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印度使用寄生蟲藥物"治療患者, 並反擊 世衛:"不建議"的說法 !

印度北方邦 由 4月24日 , 每日新增病例 37944 降到 6月7日每日694例
疫苗不足 ,就是使用 Ivermectin
結果 和 WHO 預測的相反


印度 德里 由 4月20日 , 每日新增病例 28394 降到 6月8日每日316例


總部位於孟買的印度律師協會((IBA) 向 WHO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Chief Scientist)、日內瓦的 Soumya Swaminathan 博士送達了一份長達 51 頁的法律通知(legal note),因為她反對使用伊維菌素治療 Covid 患者。

律師協會 在說明書中威脅 , “根據 IPC 的第 302、304 (II)、88、120 (B) 和 34 條以及 IPC 的其他規定以及 2005 年災害管理法,對於在印度的每起因此而導致的死亡,對你的作為和不作為的行為 , 將在具有管轄權的適當法院起訴她”。

認為她忽略有意義的科學證據散播不實資訊意圖讓印度人民不配合政府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廣泛發放 ivermectin口服 的公衛行動。

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 (ICMR) 和德里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 (AIIMS) 公開反對她的立場,違抗WHO更新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國家 COVID-19 管理指南”。並保留了對“症狀輕微的患者和那些居家隔離者”使用伊維菌素Ivermectin的建議 。

為了阻止 Soumya Swaminathan 博士對該國公民的生活造成進一步損害,IBA 已決定對她提起法律訴訟,並在此過程中向她發出了法律通知。

這表示印度官方公然違抗WHO阻止散發ivermectin的指示,也表示印度政府肯定ivermectin的療效。

台灣每天幾百例新增病例 ? 每天 20 幾人死亡
第三世界國家 , 卻使用了便宜而且容易取得的 預防性藥物
ivermectin/doxycycline/azithromycin 抗病毒藥 , 壓低了 死亡率
當然以台灣醫療的自傲? 是看不起這種第三世界 簡單 快速 又便宜 的做法
台灣只是送隔離 , 完全沒有給 預防性藥物

https://ivmmeta.com/
越早投藥 , 死亡率會越低
prophylaxis treatment


參考文獻 1
Available Compounds With Therapeutic Potential Against COVID-19: Antimicrobial Therapies, Supportive Care, and Probable Vaccines
對 COVID-19 具有治療潛力的可用化合物:抗菌療法、支持性護理和可能的疫苗

下圖: SARS-CoV-2 的生命週期及其可能的抑製劑。SARS-CoV-2的S 蛋白與由絲氨酸蛋白酶 TMPRSS2 引發的細胞的血管緊張素轉化酶 2 (ACE2) 結合。
病毒 RNA 在細胞質中出現以產生 PP1a 和 PP1ab 多蛋白,它們被切割形成非結構蛋白。
這些非結構蛋白通過複製和轉錄過程促進負股 RNA 的形成。這反過來又轉化為 N 蛋白。
另一組翻譯進入內質網-ERGIC-高爾基體以產生結構蛋白(S、M 和 E)。
最後,用 N 蛋白包裝病毒 RNA 並進一步組裝 S、M 和 E 蛋白,出芽形成 SARS-CoV-2 ,通過胞吐作用從受感染的細胞中釋放出來。
顯示在不同階段抑制 SARS-CoV-2 的各種藥物是 CQ/HCQ, Chloroquine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羥氯喹; ;L, Lopinavir洛匹那韋;R1,Ritonavir利托那韋;I, Ivermectin;伊維菌素;R,Remdesivir瑞德西韋,R2,Resveratro白藜蘆醇;D,Darunavir達蘆那韋;C,Camostat卡莫司他; ;F, Favipiravir法拉匹韋。


其它藥物都在病毒複製的階段加以阻斷, 伊維菌素 Ivermectin涉及 IMPα/β1 的病毒核衣殼蛋白的信號依賴性核質關閉(Timani,2005;Wulan ,2015)。STAT1 轉錄因子的抗病毒活性被 SARS-CoV 輔助蛋白 ORF6 阻斷,導致 IMPα/β1 隔離在粗面內質網/高爾基體膜上

參考文獻2
Ivermectin, a new candidate therapeutic
against SARS-CoV-2/COVID-19
伊維菌素,一種針對 SARS-CoV-2/COVID-19 的新候選療法


伊維菌素Ivermectin的抗 SARS-CoV-2 作用涉及伊維菌素Ivermectin先與 Impα/β1 異源二聚體的結合,導致其不穩定並阻止 Impα/β1 與病毒蛋白的結合。這樣可以防止SARS-CoV-2病毒的蛋白進入細胞核,導致有效的抗病毒反應


依維菌素 Ivermectin 無法防止病毒複製 , 只是擋住病毒蛋白進入靶細胞的細胞核 , 這樣可以降低死亡率
寫得太好了!太專業了!
個人觀點喜歡就拿去用!用就是你的了!
太專業了,我沒看
不過以色列抗疫不如非洲

'Pfizer COVID vaccine significantly less effective against Delta variant'



“We do not know exactly to what degree the vaccine helps, but it is significantly less,” Bennett said.

at the moment, around 60% of the patients in serious conditions were vaccinated.

貝內特說:“我們不知道疫苗到底有多大幫助,但效果要小得多。”

目前,大約 60% 病情嚴重的患者接種了疫苗。
專業內容不該沉
比甚麼狗屁磚家的話有用處多了
國內政黨為疫苗吵來吵去都是在作秀
不如認真思考將此藥物納為治療方案
看到標題「武*肺炎」就知道版主的程度了!
shiessf wrote:
看到標題「武*肺炎」就知道版主的程度了!

1. 以單倍群 來 追蹤 , 源頭都會追朔到 武漢 Wuhan


2. 不是要依據科學嗎 ?
在WHO公告世界各國這個病毒的1月 5日 , 中國學術單位在1月5日之前就已經完成解碼 , 在WHO公告的同一天, 向基因銀行, 通報 3個 全序列病毒解碼序列 都是通報為 Wuhan-Hu 『武漢病毒』, 最後採取其中 Wuhan-Hu-1 這個在 GenBank: 編號 MN908947.3 定序 29903 bp ss-RNA 。WHO 公告已經是得到通報的 5 天之後了 。
最早向 基因銀行GenBank 登載通報的名稱就是 Wuhan-Hu 『武漢病毒』

這不是明明白白 寫了 Wuhan-Hu-1 『武漢-湖-1號』 病毒

3.這個引發 Covid-19的病毒 SARS CoV-2 親戚在那裏 ?

而且 RaTG13, ZC45/ZXC21 都向 Gen Bank 基因銀行通報過完整的基因序列
密切相關的病毒,包括SARSr-Ra-BatCoV RaTG13(雲南)基因組分析相似度為96%;,穿山甲-SARSr-CoV(廣州和南寧),以及SARSr-Rp-BatCoV ZC45(舟山)較不重要的基因序列Orf8的相似度最高是58%,而E protein最高的相似度是83%,現在舟山蝙蝠病毒 ZC45/ZXC21 和 SARS-COV-2的相似度是94.2%和100%。

這是一份 (SARS-CoV-2)病毒 的家譜 , 他們彼此之間, 基因交流的變化 及 演化的時間軸
這是從世界各地採樣的SARS-CoV-2基因組的系統發育網絡Phylogenetic network of 160 SARS-CoV-2 genomes. 。
人類武漢病毒和 蝙蝠病毒 RaTG13 有一個 "共同祖先"
而且
以解放軍實驗室的舟山蝙蝠病毒ZXC21 和ZC45 為模板 , 經過4個步驟就能人工合成為 SARS-CoV2武漢病毒

不必尊重 第一個通報者送出的名稱 ? 卻去擅改嗎 ?
好, 先從歷史開始說起
一、歷史
歷史是這樣 , 從一個蝙蝠病毒 → 人類病毒 , 怪得是 SARS CoV 2 卻和蝙蝠的親合力很差 ?
醫學期刊文獻 , 請先看這一篇 , 後面還有很多
2012年,也就是7年前 , 雲南昆明醫科大學 發表的碩士論文《未知病毒引起重症肺炎6例分析

摘要 有寫 ,在中華菊頭蝠體內提取了 SARS 樣冠狀病毒

當時負責治療生病礦工的醫師李旭曾多次諮詢其他中國專家意見,並用上呼吸器、抗凝血劑、類固醇及抗生素等治療,並說在中國抗疫專家鍾南山的監督之下,礦工們接受肝炎、登革熱及愛滋病毒檢測,之後相關單位把染病礦工的組織樣本送往武漢病毒研究所,確定是一種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而李旭也撰寫論文研究。

對比一下 李文亮醫師 傳出得簡訊 圖片

發出的簡訊 atypical pneumonia cases "非典"
下圖是武漢肺炎病人的肺部影像

CT

和李旭論文的病變 是不是完全一樣
下圖為7年前 李旭論文當中的 胸部X光及 CT


美國病毒學家萊瑟姆(Jonathan Latham)及分子生物學家威爾遜(Allison Wilson)在《獨立科學新聞》上
https://www.independentsciencenews.org/commentaries/a-proposed-origin-for-sars-cov-2-and-the-covid-19-pandemic/
發表他們找到的這一篇 "碩士論文"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981198-Analysis-of-Six-Patients-With-Unknown-Viruses
合力刊出一篇關於武漢肺炎起源的研究,內容表示早在2012、2013年於雲南墨江煤礦中,就有6名礦工在清理蝙蝠排泄物後14天出現高燒、乾咳、等症狀,其中3人甚至因此喪命,而當時感染礦工的冠狀病毒和現在大流行的武漢肺炎病毒極其相似。

論文中有說明 , 來採樣的就是 "武漢病毒實驗室" , 採到的樣本由雲南到達 1500公里外的 "武漢"

對於這個群聚感染 , 2016年"武漢病毒實驗室" 葛興義Ge等人 發表了報告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50-016-3713-9
Virologica Sinica volume 31, pages31–40(2016)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coronaviruses in several bat colonies in an abandoned mines
多種冠狀病毒在廢棄礦井的數個蝙蝠群落中共存
Zheng-Li Shi 石正麗也是共同作者

文章提及
我們發現礦井中不同蝙蝠物種中的多種冠狀病毒高頻率感染。測序的RdRp(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gene)部分片段與特徵明確的阿爾法冠狀病毒具有80%–99%的核酸序列同一性物種,包括BtCoV HKU2,BtCoV HKU8和BtCoV1,以及未分配的物種BtCoV HKU7和BtCoV HKU10。此外,監視還發現了兩種未分類的β冠狀病毒,一種是SARS樣冠狀病毒的菌株,另一種是潛在的新型β冠狀病毒。此外,在所有六個蝙蝠物種中均檢測到冠狀病毒感染,這種現象促進了重組並促進了新型病毒株的出現。

在他們的發現中發現了兩種未分類的β(乙型)冠狀病毒,其中一種是RaTG13(當時稱為BtCoV / 4991)。在冠狀病毒世界中,β冠狀病毒很特別,因為SARS和MERS都是β冠狀病毒,在所有冠狀病毒中最致命。
因此,它們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大流行潛力,因為Shi(石)實驗室出版物的結論句暗示RaTG13 指明:“應特別注意這些冠狀病毒譜系”(Ge等,2016年)。

RaTG13 和 Covid-19 密切相關 , 是否就是 SARS CoV-2 的直系來源 ???
而在2012年就發現了"似SARS未知新病毒" , 被由雲南墨江哈尼族自治縣 帶回 實驗室分析 ?
問題是 , 武漢 P4實驗室是 2018年才正式驗收 , 2016年就發表 ? 表示是在未完成驗收的實驗室檢驗「危險等級這麼的病毒」嗎 ???

美國病毒學家萊瑟姆(Jonathan Latham)及分子生物學家威爾遜(Allison Wilson)在文中這樣說
首先,鑑於目前的冠狀病毒大流行,很明顯礦工的症狀非常類似於COVID-19的症狀(Huang等,2020; Tay等人,2020年; M.Zhou等人,2020年)。今天與他們一起出現的任何人都將立即被認為具有COVID-19。同樣,給予礦工的許多處置已成為COVID-19的標準(Tay等人,2020年)。

其次,與鍾南山的遠距問診會面意義重大。這暗示著六個礦工的疾病受到高度關注,其次,SARS樣冠狀病毒被認為是可能的病因。(鍾南山 認為原發感染是某種病毒 ,而真菌為二次性繼發感染)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不就是 SARS 及 Covid-19的特徵嗎?

