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觀景窗裡的真相
2003年的3月31日，美國《洛杉磯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張極具震撼力的照片，一名英國士兵荷槍實彈，槍口指向伊拉克的平民。此張照片一出，馬上引起軒然大波，聲討美、英兩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聲音不絕於耳，攝影師幾乎篤定要角逐當年的普利茲新聞獎。然而就在幾天之後，《洛杉磯時報》在其網站上刊登了一份聲明啟事，向社會公開道歉，並宣佈開除拍攝該張照片的資深攝影師—Brian Walski，理由是：他製作假照片。
從表面上看來，Brian Walski是因為違反了新聞倫理的真實報導原則，而被去職，然而，事實真相卻是如此嗎？從Brian Walski被揭穿是偽造的頭版照片來看，其最主要的證據是在於其圖片的左下角，即英軍士兵腿部的前後，有重復的影像的出現：士兵小腿肚子後邊蹲著的男子的後背及其後邊的另一男子的頭同樣出現在士兵小腿前邊，而Brian Walski事後的聲明書也承認，他是因為要讓構圖更完美，而將所拍攝的二張數位照片合成一張照片，製造出英國士兵提槍指向伊拉克平民的假象。但不可思議的事，以一個得過多次普利茲大獎，擁有眾多優秀編輯人才的堂堂大報，居然在事前沒有能力發現這一個明顯的破綻嗎？還是這是其主事者默示授權，目的要造成大眾的混淆，而宣揚其政治立場？事實上，以《洛杉磯時報》在美國的極端左傾，與狂熱鮮明的反戰的立場，亦不難理解此一偽造照片出現可能性。
事實上，Brian Walski並不是第一個偽造照片的新聞記者，在1997年11月17日，36名瑞士人在埃及盧克索慘遭殺害的事件中，瑞士《一瞥報》和瑞士、德國電視臺在發表時用電腦修改美聯社記者的一張水洗後的盧克索廟前的臺階照片，將照片上的浮水印變成了一條又寬又長的鮮紅血印，使人心靈震顫。而一項權威民意調查顯示，有近2500萬美國人表示不相信阿波羅行動是真實的。登月照片被提出了許多質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登月照片的真實性。這些案例其實都透露著一個訊息，那就是：『照片真的能反映真實嗎？抑或它只是攝影者對事件的主觀詮釋，以及其政治立場的表達？』
儘管，在傳統的觀念裡，一直是認為，攝影，特別是新聞攝影，它的目的是在反應真實，報導社會現象，然而實際的結果卻並非如此。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攝影記者為了追求完美衝突的畫面，而選擇其取鏡角度，甚至要求當事人擺照，故作姿態的表演，以求得完美的新聞效果，這一切都是違背『真實』原則的。而即便就算攝影者放棄了以上的技巧，質樸地記錄了現場的真實情況，其所記錄下來的影像，是否可稱為『反應真實』，亦不無存疑。因為那不過是整個事件時間的片斷（不管時間上或空間上）罷了，怎麼能說是真確地紀錄了整事件的全部，而反映了真實呢？最多也只能說，是攝影記者對一個新聞事件的諸多面向中，擷取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而作為他（攝影記者或報導者）對於此一事件的『詮釋』觀點罷了。
