、蹂躪、掠奪、榨取與不對等交換之上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者面對西方崛起過程中斑斑可考的弱肉強食、奴隸販賣、種族屠殺、殖民掠奪與通過戰爭擴張領土及建立勢力範圍這些殘暴行徑都選擇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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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剛果黑人父親，他5歲女兒的手腳被殖民者剁掉

像流行於西方學術界的新制度學派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的歷史敘事就是選擇性的，扭曲歷史來削足適履，他的作品讓讀者相信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為選擇了正確的製度演進路徑。[3]

而後起之秀如阿切莫格魯（Acemoglu）則試圖讓讀者相信後起的殖民帝國（例如英國）給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遺產為這些前殖民地日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4]而新古典經濟學者更是刻意忽視國家機構在西方工業化過程的強勢主導角色。[5]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際（1492年)，人類學家估計當時有大約1.45億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有90%以上滅絕，也就是有大約1.3億人因為屠殺、奴役、傳染病或飢荒而死亡。[6]

美國的崛起就是一部從十三州開始向西領土擴張的歷史。而美國的領土擴張基本上就是靠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並對他們進行種族屠殺，也包括脅迫無暇他顧的歐洲殖民帝國（例如西班牙、法國與沙俄）以像徵性的價格出售原來就是強佔且僅名義上擁有的土地，美國也從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奪了今日西南邊境的廣袤土地，並以政變方式罷黜夏威夷王室而將國土擴張到太平洋。

而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掠奪以及對中國的巧取豪奪，同樣見不得人。根據烏特薩·帕特奈克（Utsa Patnaik）與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這兩位印度經濟學家的估算，在170餘年的殖民期間（1765—1938年），英國從印度掠奪的財富之總數是天文數字，其價值保守估計相當於今日的45兆美元7；同時，在殖民期間共有18億印度人因為嚴重剝削與物質條件極度匱乏而死。

所以，我們從地圖上看到的世界經濟重心一路往西移動的歷史路徑，是由廣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與淚鋪成的，這段血腥與殘暴的歷史一直到二戰結束後殖民體制崩解與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才告結束。

3、中國發展紀錄前無古人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而且以後恐怕也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

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與交換體係從來沒有經歷過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吸納像中國這樣巨大規模新成員的先例。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內一個輕量級的成員，快速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生產基地，中國也在最短時間內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內連續晉級，建構了上下游供應鏈最完整的產業體系。

與此同時，中國同樣在最短時間內超越美國而成為拉抬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火車頭。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與各類大宗商品進口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機、汽車、空調、鋼鐵、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費市場。

過去30多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以及生產外包，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大量移轉到亞洲，而中國成為接收外移製造業的最大基地，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素質高，供給量特別大。在新舊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佔全世界人口的20%，而中國的勞動力佔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比印度要高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佔勞動力供給的45%）。

如此規模的勞動群體快速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麼大的衝擊，“四小龍”更不用說。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平台，目前製造業的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製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歐了。中國讓歐美企業感到最震驚的地方就是它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在全世界產業分工裡面快速晉級，從勞動密集與技術門檻很低的製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

中國快速發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讓將近7億人脫貧，也同時讓人類社會快速邁向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

聯合國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年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從1990年到2015年前將地球上生存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半，然後逐步邁向全面消除貧困人口的目標。現在看來，這個艱鉅的任務有希望達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國。

下面這張圖（圖2）說明了過去100多年想要贏得這場全球脫貧的戰鬥多麼不容易，因為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人口不斷增長，貧困人口的總數也不斷在增加。

在二戰之後（也就是1945年以後），出現了嬰兒潮，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也在加快，但是儘管許多地區出現不錯的經濟發展趨勢，也努力在脫貧，但是全球範圍的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趨勢。

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後，它的轉折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這裡面中國做了最大的貢獻。在1990年中國還有7.5億多貧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萬人[8]。