第三,碩士論文的摘要,結論和一般性推論與石正麗的斷言相反,即礦工死於真菌感染。不過標題註明: 『未知病毒引發

第四,如果SARS樣冠狀病毒是其疾病的來源,則意味著它可以直接感染人類細胞。對於蝙蝠冠狀病毒來說這是不尋常的(Ge等,2013)。人們有時確實會從蝙蝠糞中生病,但標準解釋是組織胞漿菌病,真菌感染而不是病毒(McKinsey和McKinsey,2011年; Pan等,2013)。

第五,Shi(石)實驗室的採樣發現礦井中蝙蝠冠狀病毒異常豐富(葛Ge等人,2016)。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50-016-3713-9
Virologica Sinica volume 31, pages31–40(2016)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coronaviruses in several bat colonies in an abandoned mineshaft
Zheng-Li Shi 石正麗也是作者
在他們的發現中發現了兩種乙型冠狀病毒,其中一種是RaTG13(當時稱為BtCoV / 4991)。在冠狀病毒世界中,β冠狀病毒很特別,因為SARS和MERS都是β冠狀病毒,在所有冠狀病毒中最致命。因此,它們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大流行潛力,因為Shi實驗室出版物的結論句暗示RaTG13暗示:“應特別注意這些冠狀病毒譜系”(Ge等,2016年)。)。實際上,Shi(石)和其他實驗室多年來一直在預測蝙蝠β-冠狀病毒如RaTG13會大流行。

這種在2012年引發6名礦工肺炎及呼吸窘迫症的未知冠狀病毒RaTG13被由雲南帶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然後呢?
7年後岀現和它有96%序列相似的COVID-19 。
RaTG13 有保存下來嗎?有繼代嗎?是養在培養皿還是在動物體內繼代?
有它的子代病毒嗎?
之後武漢病毒研究所做出了SARS嵌合病毒...發表在Nature Medicine期刊上
那麼?RaTG13有沒有和SARS重組?

這一切疑問只有Zheng-Li Shi 石正麗能解答 ?

Zheng-Li Shi 石正麗 和 美國北卡教堂山大學有一項合作計劃
除了資金, 材料 ,還有技術 , 如何編碼 的軟體 , 細胞株 , 還有帶有人類ACE2細胞基因轉殖的小老鼠 ,可以在小鼠身上觀察人類細胞的感染 。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從2015年起,向非盈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發放了370萬美元科研經費,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生態健康聯盟曾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美國政府資助的370萬美元中的一部分流向該研究所。

武漢病毒研究所2015年做出了SARS嵌合病毒...發表在Nature Medicine期刊上 ,就是他們敢拿 SARS 來 重組
Nature Medicine 的這一篇報告 , 就提到它們還有 編碼新型,人畜共患的冠狀病毒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SHC014-MA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Nature Medicine 的這一篇報告 , 就昭告全世界, 做出實驗室合成出來的病毒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fbclid=IwAR0iTTfDlT-uxNFPtvQH-xFrF6QaF1hKE1Ey2TPrEi17XfFUElbpUlAosDc
作者當中就有 武漢病毒研究所 Zhengli-Li Shi 石正麗
從中國馬蹄蝠(Chinese horseshoe bats)分離的RsSHC014-CoV序列中構建了, 一種編碼新型, 人畜共通 , 有冠狀病毒spike刺突(S)蛋白的嵌合病毒(SHC014-MA15)。
這種嵌合的新病毒表面之spike刺突(S)蛋白, 能結合 ACE2(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 和CD209L受體 。
2015年Zhengli-Li Shi 石正麗 就能將 蝙蝠Bat -S CoV 嵌合 SARS-CoV 病毒 , 創造成新的 (SHC014-MA15), 確實產生會感染人的合成病毒 , 還發表在期刊上
這篇就說了
Therefore, to examine the emergence potential (that is, the potential to infect humans) of circulating bat CoVs, 因此,為了檢查循環蝙蝠冠狀病毒的出現潛力(即感染人類的潛力)

we built a chimeric virus encoding a novel, zoonotic CoV spike protein—from the RsSHC014-CoV sequence that was isolated from Chinese horseshoe bats1—in the context of the SARS-CoV mouse-adapted backbone. 我們從中國馬蹄蝠1分離的RsSHC014-CoV序列中構建了一種編碼新型,人畜共患的冠狀病毒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 在適應SARS-CoV小鼠的骨架中。

The hybrid virus allowed us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the novel spike protein to cause diseas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necessary adaptive mutations in its natural backbone。雜交病毒使我們能夠評估新型刺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與自然骨架中其他必要的適應性突變無關。

Using this approach, we characterized CoV infection mediated by the SHC014 spike protein in primary human airway cells and in vivo, and tested the efficacy of available immune therapeutics against SHC014-CoV. Together, the strategy translates metagenomics data to help predict and prepare for future emergent viruses.使用這種方法,我們表徵了原代人氣道細胞和體內 SHC014突觸蛋白介導的冠狀病毒感染,並測試了針對SHC014-CoV的可用免疫療法的功效。該策略共同轉換了汎基因組學數據,以幫助預測並為將來出現的病毒做好準備。

3月時,追查病毒起源的跨國團隊「DRASTIC」發布25頁調查報告,揭露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有至少15座數據庫無預警離線,無法讓外部人員進入查看,而數據庫管理員正是石正麗,另備受爭議的主要數據庫「batvirus.whiov.ac.cn」也被封鎖,此數據庫據信存有2.2萬個病毒樣本及病毒基因序列、1.5萬個蝙蝠樣本,並包含1400種蝙蝠病毒;據稱,「batvirus.whiov.ac.cn」自2019年9月就被封鎖,不開放外界查看,直至2019年12月30日才稱完成更新,這一天正是李文亮發出簡訊警告 武漢醫院發生「SARS病毒」。

石正麗 在2015年還在Nature Medicine期刊發表了成果, 從中國馬蹄蝠(Chinese horseshoe bats)分離的RsSHC014-CoV序列中構建, 將SHC014冠狀病毒和 SARS病毒重組 , 創造出一種編碼新型,嵌合病毒(SHC014-MA15)

該團隊從多次在國際期刊發表研究進度,2018年更新研究進度指出,該團隊已發現4種新病原體和10種新細菌,並使用宏觀基因體(metagenomics)技術發現了1640多種新病毒,這些研究結果都出於石正麗自中國南部洞穴採集之蝙蝠糞便及血液樣本。透過提取遺傳物質,石正麗團隊發表了「RaTG13」病毒,正是目前已知與致武漢肺炎病毒株最接近一種。
由 13→14→15
「RaTG13」和 SHC014冠狀病毒 有沒有關聯 ???
依據發表於 30 October 2013 Nature期刊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文中記載
來自中國雲南的中國馬蹄蝠(家族:Rhinoolophidae)的兩種新型蝙蝠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RsSHC014和Rs3367。這些病毒與SARS-CoV的關係比以前鑑定的蝙蝠冠狀病毒要緊密得多,尤其是在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域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報導了Vero E6細胞中首次從蝙蝠糞便樣本中分離出活SL-CoV(蝙蝠SL-CoV-WIV1)的記錄,該樣本具有典型的冠狀病毒形態,與Rs3367的序列同一性為99.9%,並使用了人類,麝香貓和中國馬蹄蝙蝠的ACE2受體進入細胞。初步體外測試表明WIV1具有廣泛的多物種感染性。
Rs3367 呢 ? 有沒有繼代產生子代或 嵌合重組出新病毒 ?

研究的相關資訊都存放在武漢實驗室,使其堪稱亞洲最大蝙蝠冠狀病毒庫;除此之外,石正麗還承認在礦場收集到8種冠狀病毒,然而這間實驗室卻在2019年9月將樣本及數據無預警下線,正巧就在武漢爆發武漢肺炎的幾週前。

Covid-19 有 弗林蛋白酶Furin切割位點 ?
石正麗團隊 在讓礦工感染肺炎的雲南礦坑, 發現了蝙輻病毒 RaTG13 (基因庫登錄號MN996532) , 它和現在爆發的 SARS-CoV2 基因序列有 96%相同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 RBD 區

蝙蝠的 RaTG13 引發6名礦工肺炎 , SARS-CoV-2和它的上游基因 RaTG13 是多出四個 PRRA氨基酸的插入變異 該多出的PRRA序列只存在SARS-CoV-2基因组,RaTG13、穿山甲-CoV等序列中完全没有,惟SARS-CoV-2獨有?
在自然界 那一種動物 發生突變 ? 找不到 ?
這四個 PRRA 氨基酸 同時發生自然突變 ? 機率有多高 ?
假說 "自然突變" ? 那必須 先有一個 自然界的"中間宿主" , 然後驗證後 證明 SARS 和 RaTG13 在"中間宿主"身上自然發生(1)"交換基因"(2)再突變 ?
中間宿主 在那裏??
依據柯霍氏法則
1.在蝙蝠過渡到人體的中間動物 身上能找到自然存在的 武漢病毒Covid-19
2.蝙蝠過渡到人體的中間動物身上自然存在的 武漢病毒Covid-19 能在實驗室 繼代
3.在實驗室 繼代產生的 相同 武漢病毒Covid-19 能接種回到 中間動物身上,且同樣能夠在中間動物身上自然增殖 。
4.在蝙蝠過渡到人體的中間動物自然增殖的武漢病毒Covid-19 , 和最初 在中間動物身上找到, 自然存在的武漢病毒Covid-19, 必須是一致的 。

現有棄嬰一名,在武漢出現 , 卻不能叫"武漢病毒" , 只能稱 "新冠病毒" ?問題是被稱為"新冠"的病毒就多達4種? 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 定名 SARS-CoV-2 WHO稱 Covid-19

發現棄嬰 , 通常是要找父母 是誰
先看不能叫"武漢病毒" 的病毒 家族基因樹 , 這是 WHO 公怖的 , 武漢病毒就是 SARS 和 蝙蝠病毒的混種

上游基因就能找到 SARS 和 Bat CoV , 而不能叫"武漢病毒" 的病毒是它們的 子代病毒 , 它們有親子關係
RaTG13 是 石正麗採集自 雲南的山洞 , 誰還有 RaTG13 ???

但"武漢病毒"不僅僅是兩者混種 , 還發生 SARS 及 RaTG13 這兩種病毒都沒有的變異
第一篇報告
2月13日,美國學者在生物學預印本平臺bioRxiv發表了名爲《Evidence of recombination in coronaviruses implicating pangolin origins of nCoV-2019》的論文,論文的第一作者是Matthew C. Wong貝勒醫學院分子病毒學和微生物學系 Alkek 宏基因組和微生物組研究中心的學生,第二作者Nadim J. Ajami是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基因組。
Evidence of recombination in coronaviruses implicating pangolin origins of nCoV2019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7.939207v1.full.pdf
序列同源性圖結果表明,在RBD區域,穿山甲CoV與SARS-CoV-2的相似性高於RaTG13-CoV和Bat-CoV(圖1B)。

只有在 RBD 區域 , 穿山甲-冠狀病毒 和武漢病毒最接近
此結果表明nCoV-2019菌株的潛在重組事件(a potential recombination event) 和更複雜的起源

第二篇報告
1月27日,南開大學高山、阮吉壽等在中國預印本ChinaXiv發表題爲:《武漢2019冠狀病毒S蛋白可能存在Furin蛋白酶切位點》的論文。


发现变异来源是插入了12个碱基

第三篇報告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Jason S. McLellan團隊在預印版平臺bioRxiv發佈了一篇引爆網絡的論文《Cryo-EM Structure of the 2019-nCoV Spike in the Prefusion Conformation》,多家媒體都報道了該團隊利用冷凍電鏡技術分析了新冠病毒(SARS-CoV-2)表面刺突糖蛋白(S蛋白)的近原子結構,併發現新冠病毒與人類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的親和力affinity 爲SARS病毒的10-20倍。
論文《Cryo-EM Structure of the 2019-nCoV Spike in the Prefusion Conformation》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1.944462v1

該論文稱,研究顯示和蝙蝠RaTG13的S蛋白最顯著的變化是新冠病毒具有S1/S2蛋白酶切割點位PRRAR(furin蛋白酶識別位點氨基酸序列,而不是單個精氨酸。這一現象在流感病毒中較爲普 其中高毒力禽流感病毒較爲普遍,其中入流感病毒常發生流感血凝素蛋白的關鍵位置上產生多Furin蛋白酶位點的氨基酸插入。除了在S1/ S2連接處的氨基酸殘基差異外,新型冠狀病 毒和RaTG13 S蛋白還存在29個氨基酸殘基的 差異,其中17個位於受體結合的RBD部位。 這些觀察與之前的很多序列分析結果是一致 的。
"棄嬰病毒"的 RNA 排序 , 所有實驗室解碼 都差不多 , 但是會造成感染 的 "棄嬰病毒"RBD 區 , 所有報告都指向 RBD 區 被插入 PRRA 4個氨基酸 , 共12個鹼基


一般的突變, 不一定是有意義的, 有時只是亂碼 , 但這個 RBD 區 被插入的 PRRA 是有意義的 ,這個 PRRA 的插入 , 能夠引進一種 furin 的內切酶

冠狀病毒 表面 突出, 像皇冠的蛋白, 稱為 Spike protein S蛋白, 這個S蛋白, 能和宿主細胞表面的receptor 接受體接合(嵌入), 如果 S蛋白 和 細包接受體不合 ? 插頭(plug) 和插座 不合 , 就不會造成感染, 例如台灣電器的直片插頭 就是插不了歐洲的 圓孔插座
通常 Spike protein (S蛋白), 還區分有 S1 和 S2 , S1主要負責嵌合被感染細胞的受體receptor , 嵌合後 , 必須依賴宿主細包提供蛋白酶, 讓 S1 脫離 , 露出 S2, 讓S2去溶解 細胞膜 , 這個病毒才能鑽進細胞內。
但是這個 PRRA 的插入 , 能夠引進一種 furin 的內切酶, 這種內切酶能切開 S1 與 S2 , 這樣讓原本分階段的動作, (1)S1嵌入細胞表面 →(2)furin 內切酶 切開S1→(3)S2溶解細胞膜 , 變成連續動作 , 病毒能直接衝進細胞內 , 沒有停下來分階段, 感染力變成強了很多倍 。


