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huangtw1980 wrote:
除了少數原住民，大家都冠漢姓，
所以冠漢姓就是中國人
韓國人也是中國人....
說吧你是哪個五毛轉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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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huangtw1980 wrote:
選擇制度是因為制度有...(恕刪)
別鬧了 同等條件下 沒有專制制度可以勝過民主制度的例子
絕對沒有~ 邏輯上也不可能~
不然全世界不會走向民主政治 哪怕它並不是什麼發大財的保證~
你這種和稀泥式邏輯 只能顯示你蓄意在為獨裁專制政府擦脂抹粉的立場~
就像某些五毛會說香港警察打人 美國警察也會打人 所以兩者是相同的~
任何權力 沒有有效制衡 就是貪腐的大溫床 絕無例外~
而一個國家 只要貪腐橫行 就沒有成為一流國家的可能~
Erichuangtw1980 worte:
保障言論自由到什麼程度才ok？各國標準不同，似乎老共是以「維穩」為標準，究竟有太多的不同意見就無法決議、定政策、改革建設，13億人口的開發中國家要解決的難題很多，難以協調不同看法，難避免黨同伐異，
維穩為標準~ 這是非常好聽的說法~
在明眼人看來 真是極度污穢不要臉的措詞!
獨裁國家都是這麼類似說法的 納粹警察國家也是如此說的~
為了國家安定 請大家接受蓋世太保的特務體系吧?
過去國民黨專制時代也是這麼說的喔~
為了避免共產黨或匪諜滲入 我們要動員戡亂 長期戒嚴~
讓政府公權力可以無限膨漲 任意解釋~
說你是賊 你就是賊! 敢說不是? 來人啊! 大刑伺候(當然是私下的)
沒看到李明哲"被認罪"的樣子 你說這很奇怪嗎?
其實李明哲有沒罪 我也不敢說怎樣
但我可以肯定 專制的邪惡體系下的司法~
他--絕--對--沒--有--不--認--罪--權--利
解決難題就得靠專制 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邏輯 你敢講這種鳥話~
證明你根本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專信中國那套獨裁有理的御用邏輯~
美國也有四億人 沒有協調問題 不會黨同伐異? 光是我們小小台灣都很難搞了~
問題是 很難搞就得接受獨裁 這是哪門子邏輯? 你覺得這說法科學嗎? 有道理嗎?
當然沒道理 因為 你中國從古至今根本沒真正試驗過民主制度 講什麼專制比較好?
中國人連選擇自由民主制度的權利都沒有 講什麼誰比較好? 夠格嗎? 有說服力嗎?
你再講?
你這種邏輯 就跟盜賊抓不完 乾脆把任何有嫌疑的人通通砍掉 如此天下就很太平~
一樣荒謬 不是嗎?
光這種邏輯可以拿出來唬人 就可證明這些專制獨裁政府的邪惡與怙惡不悛
我說他們都是人渣 可能還抬高這些人的身價~ 為獨裁政府 制度辯護的人~
只為了個人利益 沒有是非 抹滅良知~
應該丟到18層地獄裡受苦 針山油鍋伺候 永世不得超生!
Erichuangtw1980 worte:
事實證明這個做法有效，國家發展迅速，連大師佛理曼都說過希望美國能變成中國（決策上），
別鬧了~ 任何制度都有優缺點 你只能一各個比較來 修正 不是組合餐
你可以選這個不要那個~ 例如保障人權跟抓光盜匪 本身就是不可能協調的事~
把所有疑似盜匪的人都抓光 嚴刑拷打 甚至殺了再說 絕對可以清掉很大一部份盜匪~
問題是 這種玩法 多少不是盜匪的人要跟著完蛋 你E大人要是被屈打成招的一員~
送上斷頭台 你會告訴大家這種制度好棒棒?
你若自認是這樣的人 先把你全部身家捐出來做公益或給大家窮苦鄉民使使 好嗎?
反過來說 你保障人權 不能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取得證據或抓人~
當然免不了會錯放不少真的盜匪 問題是合理成熟的訴訟法程序(這是所有民主人權成熟國家最重視的~)
幾乎沒有產生冤獄的可能 至少可以降到最低最低~
中國發展的代價是什麼? 為什麼只有它能做 其他國家不能?