進入新世紀，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幫助它們消滅貧窮的努力上做出非常大的貢獻。所以中國的“兩個百年”目標達成了，它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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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世界貧困的“終結”

4、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

我們需要從多維度來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整體而言，中國再興帶動世界秩序的重組；具體而言，中國興起帶動了六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一是賦予經濟全球化巨大的推進力量，讓超級全球化的作用與衝擊全面放大；

二是削弱美國霸權的權力基礎，觸發戰後國際秩序的結構調整；

三是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推進多元現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四是拉抬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發掘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

五是引導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引領發展中國家修改全球化規則，改革全球治理機制與製度安排；

六是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後西方世界秩序的轉移。

首先，中國的快速興起與經濟全球化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中國既受惠於過去3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同時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因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所以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說它的進行速度，以及動員、席捲、滲透的力量，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球化，把全世界所有社會都吸納進來。幾乎沒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到它的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中國正是對這樣一種巨大力量起到了關鍵的放大與加速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之一。

其次，中國的快速興起，在不知不覺中、有意無意中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美國逐漸失去生產、貿易、科技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安全與軍事，以及金融與貨幣領域的霸權，今日的美國地位與其在蘇聯解體時曾經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強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中國興起打破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話語權的長期壟斷。中國發展模式挑戰西方主流經濟學，撼動了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的話語權。中國根據自己的發展經驗，推廣符合國情、因地制宜、政府市場兩手並用、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激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

中國發展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而中國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以及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

中國的快速再興帶動了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開啟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時代。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們的文化、經濟的導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國，這些亞非拉國家雖然形式上獨立了，但各方面都難以擺脫對曾經殖民過它們的西方國家之依賴，像法語非洲長期高度依賴法國，自己的軍隊與情治人員都由法國培訓甚至自己的外匯儲備也都寄放在法蘭西銀行。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在製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

長期以來，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跟聯繫比較薄弱。但是中國快速興起後就不一樣了，對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國家而言，一方面它們可以與中國開展全方位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經濟互補關係，中國還可以協助它們走上可持續性發展道路。

以中國為首的重要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全面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並發揮積極性與建設性作用。

在二十國集團（G20）架構下，中國倡議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決策地位；金磚國家主張國際體系的多極化，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正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秩序。但它們主張穩步推進這個長遠目標，推動漸進改革與有序轉型，不希望導致國際秩序出現混亂或崩解。

金磚國家採取明確立場維護現有全球多邊體制，包括聯合國及G20體制，全力推進“聯合國2030社會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目標。

中國已經建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全球與區域政策協調及深化合作機制，並正帶領新興市場國家推動全球治理改革，以及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中國也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產品，中國倡議賦予國有開發基金、發展援助機構、多邊融資平台、國有企業，以及政府主導開發計劃在推進區域融合與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

中國也積極倡議擴大個體與微型企業參與全球經濟，為跨境電子商務、電子支付、分享經濟、萬眾創業等全球化新路徑，打造有利生態環境。因此中國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交換遊戲規則，產生巨大的引導與修正作用。

5、利人利己創造多贏

西方國家對中國開始全方位發揮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趨勢非常不適應，西方社會菁英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與敵意，也是預料中的。歐洲對“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強烈的抗拒心理，美國更是對“唯一超強”地位有強烈的戀棧心態。

特朗普政府改變了建設性交往政策而全面轉向戰略圍堵，其根本原因是70年來美國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權地位的挑戰。美國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不允許任何可能凌駕於自己之上的挑戰者出現。

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對抗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愈來愈尖銳。這也意味著，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人類歷史舞台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復雜。

歐洲國家對於中國開始扮演這個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為它們長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維一時間很難調整。西方國家擔憂美國霸權的退位，仍希望美國繼續扮演領導角色，因為對這個老大哥依賴慣了，更多的是一種心理上的依賴。可是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全人類而言，美國霸權的消退跟領導退位是機遇而不是危機。

