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四的起源，說給台灣人聽

Erichuangtw1980

945分

461樓

Erichuangtw1980

個人積分：945分

文章編號：68916776

杰夫jeff wrote:
任新华社首席记者和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曾著文披露中共在六四事件中，伪造“暴徒”攻击“解放军”、火烧装甲车的罪行。

他在文章《死心篇》中写道，6 月4日，他冒着危险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沿途观看了一两个小时。一路只见弹痕和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大约有十几辆装甲车被烧毁。士兵们在道上清洗血迹。...(恕刪)

這類的報導都來自特定媒體，真實性如何？

另外，由美國人製作的天安門紀錄片，對六四也有不同看法，

當軍隊朝天安門前進時，在各路口遇到石塊和汽油彈攻擊，軍隊也有有射擊民眾。

jdme

96分

462樓

jdme

個人積分：96分

文章編號：68916945

杰夫jeff wrote:
被烧毁的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朝东，类似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
而他在军事采访中曾见过不少战场惨状。凡战地上被击打、烧毁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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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毁的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
--------------
這樣排列至少要4輛以上装甲车，否則就應該直說有幾輛。

如果是老共故意製造現場，請問老共有公布這樣的照片拿來宣傳嗎?
他不是記者嗎?他有照下來嗎?
如果有
請拿出照片來

一個已過逝邊緣化的記者，一段不能證實沒有證據的敘述，
比對這麼多在現場的人留下的訪問影片，
你相信哪個?

Erichuangtw1980

945分

463樓

Erichuangtw1980

個人積分：945分

文章編號：68917182

根據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是和平退場，

edenchan29

128分

464樓

edenchan29

個人積分：128分

文章編號：68917722

沉默的企鹅 wrote:
鏈接我也給了，多少...(恕刪)

想帶風向沒那麼容易，太多人看過事發第一現場的影像，不是你隨便牽涉就能掩蓋的，你這些內容去你的國家騙騙是沒問題的，出了中國還想騙連港澳都騙不了了，還想來騙台灣人，別忘了台灣是沒有資訊管制的，六四發生什麼事大家清清楚楚，如果你的黨沒有開槍手無寸鐵的人民會動手反抗，驅離的手段太多了用實彈打自己的人民還敢嘴，有沒有點羞恥心。

Erichuangtw1980

945分

465樓

Erichuangtw1980

個人積分：945分

文章編號：68917897

edenchan29 wrote:
想帶風向沒那麼容易，太多人看過事發第一現場的影像，不是你隨便牽涉就能掩蓋的，你這些內容去你的國家騙騙是沒問題的，出了中國還想騙連港澳都騙不了了，還想來騙台灣人，別忘了台灣是沒有資訊管制的，六四發生什麼事大家清清楚楚，如果你的黨沒有開槍手無寸鐵的人民會動手反抗，驅離的手段太多了用實彈打自己的人民還敢嘴，有沒有點羞恥心。...(恕刪)

上一樓有美國人拍的視頻，你看看吧，

基本樓主說的是事實，

我找到另一篇討論六四的社會背景，參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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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工人的角色被忽視了，

香港另一篇文章和樓主的觀察很近，

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5/06/02/workersin8964/

作者：石七刀 • 2015年06月02日 • 分類：中國革命, 大陸問題, 轉載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中大學生報》2012年《八九民運特刊》，經作者授權轉載。與香港主流論述（不論建制還是泛民）不同，這篇文章並不簡單的將八九運動評價為「民主運動」，而是通過分析當年運動的政治經濟社會起源，以及參與的主要社會力量和他們的不同訴求，勾勒出運動的內在矛盾和超越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潛力。在二十多年後，「蘇東波」嚴重損害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意識的效應已經表露無遺、世界資本主義再度陷入深重危機的今天，我們在思考大陸問題的時候，應該跳出「私有化＋普選＝民主」的陷阱，探求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路向。我們認為這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線索。為展現當年的工人參與，我們為這篇文章配上了一些圖片。

六四鎮壓之後，有不少人將此事件定性為「學運」。其他諸如「八九民運」的說法，重點都側重於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在此，我當然認為學生和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其實工人在運動中的角色，鮮有被提及。在這裡我會嘗試重塑工人在民運中的角色、反思工人與學運領袖與知識份子的矛盾，以及他們應該發揮的政治主體性。

五月上、中旬運動的疲弱

5月4日，學生領袖周勇軍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佈結束了從4月20日「新華門事件」開始的罷課。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以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當時湧現不同的學生組織，運動的領導權成為了問題。這時學運份子大概分為三個群體，第一是與政府的對話團，第二是高自聯的成員，例如王超華、周勇軍等，第三就是王丹、吾爾開希等自成一角，具有政治魅力的群體[1]。面對毫不妥協的政府及對學運熱情漸退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等於是嘗試組織絕食行動。雖然，當時北京高自聯反對絕食，但由於高自聯對運動的控制能力漸弱，未能阻止絕食行動。於是，絕食行動便於5月13日開始。

最初，絕食者人數只有300人，包括支持者也只有3000人。自復課始，運動的發展依舊疲弱。然而，在兩天之內，絕食人數便迅速增加至3000人，支持者有數百萬。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來到天安門，他們又是些什麼人？最明顯的當然就是5月16日至5月26日，從外地來的172000位外地學生。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厭倦，這些外地學生便成為運動主力。除此之外，擔當著推進運動的重要角色的，還有工人。

運動的推進和壯大：工人的角色

5月17日《光明日報》一則新聞是這樣寫的：「與（5月）16日相比，遊行的隊伍中工人和中學生明顯增多。北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幟……」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正式成立，其廣播站立於廣場西邊。他們在5月19日，發表了〈首都工人宣言〉，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接受學生的兩項要求：一，肯定這場運動是愛國運動；二，與學生公開對話，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否則會進行廿四小時的總罷工。雖然在此以前工人已經有參與運動當中，但確立工自聯的成立仍是在五月中旬。自此工人的勢力從之前的零散，慢慢聚集起來。5月20日北京當局發出戒嚴令後，工人組織了「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敢死隊」，保護學生安全，以及組織抵擋軍隊進入。工自聯更在戒嚴令宣佈的第二天早晨，在首都鋼鐵公司等地，派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五月期間，數百個工廠的代表，數以萬計的工人在北京的大街上遊行，全國各地也有類似的行動上演[2]。