除了 SARS CoV-2 之外 , 沒有任何已知 冠狀病毒有 弗林蛋白酶Furin切割位點 , 這就是 「獨特的基因痕跡」
只有如HIV愛滋病,流行性感冒,登革熱,若干絲狀病毒包括Ebola伊玻拉病毒和馬爾堡病毒,以及SARS-CoV-2的刺突蛋白 ,必須通過弗林蛋白酶或弗林蛋白酶樣蛋白酶裂解才能完全發揮作用。

基因的切割工具 . 是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又稱限制內切酶或限制性內切酶,能切割鹼基位點 ? 是切割移除 病毒序列 的剪刀 ,
例如 EcoRI的切位5'---G AATTC---3' ; SmaI的切位5'---CCC GGG---3'。
這如同不同刀子劃過的傷口 , 刀和傷口會吻合
子彈經過不同槍隻內的膛線 , 會留下不同的刮痕 ,能比對彈道
使用那一種方法/工具? 去切割鹼基位點 , 是能比對出來的

家族成員都沒有金(紅)頭髮, 沒有藍色眼珠 ? 沒有荷蘭祖先, 沒有色目人大食回教遠祖 , 生出來的小孩卻有紅頭髮,藍眼珠?
要說這其中沒有人工生殖技術 ? 只是純粹基因突變 ?
這個不能冠上"姓氏"的棄嬰, 它的的祖代 , 一個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在 雲南 找出來的 RaTG13 , 已經登錄於病毒碼基因庫 , 所以很快被找到 , 另一個親族 是似SARS樣的冠狀病毒
"大外宣"說 這個棄嬰 不是去醫院做 試管嬰兒 ? 說是 RaTG13 自然和 SARS 產生感情生的 ? 絕對沒有外遇 ? 怪的是 它還帶有原配以外的基因 『弗林蛋白酶Furin切割位點 』?
但現存的原配老婆(自然宿主) 都沒有弗林蛋白酶Furin切割位點 』 ?

"大外宣"說這個不能叫武漢病毒的棄嬰 是"自然受孕" ? 沒有人工生殖? 沒有代理孕母 ?可是它卻有"外來基因"?
"大外宣"說這個不能叫武漢病毒的棄嬰 是"外國人" ? 可是它的親族全部都在中國 ?

這篇文章您可以再讀一下 , 釐清前後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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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和COVID-19大流行的擬議起源
作者:喬納森·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博士和艾莉森·威爾遜(Allison Wilson)博士

在對COVID-19大流行起源的所有討論中,人們對SARS-CoV-2病毒的分子特徵,包括與近親相比的新型基因組序列,給予了極大的科學關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乎沒有人關注那些最接近的遺傳親戚(其推測祖先)的物理來源,這是兩個病毒序列,分別命名為BtCoV / 4991和RaTG13。

這種忽視"最近親族"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它們的出處更有趣的多。BtCoV / 4991和RaTG13於2012/2013年從中國雲南省的一個礦井收集而來,研究人員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實驗室(WIV)。不久之前,2012年春天,在該礦山工作的六名礦工染上了一種神秘疾病,其中三人死亡(Wu等人,2014年)。這種神秘疾病的細節實際上已經被遺忘了。然而,在2013年由一名指導他們治療的醫生撰寫的中國碩士論文中對它們進行了描述。

我們安排將此碩士論文翻譯成英文。它包含的證據使我們重新考慮了我們認為有關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所有知識。這也使我們提出了一條合理的思路,通過該路線,2012年礦山中明顯孤立的疾病爆發導致了2019年的全球大流行。

我們在下面提出的SARS-CoV-2的起源是基於這些礦工的病史及其醫院治療的。這種簡單的理論解釋了新型SARS-CoV-2病毒的所有關鍵特徵,包括自爆發以來一直困擾著病毒學家的特徵。

該理論可以解釋多鹼性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起源,它是病毒刺突蛋白的一個區域,使其易於被宿主酶弗林蛋白酶切割,並大大增強了病毒在體內的傳播。與它的近親相比,這個弗林蛋白酶位點對SARS-CoV-2是新的(Coutard等人,2020)。該理論還解釋了病毒刺突蛋白對人類受體的超強親和力,這也使病毒學家感到驚訝(Letko等人,2020年; Piplani等人,2020年; Wrapp等人,2020年; Walls等人,2020年)。該理論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自大流行開始以來這種病毒幾乎沒有進化,這也是人們認為對人類而言是新病毒的一個令人深為困惑的方面(Zhan等人,2020年)。; van Dorp等人,2020年; Chaw等人,2020年)。最後,該理論巧妙地解釋了SARS-CoV-2為什麼靶向肺,這對于冠狀病毒是不常見的(Huang等,2020)。

我們沒有提出該病毒的專門基因工程或生物戰起源,但該理論確實提出了在世界禽流感大會上由石正麗實驗室進行的科學研究大流行中的重要原因。因此,也可以將武漢解釋為大流行傳染病的所在地。

武漢病毒實驗室 有多少 病毒 ?
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 團隊曾經比對新冠病毒基因與研究所內的「所有」蝙蝠冠狀病毒,兩者並不吻合,她接受媒體訪問時形容是鬆一口氣。

問題是 , 最接近 SARS CoV-2 的病毒 RaTG13 及 舟山蝙蝠病毒ZXC21 和ZC45 都在中國
SARS-CoV-2和BatCoV RaTG13蛋白的相似性和同一性百分比均大於95%
RaTG13(GenBank登錄號MN996532)與人類 SARS CoV-2毒株參考序列具有96.2%的同一性
以舟山蝙蝠病毒ZXC21 和ZC45 為模板 , 經過4個步驟就能成為 SARS-CoV-2
對於RaTG13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通報日期為 27-JAN-2020 , 此時Covid-19 早就爆發
在 Oct 13, 2020 病毒序列更換為 MN996532.1.

為什麼蝙蝠冠狀病毒演化感染人的機率突然變得這麼高?
因為 RBD 區 被插入 PRRA 4個氨基酸 , 共12個鹼基 , 能引進 弗林Furin蛋白酶
為什麼在武漢發生?
事實是 , 雲南礦坑內發生了冠狀病毒肺炎, 樣本被帶到 還沒有正式驗收的 P4等級實驗室
在實驗室內至少7年 ? 都沒有繼代 ?

事實是 , 2012年雲南礦坑內發生了冠狀病毒肺炎, 原本封在礦坑內的樣本(BtCoV / 4991和RaTG13) , 被由雲南帶到 還沒有正式驗收的 P4等級武漢實驗室 。
RaTG13(之前稱為 BtCoV / 4991) 是和 造成疫情的SARS CoV-2最接近的親族

二、這個病毒和其它冠狀病毒不同之處

(1) 武漢新冠病毒 的棘突蛋白 Spike protein ,在 S1 和 S2 之間 , 被插入12個鹼基, PRRA 4個氨基酸 , 這會引進 弗林Furin蛋白酶

這是自然形成的嗎 ?
自然形成 ? 是基因發生突變 ? 一次發生12個突變? 這麼準正好能引入 弗林Furin蛋白酶 增加感染?
這樣自然選擇的機率是 十億分之一
還是和其它基因進行重組 ?問題是 , β-冠狀病毒 只和相近的病毒交換基因, 除了 SARS2 ,沒有任何β-冠狀病毒 有 弗林蛋白酶 , 這"弗林蛋白酶?是從那裏交換來的 ?

(2)此一插入是序列 T-CCT-CGG-CGG-GC。CCT 編碼脯氨酸(Proline,P ),兩個 CGG 編碼兩個精氨酸(Arginine ,R),GC 是編碼丙氨酸(Alanine,A)的 GCA 密碼子的開頭。形成 PRRA 插入
三個單核苷酸形成一組密碼子,而每個密碼子代表一個胺基酸或停止訊號。以CGU,CGC,CGA,CGG,AGA和AGG 密碼子都能指定 精氨酸(Arginine ,R)
奇怪的是 , 武漢病毒出現的是人類細胞喜歡用密碼子 CGT、CGC 或 CGG 指定精氨酸。 反而 ,CGG 是冠狀病毒最不受歡迎的精氨酸密碼子。還重複出現二次? β-冠狀病毒庫中, 除了SARS-2 , 從未有雙精氨酸CGG密碼子。

惟SARS-CoV-2獨有多出四個 PRRA氨基酸的插入變異?
石正麗說的穿山甲Pangolin-CoV , 沒有 PRRA
蝙蝠的 RaTG13 引發6名礦工肺炎 , SARS-CoV-2和它的上游基因 RaTG13 没有 PRRA
其它蝙蝠病毒 ? 也沒有 PRRA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30733/
EID Journal Volume 26 Number 12—December 2020
Differential Tropism of SARS-CoV and SARS-CoV-2 in Bat Cells
"蝙蝠細胞中 SARS-CoV 和 SARS-CoV-2 的差異趨向性" 一文中
SARS-CoV-2病毒 在 13 種蝙蝠細胞系中無法有效複製,SARS-CoV-2 無法有效感染及在中華菊頭蝠(學名:Rhinolophus sinicus)的細胞內複制 。意味著SARS起源的中華菊頭蝠(學名:Rhinolophus sinicus)不太可能是SARS-2的近端起源。
與SARS-CoV-2 親緣關係最密切的Ra -BatCoV-RaTG13 (96.1% 基因組同一性), 宿主為雲南的Rhinolophus affinis 中菊頭蝠 , 但感染力仍然很低 , SARS-CoV-2 受體結合域 (RBD) 與蝙蝠 bACE2-Rm 的結合親和力低於與人類 ACE2 受體 (hACE2) 的親和力? 最適應人類細胞 ?

但是SARS-2 病毒的 RBD 區域基因排序最接近廣東走私穿山甲SARSr-CoV-MP789 (86.9% 核苷酸同一性)
顯然 ,蝙蝠病毒 RaTG13 和 穿山甲病毒-CoV-MP789 發生過 重組 , 之後又再發生這二種病毒都沒有的變異, 插入 了PRRA 。

(3)英國倫敦聖喬治大學的腫瘤學教授達格利什(Angus Dalgleish) 和挪威病毒學家索倫森(Birger Sørensen)去年研究新冠病毒,並共同撰寫一份22頁的報告,指發現「特別線索」顯示病毒只能經由實驗室人為操作產生。武漢冠狀病毒的棘蛋白上有4種並列的胺基酸且都帶有正電,這使得病毒能夠牢牢吸附於人體細胞帶負電的部分,這可能是新冠病毒傳播能力特別驚人的原因。

有 6 個插入物使 SARS-CoV-2 Spike 在結構上很特殊。
它們是 SARS-CoV-2 Spike 的獨特指紋,值得強調以支持這一觀點; 並且有五個顯著特徵加強了實驗室中故意操縱的案例。

1.刺突蛋白的主要部分具有類人體結構域,具有成熟的傳輸適應性。解析具有 6 個氨基酸滾動窗口的尖峰蛋白表明,6 個氨基酸窗口中有 78.4% 與人類相似
這意味著近 80% 的刺突蛋白具有內置的隱身特性相似。因此,它是非常適合人類共存的病毒。如此高的人類相似度也意味著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毒性甚至抗體依賴性的高風險增強 (ADE) 除非在任何候選疫苗中使用 Spike 蛋白時採取特定預防措施,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特徵出現在第一個分離株中(Zhan 等人,2020)。這是不符合自然進化假設的東西。
一開始就是適應人類的病毒 , 非由動物病毒自然演化而來

2. Spike 棘突蛋白 顯示具有凝聚累積電荷的新氨基酸插入物,所有這些都暴露在表面(請參考上面疫苗論文中的複製圖)。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現,因為我們開篇提到。 物理上位於 Spike 蛋白的表面大大增加了病毒的傳染性和致病性,使這些插入物能夠參與輔助受體/帶負電的附著受體的結合,甚至如我們所發現的,與帶負電的附著受體結合細胞膜上的磷脂頭。 這樣的結果通常是增強功能實驗gain of function experiments 去創造高效的嵌合病毒的目標。 因此,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操縱指標 。

3. 正電荷集中在靠近頂部受體結合基序的受體結合域上的Spike棘突蛋白。與 (2) 一樣,通過有目的操縱的假設更合理得解釋了這一點,這不是自然進化之一。從圖 2(側視圖)的 Spike 三聚體中可以看出,大多數陽性
帶電氨基酸位於Spike棘突蛋白附近或頂部,為受體結合域提供了一個pI=8.906,而 Cov-2 特定的 Cys538-Cys590 橋帶來了 526-560 的額外電荷(甚至更高的 pI=10.03)通過 Cys391-Cys525 到受體結合基序旁邊的位置(其中 ACE2受體位於)。正是這一點促進了雙模式能力,允許與 ACE2 和/或輔助受體/附件受體結合。我們假設這種 ACE2 獨立的依附和傳染性正在發生並且由 Covid-19 疾病模式臨床證明。 Zhou 等人 (2018) 也報導了這一點。受體最有可能涉及的是 CLEC4M/DC-SIGN (CD209) – 請參閱下面的討論點 (5)

索倫森表示,由於帶正電的胺基酸會互相排斥,把磁鐵放在一起就會知道 , 正極會互斥 ,因此自然界中連3個排成一列的狀況很少見,更何況新冠病毒有4個並排,能夠同時讓它們共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人工製造。
對 SARS-CoV-2 和剛才提到的進一步令人費解的病特徵, 若要解答? 必須對過去 ”疫調病因historical aetiology”。
背景是 2018 年廣州省爆發的豬急性腹瀉綜合徵 (SADS)。
武漢病毒研究所團隊已經發現了,新 SADS-CoV 分離株中的 CLEC4M/DC-SIGN/CD209 受體及其可與正電荷結合的事實
(參考:https://www.uniprot.org/uniprot/Q9NNX6 (CD209) 和 https://www.uniprot.org/uniprot/Q9H2X3)和
他們想要對所描述的功能進行現場測試,這樣做最佳的狀況是與進行中的病毒感染程序有所關聯 。如果這個 SADS 最初沒有 ACE2 受體結合基序(RBM),卻可以直接完成這些結合受體的嵌合能力驗證 ??