特朗普帶來的變局逼著中國跟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重新思考自己應該在全球秩序轉型跟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有所作為。其中，中國當然是責無旁貸。事實上，過去幾年中國在不張揚、相對低調的情況之下，已經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補充性和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

當然中國要量力而為，不能攬太多超過自己能力，或者在別人沒有心理、思想準備的情況之下去攬這些擔子。同時，中國也並不純粹是在道義上去承擔國際領導者責任，因為在很多領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創造很多雙贏或者多贏的可能性。

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之後，中國已經成為領導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實質領袖，中國不但會提前達成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並順勢治理國內空氣污染問題，以及帶動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術與設備協助開發中國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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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所以中國開始在新興市場國家裡面做一個“領頭羊”，而且承擔國際秩序重組過程中的一個建設性角色，既符合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有利於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特別明顯。

單單就拉動世界經濟脫離2009年之後的衰退而言，中國發揮的作用非常大。中國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至少是將近1/3，有的時候更大，已經超過美國很多。所以當下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是誰？是中國與新興經濟體。整個新興經濟體合在一起為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70%以上的份額，美國不到20%，大約在18%左右。

在短短十幾年裡面，中國在全世界貿易體系裡面的作用已經是後來居上。中國從2001年開始入世，到了2016年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發展驚人。中國已經成為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只有56個國家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10]

根據援助數據（AidData）這個研究機構的統計，中國在各個方面拉抬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累加起來的作用已經明顯超過美國。在官方發展融資領域，從2011年以後中國的融資規模就明顯超越美國。[11]

當然在每個地區不完全一樣，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國在貿易與投資領域的作用還是最大。在非洲的話，歐洲國家的作用也不小。不過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發揮的作用絕對居於領先地位，不管是通過經濟互通有無拉抬欠發達國家，或者通過對落後國家的發展援助。

中國近年來提供大量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官員、專業人士來華進行在職進修與技術培訓，涉及農業、醫療、衛生、氣象、工程、扶貧、能源、城市規劃等多個領域。

此外，中國企業在國外進行投資或承接大項目時，不僅大量僱傭當地的職工，也會提供在職培訓，甚至將部分骨干成員帶到中國來培訓，也就是在幫這些國家提升人力資源。[12]

此外，中國也扮演關鍵的發展項目融資角色，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沒成立之前，中國很早就通過國家開發銀行還有進出口銀行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項目融資，其融資規模在非洲與拉丁美洲都超過世界銀行與地區開發銀行加起來的總和。

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商機制基本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G7），還有一個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現在因為特朗普的激進單邊主義，讓G7內部紛擾不已；而“金磚五國”卻逐步升級，現在變成“金磚Plus”，因為中國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尼這些重要國家都納進來。過去世界各種經濟合作規則的主要製定者都是美國跟西歐，但今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性會超過G7。

全球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諮詢顧問集團普華永道最近發布一份《2050全球經濟：長程展望》報告，得到廣泛的關注，也被蘭德公司等美國智庫所引用。這份分析報告最重要的結論之一就是在世界經濟裡七大新興經濟體（emerging seven economies）將取代傳統的G7集團。[13]

七大新興經濟體簡稱為“E7”，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墨西哥。根據購買力等值GDP來估算的話，在199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已經和G7持平了，當然在名義GDP上，可能還有落差。

估計到2040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會變成G7的兩倍。未來20年我們進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階段，這些後起之秀未來在世界經濟裡舉足輕重。

6、中國道路影響人類未來

在這些全球變化趨勢下，中國道路跟人類社會的未來關係更加緊密。中國攜手世界共築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可以從涉及全球社會最重要的以下四個面向協力推進和諧共生、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境界和狀態：

第一，保護地球的生態和公共資源；

第二，建立真正穩定、基於規範、保障多種文明共生共榮的安全秩序；

第三，維持全球化的前進動力，並修正全球化路徑與遊戲規則，促進包容性增長，擴大經濟受益群體，讓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更夯實；