並不是因為其他國家不是獨裁體系 而是根本不可能~
計畫經濟若可以當經濟發展的典範 在蘇聯身上早就成功了 還等到今天的中國?
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是走資本主義路線 問題是這種作法有其背景條件及必要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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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laaa wrote:
別鬧了 同等條件下 沒有專制制度可以勝過民主制度的例子
絕對沒有~ 邏輯上也不可能~
不然全世界不會走向民主政治 哪怕它並不是什麼發大財的保證~...(恕刪)
印度民主，但落後，
美國重量級的學者丹比薩的研究請參考，民主制度國家中，也有70%不民主，
民主制度的穩定，必須先工業化，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產生中產階級），但就如你所說的，不一定保證發大財，
沒工業化來提高國家人民財富，無法產生足夠的中產階級，先進入民主制度只會是虛有其表，少有國家例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等國家成功，而中南美洲各國和其他落後國家接受民主制度還是貧困動亂的原因。
不同的制度有其利弊，美國重量級的學者丹比薩的研究請參考，
另外，的美國重量級學者 福山的看法，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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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429/tc29fukuyama/zh-hant/
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政治秩序與中國
曹起曈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2015年4月29日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Noah Ber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是作者今年4月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專訪內容
去年9月，斯坦福大學知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出版發行，隨即收穫了全球範圍的關注。書中指出了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
對此，各界紛紛發出疑問，上世紀九十年代對自由民主制充滿自信的福山，學術思想是否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其中也不乏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認為福山基於20年的觀察，對其理論進行了大幅調整，以至於承認相較於民主和法治而言，國家能力對繁榮更為重要，而這恰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模式。但在筆者去年11月同福山進行的訪談中，他強調，這種解讀誤解了他的想法。「我的論點是，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和法治相平衡。」他說，「我認為美國和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過於強調限制國家權力，以至於把我們逼到了無法做出艱難抉擇的處境。但我覺得中國正相反，國家能力與法治、民主之間仍不夠平衡，而這也並非是一種良好的情況。」
4月初，福山在其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再次接受了筆者的採訪，我們深入探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勢。這一問題自1989年初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至今，已經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辯論。福山在文中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這一論述無異於在學界投下了一顆巨石，而隨着幾個月後柏林牆的驟然倒塌，一石激起千層浪。他隨即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刪去了原標題的問號，於1992年出版了評述和爭議延續至今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所謂的「歷史」，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過往事件，而是指「人類活動洪流中體現的有意義的秩序」。他援引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詮釋的黑格爾(Hegel)的見解，即人們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
在福山看來 ，自由民主制承認每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因而他相信民主制具有道德上的基礎。就「歷史終結」這一問題，福山認為人類終將「接受世界歷史『市場』的判斷」——歷史相當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人民不再表達極端不滿之時，就可以說這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贏得了競爭。在福山眼中，自由民主制就是歷史市場的上的一個勝利者。
隨着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制的影響。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強調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這一因素傳統上常常為研究民主的學者所忽略。隨即，福山試圖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關鍵制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在2011年問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以及2014年剛剛出版發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福山綜合運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手段分析了全球政治發展史。