運動能夠從5月上旬開始的衰弱，去到絕食後期再次壯大，除了北京學生以外，工人和全國各地的學生和市民的支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雖然，工人開始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層，卻未能在運動之中成為獨立和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雖然到了絕食期間，運動的領導權並不明確，學運領袖也並不能完全控制廣場的絕食者，至於與北京當局的對話、宣佈停止絕食等工作，依然是由學生控制。那麼，究竟為什麼工人未能在運動中取得領導權？

最直接的原因，是學生排拒工人參與。工人在廣場西邊建立的廣播站，雖然與學生的指揮部距離很近，但是，學生是拒絕工人接近指揮部的。從戒嚴開始，學生把工人限制於廣場的西邊，工人想接近指揮部，都會被學生糾察隊拒絕。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學生想把運動規範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3]。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報》關於17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報導，特別提及工人隊伍，左下方配有首鋼工人遊行隊伍的照片。

知識份子的西方思潮

學生排拒工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立場並不一致。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單是在1988年，物價就上升了18.5%。有見及此，中共在1988年打算「闖價格關」，但最後因為消息洩漏，全國銀行擠兌和商品被搶購，最終這價格改革並沒有實施，還令物價進一步騰飛。1989年第一季度更高達28%。中共實行的價格雙軌制，即將商品價格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國家計劃指標，價格較便宜；一部份則釋出市場，按供求自然調節價格。如此一來，國有企業可以以很低的補貼價取得年度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很多有權分配原材料或者發放許可證的政府機構，都紛紛開設公司牟取暴利。例如國務院，在短時間內開設700多家公司。這樣的大規模官員腐敗，令到中國集團的消費迅速增長，國家不得不印發更多鈔票。加印鈔票，又是高通脹的其中一個根源。除此，收入差距擴大、工人的「鐵飯碗」不保等現象，充斥整個社會。於是，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都紛紛走上街頭。

面對市場化改革陷入危機，知識分子的普遍主張，是更徹底地推行改革，即所謂「改革出現的問題，只能夠通過深化改革而得到解決」[4]的觀點。他們認為，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的原因，在於「政治改革滯後」，即中共官僚政權及其公有制基礎的根基還沒有被動搖。這是當時十分普遍的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從體制內外說起。

在體制內，例如趙紫陽旗下的官方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所長陳一諮，批判中共缺乏整體規劃的經濟改革思路，和激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正就是全面的市場經濟。在他的《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中，提出了「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針。體改所編著的《中國改革：挑戰與選擇》，更歪曲基層民眾的意願。這本書的研究指，民眾高度支持市場化改革，即使通貨膨脹、失業、破產也在所不辭。但事實是，在1988年，民眾對物價飆升、官僚腐敗等問題的強烈不滿，正正就是1989年學運演變成近乎全民運動的基本原因。在八九民運期間，許多工人也高舉毛澤東的畫像，表達他們對毛時代穩定生活的懷念[5]。這樣的歪曲，就是他們嘗試假裝自己支持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觀點，得到基層民眾支持。

在體制外，被認為是「中國民運先驅」的方勵之，在他那些深受青年學生歡迎的演講中，多次將美國宣揚成機會無限的自由社會；在經濟上，則去歷史地將中國同美國和日本相比，把前者說成是絕對貧窮的國家，並讚賞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另一例子就是，金觀濤在當時北大的一次講座上說：「20世紀的遺產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和失敗」[6]

這種立場是很多知識份子的共同理念。這個結論的證明，可見於在1988年，知識份子就中國會否因為經濟、政治落後，而失去地球成員的資格，進行了「球籍」問題的大討論，當中，方勵之、金觀濤等著名異議知識份子亦有參與討論。在同年8月知識精英在北京召開的「球籍」討論會後，以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而聞名全國的《世界經濟導報》，將他們的結論整合如下：取消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全面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健全法制等等，他們認為，「沒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上的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緊密相關」[7]、「沒有民主，經濟就無從發展」。這裡說的全方位改革，就是《世界經濟導報》所說的內容。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關於18日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導，提及北京吉普三千工人、北京化工二廠16輛卡車參加遊行，全國總工會捐款十萬元，環衛工人清掃廣場等等。

當時支持運動的香港《文匯報》在1989年5月20日的報導：部分學生團體舉行新聞發佈會，呼籲工人不要罷工。

學生對知識份子的支持

在體制內外都有很多知識份子支持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不少對現實不滿的學生都認同知識份子們的主張。從他們在80年代對方勵之、金觀濤知識份子的演講的反應中，能看到部份學生的立場。例如，一名曾經參與知識份子演講會的學生，對《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作者趙鼎新這樣說：「如果誰想在（舉行講座時的）北京大學完成一次演講，他就必須攻擊共產主義。否則，學生就會把演講者『噓』下台。」[8]須知道，當時的講座是極受歡迎的。例如1986年劉賓雁在同濟大學的演講，吸引該校與外校的大學生參加，人數至少有五千人[9]。與一般工人和市民一樣，當時大學生面對的問題，是中共市場化政策帶來的後果。而知識份子對此的主張，卻是只有更徹底資本主義化。在這個脈絡下，「攻擊共產主義」，即在政治上批判官僚獨裁之外，也在經濟上批判公有制。而推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還有的是，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提及學運領袖並沒有拿物價問題攻擊政府，指出他們是支持市場化改革的[10]。趙紫陽自己，就是推行全面市場化的旗手。在通貨膨脹即將全面惡化一年前的1987年，趙紫陽強調：「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讓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抱怨削弱我們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深化改革。」[11]

一些與知識份子有緊密關係的學運領袖的觀點，同知識份子基本上是一致的。王丹是流亡海外後，繼續從政的八九民運領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在經濟上，他支持土地私有化[12]。在政治上，他推崇歐美民主。在流亡海外後，他要求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人權外交」，支持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13]，還認爲不應該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這一種以美國政體和政策為民主典範，以私有市場經濟為尊的觀點，實際上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失落之始：運動參與者的立場割裂