第四，全面改善全球治理機制長期落後於全球社會發展需要的狀態，並改善國際公共服務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與質量不佳的問題。

中國有機會開創嶄新的世界領導者模式。首先，中國仍有維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巨大潛力，並與多數發展中國家有巨大互補優勢，具備帶動非西方國家發展的巨大能量。

同時，中國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共產黨領導的治理體制，能夠確保國家機構基本上不被跨國資本與軍工利益集團掌控；能夠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即優先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存發展權利；在賦予國家資本以優先地位的同時，又能有效節制資本的掠奪性與破壞性。

再者，中國仍在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制度創新的動力依然豐沛，意識形態包袱相對較輕，鼓勵多元文明相互借鑒。

更重要的是中國傳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國知識精英階層仍深受傳統的天下觀、義利觀等思維方式和道德觀念的影響，更願意承擔對於弱小者的扶持責任；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與尊重多元宗教與文化，不強求價值標準齊一，不會製造文明衝突。

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普遍對非西方國家的興起抱持一種悲觀的論斷，認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應的文化傳統與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國家不主導這個世界一定會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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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來西方世界出現的許多悲觀預測都是在這個邏輯上推演的。他們著重強調如果美國不再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那也沒有其他國家會提供，接下來就會出現類似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14]。

他們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從《巴黎協定》的談判與簽訂過程可以看得很明顯：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對人類面臨的重大全球議題，已經有能力、也有意願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地協商，並承擔起應負的義務與責任。在聯合國維和任務領域，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人力派遣國，以及僅次於美國的最大出資國。

因為西方主流媒體刻意的忽視，大多數美國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都不知道，過去幾年中國在不張揚、相對低調的情況之下，已經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可觀的“補充性或者替代性”國際公共產品，甚至在有些領域中國還提供一些過去美國或西方國家不曾也不願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也在全球治理中成為很多重大議題的關鍵倡議者，至少是一個塑造全球共識的重要建構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雖然那次峰會的領導人宣言，日後如何落實是一個問題，但是它的精神、它傳遞的政策信號具有歷史跨越性意義。

在此之前，G20峰會關注的都是短期問題，比如保護主義、全球經濟復甦，還有金融系統性風險。但在中國的幕後運作下，G20峰會終於把視野與聚焦拉回到全球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和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中長期的議題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15]

中國這十幾年來非常重要的建樹，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與全球各地區的政策協調跟合作機制。面對東盟、阿拉伯聯盟、中東歐，整個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體，乃至面對整個非洲，中國已經建立獨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區域加一”模式，而且這些合作平台不是鬆散的，而是越來越實在的多邊合作機制，有領導人峰會，有部長級會議，還啟動很多專項合作。

而美國從來沒有搭建過這樣的多邊機制，美國花很大精力去搭建跟它最緊密戰略夥伴的軍事聯盟，而基本上不重視與那些欠發達國家建立這種經濟夥伴關係跟全方位互聯互通架構。在當前國際社會不夠完整、不夠完善的現有多邊體制下，中國做了非常重要的補充性體制建構，而且正引領新興市場國家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此外，中國大力推動協助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的長期融資機制，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以及區域性的絲路基金、中國—中東歐基金、中非基金等。

同時，中國也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設施，例如跨境電子商務平台、跨境電子支付平台、銀聯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

還有，中國在全球通信與導航領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務產品，包括推動制定全球統一5G標準，推動全球IPv6根服務器的架設計劃，北斗衛星定位與通信系統等。

中國也開始提供能源與金融交易替代性結算機制，包括發行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增加發行境外人民幣計價債券，培育倫敦與香港成為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上海期貨交易所開辦以人民幣計價（並可轉換成黃金）的原油期貨合約等，這些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以美元作為唯一的結算貨幣或儲備貨幣的基本格局。