而如果我們從結構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更可以清楚解析此一『詮釋』現象的問題。在傳統語言學說中，有所謂『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關係，前者指得是是語意單位，後者則是意符所再現的觀念。譬如說一個簡單的例子，『獅子』這個詞，就是一種『意符』，它所指向的就是『一種大型的貓科動物』這個概念。在古典語意邏輯學的觀點下，其認為『意符』與『意指』之間的的關係是絕對的，亙久不變的，所以語言的表達是精確的而沒有誤差的。但是這一個觀點，隨著「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發展，已慢慢的被否定，而認為『意符』與『意指』之間的關係不再是絕對的，而與交談者本身的文化背景有關，而作者與讀者的溝動不再是必然的，必須是透過『合意』的『約定關係』，才能達成對於『語言使用』的『共識』，而達成『溝通』的可能性。達成對於『語言使用』的『共識』，而達成『溝通』的可能性。
而在圖像語言中，亦有類似的關係，巴特將他稱之為第二套表述系統，這個系統不再沿用「意符」「意旨」「符號」關係。而採用「 形式」與「概念」來與第一系統的「意符」「意旨」相對應。那麼「形式」與「概念」合成的整體，羅蘭‧巴特命名為「意指作用」 (signification)，表現出來的，就是「神話」 (Myth)。為了解釋這個概念，巴特在書中舉了「巴黎遊行」（Paris Match）這張攝影作品為例，這張照片記錄了「一名黑人士兵向法國國旗致敬」這樣一個曾經存在的「事實」，而在巴特的眼裡看來，它卻強烈地暗示了一種文化的、意識型態上的「蘊義」，在宣揚法國殖民主義，稱頌被殖民的人民對其政府的愛戴，願意為其效忠作戰的一種「愛國主義」的概念。
而這個例子中，我們也看出在巴特的第二套言述系統中，其「指涉作用」並不來自於「意符」與「意旨」間微弱的「聯繫關係」，而是來自於「符號」(黑人=>被殖民者)與「符號」(國旗=>國家)間的強烈地「相互指涉」的「形式」(黑人向國旗致敬)所產生的一種虛構的幻象「概念」(被殖民者效忠國家)。藉由照片本身存在的真實性來誘惑著讀者相信此一虛構的「概念」的存在。
而既然「神話」具有這麼強烈的「指涉效果」，因此它常被大眾傳播媒體用來作為宣傳之用。以以下的二張圖片為例，圖一是1976年所拍攝的倫敦Notting Hill嘉年華會，圖二是『觀察者報』剪裁後刊出的圖片。在圖一中，警察並沒有攻擊性(僅管他們手裡拿著警棍)，其中一個用手護著牠的臉，有兩個背對著那群青年， 有一個已經被擊倒並且掉了頭盔。那群年經黑人的解釋義則依據兩個迷思：一個關於黑人，另一個關於充滿叛逆性的青年。所以，這場衝突來自種族問題，也來自代溝：來自法律、 秩序、 社會。在這個層次上， 這照片裏的衝突變成了這個美國這個大社會裏的內部緊張與摩擦的轉喻。
圖一
圖二
《觀察者報》 引用並修剪了這張照片。他們改變了照片的形狀，使它變長而窄，當我們看照片的時候，視線要從左移到右。這更強化了衝突的隱含義： 讀者視線的移動成為雙方對峙的肖像性重現。而唯一的樹被裁掉了。高架道路下力的場景則仍保留，圍觀的黑人群眾也仍保留。照片上以粗黑體加進了四個字，正好把對立的雙方分割開來。字的本身，以及字體與位置突顯了衝突的隱含義。
而這種強烈的「指涉效果」，套句羅蘭‧巴特的說法，就是「神話言談的素材（語言本身、照片、圖畫、海報、儀式、物體等等），無論剛開始差異多大，只要它們一受制於神話，就被簡化為一種純粹的意指功能」（頁174）。但我們常惑於「形式」，接受了虛構的幻相（「概念」）為真，使得「神話」的設計者得遂其功。
有了以上的概念，我們再回頭來看Brian Walski的造假照片，便不難理解Brian Walski或洛杉磯時報的行為，其實就是要在塑造一種『侵略者』的假象，來說服讀者支持其反戰的論點，並進而達到宣傳的目的，所以其報導事件的真實存在與否，並不是重點，其希望訴求的目的能否達成，才是其關鍵。所以，當我們下一次再看到一張聳動的『新聞照片』時，請不用再去質疑他的『真實性』，而不妨去思考他的『神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