在疫苗製造過程中, 發現更多疑點, 無法解釋
拜登總統已經下令進行朔源調查
WHO 總幹事 譚德塞 也希望重啟調查
如果不知道這個病毒從那裏來 ? 一直掩蓋起來 ? 無從防制

美國沒有中菊頭蝠(學名:Rhinolophus affinis; 也沒有中華菊頭蝠(學名:Rhinolophus sinicus)
美國也沒有 RaTG13 ,沒有 RaTG15 , 沒有

但是尋找 石正麗發表的四篇一序列相關研究論文, 卻能一 一 解釋 武漢病毒的與眾不同 和 怪異

對相關文獻的全面回顧表明,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正在進行 大量直接相關的 類SARS樣冠狀病毒 “功能增強 gain of function”已經進行了研究。 其中有四項研究特別值得注意。
它們以兩種方式聯繫在一起:在科學上,第三次和第四次是建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結果的基礎上,所有四個試驗在整個機構和人員上都有連續性。 武漢病毒研究所是所有這些項目的主要合作者,石正麗博士是其中之一,她是研究所最有經驗的病毒學家和蝙蝠專家,她貫穿了所有關鍵研究項目的共同主線。

1. 這個病毒若沒有 能嵌入人體的 S蛋白 ? 那就加裝一個 上去
2008 年,Shi 博士所在的團隊之研究導致 SARS-CoV-2 確切功能的項目, 是兩個相關聯的”功能增強”先期計劃 ,包括通過 SADS 發現的功能和
如上所述,可能在 2018 年的研究中進行了現場測試。 2008年石正麗的博士生任武澤成功展示了在蝙蝠 SARS 樣病毒和人類 SARS 病毒之間交換 RBD 的技術能力:“......
發現最小插入區(氨基酸 310 到 518)足以將 SL-CoV S 非 ACE2 轉化與人 ACE2 結合,讓 SL-CoV S同時在結構和功能少上, 很大幅度與 SARS-CoV S 蛋白相容
石正麗博士2017年的博士生 曾磊平博士论文「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的反向遺傳學系統的建立及ORFX功能研究」写道:"为了估计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我们从不同的冠状病毒毒株中选择了12个S(即尖峰编码)基因,并将它们插入WIV1(另一种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框架中,作者说,"我们成功地获取了其中四个,分别将其命名为Rs4231、Rs4874、Rs7327和RsSHC014病毒株。"

石正麗的實驗室再次展示, 任何冠狀病毒都能換上選定的 RBD 區的編碼 , 就有ACE2的強結合 ?

2. 若這個病毒侵入不了人類細胞 , 那就進行“增強功能實驗”
2010年武漢病毒所“特殊病毒”科的科學家與國際合作者共同開展從事“增強功能實驗” ,以增加 SARS-CoV 對人類的傳染性。
為何能確認? 因為"武漢病毒所"得到一筆贈款, 原本被分配給了生態健康聯盟的主要承包商 Daszak 博士,但Daszak 博士將其轉包給了石博士 , 因為必須向美國國會報告該款項做了什麼事 ? 所以留下白紙黑字。

他們使用一種 HIV 假病毒來表達 7 種蝙蝠 b-ACE2 受體,並將它們的結合人類 h-ACE2 受體特性,以便選擇最好的受體,以進一步優化 SARS 樣冠狀病毒結合人體細胞的能力。 他們還發現,一些蝙蝠 ACE2 受體與人類 ACE2 受體非常接近。 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個模型系統,在 2005 年至 2013 年間對中國蝙蝠種群的大量調查中 , 選擇已經用於測試的最具傳染性的 SARS-CoV 樣病毒。(Xu L 等,2016)。 這些病毒可能通過 ACE2 受體感染人類。 2012-2015 年間發現了更多新病毒(Lin etal,2017)。

3. 還能 製造 兩種病毒的 『嵌合病毒』
2015年武漢病毒所“特殊病毒”科的科學家,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為多數的團隊一起聯合進行”增強功能實驗”。 他們操縱蝙蝠病毒創造了一種適應小鼠的新型嵌合病毒SHC014-MA15 , 能在人類上呼吸道細胞(2B4 Calu-3 - Chapel Hill 提供的細胞系)上增殖:(“2b 組病毒在野生型骨架中編碼了 SHC014 棘突蛋白Spike可以有效得利用多個同源直系 ACE2受體,在原代人體氣道細胞中有效複製,並在體外接種效價達到與流行毒株SARS-CoV相當的效果”)。我們建議在進一步調查中, 高度優先從教堂山分校 精準得確認實驗室記錄了 2B4 Calu-3 的確切捐贈出處
我們注意到論文中描述的 , 提供冠狀病毒材料的武漢首席科學家,是Zheng-Li Shi 石正麗博士(“提供了SHC014 刺突序列和質粒”)。
事實上,這正是 SARS-CoV-2 的特性。複製嵌合病毒在教堂山分校進行的鼠體內實驗, 和團隊的預期相反, 小鼠肺顯示出顯著的發病機制(預計 SHC014-MA15 等嵌合病毒的產生不會增加致病性”)。
﹝但後來發現 原來石博士提供的 SHC014 不是自然病毒 , 是將選定的 12个S(即尖峰编码)基因,并将它们插入另一种冠状病毒WIV1得到的重組嵌合病毒
Menachery 等人據報導,可能很難開發出針對 SHC014-MA15 的疫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2015 年實驗推進了 2010 年的工作,通過在動物試驗中完善一種病毒來感染人類上呼吸道。 2015 年的作者很清楚他們創造的嵌合病毒非常危險,因為他們討論了這個事實。在他們研究的機會/成本中,他們建議
在為未來新出現的病毒提供準備時,必須在以下情況下考慮這種方法
美國政府要求暫停 增強功能 (Gain of Function) 研究”(此後已取消)。推測“審查小組可能認為類似的研究風險太大而無法進行,因為不能排除哺乳動物被感染的模型。
” 這個實驗肯定是創造了具有針對人類上呼吸道的極高傳染性潛力的 “嵌合病毒”。然而一個令人驚訝的觀察是 ,該論文指出,該研究聯盟有權繼續進行這項研究。看起來針對這種嵌合病毒的”增強功能”工作仍在繼續。我們從論文作者中推斷出這是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完成的。

4. 這個病毒不需要細胞受體 , 以"靜電吸附"同樣能感染
英國倫敦聖喬治大學的腫瘤學教授達格利什(Angus Dalgleish) 和挪威病毒學家索倫森(Birger Sørensen)去年研究新冠病毒,並共同撰寫一份22頁的報告,
假說 武漢病毒 Spike 的重建歷史病因學如下:
2008 年,Zheng-Li Si 石正麗博士和 武漢病毒研究所同事成功展示了,在蝙蝠 SARS 樣病毒和人類 SARS 病毒RBD 之間交換 RBD 的技術能力。←能夠變換不同的Spike棘突蛋白

在此基礎上,2010 年的工作(Hou 等,2010)完善表達了人體細胞上受體的能力。在這些基礎上,核心的”增強功能”工作支撐了發生了 SARS-CoV-2,攜帶 WIV 刺突和質粒材料成功地與 UNC 教堂山分校提供的人類上皮細胞結合。這項工作(Menachery 等人)產生了一種高度傳染性的嵌合病毒,該病毒針對人類上呼吸道感染進行了改良。
為了支持這一假設,Lu (Lu et al, 2020) 和 Jia (Jia et al, 2020) 目前都有,在2020 年 1 月和 4 月,表明 SARS-CoV-2 具有蝙蝠 類SARS病毒的骨架,但攜帶來自人類 SARS病毒 的 RBD 。

和我們一樣,Zhan等人也注意到從第一個分離株開始對人類的異常適應。在 2015 年的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工作中,僅討論了 ACE2 受體。然而,2018 年 Zhou P. 等人展示了複製其他相同基因受體(如 APN 和 DPP4)的能力,並將這些受體與鑑定的(腸道)組織特異性 SADS-CoV 進行測試和比較。
然後,在 2019-20 Covid-19 大流行中,出現出大量 苦/甜受體受損的症狀的報導。綜上所述,這意味著通過採用剛剛推導出的 2015 年之後獲得的見解,進一步優化 2015 年嵌合病毒 ,有除了ACE2受體之外的額外的靜電吸附結合,例如氣道上皮受體苦/甜特異性受體/輔助受體 。
苦/甜 味覺細胞 並沒有 ACE2受體 , 卻會被感染而喪失味覺, 正是因為病毒以靜電吸附結合了味覺細胞。

這些發現將有助於解釋與 SARS-CoV-2 相關, 卻令人費解的高傳染性和病理學,因此也有助於解釋其傳播的流行病學。

如前所述,2018 年,石博士的同事Peng Zhou 周鵬和其他人一起調查了一次與廣東省一起致命的豬急性腹瀉綜合徵(SADS)有關的冠狀病毒爆發。這篇論文涉及到仔豬在腸道中有一個組織特異性感染位點,並且證實了武漢病毒具有的性質, 這種新的 SADS 作為致病因子得到了證實。 25,000 頭小豬死亡。
然而,真正有趣的 ,這項研究的一部分報告說,為了識別 SADS CoV 使用的受體,研究了已知的冠狀病毒宿主細胞受體: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 2 (ACE2)、氨基肽酶 N (APN) 和二肽基肽酶 4 (DPP4)。這些受體都不起作用但在他們的論文中,作者間接地透露 它們以早先提出的方式表達和測試新受體的能力。重新組合的模式 在 2010 年的工作中得到了證明和報告。因此很明顯,SADS 是一種利用新組織特異性結合域的冠狀病毒 CoV 感染;除了說它不是最著名的三個中的任何一個 , 作者沒有提供關於病毒在仔豬中使用那一種受體的暗示。
難道在 SADS 這個病 , 武漢病毒研究所團隊已經發現了,新 SADS-CoV 分離株中的 CLEC4M/DC-SIGN/CD209 受體及其可與正電荷結合的事實 ?
shiessf wrote:
看到標題「武*肺炎」就知道版主的程度了!