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趨勢仍然充沛著前進動力，非西方國家之間將會構築愈來愈綿密的經濟、能源、科技、資訊及金融交換與互助網絡，這將為全球化帶來新的動力，這也不是西方的反全球化政治勢力或特朗普的對中國戰略圍堵政策所能阻擋的。尤其是獲得眾多國家響應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向世界提出的回應逆全球化挑戰的有效策略。“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融合工程，這個宏大的構想依托歐亞大陸板塊，外聯非洲與拉丁美洲。

跟美國在戰後推出的“馬歇爾計劃”不同，“一帶一路”倡議是全方位開放的，中國不搞小集團與軍事聯盟，也不准備利用“一帶一路”來圍堵哪個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將加速推進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推動大型跨國基礎設施合作，開闢新的經濟走廊，打造全新跨國基礎設施聯通，促進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同步發展，帶動世界經濟板塊的重組。

“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落實將為全球化打造更厚實的基礎，會遠遠超越傳統區域整合所著重的貿易自由化、旅遊便捷化、投資便利化等範疇，而是推進基礎設施、能源、農業、通信、科技、城市管理、文化與教育領域的深度合作。

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一帶一路經濟學》報告指出，許多沿線國家過去都因為地理位置偏僻、基礎設施缺乏以及政策法令不足，貿易與吸引外資的巨大潛力無法釋放，而“一帶一路”開闢的新亞歐大陸橋以及通往印度洋的經濟走廊將可為這些國家明顯降低運輸的時間與成本，並可帶動貿易與投資。

世界銀行的專家估計當這些新的運輸走廊建設完成，沿線國家對外貿易的運輸時間可以平均縮短12%，內陸國家的改善幅度將更為明顯。沿線國家所生產的有保鮮期或需要爭取時效的產品將成為最大受益者。“一帶一路”倡議會有明顯的扶貧效果，將可讓運輸走廊沿線國家至少700萬人脫離絕對貧困，以及幫助3200萬人脫離中度貧困。[16]

相較於世界銀行的評估，荷蘭ING銀行的智庫評估報告對“一帶一路”的貿易促進效果更為樂觀，他們估計“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規劃陸續完成時，將可為世界貿易帶來12%的增長。2017年全球貨品出口總額為17.7兆美元，服務業貿易總額為5.1兆美元，合計為22.8兆美元，12%的增量就相當於2.736兆美元。目前每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也不過是5400億美元。[17]

全球化雖然導致西方發達國家一部分群體的利益受損，但很大程度上那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失靈，以及政治菁英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跨國資本利益集團徹底綁架的結果。

整體而言，全球化仍不斷在世界各地創造更多的受益群體，而且是大量增長，最好的例證就是非洲大陸。非洲人口在2017年是12億，但增長的速度驚人，估計到了2050年人口將達到25億，這裡將是世界經濟的新增長熱點。

從1990年代開始，受惠於超級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超過三分之二的非洲國家都出現連續十年以上的中高速增長，2008年以後增長曾一度受到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復甦緩慢的拖累，但從2016年開始又逐漸恢復強勁的增長動力。非洲是當前世界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尤其是過去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更是外商投資的熱點。

拉動非洲經濟增長的最大助力來自中國提供的出口市場、開發援助、長期融資、技術合作、直接投資，以及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從2000年到2017年，中國與非洲雙邊貿易的平均增長速度每年達到20%，投資的增長速度同樣驚人。

中國政府與非洲聯盟從2015年啟動“中非十大合作計劃”，由中方提供600億美元的啟動基金。十大計劃涵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金融服務、基礎設施、消除貧窮、綠色發展等各領域。

比如現在由中國電信帶頭跟非盟合作，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採取中國典型的“八橫八縱”的舉國體制，此一宏大的構想已經在逐步落實，大概2025年就可以完成，15萬公里寬頻光纖網絡穿越非洲48個國家，覆蓋至少非洲1/4人口，而且每個國家會在骨幹網絡之外，鋪設當地的支幹網絡。將來它覆蓋的範圍會更大，等於一口氣把非洲的幾億人帶入網絡時代，幫他們打開各種可能性，將來可能全球消費者可以通過阿里或者其他網站直接找到非洲的淘寶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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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街頭，一名男子正盯著手機看（圖片來自IC photo）