然而，工人因為收入差距擴大、貪污、鐵飯碗不保、物價飛漲而出現的生活問題，卻正正來源於市場經濟的改革。工人在1989年5月21日及5月28日提出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建綱領〉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提出，工人組織要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等訴求。在〈工人宣言〉中，工自聯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工人階級領導」[14]。明顯地，工自聯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工人應該監督中共政權，保衛公有、集體財產的要求，與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要求徹底推行市場化改革，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的路線，是有矛盾的。

雖然，工自聯在〈綱領〉和〈章程〉中發表了同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不同的立場，但他們內部存在路線分歧。例如，在收集工自聯參與者訪談錄和相關文獻的《工人起來了》一書中，工自聯的「後勤部長」就這樣說：「我當時的想法是，再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行不通的。如果想把國家治理好，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就得走資本主義的路。」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就同上述工自聯使工人保衛公有和集體企業的立場不同。但是，「後勤部長」亦同意在工自聯主張工人監督共產黨政權的要求[15]。

工人同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出發點和立場，都是有矛盾的：工人想通過監督政府、監督國有和集體企業，去制止腐敗和物價飆升，但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則主張社會產權基礎和政治體制向資本主義的徹底改變。然則，這種矛盾在未曾充分發展和擴大之前，運動已經被中共的暴力鎮壓所腰斬，萌芽的工人組織沒有從學運中獨立出來，建立明確並一致的立場，且取得整場運動領導權。儘管如此，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主張，與一般勞苦大眾的利益是對立的。一般民眾出於對絕食學生的同情，以及對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的不滿，使運動發展成全民運動的規模。但主導運動的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政經路線，卻同勞動群眾面對的困境，即市場化使他們的物質利益受損，有根本的疏離甚至對立。如此一來，運動的前景便十分黯淡。加上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之間，以及工人內部的立場分歧，工人沒辦法在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龐大影響下，以明確的立場去取得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階級的政治主體性

為什麼工人階級，應該以自己的名義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工人階級通過勞動，生產提供社會需要的勞動和產品，創造了一切社會財富，也為開創和發展當時處於中國經濟核心的公有和集體企業，立下了豐厚的功績。真正的民主，不是隔幾年投一次票的選舉遊戲，而應該體現於支撐社會經濟結構的勞動者，去決定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權利。但現實是，中國工人被號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共官僚政權剝奪了政治權利，而親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私有化、市場化、就業彈性化、物價自由浮動、乃至教育、醫療、住屋的市場化，更使工人的物質利益嚴重受損。

既然如此，在八九民運當中，工人應該取得運動的領導權，不應支持剝削他們的市場化政策，而是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反對取消公有制、全面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應該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工自聯在〈綱領〉中提及的監督是一個好的嘗試，但進一步而言，必須取代中共官僚，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提出的全面私有化立場，是與工人的利益有根本矛盾的。故此，工人才應該在如上所述的明確立場底下，取得運動的領導權。

最後，我認為，我們當然需要明確反對中共鎮壓。但與此同時，對於是否全盤同意運動參與者所提出的訴求和立場，是必須反思的。這樣的反思，在今天世界資本主義再一次陷入衰退，中共內外各種勢力又將就核心國企的私有化進行角力的情勢下，對思考勞苦大眾的出路何在，是完全必要的。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條新聞：6月2日，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與17個全國產業工會的主席舉行座談，強調工會必須維護大局，點名攻擊運動期間湧現的「自治工會」。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的北京市總工會要求取締工自聯的聲明。

註釋
[1] 趙鼎新著，《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30-13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2] 同註一，頁243
[3]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一九八九》，頁14，香港：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
[4] 同註一，頁34
[5] 同註一，頁34-36
[6] 同註一，頁30-32, 45
[7] 同註一，頁27, 43
[8] 同註一，頁45
[9] 同註一，頁44
[10] 趙紫陽著，《改革歷程》，頁53-54，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11] 同註一，頁99
[12] 「我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讓市場機制取代鄉鎮官僚決定土地的合理轉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官員對權力的濫用。同時，實現土地私有化，農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貸款，這樣就有足夠的資金提高勞動力，農村經濟發展才能有長遠的保障。」王丹著，〈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是土地私有化〉
[13] 王丹著，〈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人權外交」是否有必要〉
[14] 同註三，頁212, 213, 215
[15] 同註三，頁25

杰夫jeff

187分

466樓

杰夫jeff

個人積分：187分

文章編號：68918840

Erichuangtw1980 wrote:
這類的報導都來自特...(恕刪)

完整文章在這裡
http://www.wolfax.com/a-278959-1.html
《死心篇》
作者：謝文清

谢文清简历

谢文清1922年出生于河南焦作武陟县一比较富裕的农家（因家中劳动力多，没雇长工，又因其二堂兄抽鸦片，致使家产败落，因而共产党掌权后谢家未被定为地主富农，而被定为贫农）
1937年5月，谢文清在武陟县第四完小上学时，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教师任熙圣的影响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历为初中一年级
1938年初由任熙圣老师带领，参加太行南区抗日游击队。为抗日话剧团宣传员。
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15师。
1941年5月奉命调延安军事学校学习，因苏德战争爆发，原定学习摩托机械化部队未能组建，改为进俄文学校学习俄文。
1945年10月开赴东北，参加國共战争3年。
1949年-1953年任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
1953年-1958年任新华社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
1958年-1962年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1962年-1967年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
文革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1979年3月-1983年5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3年5月至1987年，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5、6、7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5月22日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反對首都实施戒严而遭整肅。
2001年11月10日去世