這裏還有一篇
https://nicholaswade.medium.com/origin-of-covid-following-the-clues-6f03564c038
Covid的起源——追踪線索
COVID-19 的起源:誰在武漢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類還是自然?
作者尼古拉斯·韋德 (Nicholas Wade) 是一名科學作家,曾是《自然》、《科學》和《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多年。
他在文中寫道
一群病毒學家和其他人於2020 年 2 月 19 日在《Lancet柳葉刀》上寫道:“我們站在一起強烈譴責陰謀論,這些陰謀論表明 COVID-19 不是自然起源的” ,當時任何人都無法確定發生了什麼事。科學家們“壓倒性地得出結論,這種冠狀病毒起源於野生動物,”他們說,並激動地呼籲讀者與在抗擊這種疾病的前線的中國同事站在一起。


與信件作者的斷言相反,病毒可能是從實驗室逃逸的想法是意外,而不是陰謀。它肯定需要被探索,而不是被立即拒絕。優秀科學家的一個決定性標誌是,他們會竭盡全力區分他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按照這個標準,《Lancet柳葉刀》這封信的簽字人表現得像可憐的科學家:他們向公眾保證他們無法確定是真的事實。

後來證明,《Lancet柳葉刀》這封信是由紐約生態健康聯盟主席彼得·達扎克 (Peter Daszak)組織和起草的。Daszak 博士的組織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冠狀病毒研究。如果 SARS2 病毒確實從他資助的研究中逃脫了,那麼 Daszak 博士可能要承擔責任。他沒有向《Lancet柳葉刀》的讀者宣布有這種嚴重的利益衝突存在。相反,這封信的結論是,“我們宣布沒有競爭利益。”

像 Daszak 博士這樣的病毒學家在為這場大流行病歸責時關係重大。20 年來,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他們一直在玩危險的遊戲。在他們的實驗室裡,他們經常製造比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更危險的病毒。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安全地這樣做,並且通過超越自然,他們可以預測和防止自然“溢出”,即病毒從動物宿主到人類的交叉。如果 SARS2 真的從這樣的實驗室實驗中逃脫了,那麼可以預料到會遭到猛烈的反擊,而公眾憤怒的風暴將影響到世界各地的病毒學家,而不僅僅是在中國。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編輯安東尼奧·雷加拉多 (Antonio Regalado)在 2020 年 3 月表示: “它會從上到下粉碎科學大樓。”



第二個對塑造公眾態度產生巨大影響的聲明是2020 年 3 月 17 日發表在《Nature Medicine自然醫學》雜誌上的一封信(換句話說,是一篇評論文章,而不是一篇科學文章)。它的作者是由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Kristian G. Andersen克里斯蒂安·安德森領導的一組病毒學家。“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 不是實驗室構建的病毒,也不是故意操縱的病毒,”這五名病毒學家在信的第二段中宣稱。

不幸的是,在上述定義的意義上,這是另一個糟糕的科學案例。的確,一些剪切和粘貼病毒基因組的舊方法保留了操縱的明顯跡象。但較新的方法,稱為“no-see-um”或“無縫”方法,沒有留下明確的標記。其他操縱病毒的方法也沒有,例如連續繼代,將病毒從一種細胞培養物重複轉移到另一種細胞培養物。如果病毒已被操縱,無論是通過無縫方法還是通過連續繼代(馴化),都無法知道情況是否如此。安德森博士和他的同事正在向他們的讀者保證一些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來信的討論部分是:“SARS-CoV-2 不太可能是通過實驗室操作相關的 SARS-CoV 樣冠狀病毒而出現的”。但是等等,領導不是說病毒明顯沒有被操縱嗎?在闡述他們的推理時,作者的確定性程度似乎下降了幾個檔次。

一旦技術語言被滲透,滑點(Slippage) 差異的原因就很清楚了。作者給出的假設操縱不可能的兩個原因顯然是不確定的。

首先,他們說 SARS2 的刺突蛋白與其目標人類 ACE2 受體結合得很好,但與物理計算表明的最合適的結合方式不同。因此,病毒一定是通過自然選擇而不是操縱產生的。

如果這個論點似乎難以理解,那是因為它太"限縮"了。作者的基本假設(未詳細說明)是,任何試圖使蝙蝠病毒與人體細胞結合的人都只能通過一種方式做到這一點。首先,他們將計算人類 ACE2 受體與病毒附著在其上的刺突蛋白之間可能的最強匹配。然後他們將相應地設計刺突蛋白(通過選擇組成它的正確的氨基酸單元串)。但是,由於 SARS2 刺突蛋白不是這種計算出的最佳設計,安德森的論文說,因此它不可能被操縱。

但這忽略了病毒學家實際上使刺突蛋白與選定目標結合的方式,這不是通過計算而是通過拼接來自其他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或通過"連續繼代"(馴化)。通過連續繼代(馴化病毒),每次將病毒的後代轉移到新的細胞培養物或動物中時,都會選擇更成功的,直到出現與人體細胞真正緊密結合的一個。自然選擇完成了所有繁重的工作。安德森論文關於通過計算設計病毒刺突蛋白的推測與病毒是否被其他兩種方法之一操縱? 根本無關。

作者(安德森)反對操縱的第二個論點更加人為。儘管大多數生物使用 DNA 作為遺傳物質,但許多病毒使用 RNA,即 DNA 的化學近親。但是 RNA 很難操縱,因此研究基於 RNA 的冠狀病毒的研究人員將首先將 RNA 基因組轉化為c- DNA。他們操縱 DNA 版本,無論是通過添加還是改變基因,然後安排將操縱的 DNA 基因組轉換回感染性 RNA。

科學文獻中只描述了一定數量的這些 DNA 骨架。安德森的小組寫道,任何操縱 SARS2 病毒的人“都可能”使用這些已知骨架中的一個,並且由於 SARS2 不是從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衍生而來,因此它沒有被操縱。但這個論點顯然沒有定論。DNA 骨架很容易製作,因此很明顯 SARS2 可能是使用未發表的 DNA 骨架操縱的

就是這樣。這是安德森小組為支持他們的聲明而提出的兩個論點,即 SARS2 病毒顯然沒有被操縱。這一結論僅基於兩個不確定的推測,為使世界媒體確信 SARS2 不可能從實驗室逃脫。安徒生信件以嚴厲的措辭寫下 科技評語。

科學被認為是一個自我糾正的專家社群,他們不斷檢查同儕彼此的工作。那麼為什麼其他病毒學家沒有指出安德森小組的論點充滿了荒謬的大漏洞呢?也許是因為在今天的大學裡,演講的成本可能非常高。事業可能因越軌而被摧毀。任何質疑社群聲明觀點的病毒學家都有可能讓他的下一次撥款申請被為政府撥款分配機構所提供建議的病毒學家小組拒絕。

Daszak 達扎克 和 Andersen安德森 的信件實際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科學性的聲明,但卻非常有效。主流媒體的文章一再表示,專家的共識已經排除了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或極不可能。他們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 Daszak 和 Andersen 的信件,未能理解他們論點中的巨大差距。主流報紙都有科學記者,主要網絡也是如此,這些專業記者應該能夠質疑科學家並檢查他們的主張。但 Daszak 和 Andersen 的斷言基本上沒有受到挑戰。

對病毒是自然出現的懷疑

自然出現是媒體的首選理論,直到 2021 年 2 月左右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委員會訪問中國。該委員會的組成和訪問受到中國當局的嚴格控制。它的成員,包括無處不在的 Daszak 博士,在他們訪問之前、期間和之後一直斷言,實驗室逃跑是極不可能的。但這並不是中國當局可能一直希望的宣傳勝利。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人沒有提供支持自然出現理論的委員會任何證據。

這是令人驚訝的,因為 SARS1 和 MERS 病毒都在環境中留下了大量痕跡。SARS1 的中間宿主物種在疫情爆發後的 4 個月內被確定,而 MERS 的宿主則是在 9 個月內確定的。然而,在 SARS2 大流行開始大約 15 個月後,經過大概密集的搜索,中國研究人員既沒有找到原始蝙蝠種群,也沒有找到 SARS2 可能跳入的中間物種,也沒有找到任何中國種群的血清學證據,包括武漢人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曾接觸過該病毒。自然出現仍然是一個猜想,儘管一開始似乎合理,但一年多來沒有獲得絲毫支持證據。

只要情況仍然如此,就應該認真關注另一種猜想,即 SARS2 是從實驗室逃逸的。

為什麼有人想要創造一種能夠引起大流行的新型病毒?自從病毒學家獲得了操縱病毒基因的工具以來,他們一直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探索既定的動物病毒與人類傳播的距離有多近,從而在潛在的大流行病發生之前提前做好準備。病毒學家斷言,這證明了增強危險動物病毒感染人類能力的實驗室實驗是合理的。

基於這個原理,他們重新創造了 1918 年的流感病毒,展示瞭如何從其公佈的 DNA 序列合成幾乎滅絕的脊髓灰質炎病毒,並將天花基因引入相關病毒。

這些病毒能力的增強被稱為"功能增強實驗 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對於冠狀病毒,人們對刺突蛋白特別感興趣,刺突蛋白遍布病毒的球形表面,幾乎決定了它將針對哪種動物。例如,在 2000 年,荷蘭研究人員通過對小鼠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進行基因工程, 使其轉向只攻擊貓,贏得了各地囓齒動物的感激。

在蝙蝠冠狀病毒被證明是 SARS1 和 MERS 流行病的源頭後,病毒學家開始認真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特別是,研究人員想了解蝙蝠病毒的刺突蛋白在感染人類之前需要發生那些變化。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中國先驅的蝙蝠病毒專家石正麗博士或“蝙蝠夫人”的帶領下,頻繁前往中國南部雲南的蝙蝠出沒的洞穴,收集了大約一百種不同的蝙蝠冠狀病毒。

隨後,石博士與北卡羅來納大學著名的冠狀病毒研究人員拉爾夫·S·巴里克 (Ralph S. Baric) 合作。他們的工作重點是增強蝙蝠病毒攻擊人類的能力,以“檢查正在傳播的蝙蝠 CoV [冠狀病毒] 的出現潛力(即感染人類的潛力)。” 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於 2015 年 11 月創造了一種新型病毒,採用 SARS1 病毒的骨架並將其刺突蛋白替換為來自蝙蝠病毒(稱為 SHC014-CoV)的刺突蛋白。這種人造病毒能夠感染人類呼吸道的細胞,至少在針對此類細胞的實驗室培養物進行測試時是如此。
Nature Medicine 的這一篇報告 , 就提到它們還有 編碼新型,人畜共患的冠狀病毒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SHC014-MA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SHC014-CoV/SARS1 病毒被稱為嵌合體,因為其基因組包含來自兩種病毒株的遺傳物質。如果 SARS2 病毒是在石博士的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那麼它的直接原型就是 SHC014-CoV/SARS1 嵌合體,其潛在危險性引起了許多觀察者的關注並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學家西蒙·韋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說: “如果病毒逃脫了,沒人能預測其軌跡。”

Baric 博士和 Shi 石博士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到了明顯的風險,但認為應該權衡它們與預示未來溢出效應的好處。他們寫道,科學審查小組“可能認為基於循環毒株構建嵌合病毒的類似研究風險太大而無法進行。” 鑑於對功能獲得性 (GOF) 研究的各種限制,他們認為問題已處於“GOF 研究關注的十字路口;必須權衡準備和減輕未來爆發的潛力與創造更危險病原體的風險。在製定向前推進的政策時,重要的是要考慮這些研究產生的數據的價值,以及這些類型的嵌合病毒研究是否值得進一步調查,而不是所涉及的固有風險。”

那句話是在2015年發表的。從2021年的事後來看,可以說"功能增強性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在預防SARS2流行方面的價值為零。如果 SARS2 病毒確實是在功能增強性實驗中產生的,那麼風險是災難性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內部
Baric 博士開發並教授了 Shi 石博士,這是一種改造蝙蝠冠狀病毒以攻擊其他物種的通用方法。具體目標是在培養物中生長的人類細胞和人源化小鼠(以基因工程轉殖有人類ACE2受體的小鼠)。這些實驗室老鼠是人類受試者的廉價且合乎道德的替身,經過基因工程改造以攜帶人類版本的一種叫做 ACE2 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鑲嵌在氣道內的細胞表面。

石博士回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繼續她開始的基因工程冠狀病毒攻擊人體細胞的工作。

我們怎麼能這麼確定?

因為,故事的一個奇怪轉折是,她的工作得到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 的資助。為她的工作提供資金的撥款提案是公共記錄的問題,具體說明她計劃用這筆錢做什麼。

贈款被分配給了生態健康聯盟的主要承包商 Daszak 博士,後者將其轉包給了石博士。以下是 2018 和 2019 財年撥款的摘錄。“CoV”代表冠狀病毒,“S 蛋白”是指病毒的刺突蛋白。

“對 CoV 種間傳播的測試預測。宿主範圍的預測模型(即出現潛力)將使用反向遺傳學假病毒受體結合分析,以及來自不同物種和人源化小鼠的一系列細胞培養物的病毒感染實驗進行實驗測試。”

“我們將使用 S 蛋白序列數據、感染性克隆技術、體外和體內感染實驗以及受體結合分析來檢驗 S 蛋白序列中百分比差異閾值預測溢出潛力的假設。”

這意味著,用非技術語言來說,石博士著手創造對人類細胞具有最高感染力的新型冠狀病毒。她的計劃是採用編碼刺突蛋白的基因,這些基因對人類細胞具有從高到低的各種可測量的親和力。她會將這些刺突基因一個一個地插入到許多病毒基因組的骨架中(“反向遺傳學”和“傳染性克隆技術”),從而創造出一系列嵌合病毒。然後將測試這些嵌合病毒攻擊人類細胞培養物(“體外”)和人源化小鼠(“體內”)的能力。這些信息將有助於預測“溢出spillover”的可能性,即冠狀病毒從蝙蝠傳播到人類。

這種有條不紊的方法旨在找到感染人類細胞的冠狀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組合。這種方法可能會產生類似 SARS2 的病毒,並且實際上可能已經通過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正確組合創造了 SARS2 病毒本身。

目前還不能說石博士是否在她的實驗室中產生了或沒有產生 SARS2 ? 因為她的記錄已被密封了(資料庫已關閉不能查詢),但似乎她這樣做肯定是在正確的軌道上。“很明顯,武漢病毒研究所正在系統地構建新型嵌合冠狀病毒,並正在評估它們感染人類細胞和表達人類 ACE2 的小鼠的能力,”羅格斯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研究生物安全領域的先趨專家 Richard H. Ebright 這樣說。

“同樣很明顯,”Ebright 博士說,“根據選擇用於分析的恆定基因組背景,這項工作可能產生了 SARS-CoV-2 或 SARS-CoV-2 的近端祖先。” “基因組背景”是指用作刺突蛋白測試平台的特定病毒骨架

SARS2 病毒起源的實驗室逃脫場景,現在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僅是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方向揮手。基於 NIAID 在那裡資助的特定項目,這是一份詳細的提案。

即使撥款需要上述工作計劃,我們如何確定該計劃確實得到了執行?為此,我們可以相信達扎克Daszak博士的話,他在過去 15 個月裡一直在強烈抗議實驗室泄漏是中國抨擊者發明的荒謬陰謀論。

2019 年 12 月 9 日,在大流行爆發之前,Daszak 博士接受了一次採訪,他熱情洋溢地談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如何重新編程刺突蛋白並產生能夠感染人源化小鼠。

“你知道,經過 6 或 7 年的研究,我們現在發現了 100 多種與 SARS 相關的新型冠狀病毒,與 SARS 非常接近,”達扎克Daszak博士在採訪的第 28 分鐘左右說道。“其中一些進入實驗室中的人體細胞,其中一些會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中引起 SARS 疾病,並且無法用治療性單株抗體治療,而且你也無法用疫苗接種它們。所以,這些都是一個明顯而現實的危險……

“採訪者:你說這些是多種多樣的冠狀病毒,你不能對它們接種疫苗,也沒有抗病毒藥物——那我們怎麼辦?