中國領導人2015年9月出席聯合國發展峰會，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雖然這個倡議現在還沒有開始落實，但是歐亞大陸沿線很多國家開始感興趣了。中國規劃從歐亞大陸開始做起，通過全球範圍內特高壓的輸電網連接，實現全世界能源供給的共享，在技術上與經濟可行性上沒有問題。因為中國有一家全世界排名第二大企業——國家電網，它在這個領域裡面的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因為它首先解決了中國自己的西電東輸的問題，也在巴西、菲律賓、澳大利亞承擔建設長途輸電網的工程。

此外，中國在光伏發電、第四代核能，以及核聚變能源領域都走在世界的前沿，這些都是更清潔與更安全的能源，可以減少碳排放，更符合可持續發展。而全球各地區由於時差，發電與供電的高峰與低谷彼此錯開，電源可以共享。

如果將來真的有一天，這個願景能實現，人類社會離命運共同體就相距不遠了。等於說人類把最重要的基礎需求，一天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捆綁在一起，那麼不可能打仗了，我也不可能用網絡病毒攻擊你，因為大家已經難分難解。

7、結論：全球化動力仍然充沛

過去35年新自由主義思想下打造的經濟全球化遊戲規則，簡單來說就是資本友善至上，私有經濟至上，它的行動主體、主角或者利益驅動者就是大型跨國企業、跨國銀行、科技巨頭、投資機構、私募基金等等。

實際上它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風險，積累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也讓虛擬金融活動氾濫，嚴重威脅到實體經濟活動。當資源與財富快速地集中在極少數群體的手中，對宏觀經濟也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夕，處於當時分配最不公平的時代。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的話，這時候一定會總體消費不足，因為大多數群體的所得是在下降的。所以這個時候，消費能力不夠，經濟也失去增長動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吃那麼多、穿那麼多，所以他們就去炒作金融資產、房地產，甚至這些投資還不夠，再去創造虛擬金融交易，最後製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挫傷，政府還得用納稅人的錢去補他們的窟窿。這也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18]

所以這些問題是過去已經出現的偏差，要糾偏，要平衡，否則社會反彈會非常大，長期政治動盪也不是辦法，需要真正從源頭化解它們。所以未來經濟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一定要平衡資本友善、勞動友善、環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獨厚私有經濟，或者獨厚大型跨國企業，要讓微型企業、個體都有直接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機會。

在有些市場結構裡面，讓國有企業與合作型經濟體有一席之地會比較健全，會營造更好的競爭生態與所得分配效果，避免私人資本獨占或寡占。而且現在網絡科技與數字交易平台，將來會打破完全由跨國企業壟斷的跨國經濟分工或者產業供應鏈，實現生產組織扁平化，很多個體、微型企業、邊緣經濟體都可以直接在網絡上找到它的交易對象，然後直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分工。實際上這個過程已經在發生了，只是說它還沒有很好地變成跨國聯通機制。

全球治理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在全球範圍重建財稅正義，因為現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也包括有些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稅。跨國企業與富裕階層很容易隱藏自己的利潤與所得，而政府很難有辦法去規範它們，除非所有國家放下狹隘的個體利益，協商出全球性的租稅合作機制，否則這些問題沒有辦法得到根本的化解。

還有，多數新科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如果沒有新的監管與社會再分配機制，很可能被極少數人全部收入囊中，而且將來這些壟斷交易平台、智能專利，與大數據庫的企業創造的投資回報收益都是幾百倍、幾千倍的，因為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生產活動的邊際成本都接近零，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算法與信息，這些的複製成本趨近於零。

