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低薪現象的原點

薪資是勞動價值的一部份，而勞動價值是談判出來的，有些人技能滿點、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強大，這些人有單槍匹馬跟老闆談的籌碼。


出類拔萃的超級菁英是極少數，一般水平的大眾，是由勞工組織與老闆集體談判來的，一家公司員工該有的基本權益、基本待遇也是工會向公司談出來的白紙黑字協議，而國籍法律中的基本薪資，所保障的是無法進行集體談判的勞工。


整理一下，用一般人也看得懂的說法，正常的國家，薪資長這樣：

LV0：黑工
LV1：國籍法令基本薪資
LV2：區域工會協議薪資
LV3：公司工會協議薪資
LV4：我能力超強老闆我跟你談

再加上薪資以外的勞動價值，待遇會長這樣：

LV0：黑工
LV1：國籍法令基本薪資+社會保險
LV2：區域工會協議薪資+社會保險
LV3：公司工會協議薪資+社會保險+勞動環境+員工福利
LV4：我能力超強老闆我跟你談

而公司要吸引『人才』，最少要再加上工作挑戰性與發展前途兩項元素。


LV3以下非個人困境，只能用政治力處理，工會的作用不只是和資方談判，也有管理勞方的責任，作用包括保人、溝通平台、集體發聲、約束勞工...至於如何把資方逼上談判桌呢？綜觀世界各國的勞資關係發展史來說，除了勞資爭議之外，比較和平的就是霸佔廠房、罷工，罷工還不予理會，最後就是製造動亂跟死亡衝突...。


總而言之，權益是爭取來的，工會藉由群眾運動讓社會付出代價、成本以換得關注與談判機會，就是要造成其他人困擾才會有療效的，舉世皆然。


工會在台灣生存不易源自於法律不完善，而勞工法律的不完善源自於公民意識與勞工意識的缺乏，這可以追溯到台灣很要不得的文化：被虐是合理的，深植到教育與文化層面完全救不了，不管是教育子女還是教育晚輩都灌輸強調逆來順受的『台灣牛精神』，最慘的是一堆人認同，在失去平衡的社會價值觀，既然有勞工願意接受芭樂待遇，再往下砍又無所謂，那就多砍一點的惡性循環，台灣的薪資普遍長這樣：


LV0：黑工
LV1：法定基本薪資
LV2：老闆說了算(吃苦當吃補，菜逼八你慢慢熬，你不幹後面一堆人排隊)
LV3：老闆說了算(吃苦當吃補，菜逼八你慢慢熬，你不幹後面一堆人排隊)
LV4：熬出頭了我能力超強，老闆我跟你談

加上其他要素，待遇長這樣：

LV0：黑工
LV1：法定基本薪資+社會保險
LV2：老闆說了算(吃苦當吃補，菜逼八你慢慢熬，你不幹後面一堆人排隊)
LV3：老闆說了算(吃苦當吃補，菜逼八你慢慢熬，你不幹後面一堆人排隊)
LV4：熬出頭了我能力超強，老闆我跟你談


缺乏平衡機制導致熬出頭前的勞動價值，有極高的不確定性，甚至有把社會保險跟薪資待遇福利混在一起談的，於是多的是把台灣企業當新手村在逛的勞工，在事業上人往高處爬，也『只能選擇』往高處爬...。


所以，在台灣工作的台灣勞工幾乎是不被保障的，大概接近100年前直到1935華格納法案出爐前的美國，畢竟，跟白紙黑字寫清楚說明白加上法律效力比起來，靠老闆良心是無法讓人放心的，影響規模也小，雖然台灣不至於到【悲慘世界】的程度，但台灣普遍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環境會讓人哭笑不得。


人往高處爬，但在攀爬的過程中在環境隨著時間轉化...


撇除掉為了家人忍氣吞聲的，有一群受薪階級台灣特有種，再惡劣的工作環境與生存條件都認命，再怎麼凌虐都不吭聲，並且以工時長為驕傲，以吃足苦頭為榜樣，以送急診室為榮，以職災為勳章，而且還會強力自發性的為公司著想，不問老闆給多少待遇，只問幫老闆經手多少錢的案子，這類人往往否定改善環境，前人與自身受過的苦難，倘若後進沒有遭受同等級的痛苦，內心難以獲得平衡，導致在脫離被剝削者的職位後就成了剝削者，而良心不安這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已經是信仰，此等充滿奴性的勞工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重症患者雖然不是與生俱來，但完全是國家發展與勞資平衡中，扯後腿的麻煩，而且數量龐大無法估計。


跟信仰講道理通常講不通，特別是一群狂信徒，他們教導後生晚輩溫良恭儉讓、做個好奴隸與奴隸頭的智障價值觀，跟民主國家的經營基礎完全南轅北轍！最後在(資本家、媒體、政府)社會+家庭+學校多重夾擊下，熬出頭之後腦袋沒壞掉但沒社會影響力的菁英通常難走只為走難，接著就是數十年來台灣『人才』持續流失，既然老人家整天要發表『年輕人不吃苦，只想坐辦公桌』只想壓制狀況，不想好好談，那也別想解決問題...。


台灣牛精神？一群神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