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nezys wrote:
我和很多当年在北京的...(恕刪)
我同事家就住长安街沿线
十五年前我住酒仙桥的时候跟一帮当年亲自参加运动的朋友三天两头撸串聊64，那时候他们才三十多，我太了解当年那事了
奇怪的是一帮台湾人貌似比当事人还了解真相
台湾人自己看大肠花运动就可以大概了解这是什么回事了
清场是必要之恶，是邓小平的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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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初中生。
当时不是很懂。现在明白了一些。不过越发觉得，历史没有明确答案。只能说是悲剧。
1984年说小平你好的学生们和1989年去天安门的学生能有多大不同？
只能说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
当时的大学生，已经是体制中的预备队，包分配就业，出来就是干部身份。他们的上街，表明着体制内部有分裂的意见。
然而，进一步对体制的改革要求被改革的启动者设计者否定。邓设计师不允许出现没有管控的民主，更不允许脱出掌控的改革。他大概更和李光耀一路。
实践也证明，停止对不切实际的西方教科书式的民主的急行军是及时的，就看广场上，除了纯真无邪还有阴谋算计，乃至送死你去出国我来。可以说，才那么一点火苗，就暴露出不堪信任。
但是，强力稳定的代价就是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
从广场事件后，划定一条线，任何改革，不得触碰一元领导的体制。
政治改革从此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社会呈现一种扭曲。我们无法大大方方地说私有企业，私营企业，只能羞答答地说是民营企业；我们可以批评国企效率却无法理直气壮地否定国企本身；我们的市场能培育出巨大的企业，输出巨量的商品，却没有能输出被认可的价值观；我们培养了巨量的受教育人群，却诺贝尔科学奖项获奖者寥寥无几，我们实现了不少的工程奇迹，却没有多少原发的创新；我们事实上到处在自我审查，凡是会导向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讨论干脆不要涉及；我们对外的形象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对内，任何的意见，可以是不疼不痒可以是善意的却不可以深刻，因为，“大家都懂得”何必“陈独秀”。由清纯少年变油腻中年再变怪蜀黍，大陆上多数人也都油滑起来，人们不满，却不敢站出来，因为自己也是这油腻的一份子。这片大陆上大家努力捞钱，精英份子们却总在留一条出国之路，贫贱不能“移”，成为新时代的相互揶揄。
我并不认为这是虚伪，而是，大家都不敢设想彻底放开的政治自由会不会引起一大帮的煽动家野心家无穷尽地折腾这个国家，直到不散伙不罢休。
于是，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于是，总在摸石头。
那次事件是悲剧，反对者与被反对者在当时还有一种革命者洗脑般的纯真与理想，对来自西方的理论也是一种奉为圭臬的虔诚，从此很难再有对体制天真纯粹的信任，而经过92，大家蜂蛹而上热情拥抱商业的成功，努力地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广泛地和体制合作，相互获取利益，却并不相互信任。
会有人鄙视，讨论这些都是吃饱了撑的。问题是，除了吃饱了，人，确实还有其它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民主与自由。
民主是方法论，自由才是价值观。
将来的改革不会由这一代人带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会真投入变革，只能由00后们，也许他们生活在真的富足的时代，没有背负太大的发展压力，外语更好，见的更多，正面反面都了解，又是初生的牛犊，就等那20年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