中國不僅要在現有的多邊機制出現基礎動搖時提供主要支撐，這樣還不夠——因為中國走過不同的發展道路，更知道像印度、非洲這些國家、地區需要什麼，而且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經驗，倡議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包括過去西方國家不願意提供的，或他們意識形態裡面所非常排斥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把很多欠發達國家面臨的難題都推向所謂市場機制，這是不負責任的。中國不僅可以提供跨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比如說跨國高速公路、洲際的光纖網，也可以提供新型的國際公共產品，特別是技術與知識的分享，人力資源開發與培育，全球電子商務平台，以及在信息、通信與能源領域的大區域互聯互通。

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全面逆轉，因為全球化創造了大量的利益攸關者，受益群體的數量遠大於受損者，而且在這個日益緊密相依的全球體系裡沒有國家可以選擇獨善其身或自掃門前雪。

從長程的歷史趨勢來看，當前歐美社會出現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動作，都是短期逆流。沒有國家可以片面拆解這個體系，全球社會再聯結與深化融合的力量遠大於裂解的力量。

整體來講，即使發達國家內部許多群體仍可從全球化里面找到自己的發展機遇，只要這些國家選擇正確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有效引導科技變遷帶動的社會體制變革，而且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就可以讓更廣大群體享受全球化的經濟紅利。

在全球範圍，經濟緊密融合的受益群體還在繼續擴大。當務之急，是讓世界主要經濟體協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徑跟遊戲規則，來更好地實現包容性增長目標。全球化仍然具備充沛的前進動力與巨大潛力。

而中國在推進全球經濟“再融合”與“深化融合”，以及在開創分享與共享經濟新模式上，將可扮演關鍵角色。這將是對人類未來非常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A New Hegemon: The Chinese Century is Well under Way,” The Economist, October 27, 2018.

[2] 全球經濟重心的位置估算，是根據當時各經濟體的地理版圖與經濟總量的加權，來計算全球經濟地理的三維空間均衡點所在。估算方法的詳細說明請參考：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first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5, 201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 /j.1758-5899.2010.00066.x。

[3]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4]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5, 2001, pp.

1369-1401.

[5] 關於新古典經濟學家刻意掩蓋西方國家發展過程的國家干預角色，可參見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6] Alexander Koch, Chris Brierley, Mark M. Maslin and Simon L. Lewis, “Earth System Impacts of the European Arrival and Great Dying in the Americas after 1492,”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Vol. 207, March 2019, pp. 13-36.

[7] 參見Gideon Polya, “Legacy of Colonialism: Britain Robbed India of $45 Trillion and Thence 1.8 Billion Indians Died from Deprivation,”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19, 2018. 並參見兩位印度學者完整的歷史分析Utsa Patnaik and Prabhat Patnaik,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hart-end-world-poverty-sight

[9] Barbara Finamore, Will China Save the Planet? Polity, 2018.

[10] Jeff Desjardins, “Four Maps Showing China's Rising Dominance in Trade,” Visual Capitalist, first published on April 27, 2016.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four-maps-showing-chinas-rising-dominance- trade.

[11] “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Footprint: The Clearest Look yet at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Worldwide,” AidData: A Research Lab at Williams and Mary, https://www.aiddata.org/china-official-finance.

[12] 可參考麥肯錫顧問公司對於中國在非洲投資的一千家企業進行的調研報告《獅龍共舞》。根據這份報告，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僱用當地僱員的比例達到89%，而且對64% 的員工進行培訓，參見：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

[13]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

[14] Joseph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2017,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kindleberger-trap.

[15] “Hangzhou Communiqué: G20 Summit Concludes with Historic Consensus on World Growth,” TRALAC, September 6, 2016, https://www.tralac.org/news/article/10415-g20-summit-concludes-with-historic -consensus-on-world-growth.html.

[16]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he Transport Corridors, 20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1878/9781464813924.pdf

[17] https://think.ing.com/uploads/reports/Tradebelt_final2.pdf

[18] Joseph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