死心篇

谢文清

1987年8月“下岗”，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可以‘解甲归田’了，我已65岁，是年逾花甲的老汉了。但我身子骨硬朗，没什么衰老之感。中央电视台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且隔壁就是图书报刊资料室。按照我数十年国际新闻的专业，我本想作一个“自由撰稿人”，为各报撰写一些国际短评、杂文之类的文章，自以为还有这么一点用处。就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对言论控制得空前严密时，我还用笔名“辛平”发表过十多篇国际短评和小品文，而且有两篇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3年，驻香港期间，也曾发表过二、三十篇国际杂文，泰国的华语报纸如《新中原报》经常转载。如今，从领导岗位和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正好可以集中力量撰写此类文章了。但是，此路不通。因为中国大陆对国际评论审查甚严，绝不许可任何不同意见。各家报刊也不会刊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只好作罢。说解甲归田吧，我又没有一畦田地。于是就只好呆在家中读点中、外古典文学作品，再学点英文，搞点翻译，虚度光阴而已。有机会借“开会”之名偶尔也参加“会议”，到名胜古迹地区游览观光。但这种花公款、吃公款的行为实在使我内疚不已，所以游玩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谢绝了此类“蛀虫”行为。比如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等。我都谢绝了主办方的盛情邀请。1989年4月～6月是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第二次大转折。

这一次大转折从思想上来说，是早在两年多之前胡耀邦被罢官时就开始酝酿了，而爆发出来却是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时。

前文已经提到，我的心——对共产党领袖的信仰早已在“文革”期间由1937年～1967年的热心变成了疑心和寒心了。我那时就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边上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甜言蜜语起了疑心，也对其借刀杀人（借四人帮、红卫兵之手）杀害大批干部如刘少奇、陶铸、贺龙、林彪……的阴谋感到寒心了。“文革”十年教育了我——深刻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家，而是借托“革命”之词和革命之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大独裁者和权欲难填的大阴谋家。他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过的一切教训别人的话，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实行过。比如有名的“五不怕”、“人有嘴巴，应该让人说话”、“真理愈辩愈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他是要“引蛇出洞”斩而杀之。1957年他“引蛇出洞”，骗杀了数十万“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引出”一个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引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每次都是“引出”就斩！可以说，经过“文革”我这个1937年就跟共产党的15岁的农家孩子，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品质，我对他的“革命”言辞起了疑心，对他的阴险毒辣生了寒心！

可是，从1978年起，我的心又逐渐变得温暖了起来，我觉得共产党毕竟还是个革命政党，毕竟还是为了救中国而奋斗的值得依赖和信仰的好党。我这颗心的温度是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即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逐渐升起来的。1987年8月，我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89年2月毕业。其时胡耀邦正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我听了胡耀邦的几次报告，也同他交谈过两次。有一次他来我们支部参加学习讨论会时，问到过新华社的“文革”情况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我向他做过扼要介绍。他还问到新华社吴冷西、朱穆之等老领导人恢复职务的情况。早在1978年5月我就对胡耀邦十分敬佩和感服了，我觉得我和他真有点“臭味相投”了。写到这里，我又追溯起一件往事来：

1978年4月中，新华社在香山招待所召开驻外记者会议，讨论“文革”结束后的国际新闻报道和驻外分社建设。我当时身为国际部主任，也就分担了此次会议一份领导工作——负责每天编发会议《简报》。大约是第8期《简报》的第一条新闻，就综合了记者们在小组讨论中对当时鼓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说的话都要照办，凡是毛泽东做过的决定都不许变动）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发言，不过，均未点明发言者的姓名。不料这一起《简报》却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事。国内部一位领导人也列席此次会议（是李普-记录者注）而且十分认真细致。此人一看到本期《简报》，就立刻用红铅笔划上一个大“X”，并批示：“两个凡是”恐不宜批评（大意）并立即送给正在香山的曾涛社长。曾涛一看，立即问我“是否已经发出去？”我回答“刚刚发送出去。”他命令“立即全数收回！”并批评我不该把批评“两个凡是”的发言编入《简报》。弄得我灰溜溜的，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并握有大权的汪东兴和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是“两个凡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批评“两个凡是”岂不是“虎口拔牙”！

可是，事后大约一个来月，胡耀邦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论文中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上发表了。过了两天，《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了。此文如春雷一般，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并很快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国大辩论。不到半年功夫，“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被駁得“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感到庆幸的是，我4月中旬至新华社香山会议上编发的第8期《简报》上也曾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在8月进入中央党校，生平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自然就感到格外亲切和敬佩。回想到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时的无私无畏精神，就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了。胡耀邦在组织部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有人问他“毛主席钦定的冤案是否也应该平反”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管是哪个定的，只要查明是冤案，就必须平反！”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却是共产党在“文革”大衰败后中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请看：在思想理论方面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检验真理”的大辩论是中共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指南针。从此之后，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是党内思想的大解放，为改革、开放拓开了思想和理论的道路。胡耀邦领导的全国平反冤案工作，使许多受到政治和肉体迫害因而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和感情的人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心。由此可见，胡耀邦对“无私、无畏”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就是这个在我心中最为敬佩的中共领袖人物之一（其他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也都是我最敬服的中共领袖）的胡耀邦，突然在1986年初被一帮党棍们罢黜，这帮党棍中有些人就是胡耀邦在平反冤案时拯救出狱的！胡耀邦从此忧愤成疾，只过了两年多，就在1989年4月15日告别人世了。

胡耀邦之死同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一样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和不平。胡耀邦为许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但他又成了一个大冤案的受害者！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愤怒与不平。北京市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1989年4月16日整队去长安街上游行示威为胡耀邦鸣不平。星火燎原，不几天功夫，北京市居然有成千上万人响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满街人群，要求为胡耀邦平反。4月底，我在大连时，就看到大街小巷的游行队伍。我敢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全民大游行。从4月15日到6月4日被弹压为止，全国有上亿人上街游行。游行者的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贪”、“反官倒”！我也被人民群众的正义之情触动了。唐人韩愈有句名言：“不平则鸣”。鲁迅也说，一切蒙冤受屈者也都要发出呼喊。胡耀邦却正是在刚刚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之后又蒙冤屈，激愤而亡，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加之当时的“官倒”腐败之风已经腐遍全国，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所以这次大游行就由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鸣不平进而发展到反腐败、反“官倒”。我这时内心也激荡着一股愤慨之潜流要想表达出来。于是机遇一到，我就像1976年1月及清明节去天安门献花悼念周恩来一样，又一次上街鸣不平。不过这一次是悼念胡耀邦！但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有些人对这个遍及全国的民众大游行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幕后煽动和组织全民大暴乱。他们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这个全国亿万人悼念胡耀邦、反腐败、反“官倒”的纯粹自发的民主运动诬陷成“动乱”。这篇社论发表后的次日，北京市的游行大潮又高了一浪，长安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挤满了抗议《人民日报》的人群。由青年和学生发起的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和平游行。大示威的群众游行到了5月初，又吸收了许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共产党的决策者这时不是到群众中去引导、劝说，化解，而是继续与群众对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务院总理李鹏竟然在5月20日签署了一项“国务院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因而在5月21日北京市又掀起了一场游行大潮，抗议李鹏的戒严令。我本人也是被李鹏这个戒严令所“鼓动”而参加了广播影视部干部的游行大队的。