對於歷史上第一個建立現代官僚系統的中國，福山在討論政治秩序時自然着墨頗多。他結合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理論，同筆者探討了對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見解。以下為訪談的前半部分。訪談內容經過編輯和刪節，並經過福山本人的審閱。
曹起曈: 如今想來，你覺不覺得你的論點受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里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影響？
福山: 我不這麼想。你知道，我最初的那篇《歷史的終結》文章寫於柏林牆倒塌之前，所以不如說我是在觀察（蘇東劇變）發生之前就已然涌動的趨勢。其實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驚。廣而言之，我認為我們經歷了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一過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其間我們見證了民主國家有35個激增至115個。柏林牆的倒塌僅僅是這一進程的中點，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歐洲、亞洲等地已經誕生了許多新興民主政體。
曹起曈: 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這些年的見解？在哪些問題上你的觀點改變了？在哪些問題上沒有改變？
福山: 有幾件事：我覺得現在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了許多制度的發展過程是非常偶然而出人意料的。我在撰寫《歷史的終結》時並未仔細考慮過政治衰敗。總的來說，我一開始沒有就國家能力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我覺得主要區別就是這些。
曹起曈: 你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引述黑格爾的觀點稱，人類歷史的根本驅動力並不在於經濟層面，而在於心理層面——人們為獲得「承認」而鬥爭。這本書中有整整一章都在探討這種追求「承認」的鬥爭。你似乎在說，既然「承認」的問題深植於人類心理，這種追求必然具有普世意義，是這樣嗎？
福山: 我認為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理論，因為在某些方面違反人性的政治體制是無法維繫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我看來，共產主義的一個問題在於它對人性的某些方面做了錯誤的假設——它假設人類本質上趨向於大型集體而非自己或家人，缺乏真正激勵個人的機制。因此，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共產主義從未奏效。所以當中國和東歐恢復市場激勵體制時，生產力突然之間即得以擴大，其原因在於，在某種層面上，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只願意為自己工作，而不願為無法獲取個人利益的大型工廠出力。從這點上看，我認為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人性的另一些方面的確無助於建立一種現代的政治秩序，對於這一點，我最新的兩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談得很多。人性有趨向朋友與家人的自然傾向，但一個現代的政治體制必須是不帶有個人色彩的——應該基於一個人的優點、技能和（專業）背景選賢舉能，而不能僅僅出於親屬關係或利益交換而聘用不稱職的人選。
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所有的現代政治體制都有與人性不相符的地方，因此必須取得適當的平衡——人性的某些方面不能違背，但也不能讓人性完全支配體制。
曹起曈: 但有些人可能會說，人性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的確，演化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對人性進行了一些研究，但這些研究通常不能提供充足證據表明，人性存在某種確定的模式。因此，你如何回應那些質疑你關於人性的假設本身是否正確的批評人士？
福山:誠然，「人性究竟為何?」 這一基本問題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尚未明確的，因為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行為模式）極為複雜。所以就這方面而言，文化非常重要，不同的人雖然有相同的基本生物學屬性，但由於成長過程中培養方式等其它因素的不同，其表現也不盡相同。所以顯然環境可以塑造人。但我覺得，不同文化下的人類行為仍具有諸多共同點。我們已經對人腦的生物學屬性及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方式有了很多認識，所以我的確認為，我們現有的經驗依據可以支撐「人類普遍享有某些特徵」這一說法。
曹起曈: 你剛才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一點很有趣，因為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你對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現代民主制起源於某些地區獨有的社會或文化條件」這一論斷給予了特別批判……
福山: 這種說法並不盡然。我的意思是說，我認為自己對文化的見解一直是相同的。文化很重要，某些特定的文化習慣有助於成功民主制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我不覺得文化是完完全全決定性的。此外，我堅信文化會隨着時間而改變。所以諸如「阿拉伯世界無法民主化，因為伊斯蘭教出於某些原因天生就反民主」，這種論調是未經實踐檢驗的，我並不相信。但如果說伊斯蘭教是否滋生了一些對創立自由民主制不利的障礙？嗯，我覺得很有可能。
曹起曈: 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許多人聲稱你對「歷史終結」的描述是基於歷史決定論的。就我所知，你首次對此予以直接回應是在數年後《歷史的終結》再版時的一篇跋文中——你提到自己的觀點「只是弱決定論的」。能詳細談一談嗎？你怎麼看強決定論和弱決定論之間的差別？