“Daszak:嗯,我認為……冠狀病毒——你可以很容易地在實驗室中操縱它們。在人畜共患病風險中,刺突蛋白推動了冠狀病毒發生的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得到序列,你可以構建蛋白質,我們與 UNC 的 Ralph Baric 進行了很多合作來做到這一點。插入另一種病毒的骨架並在實驗室中做一些工作。所以當你找到一個序列時,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預測。你有這種多樣性。現在疫苗的合乎邏輯的進展是,如果你要為 SARS 開發疫苗,人們將使用大流行的 SARS,但讓我們插入其他一些東西並獲得更好的疫苗。” 他提到的插入可能包括一個稱為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元件,如下所述,它極大地增加了人類細胞的病毒感染性。

Daszak 博士以脫節的方式指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旦你產生了一種可以攻擊人類細胞的新型冠狀病毒,你就可以將刺突蛋白用作疫苗的基礎

可想而知受訪幾天後,Daszak達扎克博士得知武漢爆發疫情時的反應。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武漢研究所使得蝙蝠冠狀病毒對人類具有傳染性的目標,以及該研究所在防禦自己的研究人員被感染方面的弱點。

但是,他沒有向公共衛生當局提供他可以使用的大量信息,而是立即發起了一場公關運動,以說服世界相信這次流行病不可能是由研究所加強的病毒之一引起的。“這種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想法純屬胡說八道。這根本不是真的,”他在 2020 年 4 月的一次採訪中宣稱。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安排
Daszak 博士可能不知道,或者他可能太了解病毒從運行最好的實驗室逃逸的悠久歷史。天花病毒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從英格蘭的實驗室中逃脫了 3 次,造成 80 例病例和 3 例死亡。從那以後,幾乎每年都有危險的病毒從實驗室洩漏出來。近代以來,SARS1 病毒已被證明是真正的逃脫藝術家,從新加坡、台灣的實驗室洩露,從北京的中國國家病毒研究所洩露了至少四次。

SARS1 如此難以處理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可用的疫苗來保護實驗室工作人員。正如上文引述的 Daszak 博士在 12 月 19 日的採訪中提到的那樣,武漢的研究人員也未能開發出針對他們設計用於感染人類細胞的冠狀病毒的疫苗。如果 SARS2 病毒是在他們的實驗室中產生的,他們對 SARS2 病毒的防禦能力就像他們的北京同事對抗 SARS1 一樣。

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嚴重危險的第二個原因與所需的實驗室安全水平有關。有四個安全等級,指定為 BSL1 到 BSL4,其中 BSL4 是限制性最強的,專為Ebola埃博拉病毒等致命病原體而設計。

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一個新的 BSL4 實驗室,但它的準備狀態令 2018 年從北京大使館訪問它的國務院檢查員相當震驚。“新實驗室嚴重缺乏,安全操作所需的經過適當培訓的技術人員和調查人員在這個高度封閉的實驗室,”檢查員在2018 年 1 月 19 日的電報中寫道。

然而,真正的問題不是武漢 BSL4 實驗室的不安全狀態,而是全球病毒學家不喜歡在 BSL4 條件下工作的事實。你必須穿上全套防護服,在密閉的櫃子內進行操作,並接受一切都需要兩倍的時間。因此,將每種病毒分配到給定安全級別的規則比一些人認為的謹慎要寬鬆。

在 2020 年之前,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病毒學家遵循的規則要求在 BSL3 條件下對 SARS1 和 MERS 病毒進行實驗。但是所有其他蝙蝠冠狀病毒都可以在次一個級別, BSL2 中進行研究。BSL2 只需要採取相當少的安全預防措施,例如穿著實驗室外套和手套,不要在移液器中吸取液體,以及張貼生物危害警告標誌。然而,在 BSL2 中進行的功能增強實驗可能會產生比 SARS1 或 MERS 更具傳染性的病原體。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實驗室工作人員很可能會受到感染,尤其是在未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正如她的出版物和其他文件所述,石博士在冠狀病毒中增強功能gain-of-function 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 BSL2 安全級別進行的。她在採訪與科學雜誌上說:“研究是在我們的冠狀病毒實驗室的BSL-2或BSL-3實驗室進行的。”

“很明顯,這項工作的部分或全部是在使用生物安全標準下進行的——生物安全級別 2(BSL-2),標準美國牙醫辦公室的生物安全級別——這將對實驗室工作人員在接觸具有 SARS-CoV-2 的傳播特性病毒時造成無法接受的高感染風險,”Ebright 博士說。

“很明顯,”他補充說,“這項工作不應該得到資助,也不應該進行。”

無論SARS2病毒是否曾在實驗室內部出現過,他都持這種觀點。

對武漢實驗室安全條件的擔憂似乎並沒有錯。根據簡報美國國務院上月15,2021發行,“美國政府有理由相信,爆發的第一個確認的病例之前,一些WIV內部的研究人員在2019秋季就生病了,具有COVID-19 和常見的季節性疾病這兩者都相符的症狀。”

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前國務院顧問大衛·阿舍David Asher, 在一次研討會上提供了有關該事件的更多細節。他說,對這起事件的了解來自公共信息和“我們情報界收集的一些高端信息”。在研究所 BSL3 實驗室工作的三個人在一周內相繼生病,症狀嚴重,需要住院治療。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個已知群聚感染,我們認為是 COVID-19 的受害者。” 他說,不能完全排除流感,但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不太可能。

比較 SARS2 起源的競爭場景
上述證據構成了一個嚴重的案例,即 SARS2 病毒可能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然後它從中逃脫了。但是,無論案件多麼重大,都缺乏證據。證據將包括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或武漢相關實驗室的證據,證明 SARS2 或前身病毒正在那裡開發。由於無法訪問此類記錄,另一種方法是採用有關 SARS2 病毒的某些突出事實,並詢問兩種對立的起源情景(自然出現和實驗室逃逸)對每種情況的解釋程度。以下是對這兩個假設的四個檢驗。對立雙方都有一些技術細節,但對於那些可能願意遵循論點的人來說,這些是最有說服力的。

一、來源之地

從地理開始。SARS2 病毒的兩個已知近親是從生活在中國南部雲南省洞穴中的蝙蝠中收集的。如果 SARS2 病毒首先感染了居住在雲南洞穴周圍的人,那將有力地支持病毒自然傳播給人們的觀點。但這並非發生的事實。大流行是在1500公里外的武漢爆發的。

β冠狀病毒是SARS2所屬的蝙蝠病毒家族,它感染分佈在中國南方的馬蹄蝠(Rhinolophus affinis)。蝙蝠的移動距離為 50 公里,因此不太可能到達武漢。無論如何,首例 COVID-19 大流行病例可能發生在 9 月,當時湖北省的氣溫已經冷到足以讓蝙蝠進入冬眠狀態。

如果蝙蝠病毒首先感染某個中間宿主會怎樣?您需要有長期靠近中間宿主的蝙蝠種群,而中間宿主又必須經常與人類有交集。所有這些病毒的交流都必須在武漢以外的某個地方進行,武漢是一個繁忙的大都市,據了解,它並不是馬蹄蝠群落的自然棲息地。攜帶這種高度傳染性病毒的感染者(或動物)必須在沒有感染任何其他人的情況下前往武漢。他或她的家人當中沒有人生病。如果這個人跳上去武漢的火車,也沒有其他火車乘客生病。

這卻是一個延伸 , 換句話說,要讓疫情在武漢以外自然爆發,然後不留痕跡地首次出現在武漢那裡?

對於實驗室病毒逃逸場景,該病毒的武漢起源是顯而易見的。武漢是中國領先的冠狀病毒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如上所述,研究人員正在那裡對蝙蝠冠狀病毒進行基因工程以攻擊人類細胞。他們是在 BSL2 實驗室的最低安全條件下這樣做的。如果在那裡產生了一種具有 SARS2 意想不到的傳染性的病毒,它的逃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 自然歷史和進化

大流行的最初位置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這正是自然史。病毒不只是一次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適應攻擊蝙蝠細胞的冠狀病毒刺突蛋白需要反復跳轉殖到另外一個物種,其中大部分失敗,然後才能獲得幸運突變。突變——其中一個 RNA 單位的變化——導致不同的氨基酸單位被納入其刺突蛋白,並使刺突蛋白能夠更好地攻擊其他物種的細胞。

通過更多這樣的突變驅動調整,病毒適應了它的新宿主,比如蝙蝠經常接觸的一些動物。整個過程不斷重複 ,隨後病毒從這個中間宿主轉移到人體身上。

就 SARS1 而言,研究人員記錄了隨著病毒逐步進化為危險病原體時其刺突蛋白的連續變化。在它從蝙蝠轉變成果子狸之後,在它成為人類的溫和病原體之前,它的刺突蛋白發生了六次進一步的變化。再經過 14 次變化後,該病毒更適合人類,並且隨著再發生 4 次變化,傳染病開始流行。

但是,當您在 SARS2 中尋找類似轉變的指紋時,會有一個奇怪的驚喜等待著您。至少直到最近,病毒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從它的第一次出現,它就很好地適應了人類細胞。由博德研究所的 Alina Chan 領導的研究人員將 SARS2 與晚期 SARS1 進行了比較,後者當時已經很好地適應了人體細胞,發現這兩種病毒同樣適應得很好。“通過SARS-COV-2在2019年晚期首次發現的時候,它已經預先適應傳染人類, 似於SARS冠狀病毒疫情的後期程度,”他們寫道。

即使那些認為實驗室起源不太可能的人也同意 SARS2 基因組非常一致。Baric 博士寫道,“在中國武漢發現的早期毒株顯示出有限的遺傳多樣性,這表明該病毒可能是從單一來源引入的。”

單一來源當然會與實驗室逃逸兼容,而對於進化的標誌性業務方式——大量變異和選擇而言則不然。

SARS2 基因組的統一結構沒有暗示任何通過中間動物宿主的跡象,自然界中也沒有發現這樣的宿主。
自然出現的支持者認為,SARS2 在獲得其特殊特性之前在一個尚未發現的人群中孵育。或者它跳到中國以外的宿主動物身上。

所有這些猜想都是可能的,但窄化限縮了其它可能。實驗室洩漏的支持者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SARS2 從一開始就適應了人類細胞,因為它是在人源化小鼠或人類細胞的實驗室培養物中生長的,正如 Daszak 博士的資助提案中所述。它的基因組幾乎沒有多樣性,因為實驗室培養的標誌是一致性。

實驗室逃脫的支持者開玩笑說,SARS2 病毒在傳播給人類之前當然會感染一種中間宿主物種,並且他們已經確定了它——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人源化小鼠(帶有人類ACE2受體的基因工程小鼠)。

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

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是病毒解剖結構的一個微小部分,但對其傳染性有很大影響。它位於 SARS2 刺突蛋白的中間。它也是病毒從何而來的謎題之核心。

刺突蛋白有兩個作用不同的亞單位。第一個稱為 S1,識別病毒的目標,即一種稱為血管緊張素轉化酶 2(或 ACE2)的蛋白質,它分佈在人體呼吸道內壁的細胞表面。第二個,S2,幫助一旦固定在細胞上的病毒與細胞膜融合。在病毒的外膜與受損細胞的外膜結合後,病毒基因組被注入細胞,劫持其蛋白質製造機器並迫使其產生新的病毒。

但是,在 S1 和 S2 亞基被切開之前,病毒無法開始入侵。就在 S1/S2 交界處,是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可確保刺突蛋白在正確的位置被裂解開。

病毒是一種經濟設計模式,它沒有自己的"切割刀"。它依賴於細胞為它進行切割。人體細胞表面有一種蛋白質切割工具,稱為弗林蛋白酶。Furin 將切割任何帶有其標誌性目標切割位點的蛋白質鏈。這是氨基酸單位脯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的序列,或 PRRA 代碼中的每個氨基酸由字母表中的字母表示。PRRA 是 SARS2 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核心的氨基酸序列。

病毒各有千秋,為什麼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能脫穎而出?由於所有已知的 SARS 相關 β 冠狀病毒,只有 SARS2 具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所有其他病毒的 S2 單元是在不同的位點通過不同的機制被切割 的。

那麼SARS2是如何獲得它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呢?該位點要嘛是自然進化的,要嘛是研究人員在功能增強實驗中將其插入 S1/S2 連接處。

