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保障不足──有法可依，卻無法執行
台灣的《勞動基準法》雖然明定了工時、薪資、休假等基本保障，但現實中卻因執法力度不足與制度缺陷而失去實效。
執法能力有限：根據統計，台灣每位勞動檢查員需負責數百家企業，導致檢查範圍受限，多數企業僅在例行檢查中被檢視。這種執法真空讓許多不法行為未被揭露，例如過勞工時、違法解僱等。
申訴機制薄弱：雖然設有勞工申訴制度，但許多勞工因害怕報復或失去工作機會，而不敢主動舉報。即使申訴成功，賠償金額通常不足以彌補損失，甚至可能延誤勞工重新就業的機會。
企業規避法律的手段：部分企業透過派遣勞工、短期合約等方式，避開法律監管，形成「灰色地帶」。這些手段讓法律無法對勞工提供實質保障，導致問題持續惡化。
二、企業結構性壓迫──管理文化與權力失衡
台灣許多企業在經營模式與管理文化中，存在對基層員工的結構性壓迫，進一步加劇了職場不法侵害的普遍性。
績效至上的文化：許多企業以績效為唯一評估標準，忽略員工的健康與權益。這種文化讓主管為達目標而採取高壓手段，例如壓縮工時、強迫加班，甚至對員工進行精神上的打壓。
權力失衡的職場結構：台灣的職場中，上下級關係過於強調階級分明，導致管理層濫用權力的情況屢見不鮮。基層員工因缺乏話語權，往往只能被動接受不公平待遇，形成權力與權益不對等的惡性循環。
內部監管機制缺失：許多企業缺乏透明的內部監督機制，使管理層的不當行為難以受到制裁。例如，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常因缺乏支持而選擇沉默，進一步助長不法行為。
三、社會與政府的限制──結構性問題的加劇
台灣的社會與政府在應對職場不法侵害時，受限於結構性問題，難以提供足夠的支持與改變。
財團與經營者的特權：政府對財團與企業的優惠政策，使得勞工權益往往被犧牲以換取經濟效益。例如，稅務優惠與土地徵收的優待政策，讓企業在追求利潤時，無需考慮勞工成本，形成權益剝奪的惡性循環。
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在高失業率與低薪資環境下，勞工對工作的依賴性更高，對不法行為的容忍度也相對提高。許多人寧願忍受不公，亦不敢冒失業風險，使問題難以曝光。
社會氛圍的冷漠：儘管媒體偶有揭露職場不法事件，但多數民眾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對勞工的困境抱持冷漠態度。例如，部分人認為勞工遭遇不公是因為「不夠努力」，而非結構性問題，導致社會對此類事件的關注有限。
從法律的執行缺陷到企業文化的壓迫，再到政府與社會氛圍的限制，台灣目前並不具備足夠的能力來有效反擊職場不法侵害。若要改變現狀，必須從制度、文化與結構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包括加強執法、提升企業責任感，並倡導公平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唯有如此，職場的不法侵害才能真正被遏止，讓勞工在台灣的職場中獲得應有的保障與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