福山: 我認為人類活動的作用和其它更為寬泛的社會力量都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論點——當然，這些論點並非由我所創——就是政治形式會隨着經濟體的發展而變化。所以工業化的過程創造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理，人們的教育水平改變之時，其期望要求也相應改變，特別是隨着中產階層的興起，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幾乎總是會提高，我認為這是一種普世的情況，不隨任何人的意志而轉移。許多政體都嘗試過對壓制或阻止這種趨勢，但如你所知，他們終歸無能為力。
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社會）力量本身並無法決定社會的形態。我在最新的一本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意大利和希臘，以及德國和英國都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富裕民主國家，但希臘和意大利的腐敗和侍從主義(clientelism)現象遠比德國和英國嚴重。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在於某些特定的偶發歷史事件中不同領袖做出的不同決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意大利歷史的關鍵節點上，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恰恰處於領導地位，我認為這是某種重大的悲劇，因為我們可以想見，假使那時是一個更有遠見也更為廉潔的領導人執掌政權，意大利原本將得以徹底轉變——而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曹起曈: 所以你也認為歷史上的意外和偶發事件也是重要因素……
福山: 對的，完全正確。
曹起曈: 不過《歷史的終結》對民主普世性的整體基調還是高度樂觀的。你明確反對了當時存在的悲觀見解，但的確提到了兩種擔憂——左派認為，由於巨大的貧富差距，民主無法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承認，而右派則基於人們有意追求優勢地位的前提，擔心平等承認會弱化社會的激勵機制。你當時說，來自右派的挑戰比來自左派的挑戰更為嚴肅。但從這25年的發展上看，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的社會不平等程度顯著增長。所以左派的挑戰如今似乎比過去緊要了許多？
福山: 我尚不清楚不平等的問題普遍上將如何解決。當然，人們渴望民主的原因之一在於，如果存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尤其如果這種貧富差距是由於菁英階層為一己之利操縱政治體制所導致的，那可以想見，絕大多數人不會希望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會以行使投票權的方式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和體制頑疾惡化。而這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情形，當時的羅斯福新政和許多福利項目都旨在使得收入趨於平等，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此之後，美國就沒有再實行過類似的項目，箇中原因相當複雜，但我並不覺得這個過程已經完結了。並且我認為，長期而言，民主制的確具有自我糾正的機制，這使得我們可以修正存在的問題，只不過有時候自我糾正的過程緩慢而耗時。
曹起曈: 在同一篇跋文中，你提到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這在當時對於你來說可謂是非常新穎的論點，因為在《歷史的終結》的第二章中，你明確列舉了強大國家的諸多弊端，將其總結為「強國的弱點」。但隨後你反思了之前的想法，用一本書（《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的篇幅探討了國家構建的問題。你為什麼對衡量國家能力的標準產生了興趣呢？
福山: 我認為這其實是源於我對發展中國家所做的所有研究，因為我發現放眼全球，非洲、中東，以及其它地區的國家為何會愈發貧窮，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的負面效應，它比政治發展中其它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響都更嚴重。而寫作《歷史的終結》之時，我尚未仔細考慮過這一問題。我是說，在我看來，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當做理所當然之事——嗯，對啊，反正國家能力就擺在那裡，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捫心自問，如何發展國家能力。
所以如你所知，伊拉克和阿富汗面臨著國家崩潰的問題，我們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新的國家，而這不是一個我們習慣於處理的問題，因為之前我們似乎總是想當然地以為，國家自然而然就是存在的。
曹起曈: 既然你提到了伊拉克問題，你對伊拉克戰爭的個人態度在這些年裡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那場戰爭有沒有影響到你對國家構建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
福山: 嗯，有段時間我不禁開始懷疑，如果我們在2003年之前就入侵了伊拉克，如今的結果將會怎樣。但總之我覺得伊戰的情形對我的觀點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我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重大的錯誤，它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構建的過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具備有助於在這些地區構建強大國家的手段。
另外，理解我所說的「強大國家」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一點十分重要。我依然認為，「強國的弱點」是《歷史的終結》第二章恰當的標題，因為當你考慮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時，它的強大在於它具有很強的壓迫性，這樣的國家有許多警察，有強大的軍隊來鎮壓異議者，如此種種。但與此同時，俄羅斯卻無法提供優質的醫療保障，俄羅斯人的壽命預期一直在下降。國家也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或公共服務，其司法體系也是高度腐敗，缺乏公正良好的法律。總而言之，它儘管在壓迫能力方面很強大，但就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而言，卻非常羸弱。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看似強大，實則有着很多很大程度的弱點的國家，前蘇聯亦是如此。
