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是中共的轉戾點

在全世界正與冠狀病毒疫情作戰的同時，中國也在打著宣傳戰。北京的戰爭目標很簡單：把它從疫情爆發最初就搞砸的反應以及之後讓疫情蔓延到全世界的責任推諉掉。岌岌可危的是中國的全球聲譽，以及一直從貿易到製造業外資全面撤出中國的潛在危機。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定位也處於危險之中，因他向來將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歸功於他的技術官僚能力。在應對21世紀第一次全球性嚴重危機之後，世界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對中國的依賴。

在紫禁城躲了幾個月後，習近平終於冒險前往疫情震央的武漢宣布防疫的勝利，說所有臨時醫院都已關閉。可是，鑑於長期以來世人對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的準確性的質疑以及該黨在冠狀病毒爆發初期的無能，沒人知道北京聲稱新的本土案件正在放緩的說法是真是假。

該共黨政權聲稱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疫情，儘管現在它可疑地將新病例歸咎於“外國人”。例如，從中國洩漏的視頻顯示重慶一家醫院的人數眾多，這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國內真相的質疑。 北京對全球公眾輿論的持續攻擊清楚表明了其關心的僅是輿論。中國的宣傳喉舌已經對事實真相發動了廣泛的攻訐，試圖為中國創造一個對武漢病毒贏得了歷史性勝利的新宣傳。中國官媒讚揚政府“有效，負責任的治理”，但事實是北京是導致病毒在中國乃至全世界擴散的罪魁禍首，中共官員早在12月就知道了這種新病毒，卻沒有採取任何警告措施來告知他們的公民或採取措施遏制它。

與其動員必要的速度和透明度來防疫，該政權反而是汲汲營於維護自己的聲譽和政權合法性。它威脅已故的李文亮博士等吹哨者，並箝制社交媒體以防止有關病毒的信息以及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批評傳播到外界。 無獨有偶的，中國在國外也有白手套幫助粉飾北京的罪狀。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阿達弄·蓋布里耶索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一連幾個月一直拒絕宣布這是全球疫病，反而說感謝中國“使我們更安全”，這是完全如奧威爾小說中的諷刺情節。這就是那個被北京掐住了荷包而不讓台灣加入的世衛組織。

更糟得令人驚訝的是，某些中共政府官員甚至宣稱武漢病毒根本不是來自中國本土，而某些人，例如譚德賽先生，則暗示中國的反應如何地為世界贏得了處理這個危機的時間。全球官員和評論家則重複這種說法，這說明了中國的宣傳機器如何有效地在全球泡製了話術。世界隨之就開始讚揚共產黨的執政模式，而不是譴責它。 現實情況是，中國把自己人民瞞在鼓裡長達數周，並拒絕讓包括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內的主要外國流行病學研究小組進入調查。正因如此全世界無法及早獲得準確的信息和實驗室樣本。直到最後，阻止病毒傳播的先機已失，使的其他世界各國也落得跟北京一樣無法實施有效的旅行禁令和檢疫隔離。

由於中國最初的失敗，包括民主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現在不得不採取與北京一樣專制的極端手段來防疫，從而使世界墮落到如同中國一般的專制境界。最重要的是，為了能夠更有效地追踪和制止未來流行病的傳播各國不得不對公民進行更不顧隱私權的數位監視。假使北京在12月對病毒傳染開誠布公，而WHO也及早盡了他們應盡的職責，全世界就根本毫無必要採取這種非常手段。

中國的利益與全球化
不管某些政府和世界組織已經多麼地替中國緩頰，習近平和共產黨都還極力的想主宰這場國際宣傳戰，因為武漢病毒使他們的國家處於剃刀邊緣。習近平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岌岌可危。他的政府為卸責和轉移注意力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它擔心世界從它技術官僚的能力一直到它是否稱的上一個安全地區這些角度來全面地重新對今天的中國評分。如果全球各國開始關注中國散漫的公共衛生保健，無能和擅權的政府，以及普遍落後的環境，那麼它幾十年來精心策劃的全球形象可能會土崩瓦解。

習近平的擔憂是有充分根據的，因為全世界早就應該對中國進行重新評估。長期以來，由於中國施加的壓力以及拜許多誤信共產黨論述的人之賜，外界對中國治理和成長模式的合理批評及懷疑都被壓下來。對外國企業的公開羞辱，對全球影響力的經營，和“精英收買” -所有這些都是北京為維護中國公關形象而採取的政策。 這些精心維持的表像現在已破裂。那些關心全球衛生問題的人會開始質疑為什麼除了冠狀病毒之外，中國總是經常爆發流行疫病，如SARS，非洲豬瘟和禽流感（目前正在爆發的另一起疫情）。其他人可能開始更加仔細地研究中國對環境破壞以及每年因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數十萬人不必要死亡。