1989年5月22日我参加了群众游行。

这天下午，我去中央电视台收发室取报纸信件。走到中央电视台东大门，看到约有七八十个青年、中年人在门口聚集，每人都推着一辆自行车，手中持有三角形小红旗。小红旗上写着“悼念胡耀邦”和“反对官倒”的口号。这些干部全都认识我，一见我走近大门，就有两三个人走近我，拉着我的胳膊说：“谢部长，参加游行吧！你不是曾为胡耀邦鸣不平吗？那就和我们去游行吧！”我本想以“年迈”为借口推辞了事，但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搀着你好不好？”我又说：“你们都骑车，我没有自行车可怎么去？我的腿还有毛病。”我跟他们“客气”着。这时一个年轻人拍拍他的自行车的行李架说：“先坐这儿，我拉您去复兴门部门口，与部机关、国际台、中央台（广播电台）的队伍聚集，然后大家整队向天安门前进！”人们期待地看着我。（注：可不是诿过于他们）

参加不参加游行？我还真是经过一番思忖的。如果参加游行，我明知道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我在共产党内50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十来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幸免于难”，如今已经解甲归田了，还逞什么英雄呢？拉倒吧，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吧！

但我实在气不过，不甘心！胡耀邦怎么就敢冒风险给别人平反冤案，而且领导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士为知己者死”，我敬佩胡耀邦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应该为他鸣不平！再说，群众游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还有个要求就是反腐败。而反腐败又是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应该借群众之力肃清贪污腐败现象。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决定参加群众游行。就坐在一个年轻人（我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的自行车行李架上，随着百十来人的队伍由中央电视台向复兴门外广播大楼前进了。到了广播大楼，部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等上千人的大队就会合在一起向天安门进发了。我的左右有两个青年播音员杜宪、张宏民搀扶着，缓缓前进（我当时正因骨质增生闹腿疼）。

我参加游行有个条件：只能喊“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而不能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李鹏的口号。我认为那是“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表现，我们不能采用。

我的条件立即就为广播电视部门参加游行的群众所接受，我方才走进了游行行列。果然，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从复兴门出发到西单，都无人喊打倒李鹏的口号，只喊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到了西单，由于长距离走路，我腿疼难忍，就退出游行队伍，电视台的年轻人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西回家了。下车时，出租车司机坚决拒收车费，我揪住他，往他口袋里塞十元钱，但他仍然拒收，并且说：“您老爷子腿疼还游行反官倒，我怎好意思收您车钱？”

我参加游行也是冒着挨打受伤的危险的。因为，早在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后勤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各部门司局长都参加了。会上由李鹏宣布要当机立断调解放军进城，“采取断然措施”，对付游行和在天门静坐请愿的学生。这是清清楚楚告诉大家：要动武了！但我当时认为，所谓“断然措施”，也就如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民兵拿棍棒吧群众驱散出天安门广场罢了。我绝对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会向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平民百姓开枪！共产党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最人道的革命政党，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人民公仆，怎么会用枪炮射杀无辜群众？因此我认为，参加游行很可能挨打，受伤，绝不至于送命。

其实，１９８９年５月底游行的人已经很少，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也没有之前多了。

可是我错了！我对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李鹏等人的残酷冷血估计得太低了！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晚，我和几位老友孙振、宫策等在家玩麻将牌。大约八九点钟，隐隐听到远处（我们住宅楼被京西宾馆挡着）有数声枪响，我们大家仍未警觉。以为是解放军对空射击吓唬人回家了事。可是紧接着就是机关枪、冲锋枪连续快放和扫射，战车轰隆而过，空中直升飞机往返呼啸……等等强烈声音，于是大家收拾起麻将牌到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大门口张望，听一些从马路上跑回来的人诉说：千万别出去，真枪真弹！已经有被打死的人！坦克上街啦！当兵的见人就打……

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泪眼相顾: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吗？连国民党也还没有如此屠杀平民呀！我们不是在做噩梦吧？！天昏日暗，风悲月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惨案竟然由共产党人制造出来了！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感到羞愧万分，泣下无语！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

回到家中，很想写几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和万分悲愤。

但不会写诗，也不懂平仄，不敢献丑。可是，不写几句又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献丑就献丑吧，顾不得那许多了。

一九四九鲜花献，一九八九鲜血溅。

岂信燕京四十载，能育刁民八百万！

昔闻纳粹审纵火，今见中共诛“暴乱”。

天若有情天亦睹，人间亘古制奇冤。

註：一九八九.六.四，捶胸顿足，悲痛之余，信笔而挥，不懂平仄，只算悲歌一曲。

第二天清晨，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内，就听说新华社干部张惠贤同志的儿子、我们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文部主任张汝宁中弹惨死了，他是六月四日凌晨下班时，在木樨地被“人民解放军”的冲锋枪击毙的，其母张惠贤原是我的部下。我们宿舍大院斜对面有色冶金设计院是夜也抬回尸体，都是“解放军”把他们枪杀而彻底“解放”的。三天之后，我和老伴去木樨地的复兴医院看了一下。这个医院的自行车棚成了停尸场，因为尸体太多，没地方放。自行车棚和另一间屋内摆放了几十具尸体。有的竟是老人和孩子。记得其中一位清瘦，白色短发的老太太，听说是木樨地２２号楼谁家的保姆。（我们想看看张汝宁这孩子，可惜没看到，后来听说，这孩子在医院伤口化脓，发高烧，挺了好几天受够了罪才死。）他们都是木樨地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沿途被冲锋枪扫射丧命的。尸体都用防腐剂处理了过，都已缩小，腐臭刺鼻，惨不忍睹。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共产党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李鹏等下令调动了３０多万“解放军”用机枪、冲锋枪、坦克、装甲车……在北京城屠杀了一千多名大学生和路过、围观的平民。这些人都是赤手空拳的的无辜百姓。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