曹起曈：我注意到你在最近的两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明显增加了叙述中国的篇幅。这让我想起你曾在斯坦福领导过的治理计划(The Governance Project)，旨在对比中美社会治理模式的共同点和差异，以更好地认识和衡量治理这一概念。你是如何萌生出对中美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的？
福山：历史上看，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真正发端于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时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对不带有个人色彩的官员选拔制度（注：汉代的察举制）和官僚规则。但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重要而有待考证的问题，诚然，中国古代的传统与当今的治理体制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我认为从实证角度看，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知之甚少。比如说，许多人主张中国（比西方国家）更奉行贤能执政的原则，但我们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这一点，因为我们并没有可靠的实证标准来衡量中国官僚系统何种程度上是基于贤能和实力选拔人才的，也不知道个人关系或者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又在其中起了几分作用，后者有时可能比前者对于官员的提拔更为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找出某种方法来试图了解这个体制。
此外，中国幅员辽阔，我觉得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政府、不同部门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这些差异究竟不同在何处。我的意思是，比方说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基层政府的腐败非常普遍，相比之下，高层的情况要好很多。但我并不认为目前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想法。
曹起曈：就为什么一个社会发展出了如今所具有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你也提出了不少有趣的结论。特别就中国而言，你提到法治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因为历史上中国从未产生（比国家力量）更主要的宗教力量。但你也同时提到政治制度会逐步演化。那为什么你还关心这些历史传统呢？
福山：我觉得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度、欧洲和中东都曾具有基于宗教制度的独立司法分支。就欧洲而言，这种（独立的宗教）制度逐步世俗化，成为了国家的一部分，但却不是行政分支的一部分。所以拥有独立的法官和司法系统等法律制度具有很深的历史传统。我认为这份历史传统对于欧洲法治至关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只有这一种发展方式。比方说，法治对于商业也很重要。如果缺乏财产权、仲裁机制、对合同的强制执行以及争议解决措施，就无法创建一个现代经济体，所以就为什么中国需要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法治这一问题而言，有诸多实用的原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创建新的法律制度，以允许中国公司同国际公司接触交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中国的商法体系也日趋完善。
但在我看来，法律的真正缺乏并不在这一层面，而在党的层面，似乎更高当局并不认为自己必须受到相同法律的约束——他们觉得这些法律是有用的，但自己并不一定要为其制约，他们如果想改变法律以利一己之需，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
依我之见，这一点在涉及权力继承和任期限制方面的规则上将至关重要。我认为在各威权政体中，中国领导层最为卓越的一点在于存在任期上的限制。中国已经经历了3次每任10年的领导层交替，同时设有大致上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如此种种。大多数独裁政权都没有这些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卡扎菲支撑了42年，假使他统治10年之后就卸任离职，情况将比现在好很多。所以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问题在于，任期限制并非内嵌于宪制的规定，而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一种默契，因而最终可能无法予以坚持。（注：根据现行中国宪法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作为中国的虚位元首，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2届；根据宪法第9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同样任期5年，但没有连任限制。此外，中共党章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皆没有作出连任限制）。
曹起曈：你在书中提到，邓小平及其领导层决定引入更多基于规则的程序以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层面上很理性的决定……
福山：不仅是经济层面上，我认为这个决定事关领导层的生死存亡。“文化大革命”对中共精英而言极为可怖——他们是“文革”的第一批受害者。所以我认为仅仅出于自我利益，他们也会意识到决策过程需要引入更多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在很多国家的起源皆出于此，因为统治者最初总是试图尽可能逃避法律的限制，但在某个时刻，他们发现，如果所有人都遵守规则，而非陷入武断的权力斗争，大家都可以更加安全。
曹起曈：所以你觉得如今中国领导层有同样的利益基础来推动法治吗？
福山：嗯，他们是否决心促进法治，我认为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就长期而言，他们应当促进法治的发展，但他们同时也渴望权力，所以这一直都会是一场挣扎。