首先考慮天然來源。病毒進化的兩種方式是突變和重組。突變是 DNA(或冠狀病毒的 RNA)隨機變化的過程,通常會導致蛋白質鏈中的一個氨基酸被轉換為另一個氨基酸。這些變化中有許多會傷害病毒,但自然選擇保留了少數有用的變化。突變是 SARS1 刺突蛋白逐漸將其首選靶細胞從蝙蝠細胞轉變為果子狸,然後再轉變為人類的過程。

突變似乎不太可能產生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儘管不能完全排除它。該位點的四個氨基酸單元都在一起,並且都位於 S1/S2 交界處的正確位置。突變是由於複制錯誤(產生新的病毒基因組時)或基因組單元的化學衰變觸發的隨機過程。因此,它通常會影響蛋白質鏈中不同位置的單個氨基酸。像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氨基酸串更有可能通過一種稱為重組的完全不同的過程一起獲得。

重組是一種基因組材料的無意交換,當兩種病毒碰巧侵入同一個細胞時,它們的後代與屬於另一個的 RNA 片段組裝在一起。β-冠狀病毒只會與其他β-冠狀病毒結合,但可以通過重組獲得集體基因組庫中幾乎所有存在的遺傳元素。他們無法獲得基因庫中沒有的元素。並且沒有已知的 SARS 相關 β 冠狀病毒(SARS2 所屬的類別)具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

自然出現的支持者說,SARS2 可能是從一些未知的 β 冠狀病毒中感染的。但是蝙蝠 SARS 相關的 β 冠狀病毒顯然不需要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來感染蝙蝠細胞,因此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太可能擁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

支持者的下一個論點是 SARS2 從人那裡獲得了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SARS2 的前身可能已經在人群中傳播了數月或數年,直到在某個時候它從人體細胞中獲得了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然後它就已經準備好作為大流行病爆發了。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醫院監測記錄中應該有緩慢進化病毒感染者的踪跡。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曝光。根據世衛組織關於病毒起源的報告,武漢的家鄉湖北省的哨點醫院定期監測流感樣疾病,“沒有證據表明在 12 月爆發前的幾個月內有大量 SARS CoV-2 傳播。 。”

因此,很難解釋 SARS2 病毒是如何通過突變或重組自然獲取其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

這就留下了一個功能增強實驗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對於那些認為 SARS2 可能是從實驗室逃脫的人來說,解釋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完全沒有問題。“自 1992 年以來,病毒學界就已經知道,使病毒更致命的一種可靠方法是在實驗室的 S1/S2 交界處給它一個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對起源感興趣的生物技術企業家 Steven Quay 博士寫道。 SARS2. 發表在公開文獻中,“至少有 11 項功能獲得實驗,添加了一個弗林蛋白酶位點使病毒更具傳染性,其中包括 [由] 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研究負責人石正麗博士。”


四. 密碼子問題

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另一個方面 , 是進一步縮小了自然出現起源的路徑。

眾所周知(或者至少可以從高中生物回憶起),遺傳密碼使用三個 DNA 單位來指定蛋白質鏈的每個氨基酸單位。當以 3 組為一組閱讀時,4 種不同的 DNA 可以指定 4 x 4 x 4 或 64 個不同的三聯體,或稱為密碼子。由於只有 20 種氨基酸,因此有足夠多的密碼子可供使用,因此某些氨基酸可以由多個密碼子指定。例如,氨基酸精氨酸可以由六個密碼子 CGU、CGC、CGA、CGG、AGA 或 AGG 中的任何一個命名,其中 A、U、G 和 C 代表 RNA 中四種不同的單位。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密碼子偏好。人類細胞喜歡用密碼子 CGT、CGC 或 CGG 指定精氨酸。但 CGG 是冠狀病毒最不受歡迎的精氨酸密碼子。在研究 SARS2 基因組中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氨基酸如何編碼時,請記住這一點。

現在,功能性的原因使得 SARS2 具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 ,而其表親病毒卻沒有(在電腦資料中)。將其基因組中近 30,000 個核苷酸的基因組與其表親冠狀病毒的基因組對齊來比較。迄今為止已知的最接近的是一種叫做 RaTG13。與 RaTG13 相比,SARS2 在 S1/S2 連接處有一個 12 個核苷酸的插入片段。插入是序列 T-CCT-CGG-CGG-GC。CCT 編碼脯氨酸,兩個 CGG 編碼兩個精氨酸,GC 是編碼丙氨酸的 GCA 密碼子的開頭。

這個插入片段有幾個奇怪的特徵,但最奇怪的是兩個並排的 CGG 密碼子。SARS2的精氨酸密碼子中只有5%是CGG,在其他任何β冠狀病毒中都沒有發現雙密碼子CGG-CGG。那麼SARS2是如何獲得一對受人類細胞青睞但不受冠狀病毒青睞的精氨酸密碼子呢?

病毒自然出現的支持者顯然有一項艱鉅的任務, 來解釋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所有特徵。他們必須假設在病毒基因組上很少發生重組的位點發生重組事件,並且在基因組中唯一能發生重組的位點插入了 12 個核苷酸的序列,該序列帶有在 β-冠狀病毒庫中未知的雙精氨酸密碼子。這大大擴大了病毒的傳染性。

“是的,但你的措辭讓這聽起來不太可能——處理病毒不尋常事件的專家,”格拉斯哥大學病毒學家大衛·L·羅伯遜 (David L. Robertson) 反駁道,他將實驗室逃逸視為陰謀論。“在這些病毒中重組自然非常非常頻繁,刺突蛋白中有重組斷點,這些密碼子看起來不尋常,正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樣本。”

羅伯遜博士是正確的,進化總是產生看似不可能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的結果。病毒可以產生無數變種,但我們只看到自然選擇選擇生存的十億分之一。但這個論點可能被推論擴張得太遠了。例如,函數增益實驗的任何結果都可以解釋為進化會及時到達的結果。數字遊戲可以用另一種方式進行。為了在 SARS2 中自然出現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必須發生一長串連續的事件,由於上述原因,每個事件都不太可能發生。一條包含幾個不可能的步驟的演化長鏈並不太可能完成。

對於實驗室逃逸場景,雙 CGG 密碼子也就不足為奇了。人類偏好的密碼子通常用於實驗室。因此,任何想要在病毒基因組中插入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的人都會在實驗室中合成 PRRA 製造序列,並且很可能會使用 CGG 密碼子來做到這一點。

“當我第一次看到病毒序列中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及其精氨酸密碼子時,我對我的妻子說這"冒著煙的槍 smoking gun "是病毒起源的證物,”著名病毒學家、加州理工學院前總裁大衛巴爾的摩說。“這些特徵對 SARS2 的自然起源的想法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他說。

《未完》
https://nicholaswade.medium.com/origin-of-covid-following-the-clues-6f03564c038
Covid的起源——追踪線索
COVID-19 的起源:誰在武漢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類還是自然?
作者尼古拉斯·韋德 (Nicholas Wade) 是一名科學作家,曾是《自然》、《科學》和《紐約時報》多年的工作人員。
他在文中寫道
我們真的會找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嗎?

第三種起源場景

值得考慮的自然出現場景的變化。這就是 SARS2 直接從蝙蝠跳到人類的想法,沒有像 SARS1 和 MERS 那樣通過中間宿主。一位主要的倡導者是病毒學家大衛羅伯遜,他指出 SARS2 可以攻擊除人類之外的其他幾種物種。他認為病毒在蝙蝠體內進化出通才能力. 由於它感染的蝙蝠廣泛分佈在中國南部和中部,因此該病毒有足夠的機會傳播到人身上,儘管它似乎只在已知的一個場合這樣做過。羅伯遜博士的論文解釋了為什麼迄今為止沒有人在任何中間宿主或 2019 年 12 月之前監測的人群中發現 SARS2 的踪跡。這也解釋了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即 SARS2 自首次出現在人類身上以來一直沒有改變→它並非不需要,而是因為它已經可以有效地攻擊人體細胞。

不過,這個想法的一個問題是,如果 SARS2 一躍從蝙蝠跳到人身上並且此後沒有太大變化,它應該仍然擅長感染蝙蝠。但似乎不是

“經過測試的蝙蝠物種很少被 SARS-CoV-2 感染,因此它們不太可能成為人類感染的直接來源,”一個對自然出現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小組寫道。

儘管如此,羅伯遜博士可能會有所作為。雲南洞穴的蝙蝠冠狀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2012 年 4 月,從墨江礦清除蝙蝠鳥糞的 6 名礦工感染了具有 COVID-19 樣症狀的嚴重肺炎,最終 3 人死亡。從墨江礦區分離出的一種名為 RaTG13 的病毒仍然是 SARS2 的已知近親。許多謎團圍繞著 RaTG13 的起源、報告和對蝙蝠細胞的奇怪的低親和力,以及石正麗博士報告了8 種天然類似性質的病毒 , 儘管它們與SARS2的祖先有很大關係,她同時收集了但尚未發表 。. 但這一切都是另一個故事。這裡的重點是蝙蝠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儘管只有在特殊條件下。

那麼,除了挖掘蝙蝠鳥糞的礦工,還有誰與蝙蝠冠狀病毒有特別密切的接觸呢?好吧,冠狀病毒研究人員確實如此。石博士說,她和她的團隊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間約 8 次訪問墨江洞期間收集了 1,300 多個蝙蝠樣本,而且無疑還有許多對雲南其他洞穴的探險。

想像一下,研究人員從武漢到雲南頻繁往返,在黑暗的洞穴和礦井中攪動蝙蝠鳥糞,現在你開始看到這兩個地方之間可能缺少的聯繫。研究人員可能在收集旅行期間或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處理新病毒時受到感染。從實驗室逃逸的病毒本來是一種天然病毒,而不是通過功能獲得而精心製作的病毒。

直接來自蝙蝠的理論 是自然出現和實驗室逃生場景之間的幻想。這是一個無法排除的可能性。但與此相反的事實是:1) SARS2 和 RaTG13 似乎都對蝙蝠細胞的親和力很弱,因此不能完全確定它們是否曾經看到過蝙蝠的內部;2)在解釋 SARS2 如何獲得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或者為什麼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是由人類偏好的精氨酸密碼子而不是蝙蝠偏好的密碼子來決定的,該理論並不比自然出現的情景更好。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那裏

目前還不能排除自然出現和實驗室逃逸假說。兩者都沒有直接證據。所以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
也就是說,現有證據更傾向於一個方向而不是另一個方向。讀者會形成自己的看法。但在我看來,實驗室逃逸的支持者比支持自然出現的人更容易解釋所有關於 SARS2 的現有事實

據記載,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功能增強性實驗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旨在使冠狀病毒感染人類細胞和人源化小鼠。這正是可能出現類似 SARS2 病毒的那種實驗。研究人員沒有針對所研究的病毒接種疫苗,他們在 BSL2 實驗室的最低安全條件下工作。所以病毒的逃逸一點也不奇怪。在整個中國,大流行就在武漢研究所的門口爆發了。該病毒已經很好地適應了人類,正如在人源化小鼠中生長的病毒所預期的那樣。它具有一個不尋常的增強,即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 SARS 相關 β-冠狀病毒所不具有的,並且該位點包括一個雙精氨酸密碼子,這在 β-冠狀病毒中也是未知的。除了目前無法獲得的的實驗室記錄創造SARS2 之外?你還想要什麼證據?