在貿易方面，由於知識產權盜竊猖狂和生產成本上升，許多外國公司早已經在重新考慮在中國的製造業。現在，他們應會更加緊質疑繼續在中國設廠的安全性。不僅員工的健康受到威脅，他們也無法再繼續保證中國會是穩定的供應商。正如某些專家預測的那樣，如果冠狀病毒成為一種季節性流行，那麼就算使用疫苗，這種病毒突變的新菌株也還是會引起另一場讓該政權無能為力的失控疫情，並進而又再次傳染世界其他地區。

更廣泛地說，2020年的這場瘟疫已使人們對全球化的質疑成為主流共識。數十年的開放邊界，不斷的洲際旅行，出國留學，即時存貨系統等已經使人類和經濟遭面臨了意想不到的脆弱性。若擔心這種弱點我們不應採取魯迪特式的反文明立場，而是設法挽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創造的全球經濟體系根基。

那些認為全球市場是最佳經濟模式並且始終有效的人，現在不得不考慮全球化是否是應對冠狀病毒等流行病的最佳系統，更不用說像2010年中國由於東海領土爭端而阻止稀土礦物出口日本的這類舊式國家角力。也許，冠狀病毒對經濟最大及最長期的影響將是在全球供應鏈。 由於1980年以來全球經濟的發展模式，當今世界若質疑全球化就無可避免地必須質疑世界與中國的關係。正如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和湯姆·科頓（Tom Cotton）所指出，美國和世界有審慎的責任來重新思考對中國製造的依賴。

自這次疫情爆發以來，美國人終於知道中國已經變成美國藥品的主要供應國。由於對中國依賴，藥品短缺已經首次發生。美國藥品裡“活性藥物成分”的百分之八十來自國外，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美國使用的青黴素中有45％是中國製造；布洛芬(止痛藥)則是100％中國製。去年，《 China Rx》的作者Rosemary Gibson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指出了這種嚴重依賴，但在這一最重要的供應鏈中，至今一切都沒有改變。

這樣的藥物短缺故事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到處可見。中國上個世代無與倫比的經濟增長掏空了全球各國國內產業，也剝奪了越南等其他開發中國家產業升級的機會。坦率地說，許多行業都將中國公司作為其唯一或主要供應商。因此，尋找除中國以外的生產者的成本過高，而且很少有國家能夠複製中國的基礎設施和勞動力。

對中國模式與全球化的重新思考
這個世界不應被冠狀病毒搞成這樣岌岌可危。同樣的，這世界也不應永遠讓自身經濟如此地依賴中國。冠狀病毒疫情的獨特之處在於將這兩個看似獨立的問題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北京迫切希望規避卸責，不僅僅是因為其疫情初起的無能，而更因為自1980年以來建立的經濟體系長期被忽略的成本現在已成為人們關注焦點。冠狀病毒可說是一個威脅中國與外國互動基礎的不速之客；從旅遊業到貿易，從文化交流到科學合作。 儘管習近平可以透過透明開放政治這種他和黨竭力避免的政策來避免步入這種命運。問題是，開放卻是對中共持續掌權的致命威脅。因此，病毒暴露了中共的致命矛盾，這種矛盾凸顯出的就是現代中國核心裡的麻木不仁。出於這個原因，世界就有責任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首先，華府必須規定一定比例的主要藥物，日常藥物，急救材料（例如口罩和防護衣）以及高端醫療設備（如呼吸機）必須在國內生產，以便我們能更有效應付下一個瘟疫。此外，若我們對重要藥品和設備的供應鏈有完全控制，華府就能夠在類似緊急情況下向其他國家提供救援，而不再像這次冠狀病毒疫情下我們被迫坐視北京趁這次瘟疫來圖利。

其次，美國需要減少對中國的廣泛經濟依賴。稀土等材料（其中80％來自中國）應盡可能在國內生產，而美國軍方需要限制從晶體管到輪胎橡膠等所有產品對中國製品的依賴。

第三，華府必須確保中國無法掌握全球半導體芯片製造業，這是北京一直以來的要務。把這個數位經濟的晶鑽拱手送給中國將使美國處於永久依賴中國的地位。

冠狀病毒瘟疫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轉戾點。此時此刻華府和其他全球各國只能對自己控制武漢病毒的努力的成敗負責。從短期來看，他們不應該讓習近平和中國趁機竄改這個瘟疫的歷史。從長遠來看，世界各國必須在下次危機出現前審慎地重塑他們的經濟和社會以便改革全球化。

Michael Auslin是史丹福大學胡佛中心研究員，"Asia's New Geopolitics"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