曹起曈：你在书中说“更大程度地坚持中国自身的宪法是一条通向未来改革的明显路径”，那你如何评估中国基于自身的宪制体系引入法治的可能性？
福山：在党本身接受宪法和宪制规则的制约之前，中国不会拥有真正的宪制体系。不过我觉得这恰恰是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我能看见规则和法律的增长，但法律需要直达政治体制的最高层，哪怕是最有权力的人也要受其制约。而这个过程是可以想像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就见证了这样的过程，当时诸如德国的威权政体也具有一定的规则，而随着这些规则的扩展，人们逐渐持续要求（政府依照规则行事）。
曹起曈：你在这两本论政治秩序的书中提到，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一项主要原因在于其官僚体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autonomy)。那你如何看待官僚自主性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其它新兴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
福山：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自主性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以是一件坏事，这取决于官僚如何运用自己的自主性。邓小平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将中国挪向市场体制。这项举措他可以迅速地推行，比民主国家的领袖迅速得多，因为民主领袖首先必须胜选，取得授权，处理各类法律问题，应对利益群体，诸如此类。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中国当时没有这些限制，才使得整个国家迅速完成了市场化转变。
（中国的官僚体制）也涉及许多不同层级的自主性，有制定最终政策的自主性，也有执行政策的自主性，就后者而言，我觉得中国做得很不错。各个市、县及下级行政区划之间就创新这样的议题展开竞争。基层某种程度上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此外，更高层级也具有重新制定政策的自主性。当前中国政府试图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类目标，我认为威权政府可以比民主政府更迅捷地实现。
但这里存在一个所谓的“坏皇帝”问题。只要是“好皇帝”当政，这种自主性就非常有效，但自从不再有“好皇帝”的那一瞬起，自主性就立刻转变成为一种切实的不利条件。
曹起曈：既然你提到了“坏皇帝”的问题，你同时也承认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制在相反的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制度可以限制不好的领导人，但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在受到同样制约的情况下，对促进国家的进步却常常无能为力。所以有些人会问，既然如此，中国与其引入民主制，为何不直接着重打造一个更好地贤能统治体系，增强人士组织能力，改善官员提拔系统？
福山：嗯，这是一个所有按层级划分的政府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最高层。组织部有权提拔它所认为的优秀领导人，但我们又怎么保证它会这么做呢？换言之，谁来监督组织部呢？
所以这就是传统中国政府的问题，这一体制涉及皇帝和官僚机构。官僚理应执行皇帝的命令，但当官僚机构逐渐具有高度自主性后，皇帝就无法控制官僚了。
曹起曈：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皇帝“委托”官僚代理执行自身制定的命令，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倾向并不总是一致的……
福山：是的，所以皇帝开始依靠宫内宦官来监督官僚机构，但他也无法完全相信宦官，所以设立了内正司（注：明代纠察宦官的机构）。高层为了制约下属的权力，不停地堆砌这些监管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运作究竟如何，皇帝却不得而知，于是就产生了信息流通上的问题。我认为如今中国也承受着许多类似的问题——你有政府，之后有党来监督政府，然后有党的（纪检监察）部门来监督党。这样一来，谁来监管（纪检监察）部门呢？
曹起曈：所以习近平一直强调“党要管党”的重要性。你认为长期来看，这一措施会有效吗？
福山：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似乎取决于最高领导层的情况。我认为其中的一项问题在于，很难永远维系这样一种制度。这是中国政府的经典问题——一代人遇到好皇帝，下一代人遇到坏皇帝。
但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和世界。在传统的中国，80%到90%的人口是农民，以农业为生。整个国家不存在中产阶级，与世界的其它地区也没有太多联系。所以人民可以长期接受那样的政府形式，而实际上这样的治理方式也催生了饥荒、农民起义和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我认为如今（想让中国人继续接受这种治理方式）相比过去会艰难得多。在我看来，中国人如今不会心甘情愿接受一个非常坏的“皇帝”再统治比方说25年，而将其归咎于自己运气太差。
曹起曈：说到政治衰败的可能性，你提到美国已演变成一个否决式统治政体(vetocracy)。中国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人们通常没有否决行政决定的权利。既然你提到所有政体都可能遭受政治衰败，你认为中国政治衰败的可能性会是怎样的？
福山：我觉得（中美两国）政治衰败的源头可能会存在些许不同。我是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有太多的否决，而在于否决的数量不够。中国的体制需要更多分权和制衡，而美国需要更少的分权和制衡。
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太多的纠葛——国有企业、政府部门，许多非常适应当前体制的强大社会行动者。他们会经常对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等进步造成阻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政治衰败的一个潜在来源。
曹起曈：你在书中介绍了“家族制复辟”这一概念作为政治衰败的一种主要形式。有论者表示，如果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两党参选人分别来自布什和克林顿家族，或者说如果中国将由更多所谓的“太子党”或红二代统治，你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可被同样归类为家族制的复辟吗？