自然出現的支持者有一個更難講的故事。他們的案例的合理性取決於一個單一的假設,即 SARS2 的出現與 SARS1 和 MERS 的出現之間的預期平行。但是,支持這種平行歷史的預期證據還沒有出現。如果它確實感染了蝙蝠的話,為何沒有人發現作為 SARS2 來源的蝙蝠種群? 儘管中國當局進行了密集搜索,包括對 80,000 隻動物進行了測試,但沒有出現中間宿主。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會像 SARS1 和 MERS 病毒那樣從中間宿主向人類進行多次獨立跳躍。醫院監測記錄中沒有證據表明隨著病毒的發展,流行病在人群中聚集。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在武漢而不是其他地方爆發自然流行病。沒有很好的解釋該病毒如何獲得其他與 SARS 相關的 β-冠狀病毒所沒有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點,也沒有很好的解釋為什麼該位點由人類偏好的密碼子所組成。自然發生理論 正與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問題對抗 。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記錄中,肯定有很多相關信息。但中國當局似乎不太可能釋出他們,因為很有潛在的機會將導致大流行病歸咎於他們的政權。缺少了一些勇敢中國告密者的努力,我們可能已經掌握了我們想要知道的所有相關信息一段時間了。

因此,值得嘗試評估大流行的責任,至少以暫時的方式,因為最重要的目標仍然是防止另一次大流行。即使那些不相信實驗室逃逸是 SARS2 病毒更可能起源的人,也可能會看到對目前監管功能獲得性研究的監管狀態的擔憂。有兩個明顯的責任層次:第一,允許病毒學家進行功能增強實驗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提供最小的收益和巨大的風險;第二,如果 SARS2 確實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它可以讓病毒逃脫並引發全球大流行。以下是最有可能受到指責的玩家。

1. 中國病毒學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病毒學家應該在主要是 BSL2 級別的安全條件下進行功能增強實驗,這些實驗過於寬鬆,無法包含像 SARS2 這樣具有意外傳染性的病毒。如果病毒確實從他們的實驗室逃逸了,那麼他們應該因為一場已經造成 300 萬人死亡的可預見事故而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誠然,石博士受過法國病毒學家的培訓,與美國病毒學家密切合作,並遵守國際冠狀病毒控制規則。但她可以而且應該對她所面臨的風險做出自己的評估。她和她的同事對他們的行為負責。

我一直用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為武漢所有病毒學活動的簡寫。SARS2 可能是在其他武漢實驗室中產生的,也許是為了製造一種對所有冠狀病毒都有效的疫苗。但在其他中國病毒學家的角色得到澄清之前,石博士是中國冠狀病毒工作的公眾代言人,暫時她和她的同事們將排在第一位,受到譴責。

2. 中國當局

中國中央沒有製造SARS2,但他們確實極力隱瞞悲劇的性質和中國對此的責任。他們壓制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記錄,並關閉了其病毒數據庫。他們發布了大量信息,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或旨在轉移和誤導。他們竭盡全力地操縱世衛組織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並帶領委員會成員徒勞無功。迄今為止,事實證明,與採取必要措施防止第二次大流行相比,他們對轉移指責更感興趣。

3. 全球病毒學家社群

世界各地的病毒學家是一個鬆散的專業社群。他們在同一期刊上發表文章。他們參加相同的會議。他們在向政府尋求資金和不因安全法規而負擔過重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

病毒學家比任何人都清楚功能增強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的危險。但是創造新病毒的能力以及由此獲得的研究資金太誘人了。他們推進了功能獲得實驗。他們遊說反對 聯邦2014 年暫停資助功能增強性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並於 2017 年籌集了資金。

迄今為止,這項研究在預防未來流行病方面的收益為零,風險巨大。如果對 SARS1 和 MERS 病毒的研究只能在 BSL3 安全級別上進行,那麼允許在 BSL2 級別較低的新型冠狀病毒上進行任何工作肯定是不合邏輯的。無論 SARS2 是否從實驗室逃逸,世界各地的病毒學家一直在玩火。

他們的行為長期以來一直讓其他生物學家感到震驚。2014 年,自稱為劍橋工作組的科學家敦促在製造新病毒時要謹慎。用有先見之明的話說,他們指出了製造類似 SARS2 病毒的風險。“事故與新創建的”潛在的大流行的病原體“造成新的嚴重擔憂的風險,”他們寫道。“實驗室創造高度傳染性的新型危險病毒株,特別是不限於流感,會大大增加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意外感染可能引發難以或無法控制的疫情。”

當分子生物學家發現一種將基因從一個生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的技術時,他們於 1975 年在阿西洛馬爾召開了一次公開會議,討論可能存在的風險。儘管內部有很多反對意見,但他們還是製定了一份嚴格的安全措施清單,這些措施可以在未來(並且適時)在對可能的危險進行更好的評估後放鬆。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被發明時,生物學家召集了美國、英國和中國國家科學院的聯合報告,敦促克制對人類基因組進行可遺傳的改變。發明基因驅動的生物學家也對他們工作的危險持開放態度,並試圖讓公眾參與進來。

你可能認為 SARS2 大流行會促使病毒學家重新評估功能獲得研究的好處,甚至讓公眾參與他們的審議。但不是。許多病毒學家嘲笑實驗室逃逸是一種陰謀論,而其他人則一言不發。他們把自己擋在了中國的沉默之牆後面,到目前為止,這有效地緩和或至少推遲了記者的好奇心和公眾的憤怒。無法自我調節的職業理應受到他人的調節,這似乎是病毒學家為自己選擇的未來。

4. 美國在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方面的作用

從 2014 年 6 月到 2019 年 5 月,Daszak 博士的生態健康聯盟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的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的資助,用於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冠狀病毒功能增強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病毒學。無論 SARS2 是否是該研究的產物,使用最低限度的安全預防措施將高風險研究外包給不安全的外國實驗室似乎是一項有問題的政策。如果 SARS2 病毒確實從武漢病毒研究所逃脫,那麼 NIH 將發現自己處於可怕的境地,它資助了一項災難性的實驗,導致全球超過 300 萬人死亡,其中包括超過 50 萬本國公民。

NIAID 和 NIH 的責任更加緊迫,因為在資助生態健康聯盟的前三年,暫停資助功能增強性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為什麼這兩個機構沒有按照法律明白要求而停止聯邦資助?因為有人在暫停文件中寫了一個漏洞。

暫停特別禁止資助任何增加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徵或 SARS 病毒致病性的功能增強性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但是然後在 第二頁 上有一個備註。暫停文件的第 2 條規定,“如果美國政府資助機構負責人確定該研究對於保護公眾健康或國家安全是迫切需要的,則可能會獲得研究暫停的例外情況。”

這似乎意味著 NIAID 的主任 Anthony Fauci 佛奇博士或 NIH 的主任 Francis Collins 博士,或者兩者都可能引用備註,以保持資金流向石博士的增強功能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不幸的是,NIAID 主任和 NIH 主任利用這個漏洞向受暫停的項目頒發了豁免——荒謬地斷言豁免研究是'保護公共健康或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 從而使暫停無效,”Dr. Richard Ebright理查德埃布賴特博士在"獨立科學新聞"採訪時如此說。

當暫停在 2017 年結束時,暫停不僅消失了,而且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報告系統,即潛在的流行病病原體控制和監督 (P3CO) 框架,該框架要求機構報告他們希望進行的任何危險的功能獲得工作以供審查資助。

根據 Ebright 博士的說法,Collins 博士和 Fauci 博士都“拒絕標記和轉發風險收益審查的建議,從而使 P3CO 框架無效。”

在他看來,這兩位官員在處理暫停和隨後的報告製度時,“系統地阻撓了白宮、國會、科學家和科學政策專家為規範 GoF [gain-of-function功能增強] 的關注。”

可能這兩位官員不得不考慮公共記錄中不明顯的問題,例如國家安全問題。或許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據信與中國軍事病毒學家有聯繫)為了解中國生物戰研究提供了一個窗口。但無論涉及其他什麼考慮,最重要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正在支持功能增強性研究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這種研究可能會產生 SARS2 病毒,在一個沒有監督的生物安全條件BSL2 外國實驗室中進行研究。這個決定的審慎性值得質疑,SARS2和300萬人的死亡是否是它所造成的結果。

無濟於事:世衛組織對 SARS-CoV-2 是否“從實驗室洩漏”感到困惑?

綜上所述

如果SARS2起源於實驗室的案例如此重大,為什麼沒有更廣為人知?現在可能很明顯,有很多人有理由不談論它。當然,這是由中國當局所主導的。但是美國和歐洲的病毒學家對引發關於他們社群, 多年來一直在追求的功能增強性實驗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公開辯論沒有太大興趣。

其他科學家也沒有站出來提出這個問題。政府研究基金是根據來自大學之科學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分配。任何惹麻煩提出尷尬的政治問題的人,都面臨著無法續簽資助和結束研究生涯的風險。也許良好的行為會因分配系統周圍的許多好處而得到回報。如果你認為 Andersen 博士和 Daszak 博士在他們對黨派攻擊之實驗室逃逸情境可能已經玷污了他們科學客觀性的聲譽,那麼看看這份2020 年 8 月由美國政府宣布的 8200 萬美元贈款的接受者名單中的第二和第二個名稱 ,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

美國政府與中國當局有著奇怪的共同利益:雙方都不熱衷於引起人們對"石博士的冠狀病毒研究是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此一事實"的關注。可以想像中國政府的幕後談話:“如果這項研究如此危險,你為什麼資助它,而且也在我們的領土上?” 對此,美方可能會回答:“看來是你讓它逃走了。但我們真的需要公開討論嗎?”

佛奇 Fauci 博士是一名長期的公務員,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誠信服務,並在拜登政府處理 COVID-19 流行病方面恢復了領導地位。毫無疑問,國會可能不會因為他在資助武漢功能獲得性研究方面明顯的判斷失誤而嚴責。

除了這些連貫的沉默之牆外,還必須加上主流媒體的沉默。據我所知,還沒有主要的報紙或電視網絡向讀者提供有關實驗室逃脫情境的深入新聞報導,例如您剛剛閱讀的那個,儘管有些報紙或電視網絡發表了簡短的社論或評論文章。人們可能會認為,任何可能導致 300 萬人死亡的病毒的起源都值得認真調查。或者繼續進行功能增強研究的智慧,無論病毒的來源如何,都值得探索。或者 NIH 和 NIAID 在暫停此類研究期間對功能增強性研究的資助將受到調查。媒體明顯缺乏好奇心的原因是什麼?

病毒學家的omertà (拒絕作證(義大利黑手黨徒的一種行為準則)) 是原因之一。與政治記者不同,科學記者對消息來源的動機幾乎沒有天生的懷疑。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作用主要是向未受洗禮的大眾提供科學家的智慧。因此,所以當他們的消息來源沒辦法了,這些記者就會不知所措。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許多媒體向政治光譜的左翼遷移。因為川普總統說病毒是從武漢的一個實驗室裡逃出來的,所以編輯們幾乎不相信這個想法。他們加入了病毒學家的行列,將實驗室逃逸視為一種可以駁回的陰謀論。在川普執政期間,他們毫不費力地拒絕了情報部門不能排除實驗室逃逸的立場。但是,當拜登總統的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 (Avril Haines) 說同樣的話時,她也基本上被忽視了。這並不是說編輯應該支持實驗室逃逸情境,只是他們應該充分和公平地探索這種可能性。

去年幾乎被限制在家裡的世界各地的人們可能想要比他們的媒體給他們更好的答案。也許時間會出現。畢竟,自然出現理論沒有獲得一絲支持證據的時間越長,它似乎就越不可信。或許國際病毒學家社群將被視為虛假和自私的嚮導。武漢爆發大流行病可能與武漢實驗室在不安全條件下製造具有最大危險的新型病毒有關的常識性看法,最終可能會取代川普所說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 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堅持。

然後讓清算開始。

致謝

第一個認真研究 SARS2 病毒起源的人是俄羅斯和加拿大的生物技術企業家尤里·戴金 (Yuri Deigin)。在一篇冗長而精彩的文章中,他剖析了 SARS2 病毒的分子生物學,並在沒有認可的情況下提出了它被操縱的可能性。這篇發表於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文章為任何試圖了解病毒起源的人提供了路線圖。戴金在他的文章中包含瞭如此多的信息和分析,以至於有些人懷疑這可能是一個人的作品,並暗示一定是某個情報機構撰寫了它。但是這篇文章寫得比我懷疑在中央情報局或克格勃報告中發現的更輕鬆和幽默,而且我認為沒有理由懷疑戴金博士是其非常有能力的唯一作者。

繼戴金之後,其他幾位對病毒學家正統觀念持懷疑態度的人也紛紛效仿。Nikolai Petrovsky 計算了 SARS2 病毒與不同物種的 ACE2 受體結合的緊密程度,並驚訝地發現它似乎針對人類受體進行了優化,這使他推斷該病毒可能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Alina Chan 發表了一篇論文,表明 SARS2 從一開始就非常適合人類細胞。

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是極少數質疑病毒學家絕對拒絕實驗室逃逸的機構科學家之一,他長期以來一直警告功能獲得性研究的危險。另一個是斯坦福大學的 David A. Relman。他寫道: “儘管強烈的意見比比皆是,但根據目前可用的事實,這些情況都不能自信地排除或排除。” 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 (Robert Redfield)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告訴 CNN,“最有可能”的流行原因是“來自實驗室”,因為他懷疑蝙蝠病毒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成為一種極端的人類病原體,而無需花時間進化,就像 SARS2 的情況一樣。

醫學研究員史蒂文·奎伊 (Steven Quay) 應用統計和生物信息學工具巧妙地探索了病毒的起源,例如,展示了接收早期患者的醫院如何沿著連接病毒研究所的武漢2 號地鐵線聚集在一起另一邊是國際機場,這是將病毒從實驗室傳播到全球的完美傳送帶。

2020 年 6 月,米爾頓·萊騰伯格 (Milton Leitenberg) 發表了一項關於有利於實驗室逃避武漢病毒研究所功能獲得性研究的證據的早期調查。

許多其他人為這個難題做出了重要貢獻。
“真理是時間的女兒,而不是權威的女兒”(如果時間足夠,真理就會呈現) ”
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of authority
Only time will tell if it really is “true” or not.
弗朗西斯培根說,“不是權威,而是時間。”
是上面提到名子諸位的努力讓這些訊息得以重現
凌聆欺 wrote:
專業內容不該沉比甚麼(恕刪)


專業個屁,你大概不知道這位是專用長篇大論來掩蓋無知的能手~
herblee wrote:
https://news...(恕刪)

這個對我來講的確有用,我就是在印度期間接受印度醫生用藥,期間只有低燒 疲倦感 失去嗅覺經吃藥治療後七天逐漸恢復(包含嗅覺)而且核酸 PCR陰性, 雖然疫情期間印度醫生已經犧牲千人但還是有一些用藥經驗. 順便在此感謝台灣駐印度蔡參事退休前還親自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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