共产党的喉舌们——北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6.4日整版篇幅宣传：“北京6月4日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像1949年那样开进北京城又一次“解放”了北京！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北京市真的发生了暴乱吗？李鹏签署的“国务院令”有法律效力吗？

“解放军”枪弹下丧命的人真是暴徒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真相吧！

第一，什么叫“暴乱”？打、砸、抢、烧、杀、强奸等才是暴乱。1989年5月和6月4日前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此类恶性刑事犯罪事件。据5月26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一齐发表的北京市公安局公报说，1989年5月25日前与往年相比北京市刑事犯罪案件显著减少，火灾也未增加，交通事故也减少了。在学生4月15日开始游行直至6月4日，并未有一家商店或银行被抢，并未有一个机关被冲、被闯，也并未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打死，更无一个女人因此被强奸。请问屠夫们：何暴之有？据《人民日报》5月25日报道：北京市民和学生十分注意维持社会稳定，遵守社会秩序。平时挤汽车踩人脚时，往往立即争吵起来，可此时，说一声“对不起”表示歉意，就平息了。连小偷都“罢偷”了。新华社5月23日报道“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一位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完全能维持好首都秩序”。一位售货员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商品流通顺畅，也没有什么人抢购”。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当然阻碍市内交通，但学生们帮助民警疏通车辆，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生活的运行。连李鹏自己5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也对学生们说：“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你们是动乱！”可见，当权者所说的“暴乱”纯属诬陷，是莫须有的罪名！连共产党的官方文件从1990年起也不敢再使用“暴乱”和“动乱”等词语，改为“政治风波”了。直到今天，在全国的教育课本中也还是把1989年4～6月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作“那场政治风波”。可是当时，当局却是作为“反革命暴乱”用坦克、冲锋枪镇压的呀！北京市人民血洒古都、血流紫禁城的天安门呀！

第二，李鹏总理5月20日签发的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是否有法律效力？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疑问。

1.这项“国务院命令”没有编号（见198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复印件）。以往，李鹏签署的所有“国务院命令”都有编号，可唯独5月20日这个极为重要的、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宣布在首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却没有编号。这是什么缘故？请看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的三项“北京市政府命令”吧，白底黑字在大标题下边写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而堂堂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戒严令却连个号码都没有，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2.在李鹏总理以往签署的“国务院命令”标题下边都有一行说明：“此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可1989年5月20日的“国务院命令”上却没有这一行说明。按国务院的议事规则，“国务院命令”是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才能发布执行的，否则就是“假传圣旨”，是非法的！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有权在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但却没说“国务院总理有权宣布戒严”。而李鹏在未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情况下，私自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签发戒严令，乃是违宪行为。假如这项戒严令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那却为何既没有编号，也没有“经常务会议通过”的说明？

4.也许有人会狡辩说：“因当时情况紧急，也可能是一时疏忽忘记编号了。”胡说八道！1989年5月20日既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北京城也无枪声，中南海更是升平和煦，干嘛那么紧张，连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公报都不交国务院办公厅登记，总理就签署并向新闻界公布？国务院还有没有个规章制度？

5．5月下旬，北京市政府曾在北京市郊区如顺义等县组织一些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学生和市民的游行和静坐示威。这真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请问：国务院总理李鹏先生，为何怂恿北京郊区群众游行而弹压市区人民游行？

上述历历在目的事实说明，李鹏1989年5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戒严令”是违反宪法的，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就是李鹏死后，也将会缺席审判他！

第三，开枪弹压的命令究竟是何人签署的？

10年过去了，可谁也不公开承担这个责任。如上所述，戒严是总理李鹏签署，但这不等于开火令。当然，戒严就是使用武力，但也可能只限于驱赶和冲散群众而不包括开火。这“开火令”是另有人签署的，否则军队是不会开火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就抗命，拒绝开火。在5月19日总后勤部礼堂的高级干部大会上（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锡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血口喷人，污蔑北京学生运动是一帮反动暴徒，总理李鹏也杀气腾腾地在会上宣布要坚决镇压暴乱。但国家主席杨尚昆却在大会散会前特地即席发言，他向大会解释说：“解放军进城的目的是保护电台、银行、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大家不要以为解放军是对付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的（大意，据我的笔记本所记）。”可见，他作为国家主席是不同意开枪弹压的。至于李鹏，他最多只能扮演这次大屠杀的帮凶或同谋犯。因为他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更没有职权，他调不动一兵一卒。因此，开火令肯定不是他下达的，即使他下达此令，军方也不会执行的。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他带头反对戒严和调动军队，当然更不会去下令开火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

写到这里，我的“怀疑圈”就缩小到最低限度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已经向一千多人的高干大会宣布军队进城不会去“对付”学生，政府总理李鹏虽然杀气腾腾。调门最高，但他无权调动和指挥军队。剩下唯一的“嫌疑犯”

就是邓小平一人了。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只有他一个人有权调动军队和下开火令。因此，可以断定：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大屠杀的元凶祸首就是邓小平。而在“平暴”之后接见戒严、平暴部队军以上干部勉励杀人有功的人也是邓小平。这就更加证明下达开火令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邓小平！

但是，在邓小平1997年2月病死后，共产党中央的悼词中对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作用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帮助”党和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此种“修辞”伎俩与其说是意在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功勋”，不如说是企图减少邓小平的罪责。为了这个问题，请看：

第四，按照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划分，军权是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掌握的，什么“总司令”、“国防部长”等都是军委主席的助手。而“军委主席”自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就由党章规定“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可见，“军委主席”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华国锋就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此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直到1979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才有了改变，即党主席改总书记制，而且总书记不再兼任军委主席，分散权力以免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再生，再惹祸端。1987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当选总书记后，也不再兼任军委主席，而由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死抓住军权不妨，握有至高无上的军权。可见，“六·四”大屠杀正是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命令开枪的。