福山：呃，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是家族制复辟最重要的形式。政治家的子女或家人竞选公职，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想反，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得以支配国家，利用政府实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这才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曹起曈：所以你是否觉得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庞大的政府部门将成为家族制复辟意义上的新兴社会行动者？他们是否可能损害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福山：我们只能静观后效了。目前尚不明确党是否有能力对此加以控制。中国有很多可能阻碍改革进程的力量来源。精英得以逐步扩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政治问题。要想限制这种势头，唯有依靠深思熟虑的措施。
曹起曈：最后，我们上次的采访中，你提到说你并不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现在你更清楚了吗？
福山：啊，我还在考虑。目前我没有任何宏大的写作计划。
曹起曈：那你是否觉得你将来的考虑会基于世界今后的发展呢？
福山：我还不知道。有些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可能跟现在报纸头条上的消息没有什么联系。
曹起曈：所以，又是更集中于理论方面？
福山：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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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huangtw1980 wrote:
印度民主，但落后，...(恕删)
非常难得在台湾论坛能遇上能坚持独立思考的台湾人了，大多数网络上的台湾人似乎陷入民主万能的狂热当中，也可以称之为皈依者狂热，急于抹去过去文化印记。恰恰由于不是那么根红苗正，而是半路出家，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对新身份的忠诚，而通过伤害旧身份来显示已经和其脱离关系正是一种常用激进的策略：比如为了树立自身台湾人的认同而刻意称呼大陆为支那，去大陆称之为出国，去大陆旅游称之为体验异国风情……
大陆的民主观其实是左派叙事，是从阶级斗争角度论述的：也就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对劳工民主必然就意味着对资本家专政，即人民要民主的话就必然要把资本家排除在民主之外，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也非常好理解，资本家有钱有时间，如果放任资本，给资本家绝对的自由的话，资本家必然会控制媒体，金援候选人，进而幕后操纵选举，这样的话上台的只会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劳工权益必然受损！小蒋时代也就是党国时代，资本和资本家是受管制的，这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设想的节制资本，资本家并不能参与政治或者操纵媒体而只能在专制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为台湾产业发展和升级做贡献，这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政治保障。台湾民主化后，资本家打碎了党国枷锁而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操纵媒体，影响乃至操纵选举，使得资本家可以引进廉价外劳，压榨本土劳工，官商勾结炒房，炒股，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现在本土资本热衷赚热钱而不愿意踏踏实实做实业和产业升级的根源。热钱快钱赚多了会上瘾的，而这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常态，只能靠专制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整，而台湾的自由民主可以确保这样的专制大政府是不可能再存在了！
此外大陆人普遍不关注自由民主是因为大陆人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灌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自由的前提是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就是空中楼阁，所以大陆人专注于赚钱追求财务自由;政治民主的前提是经济平等，我是劳工，你也是劳工，我们经济上是平等的就可以一起玩民主。而如果我是劳工，你是老板，我们经济上不平等就不可能一起玩民主，就像氪金游戏的普通玩家和人民币玩家一样是不可能玩到一起去的。其实看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就很清楚了：英国的上院也叫贵族院，下院也叫平民院，平时也是各玩各的，而不会是贵族去下院玩或者平民去上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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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huangtw1980 wrote:
林媽利的研究報告問題很大，而且前後矛盾。...(恕刪)
現代所謂的漢族
根本就沒有100%純血統了
中國幾千年歷史
都是靠文化融合組成這麼大的國家的
就算是春秋戰國時期
長江以南的民族也不是漢族
中華民族是一種文化統稱
而不是血源
同一個祖先更談不上
就算是炎黃兩字
也是兩個古代氏族組成的
中國現今某一個少數民族,就是炎帝的後代
也就是說
在遠古沒文字的時代
兩個種族是經過征伐的過程才融合
有一部分人不願意,才另找棲息地
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裡面
這種現象很常見
同是炎黃子孫
基本上就是一句洗你腦的政治宣言
你還真相信啊
可見你被洗的有多嚴重
中國很多歷史書當中
要靠自身的判斷能力去研讀史書
這才叫讀書
像你這種書上寫甚麼就信甚麼
這叫愚民
是被洗腦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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