第五，如果上述分析和推断没有谬误，那么，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件事、这种行为，就严重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议事规则。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手中有了“枪杆子”之后，在党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就有一条十分严格的规定：只能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毛泽东就经常强调这一条，这就是说，军队指挥员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挥。而1989年的党中央常委中并无邓小平的名字，他只是中央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他必须服从政治局常委的命令。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半数人（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是不同意强杀无辜平民、学生的。其余的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同意镇压，但居于少数地位。按照党章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政治局常委是不会通过邓小平和李鹏的弹压方案的。但邓小平却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军委主席）和李鹏掌握的政权（国务院总理）绕过政治局常委，一个绕过国务院常委宣布戒严，一个下令开枪弹压。就这样子1989年6月4日凌晨，夜深天黑，暗室亏心，挥起屠刀，酿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血案。上千北京的的学生和市民应声倒地，血洒“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城。邓小平、李鹏是这场大屠杀最大的两名刽子手！

李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滥用职权签署戒严令！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的同意将滥用职权调动30万大军包围北京并下达开枪屠城的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先生当年痛斥北洋军阀枪杀北京大学生的罪行时写下这句话正好是对1989年6月4日北京暗室亏心者的最有力的鞭笞。

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当局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制造假象。但这些笨伯们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6月4日，我冒着可能被枪击的危险走出京西羊坊店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沿途观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见大街两旁墙上弹痕累累，马路上血迹斑斑。“解放军”士兵在清洗马路上的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大约有十几辆装甲车被烧毁。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它企图告诉目击者：你们看，暴徒们多么可恶，居然烧毁了十数辆装甲车、坦克车！并且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外地乃至全世界“证明”，北京有暴乱！可见“解放军”开枪有理！但是这些阴谋家却是“细中有粗”，不用细看，只需扫看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绽。那些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朝东，这简直就是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哪里有丝毫战地情形？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从来不曾看到排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战地上被击打、烧毁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的，因为都是经过猛烈搏击、厮杀、拼斗……才会毁坏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化装成便衣入城的“解放军”战士自行烧毁却栽赃陷害说是“暴徒”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

我想提请本文读者注意：1989年6月4日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赵紫阳的）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感到“暴乱”这个帽子很难扣到北京学生、工人（当时首钢等厂大批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北京各报均有报道）和市民头上。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暴”和“乱”的事实。从1989年4月15日学生开始游行悼念胡耀邦，到6月4日“解放军”开枪扫射市民之前，北京市没有打死一个人，没有烧毁一座房，没有一家银行或商店被抢，也没有冲击过一个机关。6月4日前北京市民生活平静，工厂照样开工。学生照样上学，商场照样营业，机关照样办公。只是因街上游行队伍太多，市交通受到一些阻滞。但基本畅通，学生们帮助交警维护交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城整齐有序，一切如常。甚至公安局都承认四、五月份刑事犯罪案件有明显下降。因此，“暴乱”和“动乱”的罪名明摆着是诬陷。事后不久，大约在1990年中，中央最高层就偷偷改口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凡是谈及“六·四”惨案时都改为“政治风波”了。

尾声

坦率地说，我的心从1987年胡耀邦同志被整下台到含冤逝世以及1989年6月4日之后就已经濒于死亡了。特别是当贪污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贪官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贪官的级别步步高，贪官的赃款也“与日俱增”，而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社会道德水平也日趋低落。我心里十分苦恼，盼望着党的政治改革有成效，经济发展有起色，各方面的情况好转。我也冷静地思考：出路在哪里？纵观全国形势，得出结论：政治改革！否则死路一条！

杰夫jeff

187分

467樓

杰夫jeff

個人積分：187分

文章編號：68919109

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日记在港台出版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3634
作者：赵紫阳杜导正

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日记在港台出版，披露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表示，中共 “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这是最危险的”；“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日记还提及，赵紫阳旧部田纪云曾向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不少意见，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人看望并赠送许多礼物。赵紫阳的思考对中共的政治改革，尤其中国的经济崛起，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现实，以历史充实；历史，靠现实生辉。跨进新年二零一零年，历史终于又揭到沉重而艰难的一页：一月十七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五周年。此际，一部“谨以此书祭赵紫阳同志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经近十年保密封存，终于公开在港台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在杜导正的这些日记里，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实施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都有详尽表述。赵紫阳的思考对中国当下经济和政治发展，对中国经济崛起后的“中国模式”的争论，不无启示作用。

赵紫阳究竟还说过什么？在杜导正的这部日记里，或片言只语，或侃侃而谈，却时时让人眼前一亮：

——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引自九三年九月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他（赵紫阳）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引自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杜导正日记）

——说到腐败，他（赵紫阳）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引自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杜导正日记）

——他（赵紫阳）还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乔（石）就不一定听江的。（引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中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引自二零零零年八月六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么做，不会产生今日这么多下岗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杜导正日记）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引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是小平提的，好！只有他能说，别人说，那问题大了。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接受了，他活动余地很小了。我与耀邦说过，我想，一、台湾不能独立，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二、通过和平谈判，慢慢解决；三、国际上，台湾不能参加联合国，但其它国际活动，如经济、文化等等可同意他有一席之地。他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很多，给他一个席位好，不然，你一国两制，他不同意，你又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拖，那他怎么办？你不给他国际活动空间，他便要独立，闹独立！（引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杜导正日记）

——昨晚田纪云约我（杜导正）谈话，我与明儿赴约。田说了许多，要点：一、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上提不少意见。看来，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办公厅副主任张，带许多礼物送田。田说，“八一”后想与胡面谈一下，张答应，不成问题。看来“八一”后田能与胡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一次。二、田提的意见，一个是坚定地沿改革开放路线走，绝不动摇；二是党中央要让人们说话，敢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具体硬措施，不能这么抽象，如乡镇直选，越南选中央主席都差额了；再一个是农民承包的土地权再延长。三、新闻媒体管理工作意见，田那条尖锐意见，老伴给田扣下了，未送上去，说要田附扎实材料上去！四、赵紫阳“大院回忆”一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国内外震动大。但当局抓不住任何一点点毛病，“ＸＸＸ想下手，没下成，因为没理由。我田纪云，他不敢下手。你杜导正，也像外报说的，没有理由，也下不了手 ”。（引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杜导正日记）

刚过去的零九年，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由赵紫阳秘密录音而成书的中英文版《改革历程》（又名《国家的囚徒》）出版。在赵紫阳迹近被「软禁」的十多年中，杜导正、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四位赵的老部下经常去探访赵，说服并帮助赵紫阳最终以录音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这份真实的记录——《改革历程》。

赵紫阳录音的幕后四位推手中，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是最主要的谋划者和操作者。赵紫阳当年任总书记时，杜导正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说：“幸有今日中国大陆当局对媒体、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较以前的宽容，我的这些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才可能面世。”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和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所记录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即上世纪八九年“六四事件”及其前后；所记录的又是同一个人物，即赵紫阳。《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的编者、《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徐庆全认为，这两部书，前者为赵紫阳向历史所作的正式交代，可看作是“政治读本”；后者是杜导正的私人记录，可看作是“民间读本”。

徐庆全说，杜导正与赵紫阳的谈话，大多紧紧围绕对时局和中国政治走向高度关注的主题。《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记录了赵紫阳作为大政治家的对历史与现实走向的见解，譬如，早在九三年六月二日，鉴于“今日中国是与权力、特权结合一体”的现实，赵紫阳断言：“今日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大量转入私人手中的长过程”，腐败不可遏止。十七八年过去了，越演越烈的腐败之风以及执政党的手足无措，已经印证了赵当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

徐庆全说，再譬如，赵认为，邓小平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并由此延续了后任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专制的执政思路。赵认为，这样的思路，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越大，政治上的专制就会越强。

不幸的是，徐庆全说，历史的确是这样走到今天的。经济上的成就，使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而国内政治上的专制，使“舆论一律”在高压下成为态势，甚至“以言治罪”也不再羞羞答答。书中所记录的赵像这样的“不幸而言中”的观点还有很多。

徐庆全说，这不是什么“不幸而言中”的问题，而是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大家对历史与现实走向的清醒把握。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全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上篇是杜导正九二年十月至九九年十二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酝酿过程??赵紫阳谈话”；中篇是杜导正二零零零年一月至零九年三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操作过程??赵紫阳谈话”；下篇是杜导正八九年八月至九二年十月的日记，内容为“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上、中篇所记叙的劝说和协助赵紫阳录音的过程，对《改革历程》的成书有独家揭密的“旧闻”，而作者杜导正在操作录音过程中的日记，对被软禁中的赵紫阳的处境、神态以及生活状况的生动、细腻的描述，也同样具有独家揭密的效果。

杜导正的日记，披露了赵紫阳在《改革历程》的“正式交代”之外的三十多次谈话。这些谈话是面对面与赵紫阳毫无拘束地谈话，而正是这样的谈话和交锋，激发了赵紫阳对正式录音内容的思考，与赵紫阳的“正式交代”有联系，有交叉，又有“正式交代”之外的思考。

如果说《改革历程》的录音是“正本”，则《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的谈话是“副本”。“正本”和“副本”联在一起读，“历史文本”价值会更加显现。有人说，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若称为赵紫阳的《改革历程》的姐妹篇也不为过。

杜导正的这些日记，详尽记录了他每次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从这些没有雕饰的文字中，可看到一个下了台的中共总书记在幽居中放言高论。他忧心国事，对“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局与当政者的褒贬点评。

书中记录了赵紫阳十多年来的省思彻悟之论，包括他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飞跃，从中可一窥其晚年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一部披露赵紫阳被软禁后生活状况的书。

书中有关赵紫阳的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细节，纪事平实无华，原汁原味，却颇具冲击力。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能冲破“严密监控”问世，几位老人就像地下工作者一般冒着风险一波三折，杜导正日记对赵紫阳口述录音过程有全景式的记录，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赵紫阳﹑杜导正﹑萧洪达等是为历史负责任的可敬老人，子孙后代会铭记他们的高风亮节。

赵紫阳的谈话（记录稿）

【六四问题】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 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 , 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 又怨不到老天爷, 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

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 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 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 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

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

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 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关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杔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

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反右。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

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 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 失业的威胁。

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桿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关于信仰和理想】

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

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

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

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

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 甚至孙子都沾光。

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 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儿，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

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 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

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留在党内】

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

【怎样看邓小平】

邓是革命家 , 改革派 , 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

文革中邓被打倒，对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

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他这位老爷子的。

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

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 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

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淒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

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都不满人民军队居然能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里很明白。

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

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

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党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隔代接班人”。其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当然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按着邓的标准，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他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不糊涂。

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

【关于经济前景】

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

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

【中国的政治改革】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 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

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 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完）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1989年5月19日临晨5时】

yurue

498分

468樓

yurue

個人積分：498分

文章編號：68919340

有常識的人都該知道，抗議民眾是不可能讓戰車起火燃燒的。因為沒有反坦武器，是不可能讓戰車燒起來的。請問，抗議民眾會帶反坦武器上街頭嗎？

Erichuangtw1980 wrote:
這類的報導都來自特定...(恕刪)

Erichuangtw1980

945分

469樓

Erichuangtw1980

個人積分：945分

文章編號：68920034

杰夫jeff wrote:
完整文章在這裡http...(恕刪)

你所引述的杜文清、杜導正，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的視野，侷限於過去的經驗，

他們的看法，包括「政治」、「治理模式」，也都限於失敗的共產主義和在當時相對比較成功的「西方資本主義」，

他們也沒想到，後來中國的發展，會超越之前的共產和西方資本主義。

Erichuangtw1980

945分

470樓

Erichuangtw1980

個人積分：945分

文章編號：68921721

yurue wrote:
有常識的人都該知道，抗議民眾是不可能讓戰車起火燃燒的。因為沒有反坦武器，是不可能讓戰車燒起來的。請問，抗議民眾會帶反坦武器上街頭嗎？...(恕刪)

如上幾樓的po文，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有描述民眾為阻止軍隊往天安門廣場，有投擲石塊和汽油彈，

徐宗懋的現場回憶報導，也是看到六四當場有被破壞的軍車，

至於當時的坦克，能不能經得起汽油彈的攻擊，有這方面專業的網友可以分享一下看法。

關於六四的起源，說給台灣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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